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庄子》赞美的技术是符合“道”的技术，《庄子》批判的技术是背离“道”的技术；《庄子》的技术观在认识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及技术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大价值。
关键词：《庄子》；技术观； 价值
道家是先秦时期以老子(生卒年不详，著有《道德经》等)、庄子(前369-前286，著有《庄子》等)为主要代表的哲学学派。学术界迄今围绕道家对中国科技发展作用的评判大致持有两种态度：一是积极认同。例如，李约瑟在《四海之内》中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从道家中生发出来的;[1]他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也认为，“道家对于大自然的玄思洞识，全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匹敌，而为一切中国科学的根基”。[2]二是消极否定。例如，郭沫若、冯友兰等把道家视为“忽视文化的存在意义，崇尚生活的朴实无华，反对启蒙民智，一味强调复古的落后思想之代表”；[3]《庄子》(又名《南华经》)的技术观主要是指其对技术的评判。围绕《庄子》对技术的评判，学术界大致也持有两种态度：赞美技术和批判技术。那么，上述两种评判之间有何关系？笔者在综述《庄子》技术观的基础上，侧重论述《庄子》赞美技术思想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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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庄子》的技术评判
《庄子》评判技术的主要依据是“道”。《庄子·大宗师》中记载：“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段话论述了道的本质：无固定之形，先天地而生；永恒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可见，在本体论意义上，“道”是世界的本原，当然也是技术的本原。《庄子》据此“道”评判技术。
(一)赞美技术
《庄子》赞美的技术是符合“道”的技术。“庖丁解牛”(载《庄子·养生主》)中记载：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其意是：庖丁在为文惠君解牛时，他的手所接触到的地方，肩膀所倚靠的地方，脚下所踩的地方，膝盖所抵的地方，都发出很有规律的响声，用刀去解牛时，所发出的声音也是合乎节奏的。那种声音好像殷商之名曲《桑林》(“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载《庄子·养生主》)，又好似尧舜之名曲《经首》(“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载《庄子·养生主》)。[4]庖丁解牛之所以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且颇受后人赞叹，是因为他的解牛过程渗透了“道”。庖丁看似是解牛，其实是体“道”。“梓庆为鐻”(载《庄子·达生》)中记载：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其意是：一位名叫“庆”的木匠做锯子，他的高超技艺，令人惊叹。一次，他被鲁国国君召见，并问他道：“你的技艺如此精湛，可有什么诀窍？”他答道：“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工匠，没有什么诀窍。虽然如此，但是我在做锯之前，始终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为此，我要独自静心三天，以便使我忘记世俗的功名利禄；静心五天以后，我就可以忘掉其他人对我的评论；到第七天，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体。至此，我忘记一切身外之物，便走进森林，选择材质优良的木头作为制作锯子的原料。在制作过程中，心态放松，专心致志，技法合乎自然，从而做出优质的锯子。[5]该寓言之意在于：工匠在制作过程中，如果能够进入“忘我”境界，那么，他就能够得“道”，“道”同时也在他的产品中得到了体现。
《庄子》赞美的技术是一种技术性艺术(技艺)或艺术性技术(艺技)。技术是工匠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匠人们心存无为、无欲之心，达到天人合一，其技术达到精湛。在“梓庆削木”的寓言中，作者详细描绘了工匠与技术操作的行为及其心态，作者笔下的工匠虽然是普通人，实际上，他们都是深知人生哲学的隐者。他们清心寡欲，他们出神入化的技术操作过程也是体悟“道”的过程。技术具有游戏性。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认为，人性既受到物质的限制，也受到精神的桎梏；人性是分裂的，没有自由。人性要得到复归和完善，人要成为具有完善人格的人，就必须通过游戏活动，进入到审美境界中，使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受动与能动得到统一；“只有在艺术中，人才是游戏的；只有在游戏中，人才是自由的”；人只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他才能开始游戏。相反，看到人类能够游戏了，也就说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诞生了。 [6]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心理学原理》中，主张人都具有过剩的精力，人可以将这些精力运用到无功利性的活动中，这种活动就是自由的“游戏”活动。他把游戏和艺术连接起来，主张艺术活动或审美活动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本能，认为“被称为游戏的活动，与审美活动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二者都不能直接有助于维持生命的那些过程……审美冲动是一种为了练习本身而进行的练习中产生的冲动，它不依赖于任何最终的利益”。[7]在《庄子》有关技术的寓言中，最能体现游戏性活动的是“庖丁解牛”。他解牛过程中所发出的声音既像殷商之名曲《桑林》，又似尧舜之名曲《经首》，完全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展现。解牛完成后，他手持屠刀站立着，脸上流露出踌躇满志的神情。最后，他把刀收好，表现了一种审美愉悦之情。[8]
《庄子》批判的技术是违背“道”的技术。《庄子·天地》中记载: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其意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去楚国的返途中，经过汉水南岸，看到一个老农民正在用水罐从井中打水，再怀抱水罐去灌溉田地，这种灌溉方式用力多，收效少。子贡看罢上前对老者说：“您不想尝试另一种灌溉方式吗？它每天能浇灌一百亩地。”老人问：“你说的灌溉方式是什么呢？”子贡说：“是用木头做成的名叫‘桔槔’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抽水很简便，而且效率也很高。”老人听罢严肃地说：“我的老师曾经对我说过，机械一旦被广泛应用,将使人变得有机心,机心会污染心灵,精神不能够专注安静，人离道将越来越远。”[9]《庄子》在这里描绘的技术是一种以实效为目的机械技术，工匠们要根据机械的使用方法及其特点进行操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工匠们的精神自由随之也受到限制，离“道”也随之越来越远。更严重的是，如果频繁地使用机械，人们虽然付出很少的劳动就能够获得较多的效益，但是，长此以往，人们便滋生智巧之心，搅乱人的心灵，破坏淳朴的民风。
《庄子》始终在强调因其固然，依乎天理，顺应物性，反对人为的盲目干预。人为的刻意干预并不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欲速不达，事倍功半。《庄子·应帝王》中记载: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其意是：南海统治者名为“倏”，北海统治者名为“忽”，中央君主名为“混沌”，倏与忽在混沌处相遇，混沌上宾待之。倏与忽欲报答混沌，就对他说，每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呼吸，你现在没有七窍，我们要为你凿七窍。于是，他们每天对混沌凿一窍，七天之后，混沌死亡了。[21]倏与忽为浑沌开凿七窍的初衷虽然好，但他们只依照自己的意见办事，不顾及浑沌的实际情况，最后导致悲剧性结果。《庄子·渔父》中记载：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其意是：有人畏惧自己的影子，厌恶自己的足迹，为了摆脱它们而疾步快跑，跑的越快足迹越多，走得越急影子越不离开他。他认为摆脱不掉它们是因为走得太慢，越发地快跑，最后因劳累过度而死亡了。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不清楚“身”“影”“迹”之间的关系，仅仅凭借主观的想象，用错误的方法干预它们，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只能“绝力而死”。[22]
《庄子》赞美技术源自其顺从天道、效法天道、崇尚自由、自然生活的哲学。他认为，“道”是客观存在，“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他赞美的技术正是体现“道”的技术，通过叙述技术的制作和使用过程，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庄子》赞美技术的实质是赞美天道，赞美自由。
(二)批判技术
当一个区域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时，称该国家或地区为老年型社会。而按户籍人口计算，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于1998年开始突破7%，从此进入老年型社会，至2015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9.6%。虽然离老龄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此外河南省的人口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至2013年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2倍有余。因此研究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变动趋势，可以为解决河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参考。
《庄子》中所描述的匠人卓越的技艺充分说明技术发明者除了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严谨的逻辑思考和坚韧的毅力以外，还要处于自由、自主的休闲或游戏状态。居于这种状态者不是把技术发明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游戏活动，其间，技术发明者才能够摆脱自然的物质强制和自由的道德强制，进入一个超然的精神境界。《庄子》中描述的匠人的技术活动就是一种休闲的游戏活动。历史上，依靠游戏(或在游戏活动中)发明技术的事例是很多的。美国学者列文森(P·Levinson)在他的《玩具、借鉴和艺术》一文中，就列举了许多事例。其中包括：中国人发明的炸药、印刷术，近代西方人发明的电话、留声机、照相机、电影、矿石收音机，现代人发明的电视机、火箭等。甚至蒸汽机技术最初也是技术发明家在游戏中创造出来的。古罗马数学家希罗(Heron of Alexandria)在他的《汽动力学》(Pneumatics，公元1世纪)中就叙述了这种游戏过程：在锅上装一个有轴的球，在锅下烧火，当产生的蒸汽通过轴进入球内并从球上小孔喷出时，球就转动起来(这就是蒸汽技术的原始雏形)。自行车最初也是发明家在游戏中作为玩具创造出来的。1818年，一位德国人在游戏活动中制作出了一台前后两轮的“娱乐马”(hobby horse)，可乘坐它用脚蹬地前行。后来，好奇和好玩的人们又在此基础上安上了脚蹬子、曲柄、轴承和齿轮等部件，逐渐发明出了自行车。可见，技术发明很大程度起源于游戏活动，游戏是技术发明的源泉之一。这正如列文森所说，技术的起源都不是为了实际应用或创造美，而是来自游玩(Play)，起于玩具(toy)，而且开始只是个人在玩。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中认为，“奢侈很少不伴随着科学与艺术，科学与艺术无不与奢侈并行”。[16]他虽然认为科学技术培养游手好闲，但他还是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于游手好闲的。就是说，他在批判技术中承认休闲(即所谓“游手好闲”)是技术发明的来源。技术发明家正是通过这些游戏活动创造出了“比生物物种多三倍的技术品种”，实现了他们的幻想，满足了他们的渴望和欲望，同时也形成了“不亚于生物王国的多样性的技术领域的多样性”。[17]
“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最早是由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于1958年在《个人知识》中提出的。它是指难以沟通的、与他人共享的知识(如技能、技巧等)，它又被称为“难言知识”。与之相对的是“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它是指能够用文字、图表和数学表述的知识，它又被称为“明言知识”。在技术知识中，也存在显性技术知识和隐性技术知识。《庄子》中所记载的工匠能够将技术运用到鬼斧神工的境界，很大程度上是他领悟了技术操作过程中的隐性技术知识。《庄子·知北游》中记载：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其意是：天地有很多美丽的事物，但是天地不炫耀；春夏秋冬四季周而复始，有规律地轮换，但是四季对此从不发表任何议论；万事万物自有自己生成的道理，但从不对外张扬。[18]作者强调了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蕴涵在事物的表象之后，要人们去悉心领悟。能工巧匠们在谈论自己精湛技艺时难以将这些技巧量化或明晰化。《庄子·天道》中记载：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其意是：砍削车轮，动作慢了松缓而不坚固，动作快了涩滞而不入木。不慢不快，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在《庖丁解牛》中，庖丁在解释自己“那种声音好像殷商之名曲《桑林》，又好似尧舜之名曲《经首》”的高超解牛技术时说：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其意是：到了现在，我不用眼睛去看牛，而用精神去体会牛，在解牛时不用感官，而用精神与牛接触；根据牛的结构，把刀刺进牛骨间较大的缝隙里，避开经络集聚和骨肉相连的地方。显然，庖丁领悟到了解牛的规律。[19]在《庄子·天道》中，轮扁在谈论自己斲轮也谈到了自己对“斲轮”中存在着的隐性技术知识的体悟：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20]
二、《庄子》评判技术的当代价值
《庄子》虽然和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学派一样，都在探求世界万物的根据和原则中建构自己的学说，但是，《庄子》有其自身的特点：庄子虽然也谈论社会观、人生观，但他主要探求宇宙万物的根据和原则，他创建的是形而上学的、纯粹抽象思辨的哲学本体论。基于现代技术在促进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社会两级分化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大背景，《庄子》以觅“道”、循“道”为依据，批判背离“道”的技术所形成的“技术批判论”与西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旨在批判技术的人文主义技术学派所主张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悲观主义殊途同归，它有助于对技术发展的反思和批判，促进技术与社会的持续和健康发展，从而引起现代乃至当代中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共鸣和强烈反响。有些学者由此对老庄技术哲学和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进行比较研究，[13-14]这充分显示出《庄子》批判技术的当代价值。但是，笔者认为，《庄子》技术观的当代价值并非只源于其“技术批判论”，《庄子》以觅“道”、循“道”为依据，赞美符合“道”的技术所形成的“技术赞美论”也有助于促进当代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当代价值。
(一)休闲或游戏是技术发明的重要源泉
《庄子》中描述的隐性技术知识对匠人技术的作用在现代技术活动中仍有所体现。例如，修理自行车、修理电脑等技术，这类技术的特点是以技术操作者的经验、诀窍为主导，它是人们在实践经验中习得的，没有太强的理论性。再如，驾驶汽车、维修机械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质检工作。还有，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现代技术背景下产生的隐性技术知识，主要包括生产系统的监管、监控、调节等；技术发明初期的隐性技术知识，如软件工程师的编程技术和整合技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既要重视隐性技术知识的重要作用又要注重将其转化为显性技术知识：隐性技术知识被直接转化为显性技术知识，即隐性技术的持有者通过表格、模型、概念或某种比喻将所持有的隐性技术显性化。这种转化过程通常受到心理因素、环境因素和能力因素的影响。由于很多隐性技术的持有者，认为自己将隐性技术直接转化为显性技术后，对自己的利益有损，不愿意将隐性技术显性化，这成为阻碍隐性技术知识显性化的心理因素。还有一种情况，隐性技术的持有者愿意将这种技术转化，但缺乏编码能力等综合素质，也会影响到知识转化的质量，这就是隐性技术直接转化为显性技术的能力因素，因此要提升其综合素质。最后，隐性技术持有者所处的环境也会影响到隐性技术直接转化为显性技术。隐性技术知识被间接转化为显性技术知识。这种转化方式大多发生在很多个体之间，而且从最初的流传到最后得以显性化，其间，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最初的传授，徒弟通过领悟、模仿、练习不断领悟隐性知识的精髓，这种隐性知识会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几代，最终遇到一位匠人将这些隐性知识编码成为显性知识，最终完成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影响隐性知识间接显性化的因素涉及人际关系、知识势差等因素。由于这种间接转化模式是在群体间进行的，而且要经过几代人才会得以被显性化，因此，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沟通都成为影响知识传递的重要因素。教授者与习得者之间的知识差异，在隐性知识间接显性化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知识之间的差势越小，交流会越容易进行，习得者会越有效地理解教授者所传授的内容。
《庄子》批判技术源自道家文化中的自然主义思想。它肯定源于自然之道的“天工”之“技”能体验价值，提倡用技术去认识自然之道；它主张顺从天道，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人为”之)“伪”的杂质，顺从“天道”，达到与天地相通，不凝滞于任何思想、利益等任何事物，达到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庄子》批判技术就是维护自然，维护天道；保持纯真，返璞归真，达到天人合一。
(二)注重把隐性技术知识转化为显性技术知识
《庄子》既赞美技术又批判技术的“二元”技术评判与围绕道家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作用所持有的两种态度相符合：《庄子》赞美符合“道”的技术，旨在追求并遵循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之“道”(规律)，促使中国人遵循自然规律创造和发展科学和技术，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动因。这正如李约瑟所说：“事实上，确实一切科学技术的成长都和道家是分不开的”，[10]“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11]《庄子》批判违背“道”的技术，旨在顺从天道，摒弃“人为”，返璞归真，天人合一，“蔑视文化的价值,强调生活的质朴,反对民智的开发,采取复古的步骤”，[12]拒斥价值和目的，从而与科学技术发展相背离，使得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科学技术体系，从而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2.1.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Phenomsil C18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水（65︰35），等度洗脱40 min，体积流量1 mL/min，柱温30 ℃，检测波长225 nm。
《庄子》描述的能工巧匠，之所以具备精湛的、独有的、与众不同的技艺，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制作技术的过程中，能够摆脱功利因素的干扰。《庄子·达生》中记载：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湣。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其意是孔子的学生颜渊问孔子：我在过河时，遇到一位摆渡人，他摆渡的技巧出神入化，我问其中缘由，他告诉我，如果游泳游得好，自然就会划船。我再继续问，他就不回答了。请问这里有何玄机？孔子回答：善游者之所以驾船出神入化，是因为他视水为常态并习以为常。他们视深渊为山丘，船被翻进深渊，如同车在陆地倒退，并无异样和恐怖之处。正因为他们将翻船喻为倒车，所以他们驾船都能轻松自如。如果赌徒以瓦器为赌注，他们在赌博中做到放松心态，最大限度地发挥赌博技艺；如果赌徒用金属钩为赌注，赌徒因赌注贵重而内心紧张；如果赌徒以黄金为赌注，赌徒之内心因黄金贵重而内心更紧张，其赌博技术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看中外物者，其心灵就会缺乏灵性。[15]
(三)倡导“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和模式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村干部是50多岁的中老年人，缺乏活力，主要原因是村干部待遇比较低，难以吸引有思想、有活力的年轻人，而农村的未来需要年轻人引领，培养一个懂乡村实际情况，能干实事、能够扎根的村干部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需要时日。
《庄子》在上述寓言中，阐述了因其固然，依乎天理，顺应物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具体到管理上，就是“无为而治”。“一个会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不会关注社会表象的，因为他深知，在社会表象的背后，蕴藏着规律，只有掌握了这些规律，治理天下才能事半功倍。例如，禽鸟为了避免伤害而飞得很高，老鼠也知道神坛下的洞穴是最安全的安身之处，就连动物都了解趋吉避凶的规律，人更要了解规律，按照规律办事。”[23]“无为”并不是真的放任自流，什么都不理会，而是顺应客体的客观规律，在无为的表象下达到积极有为的效果，其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天地、四时、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 圣人的明智在于他不去逆自然行事, 而是顺应自然之道。故有“被称为圣人的人，探究天地间大美的道理，通达万物生成的原理。所以圣人不妄自作为，圣人万事顺从自然，这都是他们观察天地而得到的处世方法”。 [24]
1.怨怒急躁的情绪感受期。协解初期，协解人员由每日正常工作的规律模式转瞬变成终日无所事事的迷惘状态，大部分人主要精力用于对协解过程的痛苦回忆、对政策措施的愤恨咒骂、对领导干部的抱怨躁怒、对同事家人的排斥躲避，情绪反应激烈多变，内心感受深刻且自身难以控制。
《庄子》中的“无为而治”具体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体现是管理者应运用一种圆融的管理方式。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规律，管理也一样。任何管理都是建立在了解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善于分析周围的环境和人，掌握规律，再有的放矢地进行管理。这就好比“庖丁解牛”中的庖丁，掌握了牛的结构和规律，再进行解牛，无疑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管理者应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让他们自发治理企业。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员工的意见和建议，领导并不是每项工作的具体操作者，针对具体工作提出的建议未必是最优的，所以在制定决策时，要广泛听取员工的意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要将员工的切身利益与单位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才能让员工全力以赴地工作，全心全意地奉献。要“善于处下”，即领导者在与员工交流时，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自尊心，充分尊重他们，要放低姿态。这样做才可以使员工在工作时保持良好的情绪，自觉地为企业做贡献。
三、结语
无论是现代学者评价道家对中国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作用，还是《庄子》评价技术，其结果都是二元(积极和消极)的。这种相互对立的评价结果，被康德称之为“二律背反”：“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相互矛盾或对立的两种理论或学说”。[25]究其原因，康德把它归结为“人类理性追求无条件的东西的不可避免的自然倾向，进而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内在矛盾的必然性”，[26]也揭露了理性认识的弊端：“力图超越自己的经验界限去认识物体，误把宇宙理念当作认识对象，用说明现象的东西去说明它”。[27]学者们对道家的评价、《庄子》对技术的评价，大致是沿着这种认识路径或逻辑展开的，但是，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庄子》评判技术所获得的两种矛盾的结果，仅源自其认识自身而与认识对象本身无关吗？《庄子》评判技术的结果是否与技术自身的双重性或“双刃剑”有关？就是说，《庄子》评判技术所获得的对立结果是否源自技术的对立运动？它是否是对技术对立运动的反映？
技术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物质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它本身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物质性和精神性、中立性和价值性、主体性和客体性、跃迁性和累积性”[28]互对立的辩证性质，它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既有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又有阻碍甚至危害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消极后果。可见，技术在对立或矛盾中运动，技术运动是一种矛盾运动或辩证运动，反映这种技术运动的思维就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在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29]因此，《庄子》对技术评判具有辩证思维的特点。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能达到真正的辩证思维。辩证思维不仅能够如实反映事物的对立运动，而且更注重反映其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渗透或转化(对立统一)。辩证法除了承认事物运动中的对立或矛盾，承认其“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彼亦此’，并且对立相互联系”[30](相互统一)。《庄子》的技术评判注重反映技术运动中的对立或矛盾(“非此即彼”)，却因忽视技术实践而未能注重全面反映其对立的统一(“亦彼亦此”)。这既是《庄子》的技术评判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当代技术评判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强调《庄子》赞美技术及其当代价值，旨在既想纠正学术界对待《庄子》的技术评判所存在的“失衡”问题：强调其批判技术及其当代意义而忽视其赞美技术及其当代价值，又想在注重技术实践(康德曾试图通过实践理性解决“二律背反”问题)的基础上，为全面评判当代技术及其发展(既反映其“非此即彼”又反映其“亦彼亦此”)奠定基础。对此，笔者愿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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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echnologicalThoughtinChuang-TzuandItsContemporaryValue
ZHANG Ming-guo, TIAN Yi-han
(STS Institut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InChuang-Tzu, a famous Taoism book, some technologies consistent with the rule of “Tao” which the other technologies get criticism for violating are admired. Some thoughts on technology in Chuang-Tzu have great value in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technical management.
KeyWords:Chuang-Tzu; technological thought; value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3118(2019)03-0014-07
收稿日期：2019-01-04
作者简介：张明国(1963—)，男，教授，博士，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技术哲学与STS(科技与社会)；田一涵(198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哲学与STS(科技与社会)。
责任编辑：管晓莉
标签：技术论文; 庄子论文; 隐性论文; 知识论文; 道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