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最新修订出版的《张闻天年谱》中仍有若干史实错讹或因未能廓清史实而记述不确之处，从历史事件之间相互联系和印证角度予以考辨，现谱中记载的1935年1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人员不包括张闻天和朱理治，不符合历史事实；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的时间并非1935年11月10日，而是11月7日；现谱中记载，1935年11月30日朱理治参加了为陕北肃反中被错捕人员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但参照此期间朱理治的活动可知，他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经与其他材料印证，现谱中关于1936年1月8日张闻天等向刘志丹传达中央任命他为红28军军长的说法也不正确。
【关键词】张闻天年谱；考证；周恩来；朱理治；刘志丹
《张闻天年谱》作为一部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权威论著，于2010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年谱以详实的资料记载了谱主一生经历的重要事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年谱长达76年的跨度，涉及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些史实可能会有疏漏或错讹之处。本文遵循“孤证不立”原则，从事件之间相互联系和印证角度，对年谱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考证。
一、周恩来、朱理治是否参加1935年11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据《张闻天年谱》记载：11月5日，张闻天在下寺湾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特委范向真的工作汇报。会议记录出席人员有张闻天、博古，参加人员有李维汉、刘少奇、凯丰、郭洪涛、范向真。会议决定为配合粉碎国民党“围剿”，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张闻天讲话指出：现在陕甘地区是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区域，这一地区的工作“占据重要地位”。目前省委“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群众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要扩大苏区，向关中及陇东地区发展。讲话并对如何巩固发展苏区完成中心任务作了具体部署。会议期间，中央还决定将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1］193根据会议记录，周恩来、朱理治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朱理治在中共陕甘晋省委所在地瓦窑堡，由于受通讯条件制约，他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到达吴起镇，更不知道后来又到了下寺湾。他回忆说：“打下榆林桥之后，仍无中央消息，……接到张闻天同志的信，叫我去下寺湾开会，这才确信中央真的来了，立即去了前方。”并且，他还说：“赶到下寺湾，中央会议已经结束了。我见到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同志。……当天晚上，我又找到博古，只谈了肃反问题。”［2］41—42、44那么，朱理治哪一天到达下寺湾就成了关键问题，这是判断他是否列席11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依据。他说的“当天晚上”指的是哪一天晚上？根据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行程和活动看，11月2日，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11月3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11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3］483—48411月5日，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启程前往瓦窑堡。［1］193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只有2、3、4日三个晚上，依照朱理治说的“中央会议已经结束”和见到的中央领导人中没有毛泽东来看，这个“当天晚上”只能是4日晚上，由此推断，他11月4日下午赶到下寺湾。
当然，说朱理治4日到达下寺湾，需要其他史实加以印证，那就是中共中央到下寺湾后是否要求朱理治前来开会？就当时党在西北地区的组织看，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西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师。随后，中央代表团成立，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朱理治任书记，这是西北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9月17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高级干部参加，决定撤销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分任书记、副书记。［4］100—101中共中央在吴起镇期间，接触到的是基层干部群众，对陕北苏区党和红军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入了解。11月2日，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最先见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和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三人。［5］95朱理治当时在瓦窑堡，作为西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央必然要通知他到下寺湾，这与他的回忆相一致。这种说法可以从1945年7月10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找到出处，他说：“中央到了下寺湾，我就赶到那里，在一个会上谈了‘肃反’的错误，并和博古谈了一小时，他征求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我说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6］270这次座谈会上许多当事人都在场，他说的不可能不符合事实。
另外可以说明朱理治4日到达下寺湾的是，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1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郭洪涛、聂洪钧作关于陕北苏区和红军历史及现状的汇报，听取汇报后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组织问题和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张闻天指出：怎样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会议经过研究讨论，作出三项重要决定：一、对外中央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称谓；二、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三、中央分成两路行动，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红军南下会合红15军团粉碎敌人“围剿”，一路由张闻天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为粉碎“围剿”采取的重要措施是把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把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由郭洪涛任书记。［1］192—193并且，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央组织局，职责是扩充红军、动员粮食等后方军事工作。但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前方需要周恩来，会议同意周恩来暂时仍和毛泽东一起到前方。［7］331—332但《毛泽东年谱》记载：11月4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南下到达桥家庄，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等并转周恩来，通报了董英斌第57军向直罗镇前进的情况，要求各纵队继续南进消灭该敌。［3］484这说明周恩来并未按照原定计划跟随毛泽东南下，他留下来的重要原因是等待朱理治到来，这是由他的工作职责决定的。
在吴起镇期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常委分工问题。按照张闻天的提议，会议同意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由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1］192这对政治局常委职责作了明确划分。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央组织局，面对粉碎国民党“围剿”的严峻局面，周恩来负责的扩红、筹粮等战勤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需要处于对敌前线的陕甘省委的配合。据郭洪涛说：在下寺湾时，周恩来两次找他谈工作安排问题，中央尊重他的意见，同意让他担任陕北省委书记。［8］95—96由此可以推断，周恩来也要与朱理治谈工作安排问题，并向他布置陕甘省委担负的后勤保障任务。这说明朱理治说的“赶到下寺湾，中央会议已经结束了。我见到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同志”是历史事实。另外需要说明的是，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为委员。［9］427原西北党和红军领导人聂、程、徐、郭都是军委委员，如果聂、程、徐作为军事领导人无可厚非，郭洪涛也是军委委员，而没有朱理治，在此之前，张闻天作出“一般看来，在中央代表团方面，党的领导是正确的”［1］192的论断，中央需要对朱理治有所解释，这恐怕也是周恩来留下等待他到来的原因。
还有一点可以印证的是，11月4日，毛泽东就率领红一军团南下，张闻天却没有率中央机关立即北上。11月5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宣布将陕甘特委、陕甘晋省委改为陕甘省委、陕北省委，分别任命朱理治、郭洪涛为书记。会后，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前往瓦窑堡。［1］192—193这表明张闻天也是为等待朱理治到来，以宣布中央任命，无疑证明朱理治列席了11月5日的会议。朱理治按中央要求已到下寺湾，并被任命为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参会人员，朱理治不可能不参加会议，会议记录中没有他，可能是漏记。
按照《张闻天年谱》中这次会议记录，参加人员同样没有周恩来，而且，特别注明：“会议记录中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是因为会前毛、周已离开下寺湾赴前方。”［1］193但《周恩来年谱》中说：“11月5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在此期间，中央决定将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为此，周恩来两次和郭洪涛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10］300这就出现两部权威性党史人物年谱说法不一致问题，那么，哪一种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呢？《张闻天年谱》中记载的参会人员共计张闻天、博古、李维汉、刘少奇、凯丰、郭洪涛、范向真，现在公开出版回忆录的有李维汉、郭洪涛，但无论《回忆与研究》还是《郭洪涛回忆录》都没有提及这次会议，可能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次宣布中央决定的会议，因而没有留下深刻印象，那就只能找别的资料佐证哪种说法正确。
在此期间，张浩的到来促进了中共中央政策的调整和制定。张浩于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后，张闻天与他进行了详谈，听取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汇报，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4日，张闻天、博古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估计敌人第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召开会议对有关问题加以详细讨论。［1］196、198对此，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此估计”。［3］488对于开会提议，12月1日，毛泽东回复张闻天，“我或于数日后回后方一行”。［18］40912月5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等：“我率三十一分队拟明六号动身来后方。德怀、林彪、子华须参加六号及七号的祝捷运动大会，定九号同朱理治来后方。开会地点以安塞为便。”［3］493但在《朱理治传》中，依据12月5日的这封电报作了丰富联系和想象：“十二月九日，朱理治偕同彭德怀、林彪、程子华一起，顶着刺骨的寒风，从前方北上，去安塞开会。他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而策马飞奔，时而并辔缓行。……他们联袂北行的原因，毛泽东十二月五日致电张闻天、李德，……这才有了安塞之行。在瓦窑堡的张闻天接到毛泽东五日电后，按照约定于十日抵达安塞。大家久等毛泽东不至，十四日接毛电报说他已于十三日到瓦窑堡。于是，大家一起北行前往瓦窑堡。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在张闻天的住处下河滩田家院召开。”［4］152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张闻天传》中说：12月19日20时，毛泽东致电正在指挥围攻甘泉的彭德怀，“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与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当天24时，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彭德怀、叶剑英、程子华：“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1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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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何时到达瓦窑堡
彭德怀等人之所以没有前往瓦窑堡，因为直罗镇战役后，彭德怀、林彪等开始实施夺取甘泉、宜川的计划，这个计划由彭德怀提出。12月16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指出：为了创造战场、扩大苏区、扩红，要夺取甘泉、宜川，“一军团主力集结于宜川龙泉镇，相机夺取宜川，以一个团协同八十一师取甘泉；十五军团主力集结于史家岔、王家沟，以小部扫清牛武镇地区之敌，向洛川、中部（今黄陵）及宜川以南发展苏区。”［19］132第二天，毛泽东复电：“同意现部署。一军团攻甘泉之一团可立即出发，用坚决而机巧的手段，期于在七日内外取得甘泉。一军团主力可于二十一日从现地出动，开到宜川龙泉镇地域工作，相机夺取宜川。十五军团主力亦可于二十一日出动，进到牛武镇龙泉镇之间地域工作。两军团以后发展方向为向正南，首先赤化洛川宜川两县，加紧扩红。”12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林彪、程子华等，发出准备东征行动计划，不仅再次强调“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洛两县”，而且问“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18］410、423—424所以，彭、林、程此期间正在前方紧张地指挥部队作战，不可能前往瓦窑堡。彭德怀对此有明确表述：“直罗镇战斗结束后，约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到瓦窑堡开中央会议，在那次会议后做了有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留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各部围攻甘泉。”［20］208
第二，11月10日说只有当事人的回忆，缺乏其他史实与之相互印证，而11月7日说有其他史实与之相互印证。纵观11月3日至10日期间张闻天、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活动轨迹，可以找到11月10日说不成立的证据。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1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部队给养等问题复电博古，同意后方的筹粮计划，说现在天气已经很冷，做衣与运粮宜并重；还希望15天内送一千名新战士来。在给博古发出复电同时又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派人去瓦窑堡中央政府办事处接收一千名新战士进行训练，以便随时补充部队”［3］486。毛泽东等给博古的复电提到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同意后方的筹粮计划”。按照常理推断，如果张闻天、博古等率领中央机关11
《张闻天年谱》记载：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被错捕人员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董必武、李维汉、张浩、邓发、朱理治、贾拓夫、王首道、聂洪钧、刘志丹、高岗、郭洪涛、王达成、杨琪、杨森、杨和亭、戴季英等五六十人。在宣布开会时张闻天指出：为了纠正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中央召开这次会议，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接着由王首道报告了案件的调查情况和中央的处理意见。对这次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原省保卫局负责人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最后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200在参加平反会人员中有朱理治，那么，他是否参加了这次平反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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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李维汉作为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随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回忆说：“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来到下寺湾，听取了郭洪涛的汇报。党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洛甫、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我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瓦窑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苏区的中心），于11月7日到达瓦窑堡。”［15］284李维汉把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的时间与当时的形势联系起来，他的说法无疑更为可信。但是，如果仅仅如此说法确实不充分，而把他在不同时间的回忆联系起来看，可以形成证据链关系。李维汉把进驻瓦窑堡的时间不仅与“十月革命节”这一特殊节日联系起来，还与他多年未见的熟人林育英联系起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我们中央机关从吴起镇经下寺湾到了瓦窑堡，因为这一天是十月革命节，所以我的印象很深。我记得是同邓发同志一起到瓦窑堡的。当时我和洛甫同志等人还住在城外。不久，从定边打来电报，说来了一个可疑的人叫张浩，要找党中央。中央立即让赤卫队把人送到瓦窑堡来。等见了面才知张浩就是当年的林育英。”［16］21党内纪念“十月革命节”的传统，从党成立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60年代，它对于中共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仅从1922年至长征之前的1933年，中共中央多次发表纪念文章，甚至以中央通告的形式部署各地组织纪念活动。［17］这必然会对李维汉这样身为老党员的高级干部产生重要影响，他把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和“十月革命节”联系起来，增强了这种说法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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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到达瓦窑堡，那么，毛泽东发出这封复电时，博古尚在前往瓦窑堡的路上，但博古对后方情况的了解仅限于在下寺湾听到的汇报，与后方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人没有会面，怎么能提出毛泽东认为可行的筹粮计划？同时，毛泽东等还给林彪、聂荣臻发出“要他们派人去瓦窑堡中央政府办事处接收一千名新战士进行训练”的电报，这又是一个重要信息。此处的“瓦窑堡中央政府办事处”指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它有决定成立和正式成立两个时间点。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中央对外名义等问题，决定对外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出布告，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3］483—484但决定成立并不是正式成立，《张闻天年谱》中也说：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当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也就是说，如果11月10日说成立，毛泽东11月9日电报中说的“瓦窑堡中央政府办事处”事实上还没有成立，毛泽东怎么会给林、聂发出“要他们派人去瓦窑堡中央政府办事处接收一千名新战士”的电报呢？这无疑与毛泽东电报中的内容是冲突的，不符合逻辑和常理。
三、朱理治是否参加刘志丹等被错捕人员的平反会
关于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的时间，历来主要有两种不同说法，分别是11月7日和11月10日，以至于出现相关党史论著在这个问题上打架的现象。11月10日说主要出自张闻天夫人刘英，她回忆说：“1935年11月初，党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会后，毛主席、恩来同志和彭总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我们中央机关于11月10日到达瓦窑堡。”［11］70刘英没有详细阐述进驻瓦窑堡的特定背景，但她作为亲历者无疑增强了这种说法的可信性，《张闻天年谱》应是受此影响。相比较来说，11月7日说的认可度更广泛。如官方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表述简洁明了，“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12］39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编辑成员程中原著的《张闻天传》中，也认为是11月7日。［13］172—173有人为此还专文加以考证，通过对行路里程、行进速度、交通条件、人员状况等方面的分析，得出11月10日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的结论，但该文采用刘英的说法为基本依据，主要采用推理方式，缺乏其他史料与之相互印证，［14］不足以推翻11月7日的结论。那么，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哪一天到达瓦窑堡的呢？
按照朱理治在此期间的活动看，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由于国民党军队退出瓦窑堡，10月5日，朱理治率中央代表团、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等机关迁往瓦窑堡。此后，由于受通讯条件制约，他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到达吴起镇，更不知道后来又到了下寺湾。他是在接到郭洪涛、程子华派人送来的张闻天要他到下寺湾开会的信后，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于是日夜兼程，但4日到达时，中央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军团南下了。［4］122、133对此，朱理治回忆说：我向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李维汉汇报了肃反情况，“这次肃反有错误，刘（志丹）、高（岗）不是反革命。”当天晚上，我又找到博古只谈了肃反问题。和博古谈话时，炕上睡着张闻天、李维汉等同志。最后，博古说：“你不要回去了，现在情况紧张，马上要打仗了，部队无粮食，你留下吧。”［2］41—4211月5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为配合粉碎国民党“围剿”，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由于朱理治要在下寺湾筹备组建陕甘省委，并且，陕甘省所属地区处于对敌作战的前沿位置，担负配合前方粉碎“围剿”的任务，而能否粉碎“围剿”直接关系到苏区的生死存亡，压在朱理治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他说：“见了中央后，中央留我在陕甘边工作，准备打仗，搞粮食。”［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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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有三项重要活动：先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汇报，由于时间问题没有加以讨论；然后中央领导人参加群众欢迎大会，毛泽东、彭德怀在会上讲话；接着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组织问题及红军当前行动方针。在如此紧锣密鼓的会议和活动中，周恩来不可能在这一天找郭洪涛谈工作安排，11月4日，毛泽东等率中央红军南下，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工作提上日程，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这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职责。在吴起镇期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常委分工问题，按照张闻天提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1］19211月4日，周恩来找郭洪涛谈他的工作问题；11月5日，周恩来向他转达中央决定。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宣布中央决定：陕甘特区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张闻天年谱》中这次会议记录没有周恩来，同样应该是漏记。
由于承担繁重的战勤保障任务，中共中央对陕甘省委的工作指示非常明确，“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群众争取战争的胜利”。朱理治率领省委和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紧急投入到筹粮、动员民夫、筹冬衣、组织担架队等支前动员备战工作中。毛泽东对陕甘省委的工作非常重视，11月13日，关于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拟于十八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会议拟讨论的问题有六个方面：一、方面军和游击队的部署，二、军事和政治教育，三、军区与军分区的组织和工作，四、地方工作计划，五、筹粮计划，六、筹款计划。［3］487会议要讨论的游击队部署、军区和军分区的组织、筹粮、筹款工作与陕甘省委紧密相关，直接关系到即将开始的直罗镇战役，所以，毛泽东对朱理治参加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围剿”，为中共中央在西北建立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11月30日，毛泽东在总结胜利原因时说：重要一点是“群众与我们一致”，没有这一点，“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18］398—401
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地方工作以及需要地方配合军队做的工作众多，在这种情况下，朱理治不可能到瓦窑堡参加平反会。而且，平反会当时主要涉及的是戴季英和聂洪钧。11月30日的平反会上，中央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指出：“有些领导肃反的同志过分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造成地方党和部队内的恐怖现象。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4］138—139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朱理治没有参加这次平反会。
前文已经论及，朱理治说他到达下寺湾的“当天晚上”只能是11月4日晚上，并且，他见到的领导人中有周恩来，至少表明11月4日周恩来还在下寺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周恩来年谱》中的说法符合事实。对此，郭洪涛的回忆可以加以佐证。中央到达下寺湾后决定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对省委书记人选问题，中央也是煞费苦心。据郭洪涛回忆：周恩来在下寺湾期间找我谈工作安排问题，说：“中央考虑撤销中央代表团及陕甘晋省委，重新组建陕北省委和陕甘边省委，准备要你担任陕甘边省委书记。”郭说：“西北的苏区有两个，一个是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是先后在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和陕甘边党组织领导下创建的，那里的游击区很大，地广人稀，我对那里的情况不熟悉。另一个是陕北苏区和红27军，在谢子长同志和陕北特委领导下创建的。这里人口较多，约有40多万人，党员2万多名，红27军和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我长期在陕北苏区工作，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干部和群众都比较熟悉，还是到陕北工作比较合适。”周听了郭的意见认为有道理，表示向中央反映可以重新考虑。“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再次找我谈话，说中央已决定，同意让我担任陕北省委书记。”［8］95—96郭洪涛说的“第二天”是不是11月5日呢？
《张闻天年谱》中说：11月10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入瓦窑堡，博古、刘少奇、王稼祥、李维汉、董必武、邓发等一同到达，受到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的结彩欢迎。抵达后张闻天立即召集中央供给部部长叶季壮和原陕甘晋军委供给部部长白如冰开会，商议解决部队的衣食问题，同时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接管了原西北代表团保卫局。并指示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李维汉、张云逸、郭洪涛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迅速释放了被错误肃反冤屈的刘志丹等十多位同志。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博古任主席。［1］193—194由此说明，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何时到达瓦窑堡，不是纠缠于哪一天的问题，而直接关系到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的五人调查小组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成立时间。
（1）风荷载值：在计算搁板或刚架和支撑构件时，当高度范围较大时，可将其分为多个区段，高度范围约为5m，并使用相应的风压高度变化系数计算风荷载。如果风荷载值范围太大，则风压高度变化系数也将偏向大值，这可能导致大的风荷载。
但与这两年的风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茅台酱香系列酒的过往却有些“默默无闻”：从1999年茅台推出茅台王子酒，到2000年推出了茅台迎宾酒，之后又陆续推出的其他酱香酒产品，十多年的时间里，系列酒的贡献率一直比较低，在茅台的营收占比中从来没有超过10%。即使是“黄金十年”顶峰期的2012年，系列酒在茅台营收中的占比也只有9.16%。毫不客气地说“黄金十年”期间“茅台在狂奔，系列酒在沉睡”。
彭德怀正在实施扩大苏区和扩充红军的任务，朱理治需要在地方上加以配合，组织战勤服务和扩红动员都与陕甘省委直接相关，因此，朱理治不可能离开前方，他没有到瓦窑堡参加刘志丹等人的平反会。另外，仔细查阅根据朱理治在延安整风时期、解放后应党史军史部门写的回忆文章，和“文革”期间写的“历史交代”编写成的《往事回忆》一书，他都没有说自己参加了这次平反会，而是说“12月，我又参加了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如果仅看这一句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朱理治参加了瓦窑堡会议，其实不然，后边还有“亲自听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批评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的报告，收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2］45把上下文联系起来看，他说的是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也就是说，朱理治12月底回到瓦窑堡，这是因为中共中央的发展方向是过黄河东征，为东征决定在北线、南线分别组建红28军、红29军，朱理治被任命为红29军政治委员。［3］498
四、张闻天等是否在1936年1月8日向刘志丹传达任命
《张闻天年谱》记载：1936年1月8日晚上，张闻天、博古、李维汉一起来到齐家湾向刘志丹传达党中央、西北军委的命令，任命刘志丹为新编红28军军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杨森为副军长兼参谋长，武晋南为政治部主任。［1］206在与其他材料相互印证的基础上，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苏区的军事危机暂时得以缓和，但形势并不容乐观。张学良的东北军依然在南面威胁苏区安全，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部在北面企图侵犯边区，中共中央对来自南、北两面的敌人保持高度警惕。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战役后一直致力于肃清残存在延安、甘泉、宜川等地的敌人，但北面的防御力量较弱，仅靠地方游击队和赤少队加以抵抗。从1935年12月起，国民党第86师师长井岳秀率部大肆骚扰陕甘苏区北部，企图袭占瓦窑堡，夺取安塞、安定等地。中共中央为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1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指出：“第二十六军①全部立即北上配合骑兵团，受刘志丹、宋任穷指挥，执行消灭井岳秀之任务。”［18］410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红28军还没有正式成立。
测绳、电测水位计、超声波探头等手段是绕坝渗流监测中常用的人工比测手段。测绳测量受水的表面张力影响水沿测绳孔壁上升，对测量精度有一定影响。电测水位计的缺点主要为无法校核孔深，从而影响计算水压力的精度。超声波探头可以测量水深外还能测量孔内流速，且精度较高，达到10-6精度等级，其主要缺点除受孔径影响外，还受到输送电线路电波、磁场、环境扰动等影响较大。实际操作中220KV输电线下，孔深35米，测值频率为50.01赫兹，呈正玄波变化。本工程因受输水管道、隧洞及输电线路影响无法开展超声波探头测量。
随着东征计划的制定和付诸实施，1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等人，要求在40天内完成扩红5000人的任务，分别在北线和南线组建红28军、红29军。［18］423—424随后，以陕北地方部队为主体组成了红28军。12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就红28军组建问题致电彭德怀等：依前电所告战略计划，28军已在陕北组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预计一月份扩大到1500人。［3］500当时组建的红28军下辖3个团，分别由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一团，米脂西游击师编为二团，清涧红四团编为三团，共计1200余人。周恩来亲自找宋任穷等由红一方面军派到红28军工作的同志谈话，要求他们要尊重刘志丹，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21］98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红28军的重视。
红28军组建后被赋予保障苏区北部安全的重任，为消灭侵入苏区之敌，巩固陕甘苏区，中央军委决定临时组建北征军，以红28军、第78师和军委直属的骑兵团组成，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宋任穷为政委。北征军的任务是向吴家坡、响水、横山一带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袭扰，牵制北线敌人，相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扩大红军影响，为主力红军东征创造安定的后方。［21］991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宋，指示他们率红28军、红78师和骑兵团组成的北征军向陕西横山地区挺进，打击向陕甘苏区进犯的国民党井岳秀部。［22］186并且，为了更好地发挥北征军在打击敌人方面的作用，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专门致电刘、宋，对具体的战略战术作出指导，指出：“甲、为使伏击敌人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如已完成大部，即应改袭击为包围，准备打敌援队；如敌已退走，即应直逼横山，调动援敌。乙、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方易速敌增援。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以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自然要有主要突击方面），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18］428这说明，1月7日，刘志丹、宋任穷已经率领北征军从瓦窑堡出发北上，执行打击敌人的任务。随后，北征军对井岳秀第86师以打击，击退了敌人的骚扰，并包围横山县城。［22］1861月15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北路军九日到达横山附近，城内有敌三个连死守。现有一部监视该敌，准备打其增援部队。情报表明敌步兵三个连、骑兵一个连在横山东之王墩与我军坚持，并有某团兼程来援。北路军不通电台已四天，最近他行动未明。我们已去询他情况及调七十八师与骑兵团，限十九日到瓦窑堡。”［23］267通过对红28军和北征军的组建及其活动行程看，1月7日刘志丹已经率领北征军向横山地区进发，执行打击入侵苏区的敌人的任务，张闻天等不可能在1月8日晚上向他传达中央和军委的任命。
另外，从组织程序上讲，应该由西北军委任命刘志丹为红28军军长以及向他传达任命令，而不是由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人，这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有明确分工。在吴起镇期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程是讨论常委分工问题，按照张闻天的提议，会议同意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1］192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当前行动方针和中央组织问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3］483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瓦窑堡，成立红28军和决定领导干部都是军委的职责范围，没有必要由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向刘志丹传达中央和西北军委的任命。比如，11月3日，西北军委发布第一号命令，委任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11月8日，西北军委发布第二号命令，任命参谋部、政治部、动员武装部、兵站部、供给部、后方办事处以及参谋部下设各局的首长。［9］429
注释：
①这里的“第二十六军”指的是原陕甘红26军，1935年9月同陕北红27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红25军等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26军编为红十五军团第78师，这里沿用的是原番号。这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处理与地方党和军队关系上采取慎重态度的具体表现。1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编制应保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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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ination of Some Historical Facts in A Chronicle of Zhang Wentian’s Life
XU Jianguo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ract:After textual research and verification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literature about the historical events,this paper finds the following errors or inaccuracies in the newly published revised edition of A Chronicle of Zhang Wentian’s Life:First,Zhang Wentian and Zhu Lizhi did not atten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November 5,1935.Second,it was on November 7,instead of on November 10,1935 that Zhang Wentian,leading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rrived at Wayaobao.Third,according to the new edition,on November 30,1935,Zhu Lizhi attended the meeting for redressing the cases for those who had been wrongly arrested in the movement to eliminat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Northern Shaanxi.However,an examination of his activities during that period shows that he did not attend this meeting.Fourth,the reference of other materials reveals that it is not accurate to say as recorded in this edition that on January 8,1936,Zhang Wentian and other leaders conveyed to Liu Zhidan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appointment of him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28th Red Army.
Key Words: rds:A Chronicle of Zhang Wentian’s Life;Textual Research;Zhou Enlai;Zhu Lizhi;Liu Zhidan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9）02-0127-09
【收稿日期】2019-02-06
【作者简介】徐建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研室教授。
【责任编辑 刘 滢】
标签：瓦窑论文; 周恩来论文; 博古论文; 陕北论文; 中央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