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素以农耕文明为根本，农业也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中国自古便有“社稷”之称，昭显国家“农本”之根本；也表现在各种政务、事务，甚至商务之中。今日中华民族之伟大崛起，实仰“农”之惠泽。今日我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从学理上重述“重农”无疑极其必要。
〔关键词〕农耕文明；小农经济； 田疆之理；农商之间
一、小引
百度释：侬，吴语经典特征字。本意是人，在古吴语和现代吴语中有四种意思：你、我、他、人。又，元初的中国书画大家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的《我侬词》：“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笔者求义：侬者，人(我们)在农中。吾中华乃农耕文明，何有不在“农”者；吾农耕传统彪炳于世，何有不传承之；我国今天正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何以不以农为国之务本也？！故，“我侬 我农”。
二、农—社之协
中华文明素以农耕文明为重、为正，即一直以重农为传统。《说文解字》：“农，耕也。”《广雅·释诂三》：“农，耘也。”《广雅·释诂三》：“农，勉也。”《汉书·食货志》：“辟土植谷曰农。”班固说：“辟土殖谷为农”。〔1〕历朝历代皆以“农本”为正(政)。《汉书·文帝纪》：“农，天下之大本也。”在中国历史上，商鞅首次将农业称作“本”：“凡将立国，……事本不可不抟(专)也”(《商君书·壹言》)。〔2〕换言之，没有农业，便无正统。
农，有着不同的指喻范畴。狭义的农业，仅指种植而言。广义的，则凡一切取得物质的方法，都包括在内，甚至包括矿业也是广义农业的一部分。〔3〕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皆以农业为基本。中国有“社稷”之称，即以土地为基础，以粮食为根本。逻辑性地，祭祀土地是古代农业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先秦时代，中原汉民族流行封土为社。《诗·大雅·绵》：“乃立冢土。”《传》云：“冢土，大社也。”《孝经纬》：“社者，土地之神。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白虎通·社稷》：“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所谓“冢土”也即封土、土堆。在山地，封土为社，以石为主。亦可宜木。〔4〕国家“财政”也主要以农业为重者。我国古代曾经以土地的肥沃程度、品质的高低等确立等级，并以此作为贡赋的标准。土地为上等者，贡赋便高，依次类推。〔5〕土地也因此受到格外的重视。传统的农业受五行学说的影响，《管子·地员》对土壤进行了划分：五息、五沃、五位、五隐、五壤、五浮、五怷、五垆、五剽、五妶、五沙、五塥、五犹、五状、五埴、五觳、五潟、五桀。这18种土壤再根据各种色质分为5种，共计90种。〔6〕
我国传统农业属于“小农经济”，表现在以“村落—宗族—家庭”三位一体的单位结构，这样的农业模式存在以下明显的特点：1.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化，体现出家庭协作的精神；2.根据农时和地利原则进行农耕和农事之务农作业；3.精耕细作成为维持和保持农业生产的基本效率；4.农民以勤劳的态度和方式维持农业的最大收益，以求“多劳多得”。这些特点也决定了传统农业也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是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致力于提高精耕细作的水平，提高单位面积作物的产量。黄宗智的研究甚至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率在一些时候不仅没有提高，而且还有下降，表现为某种‘内卷化’的发展。”〔7〕
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劳力”。“力”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甲骨文里，“力”写成或，“乃原始农具之耒形，殆以耒耕作须有力，故引申为力气之力。”〔8〕这就是说，传统农业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劳作之力”。当我们在“男”字的意象中意会“在田里下力”的人时，便能够体谅中国农民的辛劳。对此，美国农业专家富兰克林·H·金在考察了东亚的农业后说：“在中国、朝鲜和日本，如此广泛种植的水稻却几乎是一株一株移栽的。在他们那里，采用什么样的农作技术和方法，取决于是否能获得最多、最好的收成，而不是像我国常见的那样，取决于是否省事、省力。”〔9〕
除了“劳力”之外，还有“地力”。我国的农民除了勤劳以外，深知肥田沃土“地力”的道理。而持续性的“地力”靠的是养育和养护。所以，农民们会根据他们的农作经验，在“收获/肥土”之间保证其永续关系。因此，除了力耕之外，农民也会根据田间作业的需要进行创造，以争取获得最大的收成。“人力—地力”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关系。《齐民要术》故有：“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假如一具牛，总营得小亩三顷——据齐地大亩，一顷三十五亩也。每年一易，必莫频种。其杂田地，即是来年谷资。”〔10〕土地不能只生产，不补损。清代耿荫楼设计出一种“亲田法”，每年轮流在全部耕地中选出部分耕地，加倍精耕细作，施肥灌水，既能旱涝保收，又能轮流培肥地力。〔11〕
我们通常把“社稷”视为“家国”之代称，鲜有人知，“社”与“稷”其实包含着某种因果关系，即祀土、厚(后)土、肥土、执土，都是为了粮食的丰收。中国地大物博，自然生态、土地条件存在极大的差异，据许倬云考证，汉代以前中国农业主要的谷类食物是稷、黍、麦和稻。稷和黍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它们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物。只是到了战国时期，麦和粟才获得了基本食粮的地位。稻米主要限以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那里多沼泽的地形为人们提供了水源充足的天然稻田。因此，在中国北方，也就是当时的“中国”所指的范围，所有主要作物都是旱作物，水利对于它们不像对种植水稻那样重要。〔12〕
从大量农业考古的材料看，我国北方的遗址中发现的粟和黍稷等野生植物籽粒，自纯科学的植物性能观点看，粟和黍稷是中国半干旱黄土区的原生植物，也不是偶然的。〔13〕“谷，稷也，名粟。谷者，五谷之总名，非指谓粟也。然今人专以稷为谷，望俗名之耳。”《尔雅》曰：“粢，稷也。”这或许是我们解读“社稷”时所持的一个农业人类学的依据。
三、田—疆之政
在我国，历朝历代皆以“田”为“政”。《管子·八观》之首“观”便是看农田，其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14〕由是可知，“田”乃“政”也。
《礼记·王制》大体以田为政治计量(单位)：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侯之有功者，取于间田以禄之……。
蛋疼：原为北方俗语。豫鲁苏皖交界一带多用此俚语，如商丘、菏泽、徐州、亳州等地。表示无聊至极或其他难以名状的无力感的意思。
总而言之，在传统的农耕背景中，中国的农商之间一直存在着互动，虽然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基调并未转换，却从来不缺乏在农业内部拓展出商业的因子，因为，中国“农”的特点是“务实”。中国经济今日之世界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这一点。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古代的疆界即以“田”为计。《孟子·滕文公上》：“仁政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17〕虽然“井田”在历史上是否真正实行过，学界仍有争议，但“国—囗—田”之“地方”则为共识。具体而言，以田土和沟洫为依据建立疆界，即以沟洫为标志的农业体系，并与“疆理”(划分边界)形成了关联，〔18〕形成了我国以农业田畴为范式的疆界体系。在人类学研究中，“边界”一直是个重要的概念，在西方有territory、border领土，boundary、frontier边界等，我国的“界”却是以“田”为根据的“疆理”边界体系。
“田”为方者，契合着我国的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价值。田土首先是自然和生态的，平地的田畴可以规整于“阡陌”格式，山地便不能。不同的田地的耕作方式亦大不相同。古代的田制大致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划，是为井田；一种是崎岖之地，面积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是为畦田(即圭田)。〔19〕中国古代对土地有“辨壤知种”的原则，将土地分为“三农”，《周礼》：“三农生九谷”。所谓“三农”，汉儒有不同的见解，按照郑玄的说法，为原、隰和平地三者，即高原、平地和湿地三种。〔20〕对不同的田地制定不同的规则，也反映在了“田政”之中。《礼记·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
通过这些举措，在国务院食安办组织的第三方绩效评估中，威海市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位居首批15个试点城市首位。而在2015年召开的“双安双创”现场工作会上，汪洋副总理也肯定了威海的这一创建模式。2016年，该机制被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文在全省推广。
〔12〕〔美〕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导论”，第3页。
高地、高原、坡地等田地，通常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地可以界定的，却形成了非常独特的田地景观，美国农业景观专家在《发现乡土景观》中对高平原田地景观作这样的描述：“每一片田地根据它独立的计划种植作物，作物的生存并未依赖于公有的水源供给，也不依赖于公共的耕地传统，甚至共同的天气情况；而只依赖于独立水井的供水。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种田地不是公认意义上的‘田地’(field)一词代表的涵义；这是一种新的区域或者空间，由核心源传出的影响或者能量界定。”〔24〕我国素有梯田农景这一重要农业遗产类型，值得特别关注。
四、农商之间
中国是一个农本和重农的国家，所以，农业作为“经济”，即所谓的“小农经济”自古就有传统。“小农精耕细作，单位产量高，投入资本大，这种农业经济必须依仗非农生产及市场交换为其挹注。”〔25〕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在中国，男耕女织，农业和纺织手工业紧密相连一直是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在商代已经分离，值得商榷。〔26〕笔者更愿意相信，农业经济是一个自然协作的有机体，并不像今天这样将“业”区分得泾渭分明。农业经济与农商分离一直存在着彼此互动的关系。
第三、银器“收惊”习俗。收惊，属于道教仪式之一，儒教、斋教或佛教亦有相近仪式。90年代左右，收惊仍散见于闽东乡村之中，已成为民间传统疗法之一，民间还流传着《收惊文》、《收惊咒》等。明中后期以来，闽东白银矿区左近部分收惊需借助于银器。主要作法如下：第一、小孩收惊之法。夜晚，用清水煮熟鲜鸡蛋，刨成两块，将蛋黄挖出，然后将一枚银戒子置于蛋黄处绑于受惊孩子肚脐眼处，可以起到“收惊”之效。第二、大人收惊之法。到市场上买一个猪心，洗净；选择7口井，每口井取水若干，称为“七星井水”；把银镯子套在猪心之上，用“七星井水”炖吃，可起到收惊之效。如果用“秽银”的戒子和镯子则收惊的效果更佳。
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中国在海通以后，有一个世纪了，经济发展也卷入城乡分离和农工分离的旋涡，不得自拔。最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似乎又从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中找到了自己的经济模式。将来的发展，中国不但应有农兼工，也应使农业成为工业化的新型生产”。〔27〕这是有道理的。由于农耕文明中本来就包含着交换的因子，所以中国的农业也包含着向其他领域拓展的能力。及至今日，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特别是“农民工”“乡镇企业”的发展等都是对其重要的说明。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民们总是力图避免走入市场。商品交换对我国农民来说，只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一种补充，是人们迫于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市场并不构成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内在要素和必要环节。市场机制不仅不是我国农业在较少耕地上养活较多人口的基础，而且，如果简单地推行市场经济，让市场规律自发地发挥作用，我国农业将会遭遇到灾难性的后果。〔28〕这值得商榷。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正是一具典型的例证，他在前言中说：“这是一本描述农民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29〕“江村”后来的整体发展，都说明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和交流便利的乡村，完全可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自觉、自主地进行产业调整。〔30〕
事实上，我国在历史上曾经不同程度地出现“农商分离”的情形，只是由于“农本政治”，农业一直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中国人好象一旦踏上了农业路，就再也没有背离过。进步和变革时有发生，但是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31〕当然，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农商分离的情况。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曾经出现过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特别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3世纪的动乱年代。然而，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对政治权威形成了威胁。〔32〕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是甚于“农正”为基础而建立的，以汉代为例，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曾经有不少农民转而经商。汉代政治家贾谊曾经启奏皇帝，对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而从事非生产性的第二职业，主要的商业活动，贾谊认为，为了确保粮食储备，必须促使人们返回农业，以加强农耕生产。〔33〕在古代，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从未赶上人口的增长率。所以，单位面积的土地与人口的密度必然导致多余的人口转而进行工商活动。但汉朝对商人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几乎在朝代建立伊始，兴盛的商人群体就受到了政治上的压制。〔34〕
中国的城市，更确切地说是“城邑”，本身就包含着远比西方城市/乡村更为密切的关系结构。〔35〕而越是到了近现代，城乡流动的频率更为加速。18世纪晚期，中国农业的基本单位为农民家庭，或者是小农，或者是雇农。地主中有原来的农村贵族，也有士绅和大商人，这些商人收购棉花、布匹等农产品，在市镇工场中生产成品。这个时期的农民存在着地区性和经济类型的差别。在偏远地区，农民主要从事粮食生产，但是在长江流域等城市化较高的地区，他们越来越侧重于生产经济性作物供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特别是棉花。但是这种以农民家庭为基础的商业化进程很难与基本的生活需求截然分开。18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持续上升，中国农民家庭的土地占有率代代减少。他们只能尽可能多地雇用家庭成员从事生产，获得更多收入，但是所得的报酬很低。这种“自我剥削”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众多低收入群体中至今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农民中。中国农业和纺织业的高生产率建立在贫穷农民无以为继的悲剧生活之上。〔36〕
古代的“农政”之要务，就是通过田地的大小、土壤等级的高低、农户的农作情形实行税收。“税”者，从“禾”也。文字学的税为“禾族”。即(禾，庄稼、谷物)加上(兑，对换)，造字本义为用谷物兑租赋。《说文解字》：“税，田租。字形采用‘禾’作边旁，‘兑’是声旁。”用今日的白话说，就是用禾谷兑换田赋。我国古代每一农户的耕作规模，因时代、朝代、税收制度、计量差别等的差异而有不同。1973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发掘的一批汉墓，其中出土了一些有关佃农农田规模情况的简牍表明，每户平均农作规模为20亩到30亩，每人5亩到7.5亩，或者每个劳动力6.6亩至10亩。可能是南方的稻田农作规模比北方旱地农作要小，按照晁错的说法，一个农户一般则是只耕种100亩地。〔15〕汉代的田税，古人称之为税，亦即后世所谓的田赋。〔16〕
五、中西之范
农业文明是世界性的文明，即使是欧洲文明的主体以海洋文明为背景，农业也是重要的产业方式。只是，中西方在农耕文明的类型上存在重要的差异。对于农业发展，特别是土地理论，西方学界有许多见解：即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性质是公认的；但是，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重要性，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同古典动态学的观点一样，认为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完全不起作用。例如，在哈罗德模式中就没有土地。他说：“我打算放弃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作为进步经济中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我之所以放弃它，只是因为在我们的特殊条件下，它的影响似乎在数量上微为足道。”〔37〕这些相反的观点都不具备普遍适用性。〔38〕
关于土地经济学的探讨，从来就不缺思想，旧的新的都有，以下几个可为代表：
2.4.2 控制活动实施不到位。内部控制活动在企业内部控制中占重要地位，它的实施对企业内部控制效果的发挥产生主要的影响。从调查来看，控制活动实施不到位是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主要表现在我国企业控制活动缺乏执行力，执行过程不严格。
1.古老的李嘉图土地和地租的观点。
2.波索洛普的土地扩展史，需要人口压力来使农地服务的供给在历史上具有弹性。
3.我们需要土地作为经济驱动的工具，一种重农主义思想。
〔13〕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20-122页。
5.存在着以市场取向的农业部门。
在中国，安道麦推出了多款标杆性杀菌剂产品，包括获得中国植保产品贡献奖的“喜思安®”“乐谱道®”“道立锋®”等一批优秀杀菌剂，其中，明星产品“喜思安®”将于2019年全新升级，给果农更强的防病美果体验。2017年，“安普博®”作为一款同类进口配方产品，以其更强的防病增产表现，迅速获得了不少水稻大户的青睐。“邦超®”的推出补强了真菌、细菌混发性病害解决方案。2018年，淮安全球制剂中心为中国供应的第一个产品“靓快®”也表现不俗，先进的配方和工艺使得产品品质在同类中脱颖而出。第一个在国内登记的进口氟啶胺·烯酰吗啉“宝福特®”将会在2019年上市，针对低等真菌病害市场，壮大蔬菜产品线。
切入点选择正确，并能形成逻辑流程控制，从而证明作为故障流程排查切入点的准确性，避免在业务故障处理时入手的随意性，从而延误处理或错判故障点而造成事故。
在西方，“土地利用理论”发展成为一种由市场来组织农业土地利用的理论，它是由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于19世纪早期在对他本人的普鲁士种植园观察的基础上加以形式化的。这种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背景上，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个别生产者对他们商品的价格不可能有多大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块土地的利用都是其生产能力以及把其产品运送到市场的成本(由生产者承担)的函数。这个理论演绎出两个模型：第一，农业活动围绕一个市场将形成一个带状空间组织；第二，农业活动集约度将随着市场的距离降低。〔40〕
布洛克于193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法国农村史：一项关于农村基本特征的研究》中，〔41〕突出了法国农业的特殊性，尽管它具有中世纪的英国、德国和地中海地区这三种农田系统的共同特征，但是正是同一个空间范围内三种农田系统的组合方式让法国变得独特。布洛克从民族主义者的视角，把法国看成是一个由农业环境决定的边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42〕而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土地的使用价值对于他们的生存而言意义重大，远甚于强制的合法权利。欧洲来的殖民者认为这种利用土地的方式纯属浪费，他们坚持在不同的田地之间竖立篱笆和石头墙，以便划清各自的界线，他们还打算用专业化的单一的谷物、水果和牧场取代土著农业的多样化作物种植的方式。这种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并没有导致大型工业生产的集聚，却促成了土地使用方式的巨大改变。〔43〕
以上诸理论、观点大多围绕着农业的根本“土地”而论，却多显偏颇、片面，首先土地永远不只是经济获取和掠夺的对象；即使以今天的情形而言，自然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矿藏(二者事实上是连为一体的)的重要性，包括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都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取决于评价的面向。无论经济学家以什么模型、方式、数据进行评估，总体上说，土地没有替代品，单就这一项，土地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何况，土地更是一种人类的家园伦理，是人类最初和最后的依赖和忠诚对象。仿佛中国将土地喻为“地母”。
西方农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尽可能地少付出劳动，而借助知识和农业技术手段进行农业生产。一个得到并精通运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农民，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粮食。他无须总是那么辛勤而长时间地劳动。他能够生产出如此之多，以至于他的兄弟和某些邻居可以到城市里谋生。没有这些人也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农产品。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无论这种资本是农民使用的物质投入品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一部分。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一个依靠传统农业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因而就要把大部分收入用于粮食……因此，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是(我们面临的)中心问题。〔44〕
德国学者泰厄曾经从近代合理主义的角度出发，撰写了《合理的农业原理》，他对农业定义如下：“农业是通过植物体和动物体的生产而获取收益并以货币收入为目的的营业……最完善的农业是基于农业从事者的能力，诸多生产要素和资产状况而持续获取最大纯收益(乃至利润，而不是最大生产量)的农业。”也就是说，农业和商业一样，也是追求利益的理性事业。〔45〕相对于泰厄，施瓦茨的农学理论更关注欧洲农业的多样性，他在《比利时农业入门》一书中认为，由于比利时法兰德斯地区较早发生了“小规模圈地”，小农在当地属于主流，相应地，1～2匹马拉的犁和手镰除草用具等小型农具更为普遍；进而，丰富的饲料使家畜圈养成为可能，并提供了充足的肥料，这都适合并弘扬了当地的特点，农业形态表现为高度的劳动集约型。〔46〕
于是，“大农”与“小农”成了中西农业的一个趋向性差异。事实上，在西方农业史上，就有所谓的“大农”与“小农”之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规模经营驱逐小农经营，小农将趋于消亡。围绕这一话题，西方的农学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47〕中国传统的农业无疑属于“小农”范畴，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农民极端节约、克制欲望、任劳任怨的品质，以及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形成了所谓“家庭理性”，这种能够将外部风险内化的小农经济的“家庭理性”之特点，在于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这一机制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之上的。〔48〕
我们相信，对于“农业”，“人(农民)”的素质是终极性决定因素，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人”是文化化的，所表现出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有自己的农业道理，不必非要循行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
六、小结
我们用两段有代表性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农业。我国著名的历史学、政治学家萧公权在《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的序言中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居民在其总人口中占压倒性的多数，如果不考虑政府对乡村亿万居民的影响，以及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49〕萧教授的观点所强调的正是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对农业、农民的制约性。
美国的金教授在一百多年前到中国考察农业时曾经写下这样的段落：“当我们在田间或是花园里散步时，我们经常会以蔑视的态度看待这些农民，看不起他们，低估他们的能力。然而，当我们认识到彼此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我们就会摒弃以貌取人的丑恶嘴脸。正是这些没有大智慧却有着惊人毅力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了几百万人，并且世世代代承担着繁重税收用于支持国家建设，甚至是不必要的战争。不仅如此，正是站在我们面前的人使得人类保持繁衍不息的种子，并把这些种子养育得如此健壮，使得人类文明的潮流健康奔涌，尽管会遇到重重困难。”〔50〕
中国的农业，从历史到现今，都为世界提供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榜样。农民，某种意义上说，是真正创造中国历史的英雄。让我们向农民兄弟脱帽致敬！
注释：
〔14〕《管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8页。
选择土壤肥沃、疏松、排灌方便的地块种植。由于糯玉米对除草剂敏感，如果前茬种植大豆，最好能了解前茬施用的除草剂种类及有效用量，若不能明确就需要检测土壤中除草剂残留，方法一是发芽实验，方法二是仪器检测。
〔2〕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3〕〔16〕 〔19〕吕思勉：《中国文化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183、119、120页。
〔4〕〔26〕参见刘兴林：《历史与考古——农史研究新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8-19、146页。
〔5〕〔20〕惠富平：《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文化》，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03、114页。
6.按照各种投资机会的相对收益率确立优先顺序等等。〔39〕
〔6〕〔21〕参见惠富平：《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文化》，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62、139页。
〔7〕〔28〕严火其：《传统文明 传统科学 传统农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0、111页。
〔8〕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6年，第1478页。
〔9〕〔50〕〔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244、54页。
电力企业安全工器具管理部门要对使用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其正确的使用工器具，同时也要加强工器具的保养，对于使用过的完好的工器具要存放到原先的位置。要定期的对单位安全工器具进行检查，重点对安全工器具是否完好无损，是否在校验周期内，是否合格，是否有锈蚀、打滑现象等进行检查，并对超实验周期、不合格的工器具进行清理登记，要实行严格的报废制度，对于损坏的、到期的、检验不合格的工器具要进行报废处理，禁止将报废的工器具借给或转让给其它企业或个人使用；报废工器具在处理的时候报废手续要齐全，一定要按照报废要求进行处理。
〔10〕〔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缪启愉等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11〕〔18〕〔22〕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45、20-22、67-68页。
畲田、梯田等也是我国重要的耕作田地。中国先民很早就在山坡上种田了。有学者认为，“瞻彼陂田”(《诗经·小雅·正月》)中的“陂田”可能就是山坡田。汉唐时期，不论南方北方，人们已在山坡上开出了不少农田。〔21〕唐宋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上山烧荒的人越来越多，这种保留刀耕火种习惯的山田，称为畲田，也就是所谓的梯田。唐代樊绰在所著《蛮书》中谈到云南少数民族建造的山田十分精好，可引泉水灌溉，这种山田就是梯田。〔22〕王祯《农书》曾总结山区土地开发耕种的情况：“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23〕
4.有一个没有规格的中央计划经济，那里的土地配置不是由地租来引导，而土地的无效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1〕引自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4页。
〔15〕〔33〕〔34〕〔美〕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9、13、33-37页。
从表面上看“网店”的繁荣是摧毁了实体店和实体经济，网络经济已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的快速普及，互联网将与现实世界更加紧密结合，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将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面融合趋势。
〔17〕参见《孟子》，戚良德等点注，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4页。
〔23〕转引自惠富平：《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文化》，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
〔24〕〔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俞孔坚、 陈义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89页。
〔25〕〔27〕〔美〕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序”，第3、5页。
〔29〕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9页。
〔30〕参见朱云云、姚富坤：《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王莎莎：《江村八十年：费孝通与一个江南村落的民族志追溯》，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年；《开弦弓村志》编纂小组编：《开弦弓村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综上,采用多层螺旋CT血管造影能够较好的诊断颈动脉疾病,准确评估患者血管的狭窄程度,无创检查易于被患者所接受,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参考,可以作为颈动脉疾病的首选检查方式。
在超声的引导下，甲状腺结节粗针穿刺活检能够准确的诊断出结节的良性与恶性，且因粗针穿刺组织取样足，检测成功率高，对甲状腺CNB的诊断精准性高，并发症的发生率低，值得大力推广。与细针穿刺相比，粗针活检取出的组织充足，在病理分析的难度上明显低于细针的细胞学分析，更易于在基层医院开展。
〔31〕〔美〕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导论”，注1、2。
〔32〕参见〔美〕许倬云：《西汉地方社会与中央政治权力之关系的演变》，《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7卷第4期(1965年)，第385页。转引自〔美〕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序”，第5页。
首先用x替换f(x),2f 2(x)-(2a+3)f(x)+3a=0在多媒体上就转变成为2x2-(2a+3)x+3a=0，通过图片覆盖功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求解方程；在多媒体一体机上进行动态演示，由希沃软件中的黑板“叠加功能”逐渐演示图象的形成，在通过直线的动态演示直观地观察出“函数图象与直线的交点”，动态演示可由学生自主拖动直线直观体验“图象交点”的变化情况，这就形成了很好的“数形结合”互动教学.
〔35〕参见彭兆荣：《邑，城在乡土中——中国城镇化的自我逻辑》，《学术界》2018年第3期。
〔36〕〔美〕马克·B·陶格：《世界历史上的农业》，刘健、李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4-65页。
〔37〕R.F.Harrod,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London:Macmillan & Co.,1948.p.20
〔38〕〔39〕〔美〕西奥多·W·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郭熙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41、47-48页。
〔40〕〔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等译，2010年，第59页。
〔41〕M.Bloch,French R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42〕〔43〕〔美〕濮德培：《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韩昭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5、45页。
5)在大赛中，中国女篮需要加强对场上局势的把控，面对挫折时的强硬以及对整个技战术的运用的稳定性，以来减少不必要的失误，从而更近一步提升进攻质量。
〔44〕〔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页。
〔45〕〔46〕〔47〕〔日〕祖田修：《近现代农业思想史——从工业革命到21世纪》，张玉林、钱红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33，39，89-92页。
〔48〕〔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中文版序言：理解中国小农”，第16页。
〔49〕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页。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2.011
作者简介：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一级岗)，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探索研究”(批号：17AA0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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