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今天的孝道出现了观念与行为背离、色难与供养并存、有心与无力勾连、啃老与养老相伴、烦老与虐老叠加这五种状况。此五种状况所体现出来的孝道问题主要有养老不敬、弃老不养、啃老无耻、虐老无畏四个方面。为克服这些孝道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构建相应的应对机制：一是确立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孝道；二是创造明孝、认孝、行孝的新局面；三是构建培育、弘扬孝道的新机制；四是创新子女养老尽孝的新模式；五是构建家庭孝道建设的新文化。
关键词：新时代；家庭建设；家庭伦理关系；孝道问题；应对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家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党和政府对家庭建设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提出“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明确要求，更是将中国社会的家庭建设推向高潮。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在家庭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有力促进了家庭和谐和社会进步。然而，我国家庭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老年社会的快速到来。面对这一问题，社会各阶层以及学界都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而于众多方案之中，弘扬孝道、践行孝道成为共同选择。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家庭伦理关系和我国孝道现状入手，揭示新时代所面临的孝道问题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应如何构建相应的应对机制。
传统的测绘体系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制作的基础性的测绘信息，只能反映最基本的地理要素，测绘地理信息的深度还有待提高，因此，当时的地理信息产品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在地理地貌层面进行识别，在当下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下，更多的是要对人文、经济、环境之间相互结合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一、新时代我国的孝道现状
我国的孝道源于先民的生存实际，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对于家庭生活及家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今天的孝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探讨这一问题，既有助于了解现实的家庭伦理关系，也是在家庭建设中弘扬孝道、研究孝道的基本前提。
蓄集峡水利枢纽工程建于青海省西北部，行政隶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蓄集乡，蓄集峡水利枢纽工程德令哈市东北约60 km的巴音河上。岸坡引水发电洞穿过的地层主要为石炭系上统宗务隆山群板岩、大理岩和灰岩及震旦系亚群片岩、灰岩等，进出口局部为第四系崩坡积物和冲洪积物。
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完，阿扁有没有被处死啾啾先生也不清楚。啾啾先生只知道齐桓公是春秋战国时最早称霸的君主（这说明国家治理得很好），还知道阿扁讲的“得手应心”意思是只有去实践才可能心里明白，才会熟能生巧。现在，“得心应手”用来形容技艺娴熟或做事顺心如意。
（二）个人独立化趋势的彰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个人独立化的趋势日益彰显。所谓个人独立化趋势，是指“现代社会中个人由于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而逐渐从家庭和社会中分离出来的趋势”[9]。这一趋势，动摇了原有的重义务、轻权利的道德权利义务观，强化了现实的、法律的权利义务观，进而在家庭亲子伦理关系上导致了如下结果：一是淡漠的亲子之情。亲子之间存在着无法抹去的血缘亲情，中国传统伦理所以有效的根基，就在于这种浓浓的血缘亲情。不过，这一情感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变得淡漠了。二是颠倒的亲子地位。在传统伦理之中，父尊子卑是正常的伦理秩序。然而，当今的父子地位虽说没有改变其父尊子卑的伦理秩序，但“小皇帝”“小公主”“小太子”“富二代”现象的出现，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颠倒了原有的亲子地位。
1.慢性肝炎结节一般是局部废弃，肝脏作高温处理，如果病变面积大则全肝废弃。其它内脏器官和胴体无可见病变者，仍可按市场鲜销处理。
（二）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由纵向转向横向的变化。中国传统家庭始终处于一种纵向的“以‘续香火’的方式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2]的伦理秩序之中。在这种秩序之中，“父是子的血缘根据，子是父的血缘延续; 既然子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父给的，那么，子女对于父权的无条件服从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3]。这种以亲子纵向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事实长期如此，始终如一，直至近代才有所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父权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在逐步消失。与之相随，父子关系的核心地位逐渐降低，而夫妻横向关系的地位却急速上升，成为家庭伦理生活的重要关注对象。事实上，透过鸦片战争之后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可见，中国家庭夫妻横向关系的伦理地位始终处于上升状态，伦理关系的核心开始由纵向父子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关系，以至于夫妻和睦在今天的社会中已作为“最重要的家庭道德要求的倾向在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4]。家庭伦理关系核心的变化，是家庭结构、规模、功能等时代变化在伦理关系上的具体反映。
（三）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心由整体转向个人的变化。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心落脚在家庭整体还是落脚在家庭成员个人，是区分家庭整体主义和家庭个人主义的试金石。落脚在家庭整体的是家庭整体主义，落脚在家庭成员个人的则是家庭个人主义。传统家庭几乎都将伦理关系的重心落脚在家庭整体，所坚持的是家庭整体主义。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小农经济式微、工业经济变强，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以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为支柱的家庭结构、家庭伦理秩序也开始发生变化，大家庭渐次分裂为众多的小家庭，“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已不多见，至多也不过三世同堂，家庭的核心也已由长者转变为家中挑大梁的中年人”[5]。在这种形势下，家国一体的关系格局开始松动，家庭原来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交等功能逐渐消失，而其作为家庭成员情感港湾的功能却得到了凸显。这一切为个人走出家庭、与家庭分离，进而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可能性，而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心也由此开始偏移，即从家庭整体转向家庭个人。
（一）家庭伦理关系的性质由尊尊转向平等。在孝道伦理中，由“亲亲”而至“尊尊”是其基本内容，而“尊尊”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尊重父亲。一切伦理关系都是以此为基点建立起来的。这一秩序是传统社会家庭伦理关系的常态。然而，近代以来，这一常态在西学冲击之下发生了改变。在西学东渐的趋势下，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思想、自由意志学说等进入中国思想界并在知识分子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西方近代以来所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得到中国进步人士的认可和提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和共产主义道德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伦理观和道德形态，男女平等被作为重要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观念推行到社会、经济、教育乃至家庭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家庭伦理之“亲亲”而“尊尊”的制度基础和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父尊子卑的伦理观念，从而使得平等逐渐成为处理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准则。
其中，x=Tr(P-1Y)为相干斑矢量经MPWF后输出.可以看出，极化散射矢量s的MPWF输出可以分解为上述两部分的乘积.式(7)中τ1服从归一化Fisher分布，其PDF为[17]：
家庭伦理关系的三大变化，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始终发展着，尽管发展过程中程度有别，但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的市场经济，更是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变化趋势，并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伦理道德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政府、社会多方强调重建、弘扬孝道，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整体而言，孝道在家庭建设方面的表现喜忧参半，其现实状况着实令人担忧。
随着行业的发展和南方航空管理制度不断地规范，程凤萍回忆：“33年来，我不记得接待了多少旅客，受过多少委屈，救过多少人。空姐的任务就是让旅客开心地到来，开心地离开。对待小孩就是阿姨，对待老人就是闺女，对待盲人就是拐杖、对待病人就是医护。”多年的职业习惯让程凤萍在迎接旅客登机的时候都善于观察每一位旅客的表情和神色，稍有反常的情况她都会叮嘱机舱乘务员特别留意，随时都关注晕机或者身体不适的旅客。
（一）观念与行为背离的孝道。毋庸置疑，孝道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路人皆知的。孝道并不只是一种观念或者知识，它还须具体落实在行为上，做到知行合一。唯有如此，孝道才是完整的。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的孝道观念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孝道行为，现实的孝道往往表现为一种观念与行为背离的情形。比如，有报道称：“湖北某山村竟然有近一半的老人是非正常死亡，因为他们生病之后缺少应有的照顾和救治。”[6]这些老人的子女并非不知孝，而是知孝却没有行孝。观念与行为背离，使得现实的孝道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一种孝道繁荣的景象，而事实上则是孝道的没落与忧伤。
（二）色难与供养并存的孝道。供养，即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供养老人。色难，语出《论语》，是孔子就子游问孝所给出的答案。在孔子看来，供养是狗和马这一类的动物都能做到的，如果人对父母的孝仅仅是供养，仅仅是“有酒食，先生馔”，那人与动物就没什么区别了，因此子女对父母尽孝，不仅要从物质方面满足父母的需求，还要心甘情愿、和颜悦色。然而，无数事实表明，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虽然绝大多数人能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却很难做到常在父母面前和颜悦色。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这种色难与供养并存的孝道有所改变，尤其是在城市及富庶地区。当然，在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农村，随着农村青年跨地区务农和务工现象的日趋普遍，这一状况还将继续，甚至有加剧、恶化的可能。
（三）有心与无力勾连的孝道。实事求是地讲，当下的年青一代绝大多数人在主观意识上是愿意践行孝道的，是有心孝敬父母老人的。然而，随着物价的增长，尤其是房价的急剧增长，年青一代的生活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他们虽然有心孝敬父母老人、践行孝道，却难以有这个能力。
在式(4)和式(5)中，I(·)是一个示性函数，ρ、ϑ分别是金融摩擦变量Ffri和交叉项Epu×Irr×Ffri的门限值。显然，如果式(4)的估计结果显示，a2=a3、a4=a5，则金融摩擦变量Ffri不存在门限效应；若式(5)的估计结果表明，b3=b4，则交叉项Epu×Irr×Ffri不存在门限效应。反之，就存在门限效应。
（四）啃老与养老相伴的孝道。“啃老”，是指成年子女依靠父母过生活，依赖父母为其支出生活费用。“啃老”的特殊人群被称为“啃老族”。有人概括说，啃老具有“啃钱”“啃物”“啃力”三种主要方式，而每一种方式都有可能把一个带有虐待老人性质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事实证明，目前啃老现象甚为普遍，甚至有加剧的趋势。与啃老现象相伴随，尤其是在当下的房价剧增、生活成本高居不下的形势下，依据孝道孝老养老就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五）烦老与虐老叠加的孝道。在很大程度上，厌烦、虐待父母或老人，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差别的只是程度。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缺乏退休保障的农村，这种烦老和虐老叠加的孝道问题非常突出。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家庭因某些细小琐碎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父子婆媳反目成仇。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不给父母生活费者有之，不给父母治病者有之，苛刻父母衣事者有之，掏空婆家财产者有之。更有甚者，有的子女无视父母的身体状况和劳动能力，无休止地榨取他们的劳动力，把他们看成是不需佣金的保姆、管家、长工，无休止地开发着他们的“余热”。
二、新时代面临的孝道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四）虐老无畏问题。虐老，就是以残暴狠毒的手段对付父母或老人；无畏，则是指虐待父母而毫无畏惧。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是谩骂殴打。在家庭生活中，由于性格差异、利益纠纷，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发生一些口角甚至争执都是难免的，也很正常，但谩骂殴打则远远超出口角争执的范围，是一种严重违背伦理纲常的不孝行为。其二是无衣无食。一些父母，尤其是偏远农村的父母，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往往要依靠子女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如果不肖子孙拒绝提供必须的衣服和食物，那么父母就会陷入无衣无食的状态。其三是扫地出门。现实之中，常常有些子女因为财产纠纷、利益之争而将年迈的父母老人撵出家门，不仅不敬、不养，连住所都被剥夺。
（三）经济发展的冲击。孝道发生巨变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市场经济的推行。正是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基础，从而引发了家庭生活的巨大变革。一是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庭，在城市务工。而城市生活迥异于农村生活，这种迥异迅速改变了年轻人原有的家庭生活方式，也不断弱化着他们原有的孝道观念、孝道伦理。二是功利追求的日益凸显。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功利的追求日甚一日，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功利性追求的现代凸显，不仅使每一个人积极追求自己的价值目标、维护自己的个人权利，而且也推动着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改变，导致家庭成员之间更加趋于平等化、开放化和独立化。三是家庭关系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无形中将家庭关系的重心由纵向的亲子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的重心转移改变了人们尤其是农民的价值信念和道德观念，使孝道也随着这种改变而改变，甚至在遭遇一系列解构之后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声音，再也不具有那种溶于血脉的生命力。
（二）弃老不养问题。弃老不养，是指某些成年子女远离父母老人，置父母老人于不顾，不仅不敬，而且也不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这类问题往往通过以下四种情形表现出来：一是多个子女相互攀比，均不承担养老义务，致使父母老而无靠；二是子女外出打工，收入微薄，为逃避养老责任和义务，避而不见、弃老不养；三是亲子之间因某种利益纠纷而关系紧张，子女愤而弃老不养；四是子女出国定居，父母老人留守国内，子女由于各种原因不承担养老责任和义务。前三种情形主要发生在农村，因为农村经济发展大多数还停留在第一产业上，并且发展模式也相对单一，收益较低。第四种情形则是城市居多。
（三）啃老无耻问题。在传统意义上，“养儿防老”，即依靠儿子养老是基本家庭伦理信念。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养儿子非但不能养老，反而成为“啃老”的必然前提。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已经退休的父母在通过再就业确保自己生活质量、减轻子女赡养负担的同时，还要给孩子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尤其是对经济状况不好的孩子的资助。[8]如果说啃老是不孝的，那么，啃老且无耻则更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因为无耻，有些啃老行为便可发展到极致。比如，有的年轻人挥霍父母的财产，在父母不能满足其要求时蛮横无礼、殴打父母，甚至夺去父母的生命。
我们知道，孝道是一种道德要求，是基于现代社会家庭成员地位平等之下子女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而子女履行了这一道德义务就是孝道的道德意义的实现。[7]为更好地认识家庭建设和孝道的关系，笔者将上述孝道现状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上述孝道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孝道生态的改变。在传统社会中，孝道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都依赖于融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于一体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生态，而近代以来这一社会生态发生了改变。一是因文化批判而导致的改变。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对包括孝道在内的诸多文化内容进行批判和否定，而这种批判和否定，在否定家庭伦理关系中应有的等级与差别的同时，也根本否定了孝道的存在依据和意义。二是因结构缩小而导致的改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始终是我们的国策。这一国策实施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结构缩小、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模式成为普遍现象。在此背景下，从父辈那里观摩沿袭孝道的可能性几近消失。三是因家教空场而导致的改变。孝道是一种道德要求，并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因此需要灌输。然而，今天，这种灌输难以为继。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父母要离开家庭出去工作；二是子女要离开家庭接受教育。于是，家庭教育灌输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四是因利益之争而导致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一方面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利益之争，从而严重地影响、改变了家庭伦理关系，消解了原有的温情而产生了无奈的冷漠。
毫无疑问，现实的家庭伦理关系是从传统中演变而来的。从历史视角看，中国社会家庭伦理关系的根本改变始于鸦片战争。肇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遭遇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形势下，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改革政治，而“政治的根本在文化，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熏陶积淀而成的消极的国民人格、保守的文化心理、顽固的道德意识乃是专制制度死而不僵的灵魂”[1]，因而改革之要就在文化。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概而言之，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养老不敬问题。养老，是指成年子女在物质层面满足父母的基本生活需求；不敬，即不懂得尊敬父母。概而言之，养老不敬，就是现实家庭孝道中存在的成年子女对父母老人养而不敬的心理意识和行为。实事求是地讲，这类孝道问题是比较普遍的，无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一般的县城乡镇，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可以看到这种问题的影子。
为了克服上述孝道问题，我们应当构建起相应的应对机制。而要构建孝道问题应对机制，首先须明确如下三个前提：
（四）农村的相对贫穷。我们虽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但应承认经济因素对道德建设产生的影响，应承认没有一定经济基础作支撑，孝道也是难以践行的。这一点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孝道问题尤其具有说服力。一是城镇化进程吸走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而青壮年进城务工，严重削弱了农村发展的动力。发展动力的缺失，必然导致农村经济萧条，而经济萧条必然导致农村经济的普遍疲软，难以为继。二是年轻一代经济收入微薄而生活成本激增。家庭收入状况是由收入和支出决定的，收入少而支出多，贫穷是必然结果，而贫穷则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其结果只能是更贫穷。三是经济政策偏移失衡降低了农民的经济收入。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增长，而粮食价格却持续低下，从而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必然低下，而低下的收入必然导致生产积极性的低下。而低下的生产积极性难以使农民脱贫致富。四是因疾病、灾害、灾难等原因而严重致贫。相对于城市，农村的保障体系较为脆弱，难以为疾病、灾害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撑。即使一般富裕家庭，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必然要返回贫穷。如此的经济形势，注定了孝道不行的命运。
（五）社会制度的缺位。我们必须清楚，孝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伦理规范，它还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且孝道的实施自古以来都源于价值提倡、道德教化和制度推进。然而，目前我们有关孝的制度是极不健全的。一是缺少对孝道的定义和明示；二是对孝道的层次性缺少解释；三是缺少惩罚措施。
三、新时代孝道问题应对机制的构建
自2014年9月—2017年12月收集我院21例巨大肝血管瘤病例，其中有男性8例，女13例，年龄38～67岁，平均45岁，其中体检发现12例患者无显著临床症状，其中有腹胀、腹痛、贫血、上腹不适、消化不良、腹部肿块等症患者共9例。共有12例患者为体检发现，所有患者均通过M/CT检查及B超检查确诊为肝血管瘤。其中6例患者为单发者，15例患者为多发者。瘤体最大者17.2cm×16cm，最小11.8cm×8.5cm。检查肝功能及消化道肿瘤标志物均正常，Child-Pugh分级皆为A级。
（一）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相适应。须尊重并服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七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形成了三大特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在搞活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主体意识，彰显了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成员的主体性精神特征，使得他们积极追求个人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和自主发展，注重个人权利和人格尊严。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上有别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其核心在于让人民当家作主。在这样的政治模式下，人民依法享有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有权依法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在中国已经推行了几十年，其内涵是明晰的。《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上述特点，是中国社会的客观存在，我们在构建应对孝道问题的机制时必须适应这些特点。
小商桥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皇帝庙乡商桥村，南北跨小商河之上。该桥北去县城13公里，南距漯河12公里，东临107国道，西靠京广铁路，正当临颍、郾城两县交界处，历史上为南北交通要冲。
（二）明确孝道的价值取向。“作为我国传统道德核心和特色的孝道，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呈现出被批判和被弘扬、被践履与被抛弃两种并存的矛盾情形。之所以有这样的命运，首先是因为传统孝道本身含有阶级性、时代性和人民性、民主性的双重性质，是精华与糟粕的混合体。其次，孝毕竟是传统社会的核心和首要道德，在现代中国，支撑这一道德的社会结构、社会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要把它简单地、原封不动地全部搬到现代社会中来也是不现实的。”[10]因此，构建孝道问题应对机制，应抛弃传统孝道的糟粕，明确新孝道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新孝道的价值取向就是扬弃孝的社会首德地位，让孝回到家庭之中。如今，社会结构变了，社会不再是家族社会，而是公民社会，因此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孝泛化，那种把孝道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手段的观点是错误的。有鉴于此，时下家庭建设中的新孝道，应逐渐淡去其传统的政治性泛化的特点而让孝回“家”，在家庭之境中发挥它的合理性，如此孝道才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融合，才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明确孝道的基本原则。实施任何一项社会工程，都需要相应的原则，孝道建设也不例外。笔者认为，至少应明确以下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守法原则。现代社会强调民主、平等，依法治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因此时下的家庭孝道建设必须在守法的前提下进行。在此原则下，子女、父母等都要守法。二是尽力原则。尽力原则既有外在的参照，也有内心的依据。从外在看，一个人是否尽力，有其物质财富、时间精力作参照；从内在看，一个人是否尽力，有其良心作参照。三是双向原则。现代孝道不仅要讲子女孝敬父母，也要讲父母慈爱子女，需要一种慈孝对应的双向运动。当然，孝慈不能完全对等，实际上也对等不起来，但要有这种精神。四是兜底原则。无论如何强调，社会中总会存在不孝、弃老不养行为，尤其是因疾病、灾害等缘故而难以得到子女孝敬的情况存在。对此，要贯彻兜底原则。五是鼓励原则。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鼓励更能激发青年一代的爱心孝心，更能推动他们主动行孝。
基于上述前提，结合上述对孝道现状与孝道问题及其成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去构建孝道问题应对机制：
（一）对传统孝道进行创造性转化，确立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孝道。这种新孝道既要符合当今社会的特点，又要回归家庭之中，应当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是血缘。中国人重视血缘，其人际关系的关键也往往遵循血缘原理而采用由内而外的结构形式。在血缘原理下，人们普遍认同如下观念：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是难以做到爱其他人的。所以，需要突出血缘。其二是平等。平等作为一项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强调平等、重视平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孝道问题应对机制时必须强调平等。当然，这里的平等是人格的平等，强调在人格、权利、义务等方面尊重每一个人。其三是双向。在今天的社会中，延续传统惯性，强调对父母长辈的孝是应该的，但也应当改变孝的单向义务性，既要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也要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慈，凸显亲子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性。其四是情感。现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亲子双方都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很容易导致亲子关系的疏离和情感的淡漠。因此，应采取相应举措加强亲子之间的联系沟通，强化情感的存在。其五是自律。自律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本属性，也是构建新型伦理关系的基本要求，因此应强调自律。当然，他律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强调自律的同时，还要强调一定的他律，凸显强制在新型孝道中的作用。其六是宽容。道德，必然具有刚性地规范人之行为的作用，但宽容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今天的社会中，孝道不仅要凸显规范性，还应强调宽容。宽容更能使亲子关系获得质的提升，更能成就家庭生活的完美与和谐。
（二）将孝道观念贯彻于整个社会，创造明孝、认孝、行孝的新局面。毋庸讳言，多年来，我们始终以一种暧昧的态度对待孝道，而且即使偶尔提及，多半也是批判和指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于孝道是无知的。比如，有些年轻人认为，孝道就是自己拼命挣钱，让父母住大房子、吃燕窝鲍鱼，雇保姆伺候老人，给父母最专业的照顾，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子女的确是在尽孝，但这些不是父母真正需要的孝道。在父母看来，孝道不仅是物质的满足，还需精神的安慰，不仅要提供美食美味，还要抽出时间给父母打打电话，每周回去陪陪父母，一起吃饭、聊天、看电视等。为此，构建孝道问题应对机制，首要的就是明孝。所谓明孝，就是明确孝道的基本内容，使之昭然于天下。在这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大众传媒、机关学校等都肩负着一定的责任。其次，知孝。所谓知孝，是指主体对孝的自觉认知、理解和接受。对于青年一代来讲，孝当然包括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挣得充足的物质财富，以便给父母好的生活，但这不是孝的全部。事实上，孝还包括陪伴父母，安慰父母等。行孝，就是将孝道付诸实践，使主观见诸客观，把对父母老人的爱用行为表现出来。孝道不仅是信念、规范，不仅是伦理道德，更是人们的行动，是知与行的合一。只有把孝的信念、规范等付诸实践、付诸生活，孝道才是现实的，才是完整的孝道。
（三）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角度，构建培育、弘扬孝道的新机制。依据通行的标准，时下的中国，14亿人口之中有2亿是老人，早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老年社会属于“未富先老”型，即人未富裕却已年老。老年社会的快速来临，使得养老问题陡然间成为我国社会的重大问题，而未富先老又使得养老问题成为沉重负担。这要求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以求构建一种解决养老难题的妥善机制。事实上，党和政府多年来一直都在努力地做好这项工作。比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一意见，就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为农村养老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然而，仅仅依靠党和政府的政治呼吁、督促是不够的，还需从经济、文化的运行机制方面下功夫。农村的贫穷是一种结构性的，那种试图以提供补助、发放养老金等来解决农村贫穷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经济、文化运行机制，且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贫穷的问题。事实上，只有真正解决了农民贫困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从而为孝道建设奠定物质基础。
（四）以居家养老模式为基本模式，创新子女养老尽孝的新模式。其一，居家养老模式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中国文化尽管经历多年外来文化的冲击，但骨子里还是重视家庭的儒家文化。一个人，不管他皈依基督还是佛陀，最终还是向往家庭，愿居家养老、在家中寿终正寝。其二，家庭养老是一种最经济的养老模式。从目前的形势看，社会养老成本太高，并不是一般社会成员能负担得起的，而且即使勉强为之，其结果也不会理想。与社会养老相比，居家养老成本低廉得多，这是居家养老的优势所在。因此，在养老模式方面，中国社会要有自己的坚守，不要偏离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实际。当然，我们强调居家养老，还须放弃墨守成规、延续传统的做法，对原有的居家养老模式进行创新，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新形势。从今天的现实看，党和政府对此已经有所考虑。然而，必须指出，强调居家养老，不是不推动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其他养老模式。对于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鳏寡孤独之人，社会养老则是最后的保障。
五是以敬亲、尊亲、孝亲为基本内容，构建家庭孝道建设的新文化。孝道在终极意义上是人类的本真情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那种依靠强制力来实行孝道的做法是难以持久的。汉朝的“举孝廉”最后导致伪孝行为迭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不过，在现代社会中构建孝道文化，必须要符合现代社会的特点和要求，要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们还应强调古为今用，挖掘传统孝道富有生命力的价值内涵和践行方法，须强调敬亲、尊亲、孝亲，须讲究长幼有序、老少尊卑等等。为此，新孝道文化须在以下三点上下功夫：一是自己带头敬亲、尊亲、孝亲。家中的父母长者要有自觉行孝的意识，注重思想道德修养并以身垂范，为子女树立良好形象。二是奖掖后人敬亲、尊亲、孝亲。后人即年轻人，他们是家庭的希望和未来，对他们进行孝道教育是家长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父母家长要“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对子女的孝道行为及时予以奖励，对子女的不孝行为及时予以阻止和警告。三是养成敬亲、尊亲、孝亲的道德品质。构建适宜环境，以养成青年一代的敬亲、尊亲、孝亲的道德品质是构建家庭孝道文化的根本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家庭的教育、训诫、劝导和感化，也需要学校、社会、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合力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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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ilial Piety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WANG Changzhu LAN Yanni
(School of Marxism,Jinan University,Jinan 250022,China)
Abstract:Today's filial piety has come into its five wrong forms,which are the deviation of concept and behavior,the co-existence of kindness and support,the hookup of willingness and inability,the accompany of gnawing on the old and serving the old,the superposition of annoying and abusing the ol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nsion level,these five forms can be summed up as the four family filial piety issues,which are supporting the old with disrespect,abandonment of the old,gnawing on old shamelessly,abusing the old but not feeling bad.To this end,the famil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needs a corresponding mechanism to deal with the filial piety issues:the first is to establish a new filial piety adapting to modern society;the second is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by which to understand,acknowledge and do filial piety;the third is the new mechanism by which to promote filial piety;the fourth is to innovate the new modal of sons and daughters serving the old;the fifth is to build up a new culture for the family filial pie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ew era;family construction;family ethical relations;filial piety issues;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5-0063-08
收稿日期：2019-0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18BKS091）。
作者简介：王常柱，男，山东泰安人，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兰燕妮，女，山东威海人，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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