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唐一代，我国经济中心南移，江南地区得到更加广泛的开发，农业经济加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但与此同时，江南旱灾频发，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在生产力不发达、科技不昌明的条件下，江南地区求雨风俗勃兴。从现有史料来看，求雨活动以官府为主导，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突出地体现了国家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活动的姿态。江南地区求雨祭祀与祈祷的对象多是风伯雨师，多神并存的特点比较突出。此外，龙神信仰普及，逐渐成为求雨活动的主角。
关键词：唐代；江南；求雨；龙神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农耕业为基础的，而气象灾害会对农耕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与破坏，特别是旱灾，经常引发各种次生灾害及饥荒，进而加剧社会动荡，甚至改朝换代。有唐一代，我国经济中心南移，江南地区得到更加广泛的开发，农业经济加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①但中唐以后，江南水旱灾害频发，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在生产力不发达、科技不昌明的条件下，江南地区的求雨风俗因此勃兴。总体上来看，求雨活动以官府为主导，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并呈现多神并存的特点。而龙神信仰也逐渐普及，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求雨活动的主角。
一、求雨风俗的自然与人文背景
自魏晋以来，我国经济和文化重心不断南移。降至唐代，江南地区得到更加广泛的开发，农业经济加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开元时期，江南道有户1，334，988，约占全国总户数的18%，到元和年间，则为791，736户，占全国总户数比例提高到33.5%。正如冻国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安史之乱以后，“江南道下辖各州郡仍高达百万户以上，接近全国著籍总户数的一半。可见此时的江南道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成为当时的人口重心。”②
江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热同期，十分有利于农耕业的发展。但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季节变化剧烈，由于每年东南季风造访我国的时间与强度并不稳定，降水相对集中在3、4月的春雨期，5、6月间的梅雨期，以及9月左右的秋雨期，而在7月中旬至8底的盛夏期则雨水稀少。如果梅雨期再出现空梅或少梅现象，那么夏季就会出现干旱酷热的现象。
旱灾，尤其是特大旱灾，其损失之大、时间之长是任何其它自然灾害所无法比拟的。据张家诚先生的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均气温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③而山仑、黄占斌等农业科学家也指出：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恶化和改善）主要通过水的作用来实现，“人类面临的第一个生态问题就是水分亏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旱灾居于首位……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干旱缺水对农业和社会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其他各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之总和。”④
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农业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旱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巨大。更为严重的是，旱灾发生时，蝗灾也往往随之发生，“旱极而蝗是一个客观规律。历史上蝗灾滋生区旱蝗二灾的相关系数是0.9150，扩散区也达到了0.8260。”⑤这对农业生产是致命性的打击。
根据两《唐书》及相关史籍的记载，笔者制作了唐代江南地区的旱灾年表，从中可以发现，整个唐朝时期江南地区发生17次旱灾，而大多数旱灾集中在安史之乱以后的100多年间。旱灾导致农业减产缺粮，缺粮饥荒又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使干旱的影响更加突出。
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人们面对旱灾的侵扰，往往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求助于神秘力量的帮助，进行各种形式的求雨活动。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指的那样：“人类一旦为知识所摒弃，经验所不能援助，一切有效的专门技巧都不能应用之时，便会体认自己的无能，但是这时他的欲望只是更紧迫着他，他的恐怖、希望、焦虑，在他的躯体中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而使他不得不寻找一种替代的行为。”⑥而有的求雨活动之后果然应验，其实这只是一种巧合，人们却认为这是努力求雨的结果，从而进一步增强雨水可以求得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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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唐代江南地区旱灾年表
时间 地点 灾情 灾害等级 出处贞观十三年(639年)五月吴楚、巴蜀二十六州 自去冬不雨,至是月方雨。 冬春连旱,大灾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永徽四年(653年)夏、秋 婺州 旱,光、婺、滁、颖等州尤甚。 夏秋连旱,大灾 《新唐书》卷 35《五行志二》长寿二年(693年) 台州、建州 台、建等州蝗。 旱灾伴生蝗灾,中等灾害《新唐书》卷 36《五行志三》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四月 江南地区 天下大旱。 大灾 《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贞元六年(790年) 浙西、福建夏,淮南、浙西、福建等道大旱,井泉竭,人暍且疫,死者甚众。大灾,人员伤亡数量较大《新唐书》卷 35《五行志二》永贞元年(805年)秋 江浙、湖南 江浙、淮南、荆南、湖南、鄂岳陈许等州二十六,旱。 大灾 《新唐书》卷 35《五行志二》元和三年(808年) 江南、江西、湖南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广南、山南东西皆旱。 大灾 《新唐书》卷 35《五行志二》元和四年(809年)秋 浙西、江西、江东 淮南、浙西、江西、江东旱。 大灾 《新唐书》卷 35《五行志二》元和七年(812年)夏 润洲 扬、润等州旱。 中等灾害 《新唐书》卷 35《五行志二》长庆二年(822年)闰十月浙西、浙东、江西、福建甲寅诏：“江淮诸州旱损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眷言疲困,须议优矜。宜委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当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大灾 《旧唐书》卷 16《穆宗纪》长庆三年(823年) 浙东、浙西、江西淮南、浙东西、江西、宣歙旱,遣使宣抚,理系囚,察官吏。 大灾 《新唐书》卷8《穆宗纪》宝历元年(824年)秋 浙西、江西、湖南荆南、淮南、浙西、江西、湖南及宣、襄、鄂等州旱。 大灾 《新唐书》卷 35《五行志二》太和八年(834年)九月 江西 陕州、江西旱,无稼。 大灾 《新唐书》卷 17下《文宗纪下》开成元年(836年) 浙西 扬州、楚州、浙西管内诸郡,稍旱,人罹其灾。 中等灾害 《全唐文》卷 73《文宗彗星见修省诏》开成四年(839年)夏 江南地区 旱,浙东尤甚。 大灾 《新唐书》卷 35《五行志二》乾符三年(876年)五月 浙东、浙西 五月庚子,以旱理囚,免浙东西一岁税。 大灾 《新唐书》卷9《僖宗纪》中和四年(884年) 江南地区 江南大旱,饥,人相食。 特大旱灾 《新唐书》卷 35《五行志二》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时江南地区盛行的各种求雨活动对民众的心理起到重要的抚慰作用，同时也是官府组织抗灾救灾的重要措施。唐代名相房玄龄主编的《晋书·五行志上》云：“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休咎之征，随感而作。”⑦魏征主编的《隋书·五行志上》引《洪范五行传》曰：“君持亢阳之节，兴师动众，劳人过度，以起城邑，不顾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纵，故阳气盛而失度，阴气沉而不附。阳气盛，旱灾应也。”⑧可见，天人感应的观念是当时官方应对旱灾重要的哲学和指导思想之一。通过帝王、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禳灾、自省，举办求雨仪式，以平息上天对现实政治的怒气，消弭灾害。这些求雨活动虽然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属于迷信，但它确实在救灾活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某些意义上讲，它不仅仅是某种社会心理暗示，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救灾自助活动，是整个社会整体意识、社会意志的体现，也是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行为方面的反映和体现。”⑨
二、求雨风俗的内容与形式
根据现有文献材料的记载，唐代江南地区求雨风俗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各种祭祀神灵的仪式。这些仪式多由官府主导，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召集和亲自主持，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规模盛大，隆重庄严。
在唐代国家祀典中，司雨之神为风伯、雨师，属于小祀。风伯、雨师的传说起源甚早，《周礼·大宗伯》篇称：“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唐代设祠部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与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皆祀前习礼、沐浴，并给明衣。”⑩
如果灾情十分严重，皇帝也会派遣大臣于名山大川祭祀司雨之神。如贞观三年（629年）发生旱灾，唐太宗亲录囚徒，并遣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又令文武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⑪永泰二年（766年），唐代宗曾让大臣裴冕等十余人，分别祭祀川渎以祈雨。“礼仪使右常侍于休烈则请皇帝依照旧例祠风伯、雨师于国门旧坛，复为中祠，从之。”⑫除了风伯、雨师之外，其他司雨之神也不少，包括山川之神、本地先贤名人、龙神等，每当旱情发生，人们都会举行祭祀活动。
在小流域内退耕地和荒坡地建造经济林措施，能够有效地提高其保土能力，并增加当地经济收入。但如果在基本农田范围内栽种经济林，就改变了基本农田的土地性质，违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通过对治理措施与基本农田空间数据进行叠加分析，辅助管理部门和评审专家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治理措施中占用基本农田的现象。
根据李文珠的统计，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共有140个神祗，先贤崇拜有72个，自然崇拜34个，创世神崇拜6个，道教俗神崇拜13个，其它及不详者15个。⑬民间求雨以向自然神祈祷和祭祀最为常见。如《太平寰宇记》卷160《江南西道四·洪州》记载，洪州南昌县有风雨池，“四面山岩，人迹罕到。州有亢阳，尝祈有应。”⑭
相对前代而言，唐代官府组织的求雨仪式有着严整的程序和规定。《旧唐书》卷24《礼仪志四》记载，大的旱灾发生后，官府“则祈雨，审理冤狱，赈恤穷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出云雨，皆于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皆一祈。不雨，还从岳渎。旱甚，则大雩，秋分后不雩。初祈后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纟散扇，造土龙。雨足，则报祀。祈用酒醢，报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齐未祈而雨，及所经祈者，皆报祀。”⑮这是中央政权的“规定动作”，不仅要组织祭祀祈雨，还要审理冤案，赈济穷困，收葬暴露于野外的尸骨，禁止屠宰牲畜等。地方政权的做法与之类似，并且在州县祈雨仪式中还有统一的祝文格式。如《大唐开元礼》记载：“惟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某神：爰以农功久阙时雨，黎元恇惧，惟神哀此苍生，敷降灵液，谨以制币清酌脯醢，明荐于某神，尚飨！”⑯
3.2.2 加强导管风险病人的监管,加强对意外拔管危险因素的评估。应用评判性思维,做到有预见性的护理,对每一个有管道的病人进行评分,做好动态评估,确定高风险人群。加强患者的基本情况,管道类型的评估,当患者咳嗽、打喷嚏时,要妥善固定引流管。翻身时动作缓慢,不要突然变换体位,避免牵拉而引起脱管。对烦躁患者及时与医生沟通,必要时使用约束带和镇静剂。建议医生将经皮穿刺置管引流的腹腔引流管,缝于皮肤,或用易乐扣固定,随时观察缝线有无脱落,必要时重新缝合。
从《全唐文》和《文苑英华》等古籍中留传下来的大量唐人祈雨文来看，实际上祝文并不受上述格式的限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时写作的《雷塘祈雨文》，独孤及担任舒州刺史时撰写的《祭吴塘神祈雨文》，沈亚之担任栎阳县尉时撰写的《祠汉武帝祈雨文》都各具特点，在文学史上都占据了一席之地。
此外，江南地区佛、道人士也融入了祈雨活动的行列。道、佛两家的祈雨仪式各有特色，佛教求雨仪式一般由高僧主持，他们在求雨前斋戒沐浴，之后通过诵读经典和结坛念咒等形式来祈求降水。
日本来华僧人圆仁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一次发生在扬州的佛教徒诵经求雨仪式。开成四年（839年）闰正月四日，扬州及江南等地苦于旱灾，官府“请僧令祈雨，以七人为一番，以读经。五日下，入夜雷鸣，电光浩雨，似夏月雷日。自后七个日降雨，至望始晴。”⑰
结坛持咒祈雨则是唐代密宗使用的求雨法术。善无畏翻译的《尊胜佛顶真言修瑜伽轨仪》卷下《尊胜佛顶真言修瑜伽祈雨法品第十一》记载了密宗对求雨坛场和持咒的具体规定与要求。
唐代道教徒逐渐采用系统性的法术将原来民间的求雨术改造成严格的斋醮仪式，因此，道教法术在民间求雨活动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涌现出许多“呼风唤雨”的著名道士。如《唐语林》记载：“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宏有道业，远近称之，号曰‘田、蒋’。吕侍郎渭、杨侍郎凭观察湖南，皆师事之。潭州旱，祈雨不应，或请邀之，杨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发敝衣，欣然就舆。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降雨。”⑱又如括州括苍籍道士叶法善可以“追岳神，致风雨。”⑲
② 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在唐代江南地区丰富多彩的求雨风俗背后，一直都有官府的身影。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允许各种不同的求雨活动共存，是因为求雨本身能给其带来较大的政治利益。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求雨活动，都能或多或少地抚慰受灾民众的心理，缓和社会矛盾，从而稳固统治。从现有史料来看，求雨活动以官府为主导，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突出地体现了国家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活动的姿态。
三、从风伯雨师到龙神信仰
在唐代江南地区的求雨风俗中，从佛教中脱胎出来的龙神崇拜兴起，逐渐取代了风伯雨师和其他神灵的位置。从唐代之前的文献来看，已经有一些关于龙具备行云布雨功能的记载。《左传·桓公五年》云：“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这里的龙，是指苍龙星宿。每年农历四月春夏之交时，苍龙星宿见于东方，恰巧黄河流域比较容易出现干旱，人们举行雩礼，祭祀苍龙，祈求雨水。又如《吕氏春秋·召类》曰：“以龙致雨。”高诱注：“龙，水物也，故致雨。”⑳而据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记载，汉代已有制作五龙求雨的习俗。春旱求雨则制作苍龙，夏旱求雨则制作赤龙，季夏求雨则制作黄龙，秋旱求雨则制作白龙，冬旱求雨则制作黑龙。季节不同，人们所制作的土龙的颜色也不同。而舞者衣服颜色与龙颜色一致，但这时，龙不过是辅助风伯雨师降雨的帮手，并非司掌雨水的神灵。
佛教传入中土后，佛经中的龙王与华夏民间信仰中的河伯逐渐结合，变化为龙神形象，到唐代开始取代风伯雨师成为司雨之神。龙神信仰主要包括求雨巫术与祭龙求雨。
通过仿真得到的导线芯棒应力云图如图6所示。由图6可知，导线芯棒耐压仿真最大应力为208.0 MPa，将它作为芯棒耐压判据，并将应力最大值的80%(即166.4 MPa)作为参考。
巫术是人类征服自然或克服现实困难的虚幻手段，也是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之体现。在人类早期的文化中，巫术被广泛地运用着，它是人们在蒙昧阶段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种有效的认识形式和实用手段。同时，巫术又不仅仅是远古人类生存的手段，它是初民们理论化了的生存经验，并上升为一种信仰。唐代江南地区的先民们在与自然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巫术。其中，厌胜巫术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巫术，是指强力镇压、逼迫、排除某种东西，使之屈服而取胜。人们认为天旱不雨是因为懒龙失职所致，需要以龙潭为中心，做些让龙讨厌、害怕的事情让它发怒、飞腾，带来雨水。杜光庭《录异记》记载：“新康县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漳浦，溪源极深，常有白龙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粪掷潭中，即有洪雨大水。”㉑这就是一种将秽物投向龙潭，使龙兴云布雨以洁净自己巢穴的厌胜巫术。
祭龙求雨是指以祭品等形式取悦于龙神，求其降雨。唐玄宗即位以后，在其居藩时的府第兴庆宫内建筑兴庆池和五龙祠，专门祭祀五方龙求雨，五龙祠还成为中唐以后皇帝亲自求雨的场所。开元十八年（703年）十二月，还制定了祭仪，规定以后每年二月祭祀，“有司筮日，池旁设坛，官致斋，设籩豆，如祭雨师之仪，以龙致雨也。”㉒天宝十年（751）正月二十三日，唐玄宗又“封东海（龙王）为广德王，南海（龙王）为广利王，西海（龙王）为广润王，北海（龙王）为广泽王。”㉓
此后，祭龙求雨的风俗逐渐在全国推广开去，在江南地区也较为兴盛。如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遭遇大旱，祭龙求雨，撰祷文曰：“为黑龙唯龙，其色元，其位坎，其神壬癸，与水通灵。日者历祷四方，寂然无应，今故虔诚洁意，致命于黑龙。龙无水，顾何依？神无灵，将恐竭。泽能救物，我实有望于龙。物不自神，龙岂无求于我。若三日之内，雨一滂沛，是龙之灵，亦人之幸。礼无不报，神其听之。”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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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全唐文》卷130收录钱镠《建广润龙王庙碑》，文曰：“盖闻四灵表瑞，则龙神功济於生民；百谷熟成，则水旱事关於阴骘。而况浙阳重镇，自古吴都，襟带溪湖，接连江海，赋舆甚广，田亩至多，须资灌溉之功，用奏耕桑之业……予遂与钱塘龙君，一时建立庙堂，同表奏闻，乞加懿号。果蒙天泽，并降徽章……”就反映了中唐以后江南人民对龙神的信仰和赞颂。
总而言之，唐代江南地区得到开发，农业发展，人口增加。但由于季风性气候的特点及受气候的变化，江南旱灾频发，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在生产力与科技水平不发达的条件下，求雨风俗勃兴。各种求雨活动对民众的心理起到抚慰作用，同时也是官府组织抗灾救灾和稳固统治的重要措施，突出地体现了国家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活动的姿态。
注释：
① 贞观元年（627年），唐朝政权设立江南道，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贵州和福建等部分地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把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本文所研究的江南地区主要指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不涉及黔中道。
⑥［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为处州缙云人，少时入天台山学道。他对道教教义、斋醮科范、修道方术等多方面作了研究和整理，贡献很大。其中由他整理而成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详细阐释了灵宝太一祈雨醮仪，是道教求雨醮仪的重要典范。
③ 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年第2期。
④ 山仑、黄占斌、张岁歧：《节水农业》，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⑤ 郑云飞：《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
⑨ 孙军辉：《唐代社会祈雨活动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学界好论朱子晚年之论，却不知象山也有晚年之论。晚年之象山一改中年之学风，内外兼修，再无偏颇之弊。须知晚年象山最大的两件事，一是要注经立说，二是要处理荆门军政，此两者皆侧重外王事业，可见其当时的心境与思想已有所转变。实则晚年陆九渊之学术思想已与朱子无大异，若能哲人多寿，自能会同一致。但以陆九渊晚年之生平与文献而言，已能见其会同之规模与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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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唐］房玄龄：《晋书》卷27《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9页。
⑧［唐］魏征：《隋书》卷22《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5页。
3)紧密结合业务规范和工作流程,在产品制作上极大提高预报员的工作效率,有效减小出现错误的环节,并自动记录工作日志,方便留痕管理和检查。
⑩［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30、1831页。
⑫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4《礼仪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16页。
⑪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页。
要培育和发展壮大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成为政府环境治理的参谋助手、监督员以及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民众主体。环境组织在环境管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利益无关、相对公正;二是层级简单,效率高;三是增加群众参与感,提高群众环保意识。相比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环境组织在调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着桥梁作用。另外,生态文明建设本身事关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充分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提供平台、畅通渠道,引导、鼓励民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市场机制建设。
⑬ 李文珠：《唐五代民间神祇的空间分布研究》，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众所周知，徐工是国内最早的摊铺机研发生产企业，目前已经拥有了30年的专业研发制造能力，在中国摊铺界绝对是妥妥的“老大哥”。而此次参展的RP1855超大型智能摊铺机代表了行业最高技术水平，通过全球首创的雷达测厚系统，可实时监测、记录沥青层摊铺厚度，明显提升工作效率和测量精度。通过高精度3D找平技术，可实现施工的数字化，提高作业效率和摊铺精度。
⑭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0《江南西道四·洪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03页。
治疗前,2组卵泡刺激素及雌二醇水平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卵泡刺激素及雌二醇水平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⑮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4《礼仪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11、912页。
⑯ ［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70，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⑰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⑱ ［宋］王谠：《唐语林》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7页。
⑲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6《叶法善》引《集异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1页。
采用中景。周泽赡的侧影被同是上班族的人包围，公共汽车的玻璃上映衬着周泽赡无表情的脸，从窗户内看外面，灯火下的城市有一个老汉正把没卖完的小鸡装进筐里。中景中，周泽赡疲惫的眼睛大了起来，看向拐弯处的路牌。
⑳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9页。
㉑ ［唐］杜光庭：《录异记》卷7《异水》，上海文明书局1915年版，第128页。
㉒ ［宋］王溥：《唐会要》卷22《龙池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页。
通过对我国日用陶瓷行业进行的研究，发现我国日用陶瓷大致存在以下一些的问题：首先，产品的花色品种和器型较少；其次我国日用陶瓷产品的外观质量较差，常出现斑点、落渣、色脏、针孔、釉面擦伤等问题。其中产品的设计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产品设计观念的陈旧、缺乏创新等等。
㉓ ［宋］王溥：《唐会要》卷 47《封诸岳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 834页。
㉔ ［宋］吴自牧：《梦梁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2页。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湖北龙王庙文化研究”（18Y038）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 04－0064－05
作者简介：张敏，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责任编辑 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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