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友爱”作为一种德性,是维系城邦共同体的纽带之一,它是通过朋友的在场和幸福的性质对个人和城邦产生作用的。本文首先从整体上把握什么是友爱、友爱与幸福的关系,进而阐述友爱在个人、家庭和城邦中的作用。借此,使得“友爱”从伦理学领域向政治学领域的转变成为可能。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友爱;德性;个人幸福;城邦至福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希腊城邦共同体对个人追求幸福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城邦共同体的兴衰成败又依赖于友爱与正义两大支柱力量,友爱问题从伦理学领域转向政治学领域也就成了必然。本文在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和功能德性论的框架上,从对友爱本身的探讨到友爱与幸福关系的思考中,将“友爱”的作用从伦理学领域过渡到政治学领域,最后使友爱推动城邦政治生活的兴盛发展成为可能。
一、关于“友爱”的基本界定
历年来,学术界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定义、获取途径、三种表现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有着较大的争议。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定义,因此,理清这个问题将更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
An on-chip bias circuit for the W-band SiGe HBT power amplifier is proposed in this work. This bias solu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improving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power amplifier, temperature insensitivity, and smooth controllability.
(一)友爱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包含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无任何血缘关系的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指向家庭成员、商业伙伴以及城邦公民等任何两个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1]这种定义过于广泛,因而才使得学术界对友爱的定义存在颇多争议。但在这些不同争议中,友爱一般具有以下性质:第一,友爱“是一种德性或包含一种德性”[2]。作为实践伦理的品质,友爱首先体现在行动性上,也就是说当我们说真正爱某人的时候,是对爱的感情的好的处理和运用,是因朋友自身之故为朋友做力所能及的事,而不是为了利益等外在因素。因为朋友是自己在灵魂上的延伸,我们所爱的是其本性中的德性。第二,相似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只产生在思想或行为上相似的人们之间,他们相互友爱的原因和目的相似,因此他们之间才互称朋友。第三,相互性。“友爱的双方总是把对方视为是属于自己的”[3],这种相互性是双向的,他们对对方的善意总是互知互解,这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前提。第四,共同生活。友爱包含有感情,这种感情只有在共同生活中培养。那些平时相互客气,但不共同生活的人具有的仅是善意而不是友爱。因此共同生活是产生友爱并维系下去的基础。
由此可知,真正的友爱有着严格的内在要求,仅存在于有德之人之间。显然,现实生活中具有真正德性的人并不多,这就使得真正友爱的产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希腊人来说,做一个朋友,那就是说,要在这些城邦的共同生活中与另一个人相互结伴,意味着与那个人过相依相伴且相互崇拜欣赏的共同生活。”[4]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友爱仅存在于有德之人的共同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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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的三种表现形态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就友爱的整体范畴来说而言,它们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一方面,德性的友爱作为友爱的完整范例属于高等的友爱,而有用的友爱和快乐的友爱则属于低等的友爱。一般而言,三种友爱的关系就是高等的友爱包含低等的友爱。快乐和有用的友爱实际上也具有德性的友爱的某些性质,只是这些性质是偶性的、短暂且不稳定的。另一方面,德性的友爱自身是善的,同时相对于特殊的个人而言也是善的。“绝对的即完全意义上的善是对于一切正常状态的人都适用的,因而对一个特定的人也是善的。”[5]具体而言,快乐的和有用的友爱不包括德性的友爱所具有的所有善,而德性的友爱则包含快乐的或有用的友爱所能提供的那种快乐和益处,故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完全与部分的关系。
二、友爱促进个人幸福生活的实现
一方面,友爱增益对方的德性,促使个人幸福生活的获取。有德之人除了欲求自身的生命,还欲求自身的德性,他们总是以德性的方式运用其健康的生命功能,在完善自己生命功能的过程中选择的对象往往也是有德之人,对方的德性将使自身生命更加完善。正如“我们再回到对于友爱同幸福的联系上来,这种联系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很明显的:正是由于幸福的性质就在于活动,我们才离不开并且向往着朋友。”[7]所以真正的友爱关系将对双方的德性有着很大的补充,在对方生命功能正常健康运用的过程中起促进作用,也就对幸福生活的实现有非常重要的增益功能。
(二)友爱促进个人幸福生活的实现。从友爱与幸福的关系可知,幸福的性质使得我们无法离开友爱,也就无法离开朋友。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友爱在促进个人幸福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朋友作为最大的外在善,友爱是我们的灵魂与这种外在善联系起来的特殊德性,真正友爱的双方需要外在善为他获取幸福增益。友爱联系着德性与幸福的本质,其本身是因自身之故而成为目的,并且它自然包括作为幸福的目的所需要的共同生活。所以友爱不仅是必要的,毕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无法离开朋友,而且自身也是高贵的。总的来说,友爱与幸福的关系是建立在朋友这种最大的外在善的基础上的,它将幸福的获得所需要的德性、朋友以及共同生活三者联系起来,为幸福生活的获取增益。
(一)友爱与个人幸福的关系。友爱与幸福的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幸福的活动的性质来阐述的。人的群居性注定要过共同的生活,朋友的存在也就显得非常必要,因为两个人的能力总比一个人要强。正是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幸福的生活需要朋友的在场,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所以友爱对于幸福是必要的。
(二)友爱的表现形态及相互关系。亚里士多德将友爱分为三种形态,且友爱的三种形态源自不同性质的事物,即善的事物、有用的事物和快乐的事物。与此相应,就产生三种友爱——德性的友爱、有用的友爱和令人愉快的友爱。三种友爱中,德性的友爱只存在于好人之间,这种友爱类型被称为友爱自身。德性的友爱是一种持久的品质,友爱双方因着德性的稳定性而持久相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中道,因此德性的友爱大多存在于中年人之间。而有用的友爱与快乐的友爱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有用和快乐,他们分别存在于老年人和青年人身上。两种友爱的双方不是因为对方自身之故,而是因为能相互提供有用和快乐,故这两种友爱是偶性的。因为他们之间一旦哪一方有所变化,无法继续提供利益或快乐给对方,这种友爱关系就不复存在。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首先论到善的问题,“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就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6]那么我们不禁会追问,在所有作为目的的善中,是否存在最高善?若存在,这种最高善又是怎样体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最高善,其本质在于一种灵魂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它充分展现在一个有德之人正常健康生命功能的完美运用中,这种正常健康生命功能运用的过程被称为活动,也就是说幸福在于活动。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各种德性所指向的也是幸福,所以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友爱也不例外。那么,友爱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友爱怎样促进幸福呢?
(一)友爱促进家庭团结。如果说城邦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最高形式,那么家庭作为特殊的共同体则是它的组成部分。在家庭共同体中,主要存在三种人伦关系,即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及兄弟关系,友爱也是通过三伦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家庭成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成为维系家庭共同体的纽带。
三、友爱在伦理共同体中的作用
首先,父子间的友爱关系是家庭中其他友爱关系得以延续的根源,这种友爱关系是在血缘和家庭共同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父母与子女的友爱本于人类的动物性,父母与子女总是相互友爱。”[9]父子间的友爱双方若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将对家庭成员之间有更大的凝聚作用。其次,兄弟间的友爱是基于双方有着共同的生命来源,这种共同的生命来源作为友爱关系的纽带,让他们具有了相似性。“兄弟的爱在引申意义上指的是两个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的感情。”[10]如果他们年龄相仿,这种兄弟之情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故这层关系也变得更加坚固与持久。最后,夫妻间的友爱关系是家庭中最原初的友爱关系。夫妻关系本身是基于一种不同分工的共同事业,分工不同使得他们在生活中互帮互助,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维护着这份共同事业。如果他们双方都是德性之人,并且德性是他们相互吸引的原因,他们对待彼此就如同待自己一般,更多意义上以朋友相称,相互欣赏并分享着对方存在的感觉,这将支撑他们经营着整个家庭。
另一方面,友爱为个人幸福的获取提供观照对象。“和自身相比我们更能观照邻人,和自身的活动相比,我们更能观照邻人的活动。”[8]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功能运用的过程中,总是不容易看清自己,而往往都是从朋友身上找到“自我”。当我们在对一个人的善的行为进行赞赏时,我们总是将自己放置于正常健康生命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观赏的实际上是这个人的善的品性与活动,我们在享受这种善的同时,往往也唤起了我们学习这种善的欲望,并且我们总是相信我们具有这种善以及行善的能力。朋友是最容易被我们观照的对象,由于互称朋友的人是具有相似德性的人,在朋友身上我们很容易观照自身所具有的那种善的本性。真正的友爱关系实际上是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对象,因此也促进幸福的实现。
2.2.2 供试品溶液 取药材样品粉末(过2号筛)适量,精密称取0.5 g,置于100 mL具塞锥形瓶中,加入80%甲醇50 mL,称定质量,50℃下超声提取(功率:300 W,频率:100 kHz)60 min;放冷至室温,再次称定质量,用80%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经0.45 μm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友爱作为一种德性只有在共同体中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时才得以进行,家庭和城邦对希腊人来说是两种极为重要的共同体。那么友爱作为城邦的维系力量之一,除了能为实现个人的幸福生活增益,还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即家庭的幸福、城邦制度的运行及其整体幸福的实现也是不可或缺的。
常规育种技术是育种研究的基础。但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分子生物学研究在遗传育种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
存在于家庭中的友爱关系通常表现为亲情,“它是一种本性的积极的爱,始终是行动的。”[11]他们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家人的需求,行动者不求任何回报,仅仅是这份亲情的力量使他们如此。因此友爱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也使得家庭成员将家庭整体的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家庭作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尽管他们维系这份感情的方式各异,但其目的具有一致性。正是友爱使得每个家庭存在一种向心力,也使得他们更加无法脱离家庭共同体。
(二)友爱促进城邦的“至福”的实现。友爱对城邦的作用与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关。当时的雅典城邦危机起伏,战乱纷争,人们不得不思考城邦和公民之间应以何种方式相处才能形成一种和谐的生活秩序,进而使整个城邦处于和平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相互以“友爱”的方式相处,这种设想的实现才得以可能。可见,友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凝聚城邦的重要作用,它关联着整个城邦的兴衰成败。
2.1.3 金芪降糖片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金芪降糖片粉末0.5 g,甲醇定容至50 mL容量瓶,超声提取1 h,称质量,补足质量,进样前0.45 μm微孔滤膜过滤。
第一,友爱关乎政体的衰变及形式。一个国家的制度怎样确立和实施取决于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公民德性又与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质量息息相关。若城邦相互友爱的每个有德之人在国家制度的安排意见以及城邦的目的上大体一致,这就更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和城邦的团结。在当时古希腊衰败的局势下,这种关系的存在就显得十分必要。第二,友爱能够有效地调节城邦内部的利益纷争。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与公正总是以这种方式相互联系着:有友爱存在,就有公正的问题存在。”[12]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的联系,友爱关系越强烈,这种不公正的程度就越深。但立法者似乎更看重友爱,在政治生活当中,若只有公正来调节政治共同体中的利益问题定会出现因利益失衡而产生的矛盾,但如果有友爱关系存在,真正友爱的朋友看重的是对方自身的品质,而不是利益。“做了朋友就不必再论公正”[13],即便在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失衡问题,也将因为他们互相是朋友而不会相互计较对方做事情是否公正,这种友爱关系内在于公正中,自行化解因不公正产生的利益问题。第三,友爱促使城邦“至福”的实现,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生活的最终目的与城邦政治的内在终极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指向作为最高善的幸福。个人的幸福生活就是指“‘活得好’与‘做得好’”,友爱对个人幸福生活的实现不可缺失,而城邦所追求的伦理目的也是公民整体幸福的实现,“是使全体公民都成为良善之人、过上良好的生活”[14],也就是“至福”。所以,公民之间的相互友爱促进城邦“至福”的实现。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学的研究与他的政治学存在极大的联系。友爱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他的伦理学向政治学转变的切入点并不是随性的,友爱本身联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是要建立在与朋友进行共同生活的基础上,与“‘人的天性就是一种群居动物’,总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网中”这一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对友爱的探讨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向政治学的跳跃。同时,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以及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友爱正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处理好这些关系对实现城邦的“至福”也具有增益作用。亚里士多德对友爱各方面的探讨也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友爱作为城邦的维系力量,对城邦的“至福”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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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9.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79.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1.
[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0.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5.
[12]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6.
[13]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2.
[14]姚介厚.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和对希腊城邦文明的理论总结[J].社会科学战线,2009(3).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8-0183-03
作者简介:董爱琳(1995-),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哲学(伦理学)。
标签:友爱论文; 亚里士多德论文; 城邦论文; 德性论文; 关系论文; 《戏剧之家》2019年第28期论文;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