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1913年，他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4年，陈独秀出狱后到达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 （一年后改名 《新青年》），1917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又创办了 《每周评论》。在此期间，陈独秀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杨译：...whoever knows the truth can be a teacher.[5]151
五四运动前夜，当得知5月4日将有学生示威游行时，陈独秀连夜执笔，写出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并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刊发，吹响了“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冲锋号。他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陈独秀的文章，指导和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
其一，折腰句，即“三三”式。“遮不尽、梨花丑”(琴操)、“人都道、为君绿”(魏了翁)、“人不见、空肠断”(李太古)、“道绿遍、池塘草”(无名氏)、“又别是、愁情味”(杜安世)等六字句。
5月11日，针对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并只承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历数政府从“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3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5月18日，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层中，以及有些人把民族的斗争视为山东一省的问题等错误认识，陈独秀又发表《敬告中国国民》一文，号召全民起来奋斗。
此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的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再次及时发出战斗檄文，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他还提出了鲜明而有力的战斗口号：“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他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磨难的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保释陈独秀。6月16日至20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络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高校著名教授、学者70余人签名请保陈独秀，函中称：“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此次被捕，恐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际，殊非息事宁人之计。”6月25日，安徽同乡会、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元也相继致电京师警察厅请尽快释放陈独秀。
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的进一步深入，陈独秀不顾危险，亲自到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不幸被暗探逮捕。此事一经报纸披露，立即在社会上掀起巨大风波，各界纷纷谴责政府破坏舆论自由，摧残近代思潮，要求尽快释放陈独秀。
我们岭北周村的人就一直说麻糍，说他这个老来得子的人一下子变了。当然这话是既是带点贬义的又是带着褒义的。褒义的自然不说了，老来得子嘛，高兴啊。贬义的呢，老来得子得什么呢，还不是白给人家养的，说白了就不是自己的孩子嘛，老来得什么子啊。
面对声势浩大的保陈风潮，京师警察厅不得不作出“念陈独秀尚系学子，应予从宽，准以保释，但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预戒”的裁决。9月17日，饱受3个月铁窗之苦的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陈独秀不仅从精神上号召人们为真理而战斗，为五四运动的深入进行提出战斗纲领、口号，还身先士卒，冲到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处处显现出共产主义者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认为“陈独秀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优秀知识分子开始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并运用到实践中，投身于工人运动，开始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进程。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还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高语罕：领导芜湖“五四”学潮
CHEN Hai-hu, YANG Qing-song, BIAN Yun, SHI Zhang, LIU Fang, FANG Xu, ZHANG Zhen-sheng, LU Jian-ping,XU Chuan-liang, WANG Li
1918年11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结束的消息传来时，许多人都为中国是战胜国而大张旗鼓地庆祝。在芜湖省立五中任学监的高语罕却让学生在学校彩门上高悬一副发人深省的对联：“此日为欢有惭德，吾侪何以答升平。”红纸斗书，显露出独到的见解。不久，巴黎和会上就传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五四爱国救亡运动随之在北京爆发。
1919年5月5日凌晨，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电报由皖江日报社郝耕仁派人送到五中。高语罕当即将五中自治会的骨干学生喊来，坚定地说道：“要响应北京运动，光一个学校不行，今天你们到各校联系。”大家当即分工，分头联系，由胡澍到圣雅阁中学，蒋光慈到萃文中学，胡涣到省立第二农业中学，赵宗汉到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和芜关中学。教员则由高语罕联络。这期间，高语罕在校内作公开演讲，发动学生将自用的日货汇集到操场上焚烧。5月6日，各校师生代表聚会芜湖乙种商业学校，商讨5月7日游行和抵制日货事宜。二女师学监姚慎思持反对意见，站起来说：“鄙人好文，身为女校学监，不能同意女生与男生一起开会、游行。这有违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
中国石油石化：王博士，您好！我国是名副其实的农膜大国，农用地膜产量和使用面积居全球首位，但高端农膜比例仅占10%，大部分农膜仍是不可降解的。在您看来，不可降解农膜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5月10日，芜湖各校师生继续开会，议决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会议选举何其巩为会长，蒋光慈等为副会长，并一致推荐高语罕起草宣言。高语罕胸有成竹，洋洋洒洒，近千字的宣言，一挥而就，可谓“运笔如飞”，令人惊叹。当晚，高语罕又以芜湖全体学生的名义致电北洋政府总统、总理和参众两院议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学生，力争归还青岛；并致电上海《申报》暨各省教育会、议会、学校、农会及各团体转广州孙中山军政府等，呼吁声援支持；又致电本省各县商会、劝学所、各学校、农会，“嘱迅电力争”山东主权。5月12日，高语罕再次亲笔草拟力争山东交涉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电文，并在芜湖各校师生和各界代表大会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响应五四运动的热潮自此在芜湖高涨起来，上海《申报》和《新闻报》连日刊载芜湖学潮消息，公诸海内外。
这期间，抵制日货活动在芜湖迅猛而又扎实地发展开来。由于商业夜校学生骨干的努力和内应，新到的日货在芜湖颇难进口；有些商家悄悄将原有的日货更换为国货商标，企图躲过查抄，高语罕获悉后，立即通知学联，予以查封。抵制日货的传单和公告在芜湖街头巷尾到处可见。这种强烈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氛围，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极大恐慌。驻南京的日本总领事在接到芜湖日本领事馆报告后，于5月19日派出“嵯峨”号炮舰，22日驶抵芜湖驻防。舰上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全副武装列队在江城大马路上耀武示威，引起芜湖全市人民强烈愤慨和激烈谴责。
520例患者临床检验共进行862次,其中98例患者的检验质量受到了影响,占18.8%。98例患者临床质量检验受到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患者因素、实验室因素,患者因素中生理因素21例,饮食和应激状态因素18例,药物因素20例,标本管理因素20例,仪器和试剂管理因素19例。
邓培：成为唐山地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
邓培（1884—1927），广东省三水县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我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为我国工人运动，特别是早期的铁路工人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洪流迅速波及全国。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前身）赴京与学生联合会进行联系的学生代表回到唐山后，很快同唐山制造厂工人取得联系。邓培以唐山制造厂工人代表的身份，和学生代表一起，带领全厂工人和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迅速投入运动，举行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爱国游行示威，吹响了唐山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声号角。邓培在厂内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罪恶实质，大声疾呼：“二十一条”要叫咱们亡国灭种，咱们工人不能不管！平时，邓培的言行在工人中很有影响，工友们都喜欢接近他，听他的话，他很快成为唐山工人斗争的带头人。
五四运动期间，邓培曾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细说了唐山工人的状况。李大钊向他指出，工人过着骡马不如的生活，原因在于老板的剥削，并提出要多办劳工教育。邓培深受教益和影响。
从北京回到唐山后，邓培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把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和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编成许多个讲演队，在市内的主要街道、戏院、茶楼、公园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呼吁反对卖国条约，抵制日货。
高语罕（1888—1948），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人。青少年时曾留学日本，毕业即归国从事秘密的反清活动。1908年在安庆参与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不久，他佐助著名革命志士韩衍创办《安徽通俗公报》和读书会，并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由韩衍任总监的安徽青年军内担任秘书长。
五四运动的汹涌波澜，把先进的知识分子推上了革命的潮头。在这场斗争中，邓恩铭，这名贵州水族青年，和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运动领袖王尽美结识，成为亲密战友。这年秋季开学，邓恩铭听说王尽美于假期期间，在家乡山东莒县组织“十人会”，领导开展抵制日货的革命活动情况，内心对王尽美更加钦佩。
24日，唐山各界人民在火车站前广场再次举行集会，邓培带领工人们前去参加。当邓培率领工人队伍走到厂门口时，又受到孙鸿哲的阻拦。孙说：“反对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是国家大事，你们工人出去干什么？”
邓培理直气壮地答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参加活动是我们的责任！”
稻瘟病是水稻种植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在较大程度上会对水稻的生长造成一定影响，并且在此过程中也会对其他作物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大大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此外，稻瘟病能够遍布在水稻中的各个部位，若不及时治疗会长期存在，直接导致水稻的一些关键生长部位受到影响。除此之外，稻瘟病易传播，并且传播途径较为广泛，由此可见该病发展较快，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对病源进行有效控制。
孙又威胁说：“你们上街游行，不发给你们工钱！”
邓培怒斥道：“我们工人为的是救国，不光是挣钱！”话毕，他带领工人队伍一齐拥出大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奔往会场。这次群众大会历时4小时，上台讲演者就有30多人。他们在演说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控诉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最后大会一致决议，以“外交决不让步”“惩办卖国贼”“保护学生自由”等内容，向北洋政府发出通电。这次大会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会后，邓培等人还发动群众查烧日货，并举行罢工和反帝示威游行。
为了深入开展这场爱国运动，7月，邓培在唐山制造厂建立了以工人为基础的爱国群众组织“职工同人会”，他被公推为总干事。“该会并加入唐山各界联合会，做种种爱国运动”。唐山制造厂工人在“职工同人会”的领导下，各车间组织工人积极分子成立了 “救国十人团”。他们和学生一起，组成讲演队，分赴市区街巷和乡村进行演讲，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随后，他们又和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处联系，使爱国运动在全市普遍开展起来。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领导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不久，邓培被吸收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成为唐山地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1927年6月，邓培不幸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邓恩铭：在实践中成为青年的革命向导
邓恩铭（1901—1931），贵州省荔波县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贡献，也是山东、青岛党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5月4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尽管反动派封锁消息，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邓恩铭等青年知识分子，还是从各种渠道得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事件，便奔走传告：中华民族要奋起！救国救民，必须学习北京青年。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声响彻整个泉城。
这时，关注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平时深受同学拥护的邓恩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兼出版部长。5月7日，山东各界代表在济南召开以学界为主体的国耻纪念大会，邓恩铭率领一中同学奔赴会场参会。
24日，邓恩铭执行济南学联决议，响应北京学联罢课宣言，组织一中学生参加了济南学界一致举行的罢课运动。6月10日黎明，邓恩铭带领一中学生涌出校门，冲破军警的封锁，结队向日本人较集中的商埠一带进发，劝说商界罢市，抵制日货，反对当局干涉。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
在一个多月的紧张斗争中，邓恩铭不断奔走于学联和一中自治会之间，传达命令，指挥行动。7月21日，济南学生打击了安福系所办的反动报纸《昌言报》报馆。8月3日，又结队去督军署请愿，进一步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邓恩铭简直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这期间，北京的李大钊派人来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邓恩铭也曾被选派为学生代表，去北京和天津，与北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系，请教如何在山东开展革命运动的问题，学到了不少经验。
Rachel:Yes,you do.When we left you said:“Got the keys.”
6月8日，经高语罕等倡导和商业、平民夜校学生的奔走发动，芜湖商界全体罢市，工界全体罢工，学界全体罢课，抗议日本的炮舰政策，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投降行径。“三罢”消息第二天就被上海新闻界披露出来，芜湖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几个可数的城市之一。
北京军政府在6月3日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到唐山后，激起唐山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12日上午，唐山各界人民3万多人在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抗议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由于英帝国主义走卒、机务处副处长孙鸿哲的阻挠和破坏，唐山制造厂的3000多工人未能赶上参加大会。
为了进一步扩大“五四”的影响，他们打算组织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来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他们决心以学习新文化为号召，仿照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天津的“觉悟社”，组织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此后，他们便同育英中学教员王翔千以及济南一师、一中、育英等学校的进步学生积极联络。
1919年11月21日下午，王尽美、邓恩铭等进步青年50人，会集在公园大厅，宣布 “励新学会”成立。王尽美为学会拟定了会章，邓恩铭也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
励新学会经常研究新思潮。在学会举办的学术茶话会上，邓恩铭踊跃发言，介绍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对劳动人民寄予无限同情。学会还积极发行 《新青年》杂志，并出版了《励新》半月刊，由王尽美担任主编。邓恩铭也积极地给《励新》写文章。
不久，励新学会开始分化，一部分会员倾向三民主义或信仰无政府主义，而邓恩铭确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王尽美、王翔千非常赞赏邓恩铭刚直坚定的信念。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以山东旅俄华侨杨明斋为翻译，先到北京，再由京赴沪，路经济南时，与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商谈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们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进一步吸取外地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的经验，让励新学会的方向更加明确。
1920年夏秋之交，济南贡院墙根街的济南教育会门口，挂起了一个大牌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尽美、邓恩铭同王翔千、王辩（黄秀珍）、王钝嘏、王志坚、方鸿俊、马馥塘、贾石亭（贾乃甫）、段子涵、明少华、王全（王复元）等10余人宣布研究会成立。他们绝大多数是济南各校的学生，研究会成立后，邓恩铭等经常来这里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俄情况的书刊，并且每星期六集会一次，讨论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气氛非常热烈。
纵观这三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可以看出“独生子女”政策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长时期稳定之后，于三五年内发生剧烈变化，而这几年正是新媒体蓬勃发展、媒介融合开始推进之际，在此变迁过程中媒体是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何施展影响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在研究会的活动过程中，邓恩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非常认真地准备发言提纲，热情洋溢地参加讨论，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成为研究会的中坚力量和核心成员，引导研究会健康地向前发展。闻知此事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人李大钊委派陈为人（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北京《劳动音》编辑）来济南同研究会加强联系。
高语罕捋了捋袖子，用拳头击桌道：“鄙人好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男生爱国，女生也是国民，也应爱国，为什么男女不能同时游行示威？若说男女不能在一起，请问姚先生，你是男是女？你年纪也不大，胡子也不太长，你为什么和女生天天在一起，岂不要避嫌？请姚先生慎思、慎思、再慎思。”话刚毕，就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游行示威等议案获得通过。
陈为人参加了济南研究会的第四次集会。在会上，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情况。王尽美、邓恩铭也介绍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陈为人对济南研究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研究表示赞赏，并根据当时的斗争实际，阐明了研究会大力宣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这就使济南研究会一些会员中存在的不正确思想得以改正。陈为人还与王尽美、邓恩铭商谈了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问题。
利益分配模式与文献[4]中第一阶段实验采用的方法相同，即在引用链上的节点之间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对最终获奖方案给予一定比例的权重倾斜。利益分配方法经所有参与者讨论一致决定。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邓恩铭在革命实践中成为青年中很有威望的人物、革命的向导。
夏明翰：与祖父决裂走上革命道路
夏明翰（1900—1928），湖南省衡阳县人。1919年在衡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长沙地委书记、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平(江)浏(阳)特委书记和湖北省委常委等职。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波及衡州后，夏明翰、蒋先云等同学奋起响应湖南省学联的号召，他们发动罢课、推动罢市，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他们联络三师、三甲工、三女师、成章中学和道南中学的学生，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宣传活动；联络教育界和工商界，并以衡（阳）、耒（阳）、郴（州）、桂（阳）各界人民名义通电全国，声援五四爱国运动。他们还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再三向驻军吴佩孚请愿。这时的夏明翰，带着三甲工的一个演讲团，经常到衡州的石鼓山、雁峰坪、船山书院和沿江各大码头从事演讲活动。他很会宣传，言词激昂动听，常常是“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
我本想在学校拉几个下线，一块去大连做资本投资。满想着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他们。甚至策划我们整个宿舍，一起投梁山大寨入伙。大秤分金银，大碗吃肉，大碗喝酒。没曾想让几个鸟人，劈头盖脸，将俺数落个狗血喷头。我走进一条又脏又旧，灰乎乎的小胡同，在一家小餐馆，要了一碗凉皮。
1919年6月17日，以 “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湘南学生联合会，在“浮桥公所”正式成立，作出5条爱国决定：“一、组织救国银行，以解决内部经费困难，加强对外经济斗争；二、组织持真枪的学生义勇军，以维护爱国运动的顺利进行；三、创设各种简易工场，以为振兴实业，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创造条件，做好物资准备；四、组织实业研究会，以总结和交流各项实业建设的经验和成果；五、各处学生联合会，应每月召开一次道德勉励会，以监督和检查各人从事爱国运动的实际行动。”作为学联第三任总干事，夏明翰积极响应。
新思想指引新征程，新时代需要新气象，新部署呼唤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命题是高等学校的根本问题。因此，要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学科研和学生管理中，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在查禁日货的斗争中，夏明翰首先发动自己的弟妹夏明震、夏明衡、夏明弼等，把家里藏在夹墙中的日货都搜出来烧掉，然后，以学联为主，会同各界人士，分别成立各界联合会、抵制日货分会、国货维持会等爱国组织。他还和蒋先云带领国货维持调查组和学生义勇军到货场、仓库、商店等处清查日货，把查到的日货，特别是那些大奸商的日货，统统堆到湘江边的空坪上，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焚毁日货大会”。
1920年3月，参加湖南省学生赴衡驱张（湖南人民掀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简称）请愿团的何叔衡来到衡阳，住在西湖中心的衡阳教育会馆里，拜访了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等社会上层的知名人士，争取他们支持学生的驱张斗争。
夏明翰对何叔衡的工作意义不了解，以为前来拜访夏时济这样的顽固派，绝不是干什么好事。于是在一个晚上，他气冲冲地跑去质问何叔衡：“你是何许人？为何跟夏时济勾搭？”但当他从何叔衡的解释里，懂得做上层工作的重要性以后，便不再反对做祖父的工作，由夏时济领衔向全国发出了支援驱张的通电；他还按照何叔衡的意见，利用直、皖两系军之间的矛盾，发动学生游行请愿，直接要求吴佩孚支持驱张。吴佩孚本来与张敬尧就有矛盾，当看到学生这样“推崇”自己，乐得做顺水人情，于是假惺惺地表示：“本人向来尊重民意，出兵排张，责无旁贷！”从此，衡阳驱张运动的声势更大了，迫使局势朝着有利于学生运动方面发展。这件事，对于夏明翰无疑是很好的启发和教育。
本研究针对我院收治的82例患者的血管超声检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60岁组在性别、吸烟史、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下肢动脉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60岁组，P＜0.05。这也进一步表明颈动脉狭窄与年龄呈现正相关，年龄越大意味着颈动脉病变发生率越高，进而引发脑卒中的几率就越高。分析其原因与老年人免疫功能下降、血压升高、代谢紊乱等一系列不良因素相关。老年人下肢动脉病变和冠心病的发生率较高，进而颈动脉病变的发生率随之升高。
夏明翰在衡阳领导学生运动，引起那些富商、绅士的不满，纷纷要求夏时济对夏明翰严加管束。后来，夏明翰被夏时济关在一间房子里，这更激起他的愤怒，决心与祖父决裂，出门远走。他收拾了几件衣服，向母亲要了几吊钱，又要弟弟明震找来一把斧子，在一天晚上，打破窗户，跳了出来，砍倒后院的一棵桂树——这是被夏时济看成象征自己官运亨通、家庭兴旺发达的宝树。从此，他离开了夏府，再也没有回来。
1920秋，在何叔衡、易礼容的帮助下，夏明翰来到长沙，先后住在通俗报馆、文化书社、船山学社等处，并认识了毛泽东。这以后近一年时间，他进行了艰苦的自学，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并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湖南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发展党员，并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团骨干。夏明翰是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不久，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夏明翰不幸被国民党杀害。就义前，他写下了千古绝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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