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期中国巫文化盛行，在巫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礼乐的因素。祭祀作为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衍生出祭祀文化，而祭祀文化更是礼乐文化诞生的摇篮。由此，原始宗教开始没落，理性主义开始崛起。儒家文化正是基于礼乐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关键词：巫觋文化 祭祀文化 礼乐文化 早期儒家文化
一、巫觋文化
中国古代早期信奉巫术，殷商时期，巫文化是国家的“大传统”，是主流文化。因为条件限制，理性意识还未萌芽，人们将很多不能解释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诉诸鬼神，比如进行占卜。
上古时代，人们将解释不了的现象和解决不了的问题诉之于“神”，巫觋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作为一种原始宗教产生，在国家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求雨可行巫，驱邪可行巫，去病可行巫。占卜是求助神灵的重要方式。古代中国借助龟甲裂纹来占卜，将龟骨火烤，直至龟骨裂开，向左右方裂开的裂痕就是好坏的预兆，纵的裂痕为吉，横的裂痕为凶。商代的巫卜活动已经融入上层社会，成为祭祀文化的一部分。“巫”主要承担神灵祭祀程序的部分职能，又兼任占卜职能。
《周易》是一部系统的占卜文书，占卜由此显示出理性。“人们把吉凶顺逆的种种占卜结果，集中、提炼为小经卦、六十四卦的卦象，把卜辞式的纷繁记录，类型化为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辞，人们的占筮只要把筮得的卦象与卦爻辞对检即可。”这表示，周人已经找到了建立起占卜结果与所要预测的事物之间的稳定联系、规律性联系。而后，孔子和荀子将《周易》的文本化诠释，体现了占卜的理性主义。
直至今日，巫文化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民间习俗、禁忌乃至命相、卜封、看风水也莫不与巫文化有关。由此看来，中国文化的源头，当从巫文化始”。
很多人将巫文化直接定义为原始、蒙昧的思想文化，是人类诞生之初的迷信思想。这种论断比较片面，虽然巫文化兴盛于中国文化发展之初，很多行为的确没有科学依据，且其最初是作为一种原始宗教存在，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巫文化，才有了后来的祭祀文化、礼乐文明。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在巫文化中孕育。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其社会文明发展之初，都产生过大致相同的原始文化，即巫文化。然而，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充分发展，有的日渐衰退，有的则以蜕变的形式寄生在较高层次的社会里。巫文化盛行于社会发展缓慢的民族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发展程度较高的汉文化中长期保存却有些费解。事实正是这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巫文化并没有淡化、消亡，而是经过移花接木，被消化、吸收，转化为祭祀文化抑或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雪萤把匕首放在手提包的内袋里。她躺在床上，将提包扔在床的另一头。右脚轻轻一勾，把提包挪到屁股下半压着，然后右手伸向提包，小心地、不出声地拉开拉链，准确地摸到匕首，迅速一挥。匕首闪着寒光“噗”的一声刺到枕头上，枕头里的填充鸭绒腾地飞出来，灰白的蒲公英在屋子里飘散。
二、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
上文是说，明白了祭天祭地的礼仪，秋尝夏禘的礼仪，那么治理国家就像在指着自己的手掌给别人看那样容易。因此，用这些礼仪，居家处事有礼，长幼就分辨清楚了；家族内部有礼，一家三代就和睦了；在朝廷上有礼，官职爵位就井然有序了；田猎时有礼，军事演习就熟练了；军队里有礼，就能建立战功了。因为有了礼，宫室有了制度，祭器有了样式，各种器物符合时节，音乐符合节拍，车辆有了定式，鬼神得到了该有的祭享，丧葬有了适度的悲哀，辩说得以拥有支持的人，百官得以恪守其职分，政事得以顺利施行。加在每人身上的，摆在面前的，人们的种种行为举动都能够适宜得当。
周代利用夏商以来的鬼神崇拜（巫文化）来控制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对鬼神的敬畏不再盲目，显示出理性和充分的主观能动性。《礼记》有文：“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
由此，因为理性的崛起，巫文化逐渐没落，礼乐文化随之取代巫觋文化成为“大传统”，巫觋文化成为“小传统”。
1）大樱桃花的授粉结实特性，不同种类差异较大。除拉宾斯、桑提娜、黑珍珠等少数品种自花结实能力强外，大部分品种都明显地自花不实，而且品种之间的亲合性也有很大不同。建园时要特别注意搭配好授粉品种，根据基因“S”配子型，选择不同的基因“S”配子型品种树作为授粉树，同时花期注意采取放蜂、人工授粉等措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早期巫术借自然力来解决社会矛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治的概念逐渐增强，巫文化更多是被利用作为统治的手段。由此，巫术逐渐融入祭祀文化，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大祭必然需要礼仪规范，以保证秩序井然，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礼与乐出现，并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祭祀文化不仅是为了纪念祖先，主要的功能还是为了社会稳定。《周礼》的一个主要来源，应是虞夏殷代的祭祀文化及生活习俗，特别是殷代的礼俗。
《周礼·天官·酒正》中记录了不同的祭祀所用的酒数不同：“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数。”凡祭祀，按常法供应五齐、三酒，用以盛满八个酒樽。大祭祀要添加三次，中祭祀添加两次，小祭祀添加一次，都有一定的酌数。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可见，礼是作为社会规范延续的。殷商将之前的祭祀文化吸收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周代又将殷商的祭祀文化作为自己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周代有大量的生产礼仪是由巫觋时代转化而来。“礼”最初主要是应用在祭祀活动中，后来逐渐扩大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精神要素。成书于战国末期的《礼记》，对于其解释很多是古已流传的说法。“礼”的出现是理性的崛起，人们不再只把天地鬼神作为崇拜敬仰的对象，而越发注重“礼”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礼运》甚至把礼视为‘君之大柄’，一种治理尘世国家和人间社会的根本工具，这种工具就是用一套以等级性为内容，以形式性为特征的制度—文化体系去组织一个严密有序的文明社会。”
三、儒家文化
根据国家发改委、水利部颁布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在特殊情况下动用水利工程死库容的供水价格，可按正常供水价格的2～3倍核定”，因此，在确定兴利分摊比例时考虑死库容因素，则：
巫文化的核心是要寻求神灵的帮助和点化，要寻求帮助，就要献祭。所以，巫觋文化自然而然衍生出祭祀文化。巫文化盛行时期，社会是处于“神治”的状态，人们对神灵的崇拜远高于统治者。
《国语》记载：“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这段话表明，祭祀上帝神明主要是为了实现“教民事君”的政治功能。周代的“礼”总体来说是为了等级治国，层层把握。神明是为了人治服务的。祭祀作为大礼，之后的车马、旗章、瑞节等都是由祭祀衍生出来的“礼”。由此可见，“礼”由祭祀始，进而发展到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君子的行为规范，统治者借助“礼”来建立一个文明有序的等级社会。祭祀文化发展到礼乐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理性崛起的里程碑。儒家思想具有明显的入世和理性主义倾向，所以其对巫觋文化十分排斥，这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中可以看出。儒家注重文化教养，以求在道德上超离野蛮状态，强调控制情感、保持仪节风度、注重举止合宜，因而排斥巫术。
在学员层面，以党团建设为依托和党员为带动，成立“住院医师党总支”，以基层党组织为单位，开展多种形式组织生活和实践教育活动。同时，开展医学人文周、人文情景剧场、齐鲁科普讲堂、青年志愿者服务岗等活动以及Relief（住院医师释压与职业认同感）驿站项目，帮助住院医师提升职业素养和获得感，开展优秀住院医师评选和技能竞赛活动，通过创先争优增强住院医师学习内动力。
中国文化在西周已形成“德感的基因”，在大传统的形态上，对事物的道德评价格外重视，显示出德感文化的醒目色彩。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儒家思想注重德治，也符合现在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尊崇西周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即以礼治国、以德治国。儒家文化积极的入世态度和严谨的治国理念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汉代大力弘扬儒学，发展经学，以巩固统治，儒学在西汉被奉为治国的经典，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功用和地位，可见一斑。
四、结语
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文化是基于礼乐文化，孔子所推崇的政治模式是西周的礼乐制度。文化的发展总归是一脉相承的，礼乐文化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究其本源，巫觋文化的作用很大，祭祀文化的影响也很大，社会的进步体现在人文的转向、理性的诞生。“天道”和“人道”都需要礼乐制度，“天道”即礼乐最本质的作用，祭祀天地，“人道”注重礼乐的现实功能，即巩固统治。进行礼乐教化，是为了移风易俗、通达人心。《礼记·乐记》记载，礼乐的创制原理是：“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大小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由此可见其规范社会秩序的功用。
参考文献：
[1] 史继忠.巫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贵州民族研究，1997（2）.
[2]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作 者：吕濛，文学硕士，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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