导读:本文包含了抗战时期文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抗战时期,文学,文艺家,解放区,左翼,民族形式,乡土文学。
抗战时期文学论文文献综述
张谦芬[1]（2019）在《空间理论视域下抗战时期文学空间的重新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持续十四年,战事时间长、罹难地区广,不同区域的文学面貌存在极大的差异。从一定的视角来看,由于不同区域的主导政治力量不同,其文学面貌迥然不同是理所当然的,现行中国现代文学史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通行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孤岛)文学的分区便是基于此。但这样简单地划分往往不能够细致地贴近历史的现场。抗战时期局势不断变动,其间人员往来、信息互通、文艺交流或明或暗地长期存在着,同一民族文学在战争区隔之外又有着极为突出的异域同声、殊途同归现象。因此,在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抗战时期文学的区隔与呼应、流徙与融汇还需在空间理论的视域下重新考察。(本文来源于《贵州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09期）
李晓娟[2]（2019）在《欧美浪漫主义思潮对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在西方批评界,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影响深远的思潮概念,但中国学界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一般多局限于现象性静态的研究。在以往的译介中多将浪漫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局限于20世纪二、叁十年代的"社团"中,而对于我们抗战时期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因素,更是少有论述。本文试从欧美文学与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中寻找契合点,分析浪漫主义思潮在"抗战时期"的不同阶段的表现,探寻浪漫主义思潮在接受过程中的碰撞与变异。(本文来源于《长江丛刊》期刊2019年25期）
王学振[3]（2019）在《抗战时期的空军文学》一文中研究指出空军文学是抗战文学的一种重要题材类型,在全面抗战时期兴起并兴盛,空军将士、眷属以及包括作家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参与创作,大量表现与空军有关社会生活的作品涌现,一时蔚为大观。空军文学经历了内容从单纯到丰富、形式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过程,产生了一大批质量比较高的作品,具有不容否定的文学史地位。(本文来源于《励耘学刊》期刊2019年01期）
杨永明[4]（2019）在《抗战时期解放区文学公共领域的存在模式》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战文艺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同时,解放区文艺活动的出现,也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它所体现出来的一系列空间形式和运行机制,不仅反映了战时文学生存发展的时代特点,也奠定了战后和全国解放后的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范式。(本文来源于《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贾涛博[5]（2019）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讨论与解放区文学的建构》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战时期发生于文艺界的“民族形式”讨论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的历史,相关讨论成果早已内化为文艺创作者的写作思维,并付诸文学作品之中。当今天反思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回顾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民族化的历史时,不得不提及1942年之后解放区文学在民族化方面的辉煌成就。当然,解放区文学的民族形式的创造必须归功于解放区积极的政治环境和特殊的文化语境,归功于解放区作家自觉地文艺探索与实践。然而,又不得不提及1939到1942年在几乎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民族形式”文艺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艺讨论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化或民族风格等话语进驻解放区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重要生成事件。它将“民族形式”的话语与文学追求贯彻到解放区作家的艺术思维、创作实践和文艺批评之中,深刻启发了解放区文学创作,对根据地的大众化、民族化的文学特征发挥了建构作用。1939年初《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刊,而文艺上初次论述“民族形式”的四篇文章正是刊登在该报刊之上,标志着解放区文学首次对“民族形式”问题涉足之时党政力量潜在地参与。“民族形式”讨论者在建构解放区文学的内容时也依然沿用中国共产党前后倡导的叁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思想纲领,甚至在“中心源泉”问题上解放区文学遵从了《讲话》中关于“民族形式”的人民本位艺术观。这说明“民族形式”讨论能够对解放区文学发挥建构作用,首先体现在党政力量的参与引导。其次,在“民族形式”讨论的影响下,解放区作家在处理“旧形式”问题上不再是之前那种因“形式”论“形式”的犹疑态度,而是跳出的形式怪圈,将其看做改造群众的历史契机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重新架构问题视角。而在“五四”以来新文学“西化”的问题上,解放区作家受“民族形式”讨论的影响,开始将新文学作为创作解放区文学创作可资借鉴的传统之一,能够有选择性地看待新文学语言的“欧化”事实,探究新文学在艺术上的“民族形式”,逐渐认同新文学在民族解放意义上的历史价值,其目的在于实现解放区文学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深刻对接。虽然“旧形式”、新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民族形式”讨论之前就有过论述,但并没有得到纠正,根本原因在于没意识到问题的源头所在,不能对症下药而流于表面形式的解决。该讨论之后使得解放区作家的文艺创作思维观念发生转变,旧形式与新文学的问题进入“民族形式”的范畴,从形式问题转换到更为广阔开放的历史视野,实现其在文艺层面上对解放区文学的建构。此外,文艺层面的建构也表现在“民族形式”讨论参与者对解放区文学在形式与内容、阶级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同一预设,也包括文艺家用“民族形式”的话语来批评解放区文学的民族化成果。解放区文学在后期的语言、形式、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作上实现了民族化。如丁玲在方言土语的借鉴上能够一改之前直接干硬的做法,而是将地域特色与人民情感相融合,内化了方言土语的使用方式。文学内容上能够对传统封建制乡间社会进行阶级的分析与时代斗争的书写,体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变迁。诗歌创作上对民歌改造也有较大突破,从之前简单套用民间形式到剔除不合时宜的封建落后成分,实现地域风情与民族精神相融合的革命之声。这些都说明了解放区作家受到了“民族形式”讨论的影响,其民族化的创作是该讨论建构解放区文学的实践表征。(本文来源于《辽宁大学》期刊2019-04-01）
刘恋[6]（2019）在《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文学性”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战时期,报告文学以“文学的轻骑兵”的姿态发挥了不小的社会作用,成为当时的主流文体之一。报告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数量之大,引起的社会效应之广,应当成为抗战文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本文关注的抗战时期的文学性问题,主要包括报告文学文学性内涵的种种分歧,以及在文学与新闻的跨领域语境下围绕文学性与真实性关系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正文部分共分为叁章。第一章,报告文学理论文学性问题的萌芽。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表现为一种来源于虚构文学的修辞技术,而“文学性问题”则特指的是报告文学因跨跃新闻与文学两大领域而导致的其本体认识上的争议。在报告文学产生之前,新闻与文学之间就保持着一种近缘关系。而报告文学虽然作为一种引进的外来文体,但实际上也是在国内新闻文学化与文学新闻化的这种互动关系中产生的。在早期的报告文学理论中,大多数理论者都将其视作一种文学样式,却并没有重视文学性的存在,而主要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工具,以达到宣传、煽动等目的。在报告文学的推广中,对文字技巧的忽视带来创作上的潦草,也不利于报告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理论者纷纷提出加强文学性的要求,随之引发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第二章,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文学性问题的展开。分别选择了周钢鸣、茅盾、以群的理论作为文学性问题历史时间上的叁个节点,并延伸出各自的脉络。首先是“文学性问题的出现”。周钢鸣在《怎样写报告文学》中首次明确而系统地将报告文学文学性由简单的“形象化”拓展到具体的描写手法之中,并通过“事件的形象化”以模糊的“真实”含义将文学性与真实性实现整合,文学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冲突在此出现。因此,周钢鸣及后来的理论者不得不频繁地采用以“适度”原则为核心的“回避性”表述方式。其次是“文学性问题的激化”。茅盾将小说中的“典型论”移植到报告文学之上,相当于在周钢鸣的基础之上,由“形象的描写”拓展到“形象的创造”,引发了其他理论者的强烈反响。与前一阶段相比,理论者不能再以“适度”原则对文学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进行回避,而必须立场鲜明地选择支持或反对。因此说文学性问题在“典型论”的讨论中“激化”了。最后是“文学性问题的定型和沉寂”。以群在“典型论”中直接点出了报告文学文学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极少数正面回应文学性问题的理论者。文学性问题在以群这里得到了最完整的陈述,故称之为文学性问题的“定型”。但在此之后,以群对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没有得到更多回应。因为报告文学理论发展到抗战后期,总体数量逐渐减少,观点已趋同化,因而又称之为文学性问题的“沉寂”。第叁章,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文学性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意义。就文学性问题的产生原因来看,文学性的提出是为了以真实感的塑造为抗战服务,但在真实性含义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文学性所携带的主观想象对新闻性所要求的客观真实构成了冲突。实际上,理论者所要求的真实性内涵已经从早期的客观真实转向了本质真实以及情感真实,题材和内容的真实性实际上转化为读者在阅读中的真实感。为抗战服务的目的性带来对阅读效果的关注,理论者所谓的“虚构性”实际转向的是对虚构感的描述。而在意义方面,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对文学性问题的讨论对报告文学写作产生了影响,使其从早期单纯的新闻记事转向了人物的形象塑造;另一方面,也真正意义上地将其话语权由新闻领域转交到文学领域,回应了这之前将报告文学视为低级写作形式的种种质疑。总之,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问题主要是在文学性内部如何对文学性与真实性关系进行辨析的问题。文学性与新闻性(真实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百年报告文学争论不休的焦点。从理论上考察此时期的文学性内涵和历史语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体的定义和特性等基本问题。(本文来源于《西南大学》期刊2019-03-29）
何爽[7]（2019）在《“乡土文学”的开拓与实践——抗战时期山丁的文学创作》一文中研究指出梁山丁是东北抗战时期重要且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是东北"乡土文学"的开拓者与实践者。梁山丁的创作正是以浓重的乡土情结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展现了抗战时期东北农村与城镇的社会图景,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对东北民众的经济摧残与精神伤害,表达了作者对故土的依赖以及对家园的热爱。(本文来源于《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荀利波[8]（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现代文学中心的西南重构》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民党移驻陪都重庆,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主要机构也向西南、西北内迁。这使得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背景下,因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对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资源的凝聚具有独特优势,加之北平、上海等重要城市的相继沦陷,大批文人向西南大后方汇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转移,既打破"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态,又在西南大后方重构新的生境,使西南大后方和西南大后方文学以一种独特方式登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本文来源于《广西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02期）
何爽[9]（2019）在《暗夜中的萤光——抗战时期王秋萤的文学创作》一文中研究指出王秋萤的文学创作践行着山丁"乡土文学"的创作理念,致力于"描写真实""暴露真实"。他用理智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勾画着时代风云下的人物形象。王秋萤的作品如暗夜中的萤光,以"暗"的书写表达对"明"的追求。(本文来源于《名作欣赏》期刊2019年05期）
李建平[10]（2019）在《抗日大背景下左翼文艺家的活动与左翼文学变迁——以抗战时期桂林文艺家群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1936年,左联组织解散,左翼文学活动仍在延续。1937年后,左翼文艺家的活动融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潮流中,其活动依然十分广泛频繁,但文艺思想和外部特征均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以桂林文艺家群为例,抗日大背景下左翼文艺家的活动与左翼文学均发生了重大变迁。(本文来源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抗战时期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在西方批评界,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影响深远的思潮概念,但中国学界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一般多局限于现象性静态的研究。在以往的译介中多将浪漫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局限于20世纪二、叁十年代的"社团"中,而对于我们抗战时期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因素,更是少有论述。本文试从欧美文学与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中寻找契合点,分析浪漫主义思潮在"抗战时期"的不同阶段的表现,探寻浪漫主义思潮在接受过程中的碰撞与变异。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抗战时期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1].张谦芬.空间理论视域下抗战时期文学空间的重新考察[J].贵州社会科学.2019
[2].李晓娟.欧美浪漫主义思潮对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影响[J].长江丛刊.2019
[3].王学振.抗战时期的空军文学[J].励耘学刊.2019
[4].杨永明.抗战时期解放区文学公共领域的存在模式[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
[5].贾涛博.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讨论与解放区文学的建构[D].辽宁大学.2019
[6].刘恋.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文学性”问题研究[D].西南大学.2019
[7].何爽.“乡土文学”的开拓与实践——抗战时期山丁的文学创作[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9
[8].荀利波.全面抗战时期现代文学中心的西南重构[J].广西社会科学.2019
[9].何爽.暗夜中的萤光——抗战时期王秋萤的文学创作[J].名作欣赏.2019
[10].李建平.抗日大背景下左翼文艺家的活动与左翼文学变迁——以抗战时期桂林文艺家群为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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