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社会化是大势所趋。在社会发展中，金融的社会地位体现在金融业的功能上，金融业功能的变迁，与社会对金融的需求相关。社会就业靠金融推动，社会债权债务关系靠金融维护，社会资本靠金融形成，金融风险靠社会承担。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辩证地看待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在金融制度建设和安排中，要建立和发展普惠金融；要敬畏市场规律，对实体经济精准扶持；要找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着力点和切入点；要着力加强金融基础制度建设；要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
关键词：金融社会化；金融功能；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基础制度建设；国际金融治理
近年来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我集中撰写了几篇关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及制度安排的论文，先后发表于《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期）和《征信》（2018第1期、2019年第7期）。在这系列的论文中，我指出金融业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企业资本自我积累的原则”“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坚持利率水平不高于企业利润率的原则”，认为坚持这三大原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也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代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我在学习权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不是金融被动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主动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调金融能不能成为经济的核心，怎样成为经济的核心，取决于供需双方：一方面取决于金融业实力强不强，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成员对金融业的依赖度。影响金融业实力的因素首先是信誉，其次是承受力，重要的是对风险的承受力（其中包括资本率）。社会成员对金融的依赖度决定于人们的金融意识，一个人的金融意识高不高，受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内在因素主要是货币收入状况，外在因素主要是别人的示范效应”［1］。通过这样的分析，密切结合国内外的实际，深深感到金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撰写这篇文章，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认识。文章从两个方面切入：既指出金融社会化是大势所趋，更着力阐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靠金融推动。
水利现代化规划是水利现代化建设纲领性文件和顶层设计，内容既包括防洪减灾、水资源供给、水生态保护、城市水利、农村水利等功能体系建设安排，也包括水利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水利发展保障能力等保障体系建设安排，是水利全面发展的规划安排，具有明显的发展规划特征。同时水利现代化规划要根据区域自然条件、水利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研究本区水利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提出具有地区特点和阶段特征的水利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与布局，对较长时期的水利建设和管理具有指导作用，具有一定的战略性。因此，水利现代化规划可定位为具有战略性的水利发展规划。
一、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社会化是大势所趋
（一）金融社会化，源于货币的社会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商品价值形态的发生、发展出发，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产生，把货币定义为“一般等价物”。一般相对特殊而言，把货币定性为“一般等价物”表面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具有社会化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是指黄金，意思是“黄金=一般等价物=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又是特殊商品，之所以特殊，那是因黄金作为货币只能在一定的空间时间范围内使用，超出一定的时空范围，黄金就不是货币了。但必须指出，这是从黄金的使用价值来讲的，黄金天然是货币，货币天然不是黄金。这表明黄金作为货币有它的自然属性，即黄金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但货币天然不是黄金，黄金在成为“一般等价物”前也是一种特殊商品，只有它成为“一般等价物”后，才成为其他商品用以表现价值形式的尺度，才成为追求的对象。这样的分析，表明“黄金天然是货币”的逻辑，也表明货币社会化的进程。
（二）信用是金融社会化的公众基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信用文化揭示了很多，如“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天下”“童叟无欺”等。这样的立论，是基于个人品德、行为而言的，可谓微观视野。而从宏观视野认知信用，则必须确立“信用是人们的财富”这样一种观念。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鲁乙己告诉媒体：“5G将会是一场革命。有了5G，我们能在科技创新中更进一步，实现想象中的“可能”，比如无人车、机器间的连接，我们将会有完全不同量级的人工智能服务，如机器人、新的商业区域等。”
之所以说“信用是人们的财富”，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人们生活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体系中，信用是享有权利与应尽义务的社会学概括。“人无信不立”正表明人必须生活在这样的关系中。二是当代货币都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信用关系的主要载体。信用货币不仅由社会权威的金融机构如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供给，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迁，信用货币还能够由非金融机构供给，如数字货币。换句话说，货币是以相应的信用为基础和保障的货币符号，通俗地说，数字货币就是信用关系的量化。用它来收支结算，标志着人们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建立和消除。三是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建立和消除，是建立在财产所有权确立和明晰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就无所谓权利与义务。而权利与义务是人们拥有、运用财产过程中的法理表述。财产是财富的重要构成或同义语，所以，认为“信用是财富”是顺理成章的，是被普惠金融实践证明且更是被社会认同的。
公主:君主的女儿。周代时,君主的女儿出嫁,君主自己不主婚,而让同姓者主之,故称为公主。秦汉以后,君主嫁女儿,让三公(司马、司徒、司空)主婚。也称为公主。
有人说“未来个人的财富路线是：行为—能力—信用—人格—财富”，意思是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行为和能力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推动下转化和彰显为相当的信用度，而信用度的彰显提升着人格，人格的提升能占有和运用更多的财富。这样的概括，既适合于个体分析，也适合于总体分析。这表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信用度——财富值，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要有信用度——财富值，这就是我们要归纳的结论。
结合实际进一步深入剖析，证明信用是人们的生存剂。按有些国家（如美国）的法律规定，如果符合规定条件，个人能够破产，个人破产后所欠债务一笔勾销。这是法律的规定，也是个人能够做出的选择。这样做的好处是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在个人创业失败破产后，不被债务缠身，可以一身轻松。但其弊端是增加了个人信用的不良记录。这一不良记录无论你去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可以说相伴终生。这样的不良记录，不仅给生活带来影响，而且威胁着你的生存。比如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获得信用卡，不能租车、租房，甚至不能买卖生活资料，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帮助。近年来，我国也加强了社会诚信环境建设，2015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修改通过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法释〔2015〕17 号），对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采取限制高消费的8 条严厉措施。可以说，缺乏信用，寸步难行。可见信用是人们的生存剂。总之，信用作为金融社会化的公众基础，是人们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三）网络技术是金融社会化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在当代，信息网络化的条件下，金融归根结底是收集、储存、处理和交易信息的业务。金融的这些业务不受地理区域限制，让全球各地更多的人参与这样的交易，享有和使用金融服务，这通常被称为金融的包容性。金融的包容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支付结算上，使市场参与者之间直接结算成为可能，而不需要通过银行和第三方，比如比特币交易依附的区块链技术；二是在融资方面，使存款人直接将货币资金借给借款人成为可能，而不需要通过银行和第三方（比如P2P）；三是在投资方面，由投资者直接选择项目，而勿需通过中介公司（如众筹等）。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由此我们能够悟出：包容其实就是允许、鼓励创新和发展；包容是世界的潮流，创新是大势所趋。
进一步分析，能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社会化是大势所趋。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非货币交易的业务总量稳中有进，支付系统平稳运行的同时，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从2008 年开始智能支付呈现非常明显的不断上升趋势，到2015年有所放缓。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第二季度的非现金支付业务共533.58 亿笔，同比增长44.61%，说明智能支付仍在大幅增长①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作总体情况》，http://www.pbc.gov，2018-08-20。。以腾讯支付为例，2014—2017 年微信红包收发总量在3 年间增长了700 倍，2014 年总量仅有2000万元，但到2017年总量达到142亿元。仅2018 年除夕，参与微信红包收发的总人数已达到6.88 亿人，同比增长15%，“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支付方式②腾讯研究院、腾讯金融科技智库等：《腾讯智慧金融白皮书》，http://www.sohu.com/a/228208845-455313，2018-04-13。。
近年来得益于经济增长、政策红利、社会财富持续积累等因素，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加上消费方式的升级促进了保险市场的发展，逐渐实现核保定价及承保、保单管理与服务自动化。《2017 中国互联网保险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1 年仅有28 家保险公司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截至2017 年末，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企业共147家，其中官网直销类企业共23 家，代理中介企业共52家，第三方比价平台共72家。互联网保险的保费收入达到1835.29 亿元，与2012 年互联网保费收入相比增长16.5倍，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③中国保险业协会：《2017中国互联网保险行业发展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出版。。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必须建立两大系统：一是社会成员生活水平提高的保障系统，二是社会成员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系统。这两大系统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说，主要由政府设立、实施。对于前者，概括地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有福利国家与非福利国家之分。福利国家（如西欧诸国）即已安排福利制度的国家，其功能为：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扩大公民自由，体现团结互助。但必须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实施福利制度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危机：在劳动力不断增加的同时，存在失业危机；在福利成本不断增大的同时，存在财政危机；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存在老龄危机；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存在社会危机；在过分依赖国家救助的同时，存在思想危机。这种状况表明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必需的，但矛盾也是始终存在的。
总之，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金融设备已经逐渐走向社会。
二、金融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金融业的社会地位，体现在金融业的功能上。金融业功能的变迁，与社会对金融的需求相关，社会公众通过对金融功能的需求，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银行业协会在《2017 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中指出，“轻型化、智能化、特色化、社区化”已成为当今银行业发展的趋势④中国银行业协会：《2017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http://www.China-cba，2018-03-15。。面对这样新的形势，各大银行纷纷进行改革创新，推动了银行业务的智能化发展。首先，交易逐渐实现智能化。数据显示，2017年银行业的平均离柜业务率达87.58%，离柜交易为2600.44亿笔，离柜交易金额为2010.67万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46.33%和32.06%。其次，银行网点逐渐转型升级。截至2017 年银行业建设自助银行16.84 万家，约是上年的1.05 倍；安置自助设备80.26万台，其中创新自助设备占14.19%。再次，电子渠道逐步拓展，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业务得到快速发展。2017 年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交易分别达1171.72亿笔、969.29亿笔，同比增长分别为37.86%、103.42%；交易金额分别为1725.38万亿元、216.06亿元，同比增长32.77%、53.70%。银行智能业务的拓展和创新得益于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
总之，泉州碳九事件折射出了当地政府部门公信力缺失，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企业固然有逃避责任和处罚的动力，但作为政府部门，应着眼于加强公信力建设，建立透明化的信息发布机制，依法对涉事企业进行惩戒，并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获取普通大众的更多理解和支持，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在社会发展中，金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概括地说，金融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金融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条件。前者主要体现为金融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后者主要体现为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当前，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一方面显得不充分，另一方面又显得有些乱，有点不顾成本和效率；金融业务的发展，一方面呈现出过度竞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没有改变垄断的局面，金融机构的科学发展还需要深入研究。
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矛盾，也存在于非福利国家中。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不是实施福利制度的国家。比如在美国，没有实行全民医保。一部分人的医保由两部分组成，即公共医保和商业医保。公共医保由财政出钱，财政替你付医药费；商业医保由保险公司出钱替你付医药费，但必须向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才能享受医保待遇，所以商业医保实际上是“私人”医保。相对西欧诸国而言，产生这样的差别，主要不是财政负担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问题。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奉行“大市场，小政府”，医疗保险应当是各州政府管辖的范围，但各州政府参与甚少，主要理念是：政府不该大包大揽接管医保，不应当把政府的职能“做大”。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政府参与医疗保险，就干预了公民的自由。民主党执政时的总统奥巴马曾推出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其目标是提高医疗质量，扩大医疗受保人群，增加医疗保险可支付性。其核心措施是所有美国公民都必须购买医保，否则受罚。可是，这项法案遭到新上台的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企业主、年轻人和保险公司的利益。进一步分析，两党在医保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反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具体地讲，个人的健康卫生医疗是个人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民主党将个人的健康卫生医疗纳入基本人权的范畴，认为人们享有基本的健康卫生医疗权利。而共和党则认为美国的宪法把言论、结社和信仰自由定为天赋人权，但没有把经济收入公共分配列为基本人权，如果把提供健康卫生医疗保障归纳为政府责任，则是不公平的，政府只能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如老人、贫困等）构建安全网，实施救助，而不能实施全民医保。在这里，我们对他们的争论，存而不论。
（4）处置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生命力原定为10 年，10 年以后按原设想退出。可是到了10年之后并没有退出，2009年建行宣布持有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470亿元债券延期10年，随后中行也跟进延期债券10年，利率维持年息2.25%不变，财政部继续对债券提供担保，同时，资产管理公司欠央行的5739 亿元再贷款则停息挂账。这种状况表明：当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处理先采取收回的办法，后采取挂账的办法。采取1∶1 的比例收购，不良资产变成了“优良资产”。这一大笔历史负债，从国有商业银行的角度说，不存在还与不还，因为它已经通过收购转化为“优良资产”了。但从央行的角度说，的确没还，但可以不还。因为央行供给货币也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负债。事实上，2010年以后国家财政部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采取共管账户的办法。这样有利于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改造、市场化运营。但我们能够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中悟出金融风险产生的损失最终由社会负担的真谛。
值得我们思考和必须进一步研究的是：美国是非福利国家，但美国实施“信贷福利制度”。简明地说，“信贷福利制度”就是通过银行贷款来增进人们的福祉，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集中表现在人们吃穿住行的日常生活消费中：政府实行低利率政策，鼓励人们按揭贷款买房，同时组建“房利美”这样的金融机构推动实施；鼓励人们借款消费，超前消费；颁布实施“家庭破产政策”等。这样的制度安排，表面上增进了人们的福利，实际上增加了人们（主要是低收入阶层）的债务负担。有研究成果表明：1980年以前美国工业化大生产处于全球的领先地位，1980年以后里根总统上台进行自由化改革，使美国中下层人们的福利需求走向信贷化，称为“信贷福利主义”。按经济学的原理，生产为了消费，消费推动生产发展，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分配交换起中介作用。问题是怎样架起这座桥梁、构建起从优的框架？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由于在收益分配上企业家优先，年复一年，日积月累，便形成了“两极分化”，钱越来越多的人，仅占人口的极少部分。而收入相对低的人越来越多，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在这种局面下，所谓的“信贷福利制度”实质上是通过负债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样的机制，直接表现的是政府、企业、家庭的负债率即杠杆率都日益增高，“寅吃卯粮”的状况比较普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引起金融系统和金融功能的变异。“庞氏效应”也就是金融功能变异的表现形式之一①“庞氏效应”又称“庞氏骗局”，它是1919年意大利商人查尔斯·庞兹（CharlesPonzi）“发明”的，中心内容是：以高息融资，然后以继后投资者的本金作先前投资者的利息，以此为计，骗取钱财。。
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未免过于消极保守，不过其时人均寿命只有四十来岁，此说在他那个时候或许还有些市场，拿到今天则完全失效，三十岁后嫁娶的男女比比皆是，有些大叔比小伙子还受欢迎，七八十岁后还进入婚姻殿堂的也屡见不鲜。而四十来岁由企业家、学者改走仕途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且干得正欢，前途一片辉煌。人们更服膺一句西谚：“人的生活在四十岁才开始。”
不可否认，我国20 世纪80 年代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在以开放促改革的形势下，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借鉴学习了美国经验。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仿照美国进行了改革。近年来国内外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功能正在发生变化。从金融的社会地位剖析，应聚焦的问题是：着力把金融作为宏观调控体系进行建设和发展，还是着力把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服务体系进行建设和发展？现阶段我国金融呈现出多功能的趋势，概括地说，金融有媒介服务的功能、信息服务的功能、代理服务的功能、保证服务的功能、保险服务的功能、商品载体的功能。目前应关注的问题是：优先建立和完善什么功能？
这样来讨论问题，需要强调的是：现代金融要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但不完全是经济发展。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其他内容，它反映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本文通过对配电网简化分析，立足于简化配电网拓扑结构，提出了基于环网的二进制编码的改进遗传算法，通过调整Pc和Pm策略来提高算法性能。
三、社会就业靠金融推动
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总是绝大多数（在企业总数中占99%以上）。中小企业是社会就业的命脉，国外如此，我国也不例外。有一个指标用来衡量社会就业的程度，即总人口中平均每1000人有多少个中小企业。据统计，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每1000 人口中，中小企业的数量平均为40～55 个，全部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的比例为65%～80%。实践证明，人们只有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发展。就业的载体主要是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金融的社会定位。
据统计，在我国，每1000 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上海为12.4 个，北京为9.32 个，天津为5.7 个，浙江为5.4 个，江苏为3.7 个，广东为3.3 个。其余省份都在3个以下，贵州、云南、广西最低（1.5个）。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最多的地区是浙江，每1000 人达到58.5 户，最少的地区是贵州，每1000人为19户。
实际表明，在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发达的地区就业率高；相反，在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不发达或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就业率低。
从图2看出，地枫皮上表皮细胞形状多为4边或5边形，垂周壁类型也多为直线型，上表皮由1层细胞组成，排列整齐紧密，横切面观近长方形，无细胞间隙，无气孔器，这与过强的光照为了降低蒸腾作用有关。3个分布区地枫皮下表皮细胞均为4边形或多边形，排列紧密，分布着大量的气孔器。
案例2：某大学针对某项政策的态度调查，随机抽取300名该校不同身份的被调查者，了解其对该政策的观点，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金融要推动社会进步，就必须维护社会稳定，要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增加就业，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始终全力支持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社会稳定—增加就业—支持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与金融定位所不可回避的主题。
但据报道，近10年来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不仅发育不良，而且倒闭萎缩者众多。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的调研报告说，2005 年全国倒闭企业30 万家，1994—2004 年的10 年间有770 万家个体户消失。什么原因?展业难和创业难。展业难是指生意不好做，资源被政府、国企垄断，税收费用增加成本，不能得到好的服务。创业难是指准入的门槛高，注册一个公司时间长、费用高。当然，这些情况正在逐步改善。
四、社会债权债务关系，靠金融维护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债务的清偿和对投资者的保护问题。一般说来，在资本市场发达的条件下，需要清偿的私人债务占GDP比例较低。相反，在银行体系发达的条件下，需要清偿的私人债务占GDP的比例较高。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是对股权的保护。股权不需要清偿，但要保护。股权得到保护，资本市场就发达。在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地区，是否银行体系就发达呢?不一定。意大利和比利时，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银行体系，发展都相对缓慢，主要原因是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足。
从法律体系考察，奉行普通法系（或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向股东提供最好的法律保护；奉行大陆法系中法国法系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向股东提供较差的法律保护；奉行大陆法系中德国法系的国家（有德国、日本、韩国、芬兰、瑞典、挪威）居中。
社会债权债务关系靠金融维护，除必须依法行事外，还必须关注两点：一是适当的货币供给。在维护社会的债权债务关系中，需要还本付息，还本付息需要有货币支撑，这就要求在一定时空的货币供给中必须有相应的增量。没有或缺少货币增量，社会债权债务关系就要脱链断档，就会损害人们的经济生活。二是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必要的基础建设和平台设置，比如互联网的兴起和金融科技的利用等。这两方面都是维护社会债权债务关系不可缺少的。
五、社会资本，靠金融形成
影响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成员的道德基础，国外经济学家格林·洛瑞（Glenn Loury，1977）把社会成员的道德基础表达为社会资本，对于社会资本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概括地说，它是一定范围内推动人与人之间关系建立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包括信任、合作、公民意识。它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就在于：融资是建立在双方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的，融资额度的大小、形成取决于双方的信任度；合作是利已利人，融资是承诺将来归还更多的资金来换取今天所需的资金，既利己又利人，是一种合作；公民意识就是要有规范、约束政府行为的意识，有了这种意识才能提高政府的信任度，政府信任度提高（比如法系透明、稳定）是金融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2.2 HER-2基因检测结果 从表2可见，HER-2蛋白表达(IHC)检测结果与HER-2基因结果相符率较高，与文献报道相似[4]，但其中IHC 2+病例中HER-2 基因扩增阳性率较高，与文献报道的检出率有差异，可能与标本抽样例数少有关，不能排除抽样误差。图2为HER-2基因检测结果的图片。
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份报告显示：近10 年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600万个，约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在我国7 亿多就业者中，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的就业量（含农业劳动力）就占到90%以上。如果不含农业劳动力，吸纳的就业量为1.9亿人，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26%。
在一个地区，社会资本的水平取决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受教有的程度。社会资本的水平与融资合约的产生和发展呈正相关。
文化（包括宗教）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作用于价值观的形成对金融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就有不同的价值观。如债权人的权利，在天主教和新教那里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天主教认为企业家不应只想赚钱而要增进人类福祉，新教则强调对私人产权的维护和尊重自由。二是通过作用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金融业产生影响。大陆法系基于天主教教义，对个人行为制定准则，要每个人遵守；普通法系基于新教教义，不主张对个人行为制定准则，它认为不应当给予个人更多的权利，以避免腐败，而应当赋予个人更多的责任。比如判案，要通过判例来裁决，而不是条文。三是通过作用于资源配置，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不同。
为什么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差异？这与以下因素有关：
过去，我们通常说：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经济，把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理解得比较死，始终认为二者是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似乎经济是主导的，金融是被主导的。现在看来它们的关系必须辨证地看待。
二是人均耕地。人均耕地面积越大，越可能以农为主，商业文化越可能不发达。商业文化越不发达，金融业就越不发展。比如，怎样看待“投机倒把”，如果人们谴责“投机倒把”，认为它是“不劳而获”，则信用就不会发展。
三是机构金融发达的程度。一般说来，机构金融扩张的地区，金融业也发达。
六、金融风险由社会承担
金融是个风险产业，金融风险必然产生。产生的金融风险，只能转移、弥补、淡化，但不能消除。不能消除的金融风险带来的损失，归根结底由社会承担。这在我国已经被事实所证明。
（1）1999 年3 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于是之后，建行、工行、农行、中行等四大银行分别对应地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1999 年4 月起到2000 年6 月止，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了第一批不良资产1.4 万亿元人民币。名曰政策性不良资产剥离，实际上是1∶1的收购，收购的资金来源是财政部拨付的注册资本金、央行的再贷款和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债券，剥离后四大银行的不良率由45%降至25%。从2004 年开始到2005年，中行、建行、交行、工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再次剥离不良资产。这次剥离不是1∶1 收购，而按面值5 折收购。经过第二次大规模剥离，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从原有的25%普遍降到了5%左右。
（2）当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有一种“冰棍理论”，认为银行的不良资产不采取保全措施就会像“冰棍”那样每时每刻都在融化。其含义就是在自己的手中握的时间越长，损失越大。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当时处理不良资产的行动就是一个“快”字，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都求快，对不同类型的不良资产没有进行合理定价、分类处理，而是“一锅煮”，都“打包”处理。也就是说，当时在剥离不良资产时，根本没有考虑“资产回收”的目标，而主要的目标是“轻装上市”。所以当时处理不良资产的管理公司，几乎没有激励机制，而只拿管理费用。
（3）按道理，国有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是财政部，其资产损失应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报销，可事实上没有报销，而是采取挂账的办法。在挂账期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实施现金回收率和费用率指标目标责任制。即使如此，到2007 年年底，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回收率最高，仅为30%，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回收率为18%，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回收率为20%，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回收率为10%不到。低回收率导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利息。
党内政治生活要做到严肃，就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来体现。遵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所应采取的方式要求，才有可能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严肃起来。习近平同志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所应采取的方式进行了界定，从而使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了具体抓手。
七、几点建议
一是个人理念。有的人，有钱不愿放债，要放债就要收高息，因为放债承受着风险。所以，在高利贷盛行的地区，金融业就欠发展。
什么因素使二者关系有了颠倒：一是经济发展，人们收入提高，中产阶级形成，储蓄与投资渠道、方式发生变化。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出现，使得金融运作和产品营销发生了变化。三是金融市场（广义的）的变化。这种变化概括地说：货币不完全随商品流通而进入流通，货币的供给量不完全取决于商品流通的需要；银行信贷资金供给不完全出于对工商企业货币资金的调剂，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基于金融机构自身的需要；金融产品的创新不完全是为了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资产选择和避免风险的需要。总之，这种变化表现的是：金融作为商品在市场中的存在、活动、发展的演化，有其自身的范围、形式和特定的规律。四是人们金融意识、信用素质的提高，信用观念的变化。
临床上，患者需长时间接受输液治疗时，一种有效的无痛性治疗途径即为应用PICC置管，PICC导管可长时间的保留在静脉内，避免反复穿刺，减轻患者穿刺痛苦，且液体输注时直接进入中心静脉，无需经过外周静脉，使患者血管得到良好的保护，促进外周静脉的损伤减轻[3-4]。另外，相比于经颈静脉中心静脉置管及外周静脉置管，PICC置管进一步的提高了输液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延长导管的平均留置时间[5]。不过，PICC导管留置期间，导管护理工作必须要全面的开展，防止因并发症的发生造成拔管，保证治疗的顺利开展，最终提高治疗效果[6]。
总之，这就是形成金融供给要素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把握住金融的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看来，金融已经不是经济个体之内货币资金的融通，而是社会成员以货币和有价证券为载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建立和消除。社会成员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建立和消除，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前进的重要条件。所以金融是经济增长的保障，更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保障，对金融本质的这一定性，在金融制度的建设和安排中，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合我国的现实，当今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要建立“多元化“的金融组织系统
这个系统包括：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等。
这样的制度建设和安排：一是要打破金融机构的垄断局面；二是要建立健全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三是要给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定位，有的文件上称“回归本原”。
2012年，爱马仕在法国Isère和Charente两地新建两家皮具工坊，新增八百多名工匠，将原有的15家皮具工厂增至17家。2013年7月，爱马仕宣布未来3年将在法国东部传统的皮具生产基地Franche-Comté地区新开两家皮具工坊。
这样的改革，它的初衷就是要建立和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的真正含义是使社会金融资源的分配和享有实现公平正义。普惠金融的作用对象是保护弱势群体，现阶段在农村，要保护“三农”，在城镇，要保护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业者。得到保护就是要他们公平合理地享有金融资源的分配。在市场经济和金融资源分配市场化的条件下，金融资源的分配更多地体现为商业行为，但不能不要政策行为。从这个角度说，普惠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安排，既要体现在商业性金融中，也要体现在政策性金融中。
进一步说，这样的制度建设和安排就是要“以人为本”，不能让一些人通过金融资源的分配和享有扩大贫富差距。相反，要缩小贫富差距，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敬畏市场规律，金融要对实体经济精准扶持
市场规律就是必须遵循市场对商品的供求规律，并以需求为主导。而能够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经济是实体经济，所以金融支持经济的发展方向、主业是实体经济，而非虚拟经济。所谓精准，就是要集中，选择好对象。2002 年10 月，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知名银行会议上，确立了项目融资的“绿色金融”贷款准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强调要利用金融杠杆在保护环境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是金融要对实体经济精准扶持的应有之义。
（三）要找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着力点和切入点
在这方面应做到以下五点：一是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二是财政政策也要发挥逆向周期调节作用。三是要引导市场预期。四是要“看住人，看住钱，筑牢制度防火墙”。五是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要适时动态监管，对线上线下、国际国内、资金流向流量等都要严格监管，特别是要着力加强反洗钱监管。
2.4 人群监测 1988年清城区刚建立，疟疾防治工作刚起步，人群监测工作相对薄弱，1988-1989年血检工作基本未开展。1990-2009年加强对高危人群和“四热”病人的血检监测，共血检78 581人次，查出疟原虫阳性者2 321例，阳性率为2.95%。2010年起，按照《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的指标要求对“四热”病例进行血检监测［3］，至2017年共血检7 053人次，检出疟原虫阳性者11例，未查获本地感染病例。
（四）在金融改革方面，特别强调加强基础制度的建设
基础制度建设是金融事业发展的行为规范。它包括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制度建设，高管层权责利相互约束的制度建设，以及规范投资者行为的制度建设等。这些方面，从金融机构来说，其准入，要着力从业人员和资本金“门槛”的考核；其退出，要着力资产、负债状况和风险度的考核。其考核的标准不能带有随意性，但可以带有层次性，也就是说，必须有基础制度建设的约束。从资本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来说，更需要分门别类、条理清楚，做出行为规范。
当前值得重视的是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完善和规范。主要是一些银行的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高管层职责定位存在偏差，监事会监督不到位，战略规划和业绩考核欠科学等。为此，在基础制度建设中，要严格股权管理，明确董事会职责定位，改进监督方式，做实监事会功能。要坚持把长期稳定、透明诚信和公平合理作为企业治理结构的三条思想底线。
（五）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
在这一方面，既要有理论指导，更要有规章制度可循，还要有案例分析的经验教训。
总之，要从动态的视角关注金融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结合现实要关注以下问题，或者说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下制度：一是优生优育，搞好独生子女和“两孩”子女保险工作。二是为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要增进社会福利，推进人身保险。三是要注意银行业风险的防控、扩散和转移。银行业的风险实际上由社会承担，银行业的风险不仅决定于顾客，也取决于自身，是不确定、不透明的。银行的风险会给社会带来负担。社会负担是银行业存在的社会成本。
参考文献：
［1］曾康霖.再论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及其制度安排［J］.征信，2019（7）：1-5.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Finance
Zeng Kanglin
（Institute of Chinese Financial Studie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0074，Sichuan，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the socialization of finance is about to happ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social status of finance is reflected in the functions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whose changes are related to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towards finance. The employment of the society relies on finance to boost, the credit-debit relationship depends on finance to maintain, and the social capital relies on finance to create. Meanwhile, the financial risks depend on the society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economy should be analyzed dialectically when it comes to promot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fi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inclusive finance, respect the laws of the market and conduct targeted support towards the real economy, locate the focusing point of forestalling and defusing financial risks, reinfor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financial system, and elevate the capability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Key words: financial socialization； the functions of finance； forestall and defuse financial risk；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financ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47X（2019）11-0001-08
收稿日期：2019-08-26
作者简介：曾康霖（1938—），男，四川泸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首批获得者，2013年“中国金融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王银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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