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论坛
[摘 要]精准扶贫是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提条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迫切性进一步凸显，且国家对现阶段精准扶贫的方向和成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尽管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迈上新的台阶，人民生活已经从贫困到温饱继而向总体小康不断跃进，但还存在复杂的隐形致贫因素导致诸多群众尚未摆脱贫困。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曾提出要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在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攻坚拔寨”这一关键时期，必须积极关注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人口产生的诸多心理问题，充分认识到心理扶贫是阻碍当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键性因素以及心理扶贫对推进精准扶贫的重要现实意义。针对当前我国心理贫困现状及存在问题的成因，本文从国家政策、社会认知及个体规范三个维度提出可行性对策，以期从心理层面精准帮扶贫困人口，进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关键词]精准扶贫；贫困人口；心理贫困；心理扶贫
精准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已经从粗放式的“输血式”扶贫阶段逐渐向精细化、科学化、目标导向化的“造血式”扶贫模式转变，农村扶贫脱贫工作取得阶段性突破。据国务院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近五年来贫困人口减少6 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1]但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多达上千万，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到“攻坚拔寨”的冲刺时期，导致贫困的原因更为复杂和多元。政策制定者及各界学者将研究工作聚焦在精细化物质脱贫方面的分析，集中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并向其提供物质支持、帮扶以及职业教育，对于贫困人口的心理现象、成因分析以及相应对策机制的探讨却寥寥可数。基于此，从贫困人口的心理因素入手，分析贫困人口贫困的心理因素及其成因，并对国家精准扶贫过程中解决致贫的心理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对脱贫攻坚工作有所裨益。
一、贫困人口心理扶贫是精准扶贫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
精准扶贫应是物质扶贫和心理扶贫的有机统一体。正确理解心理贫困的科学内涵，是合理把握心理扶贫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持续有效推进精准扶贫的基础。学术界对心理扶贫有限的研究成果不足以消解当前我国扶贫对象面临的心理贫困问题。只有正确认识贫困人口的心理问题，促进并改善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使该群体在基本物质基础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实现精神或心理层面的富足，才能真正做到精准扶贫进程中物质和精神上的契合。
不断改革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有助于实现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心理贫困相关概念阐释
现阶段对于心理贫困及心理贫困的概念分析较少，研究主体大致集中在心理问题特征表象与影响因素、重要性以及解决路径方面，且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基于心理是人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映像，可以引申出心理贫困是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一种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它是指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思想行为等生活观念无法满足当前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2]，或者理解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观念行为受制于主体的物质生活条件，由此影响其情感需求和意志品格。同时学界对心理扶贫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有学者基于精准扶贫视角提出：“心理扶贫就是利用各种方式方法改变贫困人口的主观认知，进而使其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矫正因不良心理认知所产生的与精准扶贫原则相悖的不良行为。”[3]通过有利方式和手段增强贫困人口正面积极的情感体验，激发其在对事物的认识、情感以及意志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促进贫困人口心理和精神上的富足，从而为实现脱贫致富筑牢强大的精神基础。
(二)心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根本之要
精准扶贫的“灵魂”在于心理扶贫，贫困人口的心理状况会直接影响到扶贫开发工作的效率和成果，“先富脑袋再富口袋”是对心理扶贫的生动描述，必须正视心理扶贫对精准扶贫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认识到心理扶贫是激发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促进精准扶贫精细化科学化管理以及扶贫扶志扶智的有力举措，是早日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帽的美好社会愿景的助推器。
2017年3月，一篇题为《“接孩子”难题上两会，政协委员呼吁：抓好课后服务》的报道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不可否认，“课后三点半”问题已成为困扰着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发展难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既考验着职能部门的施策能力，也考验着社会的理性程度和现代化水平。
1. 心理扶贫是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已经迈上新的台阶，大部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已经脱贫摘帽，剩下的困难人口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精准扶贫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单纯追求物质上、经济上、产业上的帮扶和输入不足以满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需求，农村贫困人口既是精准扶贫脱贫的重点帮扶对象，又是脱贫致富的主要依靠力量，必须正视贫困人口的心理问题。心理贫困制约着贫困人口的成就动机和行为选择，直接影响着该群体摆脱贫困现状的主观意愿和情感体验，从而制约其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因此会产生完全依赖政府和社会帮扶机构的消极懒惰心理，致使该群体“越扶越贫”。贫困人口是扶贫工作的内生动力，只有扶贫对象真正意识到摆脱贫困的极端重要性，才能摆脱依赖情绪，真正通过双手脱贫，通过大脑致富。而心理扶贫就是要通过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重点针对当前贫困人口突出的心理问题进行点对点式的帮扶和疏导，使该群体能够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富足，形成对贫困的正确认知，帮助他们完成从“无意识”转变为“有意识”，从而激发贫困人口参与脱贫的主动意识和积极行为。
2.心理扶贫是推进精准扶贫精细化运行的重要环节。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扶贫而言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特别注重精准识别扶贫对象、采取多种途径精准帮扶困难群众以及精准管理扶贫开发的各项具体工作。精准扶贫，基本工作原则在“精准”，目标对象在“贫困群众”，落脚点在“脱贫”。心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实际扶贫工作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识别扶贫对象期间要重点识别具有不良心理认知的群体，并根据该群体的心理表征进行整合分类，有针对性地采取定点式心理帮扶，并在帮扶过程中注重对贫困人口信息及相关事务的管理和监控，真正使心理扶贫的各环节、各阶段精细化运行，从而有效推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力度和精度的提升。必须将心理扶贫作为一项必要的扶贫举措加以规范和推行，深刻认识解决贫困群众的心理贫困问题对于现阶段扶贫工作的紧迫性，同时促使心理扶贫同物质扶贫一样实行精细化识别、帮扶和管理政策机制，才能发挥心理扶贫之于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现状的最优效能，实现贫困人口的利益最大化。
3. 心理扶贫是助力“志智双扶”的联动举措。习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智随志走、志以智强，实施‘志智双扶’，才能激发活力，形成合力，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穷的土壤。”精准扶贫的政策内涵应辩证看待，“脱真贫、真脱贫”应该被理解为物质脱贫与心理脱贫的结合，最终目标划定为使得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以及道德观念匹配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这与习总书记谈到的扶志和扶智的政策理念高度契合。扶志是给予贫困群众思想、观念以及信心上的支撑和疏导，扶智是帮助和指导贫困人口提高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助推改革思路创新，为的就是确保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尽量避免再次返贫或者因知识匮乏、技无所长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心理学认为，当人自身产生的需要未能被满足时，会存在紧张的心理状态，一经遇到能够满足需要的目标时，这种心理状态就会间接转化为一种驱动力量。心理是行为的强力推手，贫困人口的心理状态将影响其自身的脱贫意愿以及行为偏好，必须通过有效扶贫手段促使贫困群众内心时刻饱有摆脱贫困的强烈意愿和坚决战胜贫困的决心，不断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和勇于创新产业发展思路的热情。
2.等靠要心理。造成贫困的因素除自然环境恶劣、交通堵塞、重大疾病及生活变故等客观原因之外，人们的心理因素也尤为重要，由于农村地区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且贫困群众的心理问题还未引起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贫困人口较易滋生懒惰情绪，形成“等靠要”的思想行为定式，错误地认为一旦他们被认定或划归为困难户，政府便会提供丰厚的救助补贴和各种社会优惠政策，家庭困难户便会逐渐丧失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的意识转而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救助，或者甘做“贫困钉子户”等待政府的帮扶，更有甚者向村干部无理索要救助资金。
二、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心理现状及成因分析
合理区分当前贫困群众的心理问题类型是有效推行心理扶贫的前提基础，贫困人口在精准扶贫进程中主要呈现出自卑、等靠要以及好逸恶劳三种不良心理认知，具有一定的交叉性和隐蔽性，因此往往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导致贫困人口出现以上心理问题的原因是多维度的，它是行为人自身的主观认识层面、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以及社会舆论环境层面等多方因素交叉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当前我国心理贫困现状
1.自卑心理。自卑心理是贫困群众存在的较为普遍的心理问题，是由于主客观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自我怀疑、不能自助以及过度不自信的错误心理认知。贫困原本用来描述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匮乏的现象，不带有任何贬义色彩，但在错误的社会认知中，人们通常将贫困同“穷人”相勾连，使得贫困户容易产生丢失颜面和受嘲讽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精准扶贫将帮扶对象标准设定为谁的贫困程度深对谁的扶持就多，政府、社会单位及村镇内定点帮扶人员大多会针对贫困群众进行重点扶持，开展定期走访慰问、救助品发放或心理疏导，再者异地搬迁改造的房屋大都按照统一标准构建且位置造型辨识度高，这些“贫困标签”会使贫困群众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加速其对帮扶工作抵触情绪的滋生蔓延。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4.44%（2/45），低于对照组的20.00%（9/45），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前文中提到，社会上对“贫困”这一中性词语的认知存在偏颇，认为贫困就是贬义的，贫困就是不好的，再者由于贫困人口社会地位较低，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甚至对社会或者物质富有者带有敌视情绪。因此，在社会层面应当从协调城乡之间发展、控制社会舆论导向、加大文化建设以及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三个方面展开，积极从心理角度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习总书记在其《摆脱贫困》一书后跋中曾谈道：“摆脱贫困的首要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上的‘贫困’，只有这样才能逐渐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进而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状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5]明确心理扶贫对于全面摆脱贫困的极端重要性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整合国家政策资源、引导社会理性认知贫困，同时加强对贫困群众主体的心理建设和行为规范，积极推动心理扶贫在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拔寨”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当前有效解决贫困人口心理问题，激发内生动力的工作重点。
(二)贫困人口心理问题成因分析
目前贫困人口的心理贫困是国家政策、社会认知、经济条件、个人文化程度、家庭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受物质贫困影响，物质生活贫穷的群众的温饱、住行、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需求通常得不到有效满足，传统文化观念加速固化贫困人口保守的思想观念，加之该群体社会地位低下，长期处于劣势状态，导致心理失衡进而产生诸多心理问题。
1.国家政策层面尚未对心理贫困引起重视。我国自实行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就将物质扶贫放在首位，力求通过对重点帮扶对象进行物质经济帮扶就业及产业资源输出使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超过国家划拨的贫困标准线以达到彻底摆脱贫困的目的。但国家对心理扶贫的关注度相对较少，未能将物质扶贫和心理扶贫放在同等位置，致使政府工作人员滋生“唯政绩论”的形式主义作风、社会对贫困的认知失衡，进而导致贫困群众未能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摆脱贫困，有可能再次返贫。由于国家在对地方精准扶贫工作绩效考核的制度规定中未做出针对心理层面的考量，那么扶贫干部即使在具体物质帮扶工作中发现了贫困群众存在的心理隐患，也会存在侥幸心理拒绝主动解决，这无疑助长了贫困人口的蔓延和恶化。再者扶贫帮扶工作大都是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定点帮扶，帮扶力度较低且帮扶周期较短，大部分工作人员也会忽略困难户的心理失衡，帮扶对象无法向工作人员敞开心扉，致使帮扶工作无法有针对性地展开。国家政府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为，但未对贫困人口的行为有所规范，部分贫困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等靠要、颠倒是非等心理问题会对工作人员的工作造成阻碍，并且由于没有制度约束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这种消极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只会使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引起普通群众的心理失衡，甚至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3. 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和心理素质总体不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和心理素质较城镇居民有一定的差距，一是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他们往往忽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也不重视孩子的学校教育，加之乡村学校教育水平差，长此以往循环下去导致大部分贫困人口提早辍学，科学文化水平低下且社会生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相对较差。二是贫困人口大都生活在乡村，传统旧社会的封建腐朽观念和陋习会对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的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他们思想保守固化、安于现状、目光短浅、行为懒散傲慢，不愿意或羞于通过自身努力勤劳致富，这种乡土旧文化会间接导致贫困人口心理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在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对乡村居民的思想和行为约束力度较低，各种活动相对自由，致使在帮扶过程中即使发生了因争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也无须负责，民风腐化。四是贫困群众本就处在社会底层，社会认同感较低，对周遭社会环境的感知就更为敏感，当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往往会心理极度失衡，产生一系列不正常的心理。[4]
2.传统文化影响减弱和社会认知局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和伦理力量是有效维护乡村秩序、规制群众思想行为的文化准绳，能从道德情感和思想意识层面对民众的行为形成无形制约。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理念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要求人们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要坚守信念力求进步，奋发向上永不松懈。但当前受市场经济体制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下进行自由竞争，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整体利益，再加之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传统文化影响力和道德价值观念对个人的约束力逐渐减弱，人们将传统文明中的仁义礼智信抛诸脑后，认为这些与个人利益相比微乎其微，传统德治基本流于形式，导致心理贫困问题普遍存在。再者社会对贫困的正确理解存在认知局限，人们普遍认为贫困就是“穷”，更有甚者将贫困作为辱骂型的词语对贫困人口进行讽刺，社会歧视现象普遍，这些显然会使原本就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贫困群众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和反抗情绪，社会对贫困的正确认知度越低，对贫困人口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实质上，致贫因素不仅仅有来自民众的主观原因，还有外部客观因素，尽管在贫困人口中存在一部分游手好闲，不愿意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贫困现状的投机分子，但社会舆论和对贫困的错误认知也加速或助推了该群体心理问题的疯狂生长。
陈老师带着他朴素的教学理念一路前行，在从教近30年里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深知学生的学习压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多年教学经验摸索出来的高频考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给学生听。
将心理贫困和心理扶贫全部纳入国家制度政策领域是基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并行事物的考虑。“先有物质才有精神，物质是精神的客观载体，但不能忽视精神力量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作用”。邓小平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就说明物质与精神是同等重要的关系，要使物质和精神“双丰收”，在精准扶贫的进程中充分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结合当前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西部贫困村以及深度贫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贫困区建设，实现效率最大化和效果最优化。首先，当前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精准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成功失败的交叉口，国家层面应对贫困人口的心理贫困问题高度重视并将心理扶贫以制度形式加以落实，明确规定好心理扶贫的目的、任务、具体路径等具体而微的细则，给予心理扶贫充足的政策依据。其次，必须加强政策的灵活性，在各市县、乡镇进行对贫困群众心理疏导实际实施中要灵活应用国家的政策法规，给予扶贫干部一定权力，使其能够通过具体情况做出合理判断和帮扶。最后，要对各级扶贫干部和社会扶贫机构进行严密且不定时的检查监督和考核，同样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将心理扶贫纳入扶贫干部考核机制中去，合理规制扶贫工作队伍的不当行为，引导工作人员高度重视贫困人口的心理问题。
三、现阶段贫困人口心理扶贫问题治理路径选择
3.好逸恶劳心理。这里不仅仅是指贫困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下，基本或完全丧失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缺乏勇于改变现状的信心和不甘堕落的决心，在生活中只求解决温饱问题，对于提高生活质量没有期待，安于现状的心理特征，还应囊括部分贫困群众为了贪图政府及社会帮扶机构的补贴而派生的贪小便宜心理和故意隐瞒家庭收支状况、夸大个体贫困程度以骗取较大帮扶力度的投机取巧心理。具有好逸恶劳心理特征的人群通常安于贫困现状且其自身并没有很大意愿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对于政府提供的物质或经济上的补偿和帮扶抱有侥幸心理，且在以往的扶贫过程中，识别扶贫对象不精准现象普遍存在。这就为某些好逸恶劳、贪图既得利益的投机分子提供了有力契机，助长歪风邪气，造成扶贫信息失真，影响贫困地区脱贫工作的高质量完成。
(一)将心理扶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积极关注心理贫困
在小麦品种的选择上，要选择品质好、分节强、抗倒伏、抗寒、抗病的小麦品种，充分发挥小麦优良品种在生长过程中的光合能力与抗衰老优势。
(二)积极引导社会正确认知贫困
2.1 两组患者结石取净率对比 对照组肾结石患者结石取净率为64.00%(32/50)，观察组患者为98.00%(49/50)，观察组患者结石取净率显著增高，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18.778 4,P<0.05)。
1. 协调城乡发展，增加贫困人口社会认同感。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认为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东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已经成为造成我国贫富差距加大、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制约因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映像，要想改善贫困群众的心理贫困问题实现脱贫致富，取决于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平衡和充分程度。当前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在社会发展已有成就的基础之上，不断实现区域、城乡、社会群体和不同行业领域上的平衡发展，进而突破在发展数量、质量、效益等不充分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进展[6]，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使得贫困群众从中感受到通过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减少对某一区域或某一社会群体的抵触和不平衡情绪，增强其社会认同感、归属感，进而改善贫困群众的精神世界，有效帮助社会贫困人口实现心理上的富足，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双贫困”。
2.控制社会舆论导向，传播正确扶贫脱贫价值观。控制社会舆论导向就是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全社会理性认知贫困并在最大范围内形成正确的扶贫脱贫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人口因贫困现状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引起社会对贫困群体身份的认同和对群体荣誉的维护，进而降低贫困群众出现诸多心理问题的概率。利用社会舆论导向消解心理贫困需要国家、社会及个人多方的共同努力，形成协同统一的治理格局，加大正确认知贫困和心理帮扶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改变社会对待贫困的固有印象，传播主流价值观。国家和社会层面应协同发力，利用主题宣传片、脱贫致富知识讲座、文艺会演等多种方式对贫困的内涵及影响因素进行科学系统地解读和分析，并通过电视、互联网、乡村广播和集中学习等多渠道传播，不仅要使社会重新认知贫困，还要使贫困人口在充分了解贫困之后主动敞开心扉，在遇到误解和歧视的状况下也能够从容面对，积极树立产业劳动、职业教育学技术的主动学习意识。政府、社会帮扶机构和扶贫工作人员在从事心理扶贫相关工作的过程中，针对对贫困有错误认知的现象必须及时纠偏，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良好扶贫脱贫风尚，在源头上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3.积极树立文化自信，增强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文化自信就是社会群众对本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尊崇，是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和强大生命力的充分肯定，文化自觉自信是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要想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强大精神力量，一要在全社会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依托纸质传媒及现代新媒体平台重塑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帮助贫困人口摒弃乡村封建腐朽的旧思想和旧文化，牢固树立传统文化中正确的“义利观”“刚健理念”等思想观念，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乡村地区发扬光大，潜移默化、深远持久地影响和改变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念，从而进行自我约束；二是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强化贫困人口的理想信念教育，坚持正确导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贫困地区普遍树立起劳动光荣的理念；三是要不断加大贫困乡村地区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扶贫投入，重视贫困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建设，保障贫困群众的文化权益，完善教育和文化扶贫相关制度法规和具体实施路径，给予城乡、区域、东西部之间同等的教育文化资源，政府加大文化经费的支出和投入，大力推进农村地区基层文化活动场所建设。
类比思维不仅是数学问题探索中常用的一种数学思维方法，也是解决实际问题常用的一种方法。除此之外，数学中常用的直觉思维、类比思维、归纳思维、发散思维等思维方式贯穿于概率统计教学的始末。在教学过程中，应将上述的思维方法融入到课程内容教学中，通过思维方法的学习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必要的方法论，促进学生思维与应用能力的培养。
(三)加强贫困人口的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
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法规以及全社会的价值引领归根结底是为了贫困群众的心理建设。努力推动贫困人口自身主动建立起积极正面的脱贫致富观，合理规范制约他们的不当心理行为和外部表征行为也是目前帮助贫困群众摆脱心理贫困的重点和难点。因此，有必要在具体帮扶工作中加强贫困人口的思想引领、强化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制定合理章程规制贫困人口的不当行为，进而全面有效地消解贫困地区居民的心理贫困问题。
1.加强对贫困人口的心理疏导。贫困人口自身思想观念的消极和固化是其产生错误心理认知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扶贫工作人员必须将心理扶贫开发的焦点放在贫困群众的心理体验上。对于志向水平低和信念消极的心理问题，还需要从心理干预着手，重点就是要对贫困者进行特质、情感和情绪的唤起[7]。在精准扶贫的进程中，政府工作人员要精准筛选心理贫困户，并将心理问题集中整理分类，面对物质条件困难的群众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心理帮扶举措，扶贫工作人员要定期不定时对帮扶对象进行走访慰问，优化以往只送米面不送安慰、不送志气的局面。要通过交谈和沟通与他们进行心贴心的交流，拉近干群之间的距离，乡镇基层组织机构必须针对辖区内贫困人口出现的心理问题做出可行性分析，举行对策交流研讨会，集中学习交流，进而掌握贫困人口在既定时期内的思想动态。对于其他地区心理扶贫的有效措施和先进典型应当积极借鉴，再结合本地区现实情况合理制定可行性战略。心理扶贫也要更加注重对贫困地区群众“志气和智力”的帮扶，帮助贫困人口重塑对美好生活及人生价值的追求和向往，使其由内而外产生摆脱贫困的坚定决心信念。
2.增强贫困人口主体意识，改善其心理感受。在精准扶贫战略中，贫困群众既是扶贫开发对象又是脱贫治贫的主体力量，传统的物质扶贫将给予贫困人口一定的物质经济帮扶，包括“结对帮扶”、国家惠农政策、产业经济帮扶等扶贫举措，应当将今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点集中放在帮助贫困人口树立主体意识和劳动致富意识上，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使其形成通过勤劳摆脱贫困现状、在劳动中实现人生价值以及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的进步思想观念。扶贫开发工作人员必须在物质帮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贫困户复杂的心理问题进行定期走访和疏导，通过文化输出、职业教育、心理访谈等途径改善和缓解贫困人口的自卑心理及其他不良心理认知，强化主人翁意识。在贫困群众中积极树立先进典型，利用身边可触及的典型事例激发他们劳动光荣、勤劳致富、奋勇向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为从心理贫困走向精神富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3.规制贫困人口的不当行为。政府应当对精准扶贫进程中帮扶对象的具体行为做出一定的规范和制约，对待行为有失偏颇者必须进行惩戒和说服教育，促使贫困群众为自己所做出的不当言行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入脑入心，从而实现对贫困人口不当行为的预防和管控。一是先要对贫困群众的不当行为进行性质上的认定，审视不当行为是否触犯法律以及属于民事犯罪还是刑事犯罪，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条款执行，不能出现放任其行为的状况发生，损伤国家法律在乡镇基层的权威性[3]；二是政府应当将贫困人口中出现的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以及恶意敲诈等行为纳入国家法律调节范围内，并鼓励社会民众检举和揭发在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不良行为，形成社会舆论导向，在贫困地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三是设定短期脱贫目标和承诺机制，并对其积极行为做出及时奖励，这有助于贫困群众增强自控能力，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和意识。
[参 考 文 献]
[1] 国务院.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EB/OL].(2018-03-22)[2019-01-12].http://www.gov.cn/premier/2018-03/22/content_5276608.htm
[2] 赵兰香.心理贫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5)：22061.
[3] 江立华,肖慧敏.心理健康与精准扶贫：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新途径[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33-139.
[4] 高圆圆，范绍丰.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精神贫困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137-142.
[5]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215-216.
[6] 王爱桂.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5)：49-55.
[7] 杭承政，胡鞍钢.“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4)：97-103.
孙皖江，陈芳洁.贫困人口心理扶贫问题研究[J].知与行,2019,(3):113-118.
[收稿日期]2019-03-04
[作者简介]孙皖江(1966-)，男，安徽怀宁人，副教授，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D66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3-0113-06
〔责任编辑：徐雪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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