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情感生命是人的正常本性,过度的情感,乃私意欲念之源,“欲乃情之过者”。心之本体乃“心体”,是为“至善”的道德理性本体;而“心”本身并非“至善”,心统性情、思志,广义的心范畴还涵摄意志、意念。心有综合、结合“情”与“理”、良知心体、性体并情感生命后做出现实价值判断的功能、职能。王龙溪通过“彻悟”“顿悟”“相信”,以智力直观、觅得绝对者,并以此道德理性、良知、心体、性体,强制、决定、统摄、保证现实经验世界中情、意、物、事的实现,道德理性与道德践履间惟是“触机而应,迎刃而解”。以道德理性之心体、性体、良知,僭越“心”做出价值判断,在“观念形而上学”的逻辑推绎中等同情、意、知、物,将道德理性等同于现实经验世界中的道德实践、践履。由此而至的种种歧出、诞谬,正是基于此种哲学形态之下的道德理性与践履的悖论。
[关键词 ] 现成派 王龙溪 哲学形态 道德悖论 心体 直观
“先天心体”乃道德理性、良知、心体、性体,“后天动意”乃现实经验世界中的情、意、物、事,既不同其范畴,亦不同其功能与职能。前者以良知为一超验横摄、静涵静摄的形上本体,人为预设良知“心体”的统摄、强制、决定形而下的情、意、物、事。后者以良知为一后天动意对治的先天、普遍的道德理性,在“理”与“情”绵延流动、对治对决的过程中开显、呈露“心体”,“以理节情”。王龙溪认为“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之所动自无不善,世情嗜欲自无所容,正属前者。又辅之以致知工夫的“易简”“繁难”选择以佐之、证之,茫昧混沌。本来暗含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却化约为易简抑或繁难的工夫选择,抹杀了工夫论背后的哲学形态区分。当下即是,当下现成,体立用成(归寂派),“先天心体立根”的工夫既如此省心省力,为人青睐,终至任情肆意,纵横恣肆,又何足为怪?
2、耕地监测。监测结果表明,2012年库区耕地1251037.52亩,2017年1240650.22亩,五年间耕地面积减少10387.30亩。库区新增耕地主要是由于土地整治开发将部分林地、园地、草地等地类改造成耕地类型,库区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因素是建设占用和水库淹没。
一、挺立于超验之境的良知的哲学进路
已发未发,起于《中庸》,后人说此未发本体,实自佛家真如涅槃意境下脱胎化出,对此问题未及做详明深透的辨驳,遂成为宋学上极费分疏之一事。①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3页。实际不仅宋学,明学亦深受此种“观念形而上学”哲学形态的影响。王门后学归寂派把良知分而为二,体用、未发已发、先后、内外、寂感、静动,专在体上用工夫,主张“立体而行用”,认为工夫只在体上,而非用上,用只是体的效用而已。归寂派认为,惟“归寂”得其本体,明体寂然,良知如同明镜照物,以心的收敛保聚为工夫,立未发之体的主静说。归寂派较之现成派,更重“守”的工夫。②[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吴光、钱明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05页。王龙溪指责归寂派以寂为心体,以明镜之照为用,守着一个虚寂空体,遗照乖用,从而落入内外动静之见,陷入意见安排、认定执著之病,其结果实会导致“执于境而逐光景”,以虚见为“直下承当”的现实问题。(《王龙溪全集》卷10,《答罗念庵》)但是,在批判归寂派的同时,龙溪忽略了现成派所至的结果与归寂派,都是“逐于光景”,乃至用虚见歪曲本体,亦即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践履隔断的道德悖论。归寂派与现成派并未意识到,二者的哲学形态竟何其相似。
现成派的关键词在于“顿悟”“彻悟”“相信”与“感应”,可谓以“悟”代“觅”,良知本来完具,感触神应,不学而能。归寂派“以感应变化为寂体之标末”,“物各付物,感而遂通”,重在“归寂”与“感应”,可谓以“守”代“觅”。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2-373页。事实上,二者纵有工夫论层面“悟”“觅”“守”偏重上的差异,而其哲学的基本形态,以及由此逻辑推绎而生的现实弊端却甚为相契。正因如此,二派间的相互指责亦颇相近。聂双江认为王龙溪的虚无先天之学为“无头无尾”,反堕于人为后天的学问,龙溪认为归寂派以心体为寂体,以照为用,以至“守空知,遗照而乖用”。实则二者都以“觅得”“直观”此超验横摄的良知心体、道德本体为本,又以感通、感应、“神感神应”连接道德理性、良知、心体、性体与现实经验世界中的情、意、物、事,并以心意知物为根本合一者。归寂派尚有“守”的工夫,故尚未跳脱儒家矩矱。
王阳明致知、格物、知行合一,是要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之上,王龙溪以随事不昧此一念灵明为“格物”,不欺此一念灵明为“诚意”,一念廓然,无有一毫固必之私为“正心”,以此为易简直截根源,“千圣之秘藏”,是为对阳明思想理路的偏离。“千古圣学只从一念灵明识取,只此便是入圣真脉路。当下保此一念灵明便是学,以此触发感通便是教。”(《王龙溪全集》卷16,《水西别言》)归寂派表现出喜静厌动、不涉经世,沉沦佛老,纵与现成派有种种相异,但龙溪指责其“信守空知”,执于境而“逐光景”,以虚见为“直下承当”,若反身来形容现成派自己,似亦无甚违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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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感性思维共有的不纯粹性缺陷,使道德法则有受到感性因素干扰的危险,所以,在实践理性的道德之域,康德为了确保道德之高格而剔除道德中的经验成分。于是,道德奠基在康德那里就成为了“孤立”的道德,“抹掉一切人类学与神学的印记”,只留下普遍法则上的道义。在康德看来,即便是“怜悯心”这样的情感本身亦是一种干扰,不仅如此,情感还有凌驾于道义本身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得“摆脱掉”它。当道德理性与人的天性无关,又不能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中现身说法,康德最终只得从别处把它找来,亦即他宣称与之早已两讫的宗教老底。所以,康德的“定言律令”,不过是世俗化了的传统上帝的神训,古老的摩西律法“十诫”。为了构想道德法则,康德只得重做神学家。③[法]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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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谓陆象山之学,得力处全在积累,“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龙溪改作“须知涓流即是沧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机,所谓无翼而飞,无足而至,不由积累而成者也。”(《王龙溪全集》卷1,《抚州拟岘台会语》)当下即是,当下现成,已泯失象山、阳明理路中蕴含的积累与经营义,以道德理性、良知“心体”超验横摄经验世界中的情、意、物、事。在此哲学形态的基本预设之下,“悟”“信”“守得”此良知本体即是最上一机,是为唯一要务、工夫。“涓流即沧海,拳石即泰山”之最上一机,此种觉悟,并非高妙难测,而正在于以良知为一超绝、超离“观念形而上学”下的超验横摄本体,强制、决定、预设经验世界中道德践履的哲学形态。相较之现成派,归寂派更强调“守”的工夫,故纵然二者的哲学形态相契合,归寂派尚能保守儒家矩矱,实在于此。
因此,在探究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实施过程中刻意加入方法和能力的渗透,以通过教师“变教为透”“变教为导”来实现学生的“变学为思”“变学为悟”,达到“以诱达思”的境界。要通过教师的有效引导,让学生从模仿到主动,逐步进行探究学习。但教师在引导的过程中要做到适时、必要、谨慎、有效,使学生真正从探究中有所收获,增进学生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科学素养的提升。
王门后学中,王龙溪可谓圆融无碍,舌灿如花,而细究其话头,或多或少属于以良知为一超验横摄本体的空间概念化“观念形而上学”的哲学形态。通过“彻悟”“顿悟”“相信”,以智力直观、觅得绝对者,并以此道德理性、良知、心体、性体,强制、决定、统摄、保证现实经验世界中情、意、物、事的实现。通过“感触神应”“触机而应”的直观、直感,连接道德理性与道德践履,良知“心体”与现实经验世界中的情、意、物、事,“仁义之心本来完具,感触神应,不学而能也。”①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41页。但是,纵然龙溪舌灿如花,将良知描述得全知全能,有如神助,无以复加,若从哲学形态分析,实则是将良知愈易摒弃于经验现实而挺立于超验之境,本体是空无的虚理虚体,既无阶梯可循,亦无途辙可守。
二、现实的价值判断与“绵延”纵贯的哲学形态
康德因戒惧情感因素的干扰,将道德中的经验成分全数剔除,最终,其所构想的道德与任何人类本性无干,而仅仅维系于人是“理性存在”这一根本之上。当道德本体无限超离、超绝,超验横摄,纯而又纯,于是从理性层面以观,道德自是确定不二,但在具体的做人层面,实难看出究竟是什么使人之情感、意念、意志、行动合乎道德。②[法]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页。超越、超离的道德理性跨越先验的普遍性,随之陷入险途,虚悬之理失去与现实的经验世界联系的任何可能。既如此,道德法则、良知、心体、性体,如何能够成为动因,直接左右人之意志、行动,已无从知晓。
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工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是不得不近于禅。流行即是主宰,悬崖撒手,茫无把柄,以心息相依为权法,是不得不近于老。虽云真性流行,自见天则,而于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④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39页。
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从意生。心本至善,动于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世情嗜欲自无所容,致知工夫自然易简省力。若在后天动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杂,致知工夫转觉烦难。②“烦”字,贾本,《四库备要》本作“繁”。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40页。
先秦孟子“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所呈露的理论内涵,可予宋明理学的思想理路以深刻启示。《说文》壹部云:“壹,专壹也”,壹与一同,俱是主宰之义。孟子认为,若以志主宰气,则意谓以志统摄、支配气,若以气主宰志,则气亦能逆袭、反动,并统摄、支配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孟子·公孙丑上》)。由是可见,志与气的主宰并非人为预设、绝对并先验的,二者间的主宰地位随时可能反转、互换,气可以反制其心,反动其志,亦即生命情意之气可以制动道德主体的自觉意志。正因如此,自我的道德理性并非必然能够成为生命情意的主宰。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正以此化解公孙丑之问。若生命情意反客为主,志反被气控制,成一冲破道德理性之“横绝”,而恰恰却是现实经验世界中的常情。④黄琳:《道德自觉意志之显现与存养——孟子思想的道德形而上解读》,《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5期。
孟子之“志壹而动气,气壹则动志”,未有超验横摄、静涵静摄的形上对形下的决定、统摄与强制,这是哲学形态上的根本区别。⑤康德“超越”一词与“超绝”或“超离”的用法不大相同。在康德的语境中,“超越”(Transcendental)相当于先验,先乎经验而有,不由经验得来,却不能离开经验而返回来驾驭经验,往而复返。超绝或超离(Transcendent),则与经验界相隔离,一往不返。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第41页。事实上,王门后学修正派实则与孟子“志壹动气,气壹动志”,“志”与“气”“情”与“理”在绵延俱进中对治对决的一体一元纵贯的哲学形态更为接近。季彭山在《龙惕书》中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六阴晦极而阳未尝亡,犹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阳在阴中,惺然复觉,以为受侮于阴,将自振焉,故与之战。”①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79页。“龙战于野”的战斗之后,若阴阳各有定位,则天玄地黄,清朗乾坤,若阴阳相杂,则“其血玄黄”,人心昏蔽已甚。其中包涵了良知、心体、性体之主宰与觉振的力量,充满主动与奋争。理欲之战,何其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理的主宰地位绝非轻松随意可以获得。②黄琳:《“价值由心”的危机与可能——由“诚”透显浪漫主义与心学的异同》,《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惟在“理”与“情”绵延俱进、对治对决,并“养吾浩然之气”的工夫培养中,以期最终达至“以理节情”、融情于理之境。
王龙溪以良知心体为一超验横摄,纯粹的形式道德、道德法则,统摄、决定并强制现实经验世界情意物事的实现;由此逻辑推绎而出以道德理性等同于道德践履,亦即以观念、概念、理想、目标等同于现象、现实并加以践履。所以,龙溪的“事上磨练”,必须是本体上的工夫,在他看来,无论是欲念的扫除,还是廓清之功,都难以奏效。③[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第106页。此种如有神助、化腐朽为神奇的全知全能的力量,实是无中生有的手段。龙溪以为,若离有而求本体,固然会沉空,“但若在有上修正,则会落于阶梯”。明知离开现实经验而论本体会失于空荡,也要良知免于落入阶梯。“落入阶梯”,似乎是说受到矩矱的干扰,循应于有之迹,而落于分别之见,意象纷纷。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归一,亦不能达至超脱之境。④[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第107页。
三、“观念形而上学”哲学形态之下的道德悖论
王龙溪强调“悟”“信”“感应”,排斥基于言诠的“解悟”与基于静坐的“证悟”,主张基于“事上磨练”的实地“体悟”,龙溪称之为“彻悟”。既是基于“事上磨练”,理应有“情”与“理”、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践履在绵延流动中对治对决、沟通交流的过程。而龙溪又设一“易简”与“繁难”的工夫之辨,认为若基于概念言诠,遵从“解悟”,就不能变成自有,遵从“证悟”,仍会残存浊根。惟依据“彻悟”,方会左右逢源、常感常寂,运用自由,因为,“良知是天然之灵窍,时时从天机运转,变化云为,自见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何尝照管得?又何尝不照管得?”②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44页。良知是天然“灵窍”,既置于一全知全能的神境,无论现实经验世界中的万千变化,自能见其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全不费工夫。
无独有偶,王龙溪亦特别反对意见情识,并以此非难修证之说,认为循应于有之轨迹辙痕,而落入分别之见,进而意象纷纷,如此一来,不仅不能归一,亦不能达至超脱之境。④《王龙溪全集》卷4,《留都会纪》,[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第107页。与康德相类似,龙溪摒弃附赘于情感经验的种种杂质,以良知为一纯而又纯、惟与理性相关的超验横摄、静涵静摄本体。认为只要“相信”“彻悟”得及良知“见成”,则必能开显、呈露良知、心体、性体于情、意、物、事的发用之上。龙溪认为若在事物发用上修正良知,则难免会有意见混合,会如归寂派一样逐于光景,乃至用虚见歪曲本体。“修正良知”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良知乃道德理性、先天本体,待修正的是与良知携行俱赴、绵延流性的情感、思志、意念。龙溪之所以有“修正良知”之说,是其在“观念形而上学”的逻辑推绎上等同情、意、知、物的结果。
基于此哲学形态,王龙溪所谓的工夫,必须是本体的工夫。龙溪提倡良知现成,不将迎,不停驻,天机常活。但是,心纵然是活的,但亦会随意念情识而活转流动。龙溪本人注重道家内丹“治心治气”的工夫实践,由内丹调息工夫为助,不仅助其悟入本体,而且贞定由顿悟捕捉到的“一瞥之慧”,稳定一时乍得之景象,将三教“玄枢”归为一念。⑤黄琳:《心气兼治:王龙溪对徐渭思想的影响》,《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2期。所以,龙溪所谓的“事上磨练”,实有内丹工夫支撑,但若从一普遍的观念、教法层面以观,的确存在难以逾越的理论困境。龙溪本人尚不逾矩矱,但其后现成派“亚流”则进一步将工夫简化为无,阳明之后,讲良知者盈海内,后起学人认我心一瞥之见为良知者众,是不争的事实。怎奈世人爱简恶难,后生学子起随便之心以为天则,以自然之名而成就狂荡之实,认良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良,糊涂概念界限,化私欲意念之成见为良知。
根本原因,在于此空间概念化的“观念形而上学”之下,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践履间的隔断,所以,惟通过个人化的直感、直悟、相信、顿悟联系二者。实则,是以普遍必然性为代价,进入一种“知不道”也“学不来”的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之境,由“经验”的个别性进入“神秘主义”,彻底的经验主义必然进入神秘主义。①叶秀山:《小文章,大问题——读康德〈论哲学中一种新近升高的口吻〉》,《浙江学刊》2011年第6期。“一念活转”,“触机而应,迎刃而解”,认为相信、悟得并固守此良知时,良知以“神感神应”的方式开显、呈露于经验世界的情、意、物、事中。龙溪强调良知的“悟”“信”“觅”,提倡顿悟而使本体工夫一齐了当,并以此为“易简直截根源”“千圣之秘藏”(《王龙溪全集》卷16,《水西别言》)。龙溪曰:
当代高速公路桥梁的建设缩短了人们的通行时间,打破了地域交通的限制,使得高速公路在地势险要的山区也能纵横交织。
良知原是无中生有,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当下现成,不假工夫修整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②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38页。
(1)在进度方面,理论上要按照施组设计严格执行,而在实际施工中,多为露天作业,直接受天气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并且还会受到一系列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包括材料与机械设备供应、工程设计变更等,这些都会增加管理难度,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模式化管理是难以适应的,应结合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正确调整,保证安排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黄宗羲认为,龙溪以一切笃信谨守,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③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38页。纵然归寂派与现成派的根本哲学形态契近,归寂派因比现成派多一谨守慎行之“守”,故未至于现成派及其“亚流”之猖狂肆意。龙溪认为,良知是知觉流行,
道德理性的最终胜利,不应由一静涵静摄、普遍、纯粹的形式道德,抑或观念化的形上本体,经由逻辑推绎的“必然性”,主宰、决定、统摄、保证“心体”“性体”“知体”在情、意、物、事中的开显与呈露。心统摄性情、思志,广义的心范畴尚涵摄意志、意念,心有综合、结合“情”与“理”、良知心体、性体并情感生命后做出现实价值判断的功能、职能。伦理道德层面之“应然”,势必经由“情”与“理”在绵延流动中的对治对决,在某一具体时空境域中凝定的合力所指向的意向性,亦即由“心”做出的价值判断,指向意志、意念、行动。一者乃先天、普遍、超验、纯粹的形式道德,一者乃现实经验世界中的情、意、物、事,隶属于不同的范畴、功能、职能者,要综合、结合起来,亦即要在一个感觉的经验世界中建构起一个必然的王国,注定需要艰苦卓励、费时费力的不断经营方可达至。③叶秀山:《小文章,大问题——读康德〈论哲学中一种新近升高的口吻〉》,《浙江学刊》2011年第6期。
Before the experiment,the average score of experiment group(EG)and control group(CG)were very close,which means the start level of twogroupswerethesame.
黄宗羲肯定龙溪亲承阳明末命,微言往往而在,但“疏河导源”之处,对阳明却多所发明。⑤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39页。“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以为一著工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以未发本体为一超验横摄的纯粹的形式道德、普遍法则形式的“观念形而上学”哲学形态。“致良知只是虚心应物,使人人各得尽其情,能刚能柔,触机而应,迎刃而解,如明镜当空,妍媸自辨,方是经纶手段。才有些子才智伎俩与之相形,自己光明反为所蔽。”⑥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40页。龙溪认为“致良知”只是“虚心应物”,与阳明“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的哲学形态不同,而与归寂派以良知为一超验横摄、静涵静摄、纯粹、先验、形式的道德法颇相契近。龙溪依此哲学形态,批判不信良知现成而必待工夫修证的修证派是犯了“矫枉本体”之过,本体无须待矫以得正,龙溪以心、意、知、物为一体,等同道德理性与实践、践履,以理论、理想等同经验、现实。龙溪强调“全体提得起”“全体放得下”与“直达流行”“直达流行”,是指本体觉醒、振作并活泼泼的,“全体放下”,即将情尘知解排除扫尽。⑦[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第108页。但是,“放下”并不意味着情尘知解、情意欲念之杂扰就不存在,实则造成本体与现象、超验与经验、道德理性与实践、践履间深刻的隔断、断裂。
四、复归“绵延”的“心体”的揭蔽
“变化是万物的法则”,思考变化,就是要避开出于人为造就、预设的哲学思辨的种种成见。抽象与普遍的观念弥补了理性与知性的空当,扩大了知觉的范畴,但是,一旦某种事实与构筑的逻辑推绎相抵触,这些设想和推论便如同纸片搭建的城堡般土崩瓦解。完美的存在是能够以直观的方式认识万物,伯格森的“直观形而上学”,就是重新置身于绵延(Duration),“直接观看”,以重新把握运动中的现实性,“运动才是现实性的本质”。①[法]伯格森:《思想与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页。伯格森的“直观”,纵然无需通过推理与概括得出,但却并非某种直觉、直感的“神感神应”。龙溪曰:
但是,以“心体”僭越“心”做出现实经验世界的价值判断,泯灭区别,取消分工,在观念、概念的逻辑推绎层面,一味等同情、意、知、物。易言之,将理消融于情、意、物、事,以情为理,以理为情,以知为行,以行为知,看似一条悠闲的“终南捷径”,实则远非倚靠人人所能达至的普遍必然性,而是倚赖属于彻底经验主义的个人境界。不仅如此,道德理想对道德实践、践履的统摄,并非“必然”实现,而只是“应然”开显、呈露于“实然”之中。
此是龙溪“无中生有”“一言尽之”的灵窍。黄宗羲认为,若以“四无”论之,《大学》正心之功从诚意入手,“今曰从心上立根,是可以无事乎意”,“若论意上立根为中下人而设,《大学》似有两样工夫?”现实中本自有世情嗜欲之杂扰需要面对,世情嗜欲,生灭牵缠,未易消融,颇费斩截,故致知之功难。龙溪不仅回避了经验现实中私欲意念所致的昏明开塞的杂扰,更以工夫似有“易简省力”与繁难牵缠的选择辅之,其结果自是不言而喻。规避现实流行中意念情感之纷繁芜杂,爱简恶难,为人所青睐是自然的倾向,但是,工夫是简易省力,抑或颇费“斩截”,完全不应作为论证一哲学形态的逻辑要素。
“浑一”从正面讲可以是浑融,从负面讲可以是糊涂、混沌、茫昧与不清不楚。所谓浑融一片,亦可能是混沌、糊涂一片,是避重就轻、偷换概念、掩耳盗铃的结果。龙溪极力批判归寂与修证之说,但归寂派主张“体立而用行”,用不过是体的效用而已,工夫在体而不在用,只是更典型地分作未发已发、体用、内外、先后、寂感、静动。良知如明镜照物,明体寂然,媸妍方能明辨,归寂派以收敛凝聚,觅得、守得,保其本体,故主张立未发本体的主静之说。现成派唯在“悟”的“觅得”阶段,一旦“彻悟”“相信”此流动不息的真体,当下俱足,一体俱无,一了百当,无论挺立于何种艰难险阻之境,均不在话下,貌似绵延流动,而实则静涵静摄,可谓之“大横摄下的小纵贯”。
与当时脱离实际的学风相反,章学诚一再旗帜鲜明地强调做学问应当经世致用,他说:“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4]章学诚“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归寂派需在复归静守和洞观“心体”的基础之上,“守得”良知。所以,双方纵然反复辩难,实则却俱以良知为一超验、纯粹的形上本体、道德理性,惟理性与之相关,摒绝任何经验成分、感性因素的超验横摄、静涵静摄的“观念形而上学”哲学形态。
情感生命是人的正常本性,过度的情感,乃私意欲念之源,“欲乃情之过者”。心之本体乃“心体”,是为“至善”的道德理性本体,心范畴性情、思志,广义的心范畴尚涵摄意志、意念,心有综合、结合“情”与“理”、良知心体、性体并情感生命后做出现实价值判断的功能、职能,故“心”本身并非“至善”。以道德理性“心体”、性体、良知,僭越“心”做出价值判断,在观念的逻辑推绎中等同情、意、知、物,将道德理性等同于现实经验世界中的实践、践履。其致知工夫自然易简省力,而道德理性与实践、践履实则失去了任何现实联系的可能,惟通过“彻悟”“顿悟”“相信”,以智力直观、觅得绝对者,以此个体直观到的良知、心体、性体之绝对者,强制、决定、统摄并保证现实经验世界中的情、意、物、事的实现。良知与情意物事,道德理性与践履间惟是“触机而应”“神感神应”之感应,故曰,“致良知只是虚心应物,使人人各得尽其情,能刚能柔,触机而应,迎刃而解,如明镜当空,媸妍自辨,方是经纶手段。”③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40页。
“先天心体”与“后天动意”,将良知心体与意志、意念分作两截,实是一静涵静摄、凝定静止、空间概念化的截然对立。从“先天心体”立根,又以之为“无中生有”的“未发之中”,实将良知置于一超验横摄,对形而下的情、意、物、事自能统摄、收摄、强制执行的“观念形而上学”哲学形态。龙溪曰:
当下本体,如空中鸟迹,水中月影,若有若无,若沉若浮,拟议即乖,趋向转背,神机妙应。当体本空,从何处识他?于此得个悟入,方是无形象中真面目,不著纤毫力中大著力处也。④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45页。
当下“悟入”“信入”本体,神机妙应,神感神应此“当体本空”的虚理虚体,与王阳明“致知”“格物”“知行合一”之“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之上”的理路根本不合。本体应在与现实经验世界的情感、意念、物事、行动的绵延俱进、对治对决中开显、呈露,而非“彻悟”“相信”一“神机妙应”本体,以强制、保证其在现实中的必然实现。
西方形而上学从爱利亚的芝诺,揭示了用理性、知性表象运动和变化时出现的悖论,未反思知性、理性在把握运动时的不足,却转而通过愈来愈精微的理智劳动克服、扭转由知性揭示表象时所致的困难。于是,形而上学便被引向时间之上、超越运动和变化的事物,从此以后,便或多或少只是理性的人为安排与假设的建构。伯格森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形态也许是被错误提出的,既使我们心生巨大的希望,又产生出诸多难以化解的理论困境。①[法]伯格森:《思想与运动》,第9页。传统的“观念形而上学”宣称超越了经验,实则只是以一种空间概念化的、超验横摄的普遍、抽象体系,取代绵延流动、创化生生又日益深厚的经验世界。伯格森的“直观形而上学”根本区别于某种仍然执著于“知性”,然后,通过类似于“感触神应”的直观、直感的跳跃,沟通永恒、本体与现实经验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实则,仍是针对理智提供的概念、观念,易简、直截、单纯地代之以一独一无二、涵摄一切的概念,以毫不费力的方式演绎、解释一切。一切都被预设、给予,这个原则就是一切观念的观念。②[法]伯格森:《思想与运动》,第25-29页。先验的普遍法则若上溯成为超验本体,会演变成为一统摄并强制推进的存在。
黑暗的时代背景和坎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方志敏实现渴望光明,为光明奋斗的人生目的。正是有了这种为光明奋斗的人生目的,才有了方志敏为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奋斗一生的坚韧不拔的信仰,视死如归的精神,甘于清贫的本色和行端影直的正气;才有了方志敏为了党的事业成功,为了广大劳苦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理想和信念;才彰显了方志敏对人生目的、意义认识的真谛。
五、结语
“心体”解蔽、揭蔽的过程一般有两种,一者是通过“悟”“信”以“觅”得“千圣密藏”的易简直截根源。良知如同宝藏,静守静藏于一隅,静待有悟性慧根的“专业”人士发现。一者以良知本体既具一对应个体或总对万物而为体的“性体”,又有能起道德创化与宇宙生化之“性能”,与其不容己涌现、必然不可移易之“性分”。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第455页。良知、心体、性体本就是动力因,知体、心体、性体与情、意、物、事在绵延俱进中对治对决、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开显、呈露于事事物物之上。良知是一先验(apriori)、普遍的道德本体,而非超验横摄、凝定静止、脱离经验世界又返回来驾驭经验的超绝、超离(Transcendent)之物。良知、心体、性体与情、意、物、事俱带动力因,在经验世界中绵延流行、携行俱进的一体纵贯中对治对决的“直观形而上学”哲学形态。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5-0018-07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心学与欧洲浪漫主义的比较研究”(2015C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琳,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 西安,710049)。
责任编辑:罗 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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