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发展中的一个主要政治分析流派，它继承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与旧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结构与历史的双层嵌入式分析框架，为研究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福利国家的运行逻辑提供了较为契合的新思路与新空间。福利国家自萌芽期至今历经长达四百多年的变迁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对于不同阶段的典型福利国家演化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福利国家发展轨迹与规律的认知，开拓研究视野。以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福利国家谱系、福利国家的危机与转型进行三重考证，探寻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发展的必然属性。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福利国家；福利制度；福利国家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结构观上，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 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1]。当我们假设全球化对于福利国家的发展理路具有影响力，有两种情形会被考虑在内：第一种情形就是福利与市场是一对矛盾的前提下，全球化对于福利制度的各种形式的冲击和分析是成立的；第二种情形是福利与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前提假设，那么互动的“双向性”特征就十分明显了。由此可以推论全球化冲击最大的应该是自由主义型福利制度国家，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型福利制度国家。那么基于这种假设来看最近几年内，国际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英国与美国近来的变革被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是反全球化的一种新的趋势。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的一些列政策以及英国脱欧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而关于福利体制的研究中，美国和英国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补救性质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关于世界范围内主要国家呈现出的新变化，虽然从历史制度主义角度来看，两国有历史路径依赖的特征，但是整体上看既往的研究模型似乎缺乏了一定的解释力，重新对福利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内涵进行再考察，既有必要又兼具现实意义。
二、福利国家缘起、过程考
福利国家的研究中采用历史阶段分析法较为常见，对福利国家模式不同历史阶段背景及演化逻辑进行论述，其本质上亦是对福利国家的发展变迁过程进行分类研究，整体上体现为离散中的集中性研究。姚建平(2007)认为依据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责任承担方式, 西方福利模式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前福利国家时期、福利国家时期和后福利国家时期[2]。周沛(2008)认为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保险萌芽和现代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以此来考察福利国家的政府责任[3]。而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塑造不仅影响现有的制度结构框架还有相关的制度激励、制度约束，同时也限定了个体偏好、目标确定和选择过程。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生成及变迁是可以通过三种模式的分析而实现的：一是由旧有制度内部中新冲突和新压力所演化而来的新制度，这种制度是在旧制度下的；二是在尚无制度外在压力情况下，既有制度环境下的行动者有意引发的冲突而生成的第二种新制度模式，这种模式的诱因多与制度利益博弈有关；第三种制度生成的逻辑主要依托于新的发展观念，在旧制度下受到新观念的冲击，利益集团重新排列组合引发的旧制度冲突与新制度再设计的历史过程。在福利国家的演化模式及其变迁制度研究中，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理解和深入再认识福利国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窗口”。
1349年，中古时代的欧洲爆发了“黑死病”(Black Death)，导致了劳动力人口骤减；随后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马克思。导致社会流民问题的产生，封建系统被打破，从农业经济向以羊毛工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后规定了教区具有救济穷人的义务，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一方面接受地方征税系统用以接济贫者的救贫税的社会救助，另一方面也必须配合以强制性劳动来换取接济。旧济贫法实施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对象为贫困的青少年与儿童，地方选择在习艺所。在贫困者中也做了自愿性贫困就业和非自愿性就业的区分。对非自愿性贫困者提供工作介绍服务；对具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和乞丐则在制度层面施以强制性收容与强制性劳动，这通常被学界认为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历史起源。《旧济贫法》这一历史时期是福利国家制度形成的萌芽。
随后，迎来了福利国家漫长的探索期。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以棉纺织技术为先导开启了工业革命。工业的发展使得应对社会危机与风险必须加以调整并适应其社会背景，工业革命伊始，整个社会系统取向调整为风险消弭与矛盾缓解。社会权利到公民权利的逐渐发展使得英国对于贫困者的政策逐渐变得宽松。这一时期，济贫成为国家责任，接受国家救济也逐渐成为公民的一种权利。国家有义务为穷人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供给。1782年英国出台了“吉尔伯特法”法案。该法案由下院议员吉尔伯特提出，法案的基本逻辑假设做出了更改，假定失业者并非是自愿选择，也并非是道德风险的逆向选择，而是基于一种劳动权利的缺失。这一法案规定设立了济贫法中央管理委员会，统管国内的社会救助问题。1795年斯品汉姆兰法(Speenhamland System)以现金救济弥补工资的不足，将劳动者的福利制度与家庭人口数相关联，家庭可以有工资和教区福利收入两种固定的工资。这种比吉尔伯特法更加激进的制度遭受了种种批判。不少人抱怨这个仁慈的政策结果很悲惨，因为它不仅导致了济贫税负担的增大，并且给劳动力市场秩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干扰，有些工厂的老板还故意把劳动者的工资降低因而导致教区的福利支出节节攀升，不堪重负，最终该法被简单废弃，济贫重新趋向严苛。《新济贫法》的特征：一是劣等待遇原则；二是院外救济的废止，劳役场内的强制劳动，一般混合济贫院(general mixed work house)；三是从以教区为中心的地方分散的济贫体制向中央集权的济贫行政/政策的全国统一化过渡。《新济贫法》假设只要具有工作意愿就可以拥有工作机会。这是一种自由放任的逻辑假设，这种放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推崇自由经济效率法则，对自由主义具有高度的自信心，只不过这种逻辑假设的背景只有在农业社会才能够完全适用，对于工业社会的背景则未必适合。因为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有太多的复杂变量需要考虑，并且会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要区分繁荣期和萧条期等，对于失业的考虑还不够充分。
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主要集中于社会事业政策的研究。查尔斯布斯在“科学的贫困调查”中，第一次从社会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贫困现象进行了实证，昭示了贫困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强化了国家政策介入的必要性，为20世纪传统的济贫法制的解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进了从“个人主义的贫困观”向“近代主义的贫困观”的转变。这一时期，福利国家制度生成的逻辑主要依托于新的贫困观的发展理念，在旧贫困观制度下受到新观念的冲击，利益集团重新排列组合引发的旧制度观念冲突与新的近代主义贫困观念的制度再设计的历史时期。
第四，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论。高夫(I. Gough)认为福利国家是动用国家资源去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秩序，并且为非就业劳动者提供制度性保障的制度安排。他认为社会可续发展需要通过劳动者的生产活动获取薪酬，并获得可获取服务或者商品(消费品)的购买力，家庭主妇可以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家庭服务[18]。
在比较福利国家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们用重要理论来解释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第一个理论来自于维伦斯基，他把福利国家主要视为对经济力量的反应，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称之为“经济假说”论；第二个理论是以科尔皮为首的以权力关系为政治动因产物的福利国家题材，我们将此称为“政治假说”；第三个理论是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公民权利”的发展与权利博弈；第四个理论是“文化地域”论，平克还有他的学生黄黎若连发现了这个“文化”视角，研究以福利体制生产的地缘与文化为背景进行学术研究的解释框架。“经济假说”论认为福利国家的福利状态主要取决于福利支出水平，典型的福利国家研究者中，像埃斯平—安德森[4]、费雷拉、胡博、考皮和帕梅尔[5]、穅[6]都以福利支付作为考察福利国家的发展性指标。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相同福利支出水平的国家，在其他结构上的呈现亦有所区别，这种福利状态仅仅是一种“量”上的呈现，“质”的考察也实为必要。“政治假说”将导致我们预期的积极主动的福利国家与经济上类似的国家在福利国家规制层面存在目的不同的境况，在现有文献中也支持这一假设。
（2）一次泵变流量模式。关闭冷源侧和用户侧平衡管电动阀和一级泵，开启对应的旁通电动阀，仅运行二级泵，转换成一次泵变流量模式，该模式实际负荷小及在冬季工况下节能效果明显。系统仅开启1～2台冷水机组时，由集、分水器的压差控制压差旁通阀的开度，确保冷水机组最小水量供应及运行。
纵观福利国家的各个发展阶段，不难看出：福利国家的推演纵深尚依存于新旧制度的设计、冲突与变化，是福利国家理念、福利国家制度、福利国家理性的复杂化、多样化的生命历程结合体。每一阶段历程中新制度环境与旧有制度的残存所引发的危机与化解构成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历史演化，约束与激励均适合历史制度主义的建构逻辑，因而在福利国家制度逻辑谱系中转向了博弈、冲突对立大前提的主导优势方，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新制度中对于已有制度的保留。
三、福利国家谱系的内涵、外延考
“福利国家”“福利体制”“福利世界”“福利模式”“国家族”“国家群”，面对复杂的概念群，1990年安德森首次使用了“福利体制”的概念，在欧洲主流理论界，这种说法被接受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结果[7]。学界对福利国家的界定主要围绕社会保障水平、社会政策的整合程度、社会救助、工业化水平等变量来论述，并通过劳动力去商品化、分层化等变量来考证。可以看出，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分野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福利国家，希冀福利国家成为人们所盼望的那样，但福利国家现实形态却各不相同，发展阶段、演化趋势、社会福利规制、福利理念、福利覆盖范围、领取条件和参与方式均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对福利国家概念表述差异性亦属正常[3]。
第二，从社会政策角度进行考证的福利国家。英国的社会政策学者诺曼(Norman)把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齐名，认为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是相似的语境与含义[11]；鲍多克(Baldock)认为国家是社会政策的扩大公平、正义的使者，通过再分配制度来巩固和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现代政治社会的核心议题[12]；威伦斯基(Wilensky)认为福利国家是根据社会开支(即福利努力的程度)来判断其是否发达[13]；R.米什拉(Ramesh Mishra)认为福利制度的定义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即包含充分的就业目标与政策[14]；赫克罗(Heclo)认为充分就业政策是战后福利国家的一个标志[15]。
第一，从权力资源论角度进行论述的福利国家。《牛津英语辞典》将福利国家定义为：一种国家体制，其组织的目的是要保证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生活。《牛津英语辞典》的诠释是基于福利体制的层面展开的，体制论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国家为主体所承担的积极福利生产功能并与之所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哈里格维茨(Harigwitz)[9]从国家的功能与职责出发论证了福利国家必须要对公民的福祉承担制度化的责任，这种责任需通过法律规定而确定，且为正式的、清晰的、明确的责任。日本学者武川正吾(ウチュアン·マサヒロ)以经典的研究框架“国家——社会”来解释社会变迁中的福利国家，他主张从三个层面对福利国家进行考察：一是目标，即福利国家中的国家福利发展目标；二是规制，即为了实现福利国家而采取的行政规制；三是支付，即通过福利支出水平来考察和实现福利国家[10]。
第一，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化时代背景对于福利国家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尼古拉斯巴尔(Nicholas Barr，2003)认为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不能作为对于福利国家发展的唯一评判标准，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是相互嵌入发展的，其存续发展还需要政治议程与全体公民来选择与决定。福利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需要进一步进行调适，以确保能够创制出有利于社会公平最大的保障与经济效率极大发挥的制度。埃斯平—安德森在《转变中的福利国家》中也直指福利国家面临自身发展和外部势力双层因素的危机：其一为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聚集和集中；其二为原有的福利体制面临着外界因素的干扰所带来的离散趋势。一面是全球化的危机，另一面是高福利水平的制度与政策，经济学研究者亚尼斯·斯图尔纳拉斯(Janis Stuart Naras，2010)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希腊内部长期执行的福利政策水平高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给希腊福利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欧洲债务危机与希腊财政透支都使其福利国家的发展面临囧境。
在海上油田前期研究阶段，面对众多的工程方案和输送方案，需要对各种原油进行掺混输送，若每个方案均开展试验，将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实验的进度将跟不上工程方案研究的进度，影响项目的推进。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需要对不同油品掺混后的黏温特性进行预测，以指导工程方案的制定。
第三，以福利责任承担的福利国家。周弘从福利国家的历史缘起界定福利国家，她认为福利国家从战争的状态走出，在工业社会的后期建立起的一种具有最低限度的福利供给制度，这种制度覆盖所有公民，是一种公平导向的再分配制度[16]。她的观点带有历史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色彩。埃斯平-安德森认为国家应该为一国公民承担最基本的福利与保障责任，这种责任是需要通过制度来确认并规定最低的限度，不能完全从福利水平的量的多少来判别福利国家的发展程度，而应该根据其结构特征——例如充分就业水平、福利计划的普遍性以及再分配的财政问题来判别，而这些特征又与不同政治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相联系。福利国家则是一个有特定历史(战后)与特定政策(制度)的含义概念；费罗拉(Flora)与海得海默(Heidenheimer)讨论了福利国家的历史核心以及变化的边界范围，并且从教育、社会经济、社会保障、民主化与现代化的西方福利国家的角度进行了探索[17][注]费罗拉和海的海默的研究主要背景是欧洲与北美的福利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些研究根植于失业大军横扫西方世界，创20世纪40年代以来空前的水平，虽然他们也谈到了失业保险的考察，但是却没有谈到失业政策和充分就业。；尼古拉斯巴尔(Nicholas Barr)认为福利国家是以政府为供给主体，且以现金给付、健康医疗、教育服务、住房保障四个制度维度基于效率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可行性福利供给，他更多是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层面来诠释福利国家的。
国外有学者对先进工业社会中的结果和政策方面的趋同性提出质疑，这种观点出现在2007年秋天的金融危机中。在这种解释中，危机是催化剂，长期预期的资本主义回归到1945年之前的正常状态，受到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极度缓慢以及建立资本权力的结构性决定论，消除了制度差异的重要性[19]。在这个过程中，工作的关键机制是全球贸易开放，对富国的劳工移民，特别是资本的自由和投机运动，共同解决了原有的劳资关系制度，对工资和生活水平施加了压力。总需求的下降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放缓，长期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以及被保护内部人士的核心速度迅速恶化。这一过程与个人和家庭层面上财富和收入的日益集中相一致，加强了转向较不渐进的税收形式(Piketty，2014)。面对这个问题，选举精英们进行防御性保护(“卡特尔化”)，试图避开民粹主义挑战者，呼吁现任者倾听公民的不满。政治代表性的崩溃反过来又引发民众和党派竞争的大众不满和愤世嫉俗，公众信任和公民意识的削弱，以及所有表现形式的政治参与下降。研究成果对后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治过程产出和政治结果日趋一致和趋同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来自人口统计学(老龄化社会)，技术(和相关消费模式)领域以及全球生产和金融系统持续不断的挑战[19]。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研究聚集在福利国家体制领域。贝弗里奇报告以其失业论和社会保障论的卓越成就，与凯恩斯并称为福利国家成立史上的伟大先驱。随后福利国家进入扩张期、紧缩期、危机期、转型重构期。国内外的学者对于福利国家历史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1946年宣布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之后，其考察主要集中在危机期与转型重构期，其中大多数人只关注到了福利扩张期、紧缩期，对于福利国家的扩张性紧缩期的研究较少有人关注到，后期的研究可进一步对其延展性进行考察。
学者们对福利国家概念的界定基于不同的视角。就本质而言，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与社会、与家庭、与公民(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疏离程度，这种离散与集中程度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机制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博弈，并且将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原则与以公平、正义为原则的社会保护之间的关系加以有效协调直至均衡。国家是否应该承担起对于公民提供福利的责任与义务，应该承担到怎样的程度，福利由谁来供给，这是政治伦理与国家职责派学者所热衷的。虽然答案莫衷一是，经济政治体制论也好，制度运行机制也罢，学者们似乎都传递出一种对于福利国家在不同福利程度上的期待，赋予了福利国家以丰富的内涵与拓展性的外延。新近的研究者更愿意从福利国家中的“效率”与“公平”角度进行对话。在实践中，随着国家福利体制的不断完善，其内涵、外延甚至概念的边界正在逐渐被打破，时代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与外延，这正是值得我们去梳理跟考察的核心意义所在。
四、福利国家的危机与转型考
母亲背着我翻山越岭地去找郎中。有些药要去县里抓回来，有些药引子得四处去寻。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味药引是铁屑，有一味是朱砂，为这两样东西，母亲每次都要在城里转几家铺子才能弄到。
因河道采砂监管是一项非常繁杂的事务，基于目前立法现状，在法律法规未禁止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与采砂权买受人可以就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承担等具体问题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约定，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如岳阳市在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中针对法律法规在规范采砂秩序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对法律未涉及而在采砂监管实际中需规范的事项进行了约定。在签订合同时，买受人必须预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当出现违约行为时，采砂管理机构按合同约定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手段是行之有效的。
恶性病变共有10例，主要分布在胸部与腹部，CT检查显示病灶区域密度不均匀，有点状钙化病灶存在，病变周围组织出现受压，增强扫描检查显示病灶区域有不均匀强化。MRI检查显示颈部为T1WI、T2WI高信号，增强扫描不存在强化。
从全球化角度来分析福利国家的研究中，虽然方法各异，但是殊途同归。学界具有普遍共识的是，认为福利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面临沉重的挑战和打击。虽然有上述经济全球化为福利国家带来的危机，但“危”的同时也会产生“机”，经济全球化也为各个福利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提升了各国经济指标与效率。德国的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认为社会福利国家需要面对经济挑战、文化挑战、社会挑战等多方面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化解与福利国家的救赎是需要通过自我救赎来实现的。而如今福利国家的新近发展中反全球化的势力也有一定的起色，虽然反全球化在全球化发展开始就一直声音不断，但是以安德森的研究结论中所提及的自由主义型福利国家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自发性保护运动。这也是自由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面临危机所做出的调整，是对于福利国家自我救赎的一种尝试。
第二，变迁中福利国家的发展动因与改革取向探析。如果说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为福利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外部性冲击，但是制约福利国家发展并给其带来挑战的还有政治运作逻辑以及文化、社会等动因，这些方面也都会对福利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改革需要同时关注多层次的因素。
安东海·梅丽赖克(Antonella Meri Riker，2004)在《社会变迁与福利改革》一书中提及福利国家的改革取向是依托于政治改革所进行的，这种政治因素包含政党集团、利益联盟、战略规制的多元框架整合。改革的利益相关者涉及到社会团体、政府的府际关系、政党政治等利益联盟和协同治理的结果，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改革取向。托本·艾弗森(Torben Iverson，2004)认为福利国家的福利改革中存在扩张逻辑，这种扩张的逻辑是基于政党联盟博弈、制造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De-industrialization)以及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贸易依存度提升三层动力所共同引致的。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博弈互动也会带来福利国家改革取向的福利政策波动，一般而言，左派到右派的权力中心转移会伴随着福利的紧缩，再分配强度减弱；反之会带来慷慨的福利政策扩张，再分配的强度将会被增加。克萨韦尔·考夫曼(Xavier Kaufman，2004)以归因法来论证福利国家的危机，认为其危机不应是简单的财政方面的讨论，这种分析只能触及福利国家危机的结构表面，是较浅的表象论点，我们需要进一步结合结构—功能与事件—过程把福利国家的危机置身于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领域进行考察。
第三，福利国家去向何处的考察。随着欧债危机发生与蔓延，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政策被扣上了危机的罪魁祸首的帽子。英国欧洲史学家萨松(Sason，2012)从欧洲内部视角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为欧洲提供了反思的机会，反思如何才能构建欧洲的身份认同，而共同身份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福利国家，只有保证全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福利国家才能更好的发展，解决危机之道就是改革福利国家。伯恩哈德艾宾豪斯在《欧洲福利国家未来在哪里》一文中认为，债务危机下的欧洲国家进行的改革正在改变着欧洲的社会模式，福利紧缩与环境校正成为基本的改革方式，但是欧洲国家形势各不相同，福利国家是否有未来关键要看两个平衡：能不能在内外压力下使社会模式现代化；能不能维持社会的聚合。
观察并比较绩效考核对护士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在自我管理、护理质量以及考核评分方面采用百分制对各护士进行评分。而护理满意度由各个病房的患者对其评分,总分5分,评分越高,说明满意度越高。
第四，福利国家的发展逻辑悖论。福利国家也同样面临奥菲所说的矛盾：福利国家令人尴尬的秘密在于尽管它对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然而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由此产生的矛盾就是，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人们不是批判福利，而是批判提供福利的国家，或者是说以何种形式由谁来进行福利供给，所以在面临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当下，福利转型已然迫在眉睫，而历史制度主义考察下的技术路线有可能会为福利国家提供一条有利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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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ipleExaminationoftheWelfareStateinthePerspectiveof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Process,PedigreeandTransformation
KUANGYa-lin
(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s a major political analysis gen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It inherited the analytical paradigm of Parsons’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old institutionalism, and formed a two-layer embedded analysis framework of structure and histor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operational logic research of the welfare state will provide a new idea and a new spa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germination period, the welfare state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more than 400 years, and has experienced the peaks and troug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typical welfare states at different stages can help us know well about the trajectory and regular cognition on the welfare state of the west.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welfare state pedigree, and the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three-fold research are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inevitable attributes of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logic.
Keyword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elfare state; welfare system; welfare state crisis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17(2019)02-0094-06
收稿日期：2017-01-23；修回日期：2017-1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残疾人家庭的社会支持机制建构与案例库建设”(17ZDA115)
作者简介：匡亚林(1986-)，男，吉林梅河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责任编辑：马红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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