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军改编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改编过程中，红军战士经历了因认知冲突而造成的软性反抗，出现了怀疑改编，拒换帽徽、军装，甚至是退伍回乡等激烈反应。究其原因有三：身份的转变冲击个人情感；革命传统教育根深蒂固；改编与收编理解分殊。经过中共深入动员，迅速平复了战士的思想波动。其主要办法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阐明统一战线对全面抗战的战略意义；强化政策解释力量；召开誓师大会，营造胜利信念；颁发奖章，延续“红军”记忆。
[关键词]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红五星
红军改编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改编的完成使国共两党具备了实现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1]当前，对于红军改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红军改编的意义、过程以及历史动力等方面，但改编过程中红军战士的思想变化研究仍相对薄弱。本文借助现存档案与当事人的回忆录，探讨红军战士思想转变的历史动力、转变过程以及中共本身的动员介入。
火星在它诞生之初的约8亿年里（诺亚纪），是一个充满活力、急剧变化着的星球：炙热的岩浆洋逐渐冷却，分化出壳-幔-核；外来的撞击强烈而密集；在一次或几次大型的撞击之后，火星南高北低的全球两分地势格局形成；以太阳系最高的火山奥林帕斯山为代表的萨希思大火山省在诺亚纪的晚期开始活动。
一、红军改编的历史背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了一系列艰难而巨大的转变：反对富农变为联合富农，没收地主土地变成减租减息，反帝变为反日，“抗日反蒋”变为“逼蒋抗日”，又变为“联蒋抗日”，进而苏区也取消了，变为特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一系列变化冲击着红军战士的固定认知，使其产生思想波动。随着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实行全民族抗战，红军改编成为必然。同时，共产国际也主张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解放。然而，中共虽力主改编，但国共双方关于改编的方式却莫衷一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流产，摧毁了红军战士对蒋介石的信任。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国共合作创造了历史的可能空间。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国共两党正式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随着“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国共合作瞬间瓦解。十年内战中，红军历经五次反“围剿”、长征和三年游击战争。红军战士“确实是吃够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苦了”[3]。“他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边，又历尽艰险长征到陕北，几乎个个都是九死一生!多年来眼看着许多亲人战友倒在国民党的屠刀和枪炮下！”[4]从此，红军战士心中便留下了伤痛的印记。故而，当改编消息传来，红军战士情感上一时难以接受，是自然之事。与中央红军相比，受战斗环境的影响，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工农红军排斥改编的情绪更加强烈。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留在南方八省的部分红军与游击队在项英与陈毅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为配合红军主力作出巨大牺牲。在这种战斗环境中，红军战士与游击队员对国民党更加敌视、痛恨。
紧接着的西安事变是国共合作的转折点。就国民党内部势力的分布来看，西安事变解决不好，军阀混战必然重演。无疑，军阀混战、一盘散沙的中国，正中侵略者下怀。共产国际出于既定“联蒋抗日”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国需要统一，而蒋介石应是统一战线的“中心势力”，打倒蒋介石，必然导致内战。[5]经过多方斡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历史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不是蒋介石一个决定能推翻的。”[6]传统的革命叙事认为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的关键步骤。这一观点在“统一战线”的理论逻辑中与全面抗战的现实逻辑中，无疑是正确的。西安事变成为国共合作的最大历史注脚。对中共而言，逐步走进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进而得到社会舆论支持。在随后推进的红军改编中，虽然面临诸多刁难，但根据地所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得到化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安事变消除了中国共产党“东进抗日”的后顾之忧。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中国抗战的整体实力。
（二）强化民族观念，阐明统一战线的意义。贯彻“三个忠实”方针，就必须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阶级的教育，编订各种必须的教材以保证开展教育的载体、素材供给。[31]诚然，中共非常重视阶级教育和民族教育，但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民族教育提及的频率明显高于阶级教育。这是主要矛盾转变下，中共根据核心任务变化，必须作出的改变。193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发布命令，要求增加抗日政治课程。[32]7月22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总结红军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说明红军改编的意义。[33]红军改编时，总政治部编写的主要教材有《抗日紧急动员政治课本》《新战士课本》《抗日军人读本》《八路军军人必读》等基本教材。[34]这些教材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说明改编前后军队名称的变化，明确改编前后均接受党的单一领导；二是帮助红军战士了解日本军队情况，进行形势与政策学习；三是进行抗战动员，提升红军战士的战略眼光和文化水平。
二、红军战士的思想变化及其表现
（一）怀疑改编。在开始阶段，部队中出现了许多模糊认识：一是“投降说”，认为红军接受改编就是向国民党投降；二是“同质说”，认为改变后与国民党军队没有本质区别；三是“收编说”，认为改编就是收编。部队中流传着“戴了红军帽子，戴国民革命军帽子，将来又戴什么帽子呢？”[9]的说法。南方游击队中，有人不愿意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10]红军拒绝改编影响整体战斗力。此外，对改编的疑虑也逐渐蔓延至延安群众。《解放》的一则报道中说：“红军不是换了帽子投降了国民党吗？”还有一些干部、战士气愤地说：“我们与蒋介石打了十年仗，牺牲了多少阶级兄弟，现在我们也要改编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怎么可能？”[11]还有一些人发牢骚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怀疑改编的症结主要在于认为改编就是投降。此外，还涉及到“改编”与“收编”的区别问题。在经历了国民大革命失败、国共对峙等一系列阶段后，广大红军指战员显然难以接受国民党改编红军的事实。
红军改变过程中，战士的思想波动表现在怀疑改编，拒换帽徽、军装，要求退伍回乡等方面，反映了红军指战员对改编的不理解。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而是群体反映。
（一）身份的转变冲击个人情感。由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这一身份转换涉及立场的转变，造成情感不适应性，导致部分红军战士出现激烈的情绪反应。有的掉了眼泪，有的“红小鬼”则放声大哭起来，还有的红军战士在梦中呓语惊醒。[16]比如王震的作战参谋尹保仁说：“我不戴这玩艺（原文如此）儿，我不干，我不当白军。”警卫员贺劲南一边啜泣，一边说道：“我参加红军从井冈山起战斗了那么多年，红星就是受苦人的救命星，怎么能把它摘下来。”[17]再比如李德生将军回忆指出：“我14岁出来当红军，红星帽戴了8年了，现在突然要换上原来敌人的帽子，感情上也接受不了。”[18]身份的转变给红军战士的思想带来了强烈冲击。战争形势快速变化，要求快速完成改编。在这种“强大外力”的压迫下，红军指战员的思想一时难以转弯，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不良情绪与思想变化还会蔓延至群众。比如，1937年8月20日《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布告》指出：“近乃有破坏国内和平统一的不肖之徒，当我双方谈判时，胆敢欺骗落后民众，散播红军‘投诚’与‘收编’等荒谬离奇鬼话，阻挠红军集中，破坏红军制度与两党合作。”[19]扩而言之，红军战士的不良情绪不仅对自身凝聚力产生影响，还会被别有用心者加以利用，转变成具有煽惑性的语言。因此，快速平复红军战士的思想波动，回击不实谣言，澄清真相，成为当务之急。
三、改编引起红军战士思想波动的原因分析
红军改编导致战士思想波动，既与战士个人情感有关，也与中共对战士长期教育而形成的群体人格有关，还与蒋介石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怀揣“限共反共”的阴谋有关。
现医务处负责人伍姗姗2000年调入医院，后任质控科科长，负责医院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她见证了医院近十年间，甚至更早时候的医疗质量管理“进阶”。
（二）拒换军帽、帽徽，拒穿国军军装。红军帽徽、军装是身份象征，是无产阶级军队的重要标识。所以，在改编过程中，拒绝更换帽徽军服是对身份转换不适应、不认同的回击。《邓颖超传》记载了当时周恩来警卫员更换军装的历史场景：廖其康被任命为八路军司令部上尉副官，给他发了一套笔挺的军服。他心里别扭，看到帽徽上的青天白日就生气。他磨磨蹭蹭，不肯换军装，还抱头痛哭起来。他对国民党有无比仇恨，怎肯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12]《新四军两姐妹：程桂芬、程兰芬自述》中则对红军改编新四军有详尽的记录：“在工农红军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的时候，红小鬼们把红五星帽徽摘下来的时候有的哭了，有的不肯交出。”[13]同样的历史图景在《黄克诚自述》中，亦有所呈现：“红军开始改编为八路军时，指战员们不少人思想不通，发牢骚，说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尤其是大家不愿意穿国民党的服装，不愿意带青天白日帽徽。我们反复做工作，说服动员，大家才勉强穿上国民党制发的军装，但还是有不少人把帽徽揪下来扔在地上。有许多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流泪，场面实在令人感动。”[14]由此可以看出，红军战士拒绝更换军帽帽徽，不仅是因为红军军帽、红五星代表革命的火种，更是因为其中凝聚了红军的光荣传统，红星就是红军的象征符号。这正如朱德所说：“愿意放弃十年来有着光荣声誉的‘红军’这个名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15]可见，“红军”这个名称在指战员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向心力。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29]红军改编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展开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红军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特别着重于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成为有远大政治目光，能够正确判断国内和国际状况而独立和迅速地采取决心的人。[30]“三个忠实”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意义世界”。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搭建的是一个外化的目标世界，构成“意义世界”的宏观层；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将党的阶级基础反复提及，构建情感认同，建设“意义世界”的中观层；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这才是“三个忠实”教育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完善“意义世界”的微观层。“三个忠实”最终目的是摆正战士思想。这正如刘伯承所言：“为了救中国，暂时与红军军帽告别吧！”可以看出，其中的逻辑在于，因为“救中国”，才要实现由“红皮红心”向着“白皮红心”转变。
（三）认为改编是有意削弱红军力量。面对红军改编的事实，指战员之所以产生思想波动还包含将“改编”视为“收编”的原因。广大红军战士思想产生波动的纠结点在于：继续使用“红军”番号依然可以抗战，既然蒋介石也认同、拥护、执行统一战线战略，为什么必须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基于这种逻辑，把红军改编理解成“接受国民党收编”再自然不过了。当然，中共对国民党借战争消耗其军事力量的阴谋，早有防备。黄克诚回忆说：“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蒋介石虽然不得不做出一点让步，但他仍在暗中打着如意算盘。蒋介石盘算让八路军在与日寇作战中消耗光。”[24]彭德怀指出：“南京虽要抗日，但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仍无最大决心，而且并未放弃对我们的斗争，不过不用战争，而用其他的更巧妙的方法。”[25]红军将领对改编本身就充满了对蒋介石的警惕，典型的观点是：“将全部红军仅编为三个师，显然是蒋介石有意限制我军，削弱我军。八路军越多，他就越害怕。”[26]对蒋氏的防备，中共有着清醒的认知。但是由于红军战士的战略眼光与理论视野的局限，难以理性对待改编。因此，产生思想波动亦有此方面的原因。
四、中国共产党平复红军思想变化的举措及其成效
（三）加强政策解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政策解读关涉政策效果。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政策解读。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给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原文如此）这种政变的必要性。[35]把政策解读清楚，才能在对象中产生回应，进而推动决策实施。在红军改编的关键时期，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关系到改编速度，也关系到改编后的军队在全民族抗战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作用。
（二）对国民党形象认知根深蒂固。红军改编导致战士思想波动，历史教育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经年累月的阶级教育塑造了红军战士对国民党军队的形象认知，改编实质上把红军置于了传统教育的对立面，这种转变带有翻转性。正如彭真所言：“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成了‘国军’。过去我们红军的帽花是红五星，抗战时戴的帽花是青天白日，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20]“红军”不仅仅是一支军队的名称，更是一种精神观念的集丛。这个“集丛”由红军的优良传统、革命历史、思想观念聚合而成。红五星、灰军装是这个精神概念集丛最主要的象征符号。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对红军评价道：“全体红军，似乎已经把他们的群体关系，发展到鸟群或蜂群一样——他们不需要明显的信号，就自发地共同行动起来。他们的纪律是自动化的。既然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了好几年，我想他们的思想一定也完全一致了。他们似乎是一个不断自觉进行自我教育的集体。”[21]这个评价中直接剥离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群体人格”。这种人格是红军在革命斗争（特别是长征）的实践过程中，逐步生成的“群体人格”。[22]红军在改编过程中，出现思想波动，与此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在群体中，任何一种感情和行动——只要这种感情和行动不合常理——都会很容易传染开来。[23]由此当红军改编的消息传来，群体内部必然有所震荡。红军改编导致战士思想短时间内难以转变，改变这种状况首先需要剥离根深蒂固的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形象。显然，摆正这一认知需要时间，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无法给予可供转变思想的充足时间。也正是因为时间紧迫，必须发挥中国共产党自身高超的动员智慧，及时转变内部思想。
85-2A双向恒温磁力搅拌器，金坛市医疗仪器厂；DK-8D电热恒温水槽，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BECKMAN Avanti-J-26S XPI落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美国Beckman Coulter有限公司；FSH-2可调高速匀浆机，武汉格莱莫检测设备有限公司；Food ALYT D4000凯氏定氮仪，德国 OMNILAB-LABORZENTRUM GmbH & Co.KG公司；DYY-7C型电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TY-80R脱色摇床，金坛市医疗仪器厂；200L-1200L真空滚揉机，诸城信通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同时，民族矛盾加深加速了红军改编的历史进程。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7]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民族主义被激发凸显，民族问题取代阶级问题。国民党“以空间换时间”“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不得民心，导致民怨沸腾。卢沟桥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在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的关头，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8]蒋介石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战略格局的变化，进而做出吸纳红军、参与抗战的最终决定。
在民族矛盾严峻之际，保证红军在思想上一致，比任何一个时期还要重要。[27]威尔斯认为：“这只兵力约十万人的革命军队，其核心队伍十年来几乎天天和国民党军服所代表的一切势力在进行斗争，而现在他们自己穿上了这种军服。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答案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威。”[28]中共在红军战士中的权威是逐步树立起来的。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主题活动的形式，来传递教育信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因此，研究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题确定”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层干部在政策解读中发挥了带头示范作用。为了顺利完成改编任务，各级军政领导都深入群众，反复向干部战士宣讲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立场，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36]在红军改编过程中，深入到一线解读统一战线政策的高层将领涵盖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陈赓等一大批军政领导。为应对红军战士思想波动，罗荣桓深入一个团的所有连队调查研究，支持编写教育提纲。[37]1937年9月，刘伯承在一二九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指出：“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一个番号，改了一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然是共产党的队伍。”[38]
马国平凑到汪队长跟前，近乎低声下气：“我说老乡……巾帼英雄别样红，英姿飒爽是女兵！”马国平讪笑着，“老乡的福地，我还真舍不得走。”
加强政策解读的中心是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在于保证红军改编以后性质不变，打消红军战士的怀疑。贺龙指出：“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39]陈赓在其日记中的一则记录可以看出强调党的领导对于平复战士思想波动的实际效果：“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说不出的心情。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40]
（四）召开誓师大会，聚拢军心。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利用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机会进行抗战动员。延安和边区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组成的各代表队及群众聚集在南门外体育场，举行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在升旗仪式上，第一次将镰刀锤子旗和青天白日旗一同升起。大会发出誓言：我辈皆炎黄子孙，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41]9月2日，一二〇师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举行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贺龙在会上说：“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的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42]9月6日，红四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一部在三原县川西石桥镇改编为一二九师，冒雨召开誓师大会。[43]誓师大会具有军事仪式感，有助于转变战士思想。不仅如此，在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的过程中，还会就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统一战线[44]，用群众的力量感染红军战士。此外，总政还给全军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奖章。广大指战员收起红军帽徽，得到了红军“奖章”，思想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适应了新形势的要求。[45]颁发奖章，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延续集体记忆。为了解决民众对于改编的怀疑，红军指战员都纷纷同驻地老百姓开展谈心活动，召开群众大会，张贴宣传标语，广泛开展宣传工作，说明红军改编后仍然是人民的子弟兵。[46]这些办法，快速向红军以及群众说明了改编的重要意义。
1938年11月，毛泽东指出：“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47]红军战士拒绝改编，对武装斗争极为不利。面对红军内部出现的战士思想波动的情况，中共果断采取多种措施消除不利影响，强化对军队的领导。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红军改编的认识，从思想上政治上保证了红军改编的顺利进行。[48]通过军队首长带头换装换帽，阐明改编意义等方式，将红军战士原本抗拒的行为转变成自觉接受，有利于提升整体战斗力。
创业要实，领导干部要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善于解决问题，创造出经得起实践和检验的实绩。避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真正具有求真务实的形象。
参考文献
[1]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8.
[2]刘英.刘英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9.
[3][13][16]程桂芬，程兰芬.新四军两姐妹：程桂芬程兰芬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56.28.257.
[4]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10.
[5]张素华，主编.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06.
[6][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2.258.
[8][27][30][31][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74.310.219.308.287.
[9][34][37][48]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党的军事战略转变与人民军队建设[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91.1.92.92.
[10]席文启.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63.
[11]林强，主编.叶飞传（1914—199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62.
[12]金凤，主编.邓颖超传: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
[14]黄克诚.黄克诚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2.
[15][39][4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67.664.665.
[17]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5.
[18]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
[19][3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19.14.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91.
[21][28][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7.196.
[22]张可辉，樊士博.回顾与反思:中巴长征的比较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7(02):128—131.
[2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3.
[24]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259.
[25][2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6.7.
[26]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121.
[33]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77.
[36]沈云锁，主编.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18.
[38][42]全国政协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37年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10.
[40]陈赓.陈赓日记[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10.
[41]薄一波.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65.
[43]肖一平，主编.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3.
[4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回忆史料（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62.
[46]刘秉荣.八路军新四军全传: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21.
[4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8.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12-0026-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课题“党的组织力与群众路线的配合与调适研究”（19JD710028）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
标签：红军论文; 战士论文; 北京论文; 人民出版社论文; 思想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12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课题“党的组织力与群众路线的配合与调适研究”(19JD710028)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