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党史学科体系规定了中共党史学叙事的原则、视角、论域等。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则下，中共党史学叙事要注意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坚持科学性与创新性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原则。观察中共党史大致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上——中——下，历史——现在——未来，外——表——里，要兼顾上、中、下，贯通过去、现在、未来，认清外、表、内。中共党史叙事要通过历史、逻辑、比较等叙事方式，讲清楚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党的理论创新史、党自身建设史，科学认识和评价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共党史；叙事；视角；论域
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如何使其他国家了解中国和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史学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史的一门学科。深耕这些基本内容，对于拓展和深化党史研究，彰显党史魅力，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好党史、国史这一“必修课”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同时，这也是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掌握话语权的迫切需要。
安康市地处秦巴山区，经济发展落后，近30年来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务工，一部分女青年因婚姻、工作而流失，导致当地农村男青年的失婚现象更为严重。仅对2010年安康市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安康农村20～44岁的男青年比女青年多出近4万人，理论上也就意味着近4万男性可能会沦为“光棍”，这不仅影响到当地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还会增加未来政府的负担。
一、中共党史叙事的原则
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我们党的传家宝。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所当然的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此，中共党史学的叙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这是中共党史学叙事的根本原则。在这一根本的原则之下，具体讲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列宁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因此，中共党史叙事一定不要热衷于追求所谓的“历史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些琐碎的、“碎片化”式的研究，我们姑且不去争论他们的错误与否，这种研究本身割裂了事物的整体性，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大逻辑。曾在中国历史学领域猖獗一时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是抓住了人们猎奇的心理，对党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人物进行歪曲，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对。
第二，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成就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抹杀的。同时，由于受各种复杂原因的影响，我们党也犯过错误，走过一些弯路。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和实践往往同错误的认识和实践交织在一起，这就更需要我们在叙事时运用一种科学的方法，理性对待，成绩诚然一定要讲够，错误也一定要讲透。这方面，由胡绳主编的《中共党史七十年》等经典著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经典的范例与标杆，胡绳在阐述1956年至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时，提出了“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问题”。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再如，在叙述“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时，我们一方面主张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注意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否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和在这一名义之下的种种“左”的错误做法乃至反动罪行，却不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历史都要否定。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而不能主次颠倒，甚至胡乱进行“翻案”和“重写”。
所谓“外”就是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社会的社会科学理论、范畴和方法；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或者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范畴和方法。以此为视角，中共党史叙事可以分为从外向内看与从内向外看。
第四，坚持科学性与创新性统一原则。科学性是党史论著编撰的首要原则，没有科学性，任何著述都是站不住脚的。党史论著编撰离不开史料，要保证史料的科学性。史料如果出现问题，那么以史料为基础所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因此，要全面准确地占有资料。另外，亦应该保证理论指导的科学性。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研究的结论是不可信的。正如毛泽东所强调，详细地占有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1］801对于中共党史论著来讲，创新是体现其价值的重要因素。一本论著如果没有创新性，就不会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论著的创新性可以从理论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来考量。有些学者对“理论框架”不以为然，认为理论框架是在头脑中预设了一个结论，属于事后诸葛。正确的方法是从历史出发，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笔者所强调的“理论框架”是指人们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特定的诠释框架来理解历史事实和活动。历史研究的飞跃一定是历史理论框架的突破。比如，裴宜理以文化 置 位 （Culturalpositioning） 和 文 化 操 控（Cultural patronage）两个核心概念赋予了安源革命及其后续历史重构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进而为中共革命早期注重文化教育和制度建设“非暴力政治”传统的“夭折”谱写了一曲挽歌［2］。研究内容的创新是论著创新性的最重要体现，通俗讲就是“干货”。选取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提出什么样的观点都是研究内容需要着重考虑的。方法的创新是有难度的，但又是可能的。研究不同的对象要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历史涉及各个方面，它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党史离不开思想史、社会变迁史、经济史等。再说得彻底一点，各个专业各个学科都不能各自为政，而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党史研究要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
第五，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原则。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研究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党史论著要坚决同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不能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做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党的领袖往往比一般群众站得高、看得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党史叙事要充分反映领袖群体在历史关头解决历史任务的愿望及其努力，并对此给予科学评价。评价领袖既不能对其顶礼膜拜，也不能全盘否定，应该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去分析。领袖人物在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历史毕竟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党史叙事还应该坚持人民性，即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党史论著应把目光多投向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他们在社会变迁进程中的精神面貌和价值选择。总之，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
二、中共党史叙事的视角
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致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上——中——下，历史——现在——未来，外——表——里。这三个方法每个又都包括三个不同的视点，每个又有两个观察的时序。从上往下看，从下往上看；从后往前看，从前往后看；从外往里看，从里往外看。
中共党史叙事的原则是第一要务，立场出了问题，叙事就不可能做到客观、全面、科学。因此，中共党史叙事立场一定要稳，要牢固，要正确。在此前提下，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视角。观察的角度不同，看到的问题及主体认识也会不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一）兼顾“上——中——下”
扎金索斯岛(Zakynthos)面积402平方公里，人口约3万。其西部为荒凉的石灰岩山地(海拔200—500米)，有许多下沉山洞和陡立海崖，最高峰弗拉希奥纳斯海拔756米。中央为肥沃平原，东部有低丘。主要城市扎金索斯位于东岸。南岸海湾深曲、悬崖峻拔。岛名取自一位阿卡迪亚(Arcadia)首领。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修斯提底斯称此岛是由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亚该亚人(Achaean)开拓的。
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它总是能在判断中国社会性质的前提下，总结归纳社会主要矛盾，进而明确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路线方针政策。就某一中央层政策的发生发展情况看，一般都要经历屈群策、集众思、广纳言、和议决、告四方等阶段。随后，各个省、市、县、乡镇等各个级别的相关职能部门贯彻落实，甚或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再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政策。这样一种程序，造成了党史叙事的从上往下看、从下往上看视角。尽管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动态过程，但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兴趣及专业背景，有的关注“上”，有的关注“下”。换句话说，有的关注宏大叙事，有的则钟情于微观叙事，更有甚者认为这两种叙事互不相容、相互“鄙视”。钟情微观叙事者认为宏大叙事有其内在局限性：它过分注重大脉络、大框架，易脱离社会生活根基而沦为悬空；以政治领袖、政党为主题，易遮蔽并忽视边缘化群体，过于注重预测难以规避过分的主观想象。醉心宏观叙事者指出：当史学家们沉溺于对各种各样的微观史的自足时，蓦然发现，历史书写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克服宏大叙事的陈腐与过时，而是如何纠正微观史的琐碎和局促。当史学著作的版面大多为日常生活史、小历史占领之后，人们已开始为史学再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焦虑。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是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
无论从前往后看，还是从后往前看，都必须以现代（当下）为参照。现在是联系过去和未来的纽带。中共党史叙事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其实，微观研究和整体研究并不矛盾，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微观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整体研究是微观研究的进一步升华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二者的关系或许可以借用梁启超的一个比喻来形象说明：“真史当如电影片，其本质为无数单片，人物逼真，配景完整而复前张后张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夫舍单张外固无轴也。然轴之为物，却自成一有组织的个体，而单张不过为其成分。若任意抽取数片，全没却其相互之动相，木然只影，黏著布端，观者将却走矣。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3］40因此，中共党史学叙事，既要注重对历史细微之处的深犁，又要对整个党的历史进行宏观研究，既关注影响或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也关注底层、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
当然，无论是从外向内看，还是从内向外看，都必须把二者融通起来，不能采取单纯的内外观点。单纯立足于外，其表现就是把西方的经验或理论视为“经典”、“先进”和“前沿”，以此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很容易丧失话语权；单纯立足于内，认为“这边风景独好”，就会束缚自身的生机。此外，还应该关注连接外与内的“表”，透过现象，看到和揭示事物的本质。
近年来，碳减排政策逐渐成为企业生产运营中的关键制约要素，影响到企业生产的各项活动。本文以高能耗、高碳排放的高炉炼铁生产为对象，对碳限额与交易政策影响下的多配方—多铁种高炉炼铁多周期生产计划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虑了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周期性碳约束和累计碳约束两种情形，采用模块建模的方法，构建了两种碳约束下多配方—多铁种高炉炼铁生产计划MILP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数值分析。通过数值分析，一方面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另一方面探讨了两种碳约束下动态碳价对企业生产计划的影响、碳限额对生产总成本的影响、动态碳价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在宏观与微观中间，有一个中观研究。它是连接宏观和微观的重要桥梁。近年来，为克服社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诸多观点或方法理论。如行龙“重提政治史”，赵世瑜“区域社会史”，李金诤“新革命史”，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杨念群“中层理论”等。
（二）贯通“过去——现在——未来”
历史的演进遵循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态势。从历史发展的时序看，以现在为参照，过去指已经发生的事件，未来指尚未发生的事件。以此为视角，中共党史的叙事可以分为“从前往后看”和“从后往前看”。
“从前往后看”，就是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基于党的历史而提炼出的某些范畴、理论或者规律对当下党的实践进行解读和分析，为当代党的建设和中国发展提供借鉴。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534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由此，中共党史叙事要秉承历史的连续性，正确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不能选择性阐述。我们既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又要直面这一过程中的艰辛探索与歧途，还要科学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关系，等等。这些在党的著述和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有充分体现。比如，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7月，但是党史的叙事大多要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讲起，既呈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又阐明了党成立的大背景。再如，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一般都会对党成立之前的历史有个交代。这一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表现显著。邓小平认为，“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5］303再如，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6］112
“上”主要是指全国、中央一层，对应着宏大叙事。宏大叙事一般围绕历史的性质、决定因素、动力系统、进步路线图等领域展开，力图通过构成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本质，找寻历史规律，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势。“下”主要是指底层、基层，对应着微观叙事。微观叙事主要着眼于社会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揭示历史的延续性、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三个层次中，宏观叙事的“上”与微观叙事的“下”占据了研究的主要部分。
“从后往前看”，主要是以当下中国共产党为轴心，在解读当代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和理论时，回溯历史背景、厘定历史脉络、归纳历史成因、总结历史经验等。我们一般称这种方法为逆向考察法或历史回溯法。它是采取与时间顺序相反方向考察历史的方法，即以现在考察过去，从后代历史考察前代历史的反方向研究法。这种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历史的视野和格局，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因此，我们从现在研究过去，不仅因为后代历史提供了认识前代历史的可能性，而且，正是通过对后代历史的分析，才能够加深对前代历史的认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阐述党的历史时就经常运用历史的回溯法。比如，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时，他强调：“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6］234当然，对历史的回溯，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谁把这些女孩子们出卖了?也许他提供这致命信息时以为日本人是真想听女孩们唱诗，想忏悔赎罪。日军里确实有一部分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出卖女孩子们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日本军人是怎样一群变态狂，居然相信处女的滋补神力，并采集处女刚萌发的体毛去做护身符，挂在脖子让他们避邪，让他们在枪林弹雨中避过死伤……英格曼神甫脑子里茫茫地浮过这些念头，等他回过神来，法比正用身体挡住少佐的士兵。
（三）认清“外——表——内”
第三，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也离不开世界。因此，党史叙事一定要将中共党史放到世界历史的坐标中，站在世界历史的视角来审视党史国史。比如，我们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谈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谈到五四运动，就要讲到俄国十月革命对它的影响；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要讲到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等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横向对比，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中华文学选刊》主编、著名评论家王干：《青瓷》对社会生活多层面的描写，有王跃文式的冷峻和严厉，作家对复杂人际关系和世俗情态的描写不动声色而效果全出。读这样的小说会时常听到碎裂声——人生有价值内容的毁灭……
从外向内看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由来已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党史研究就引起了海外的关注。时至今日，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论域、研究方法都取得了瞩目的成果。［7］仅大学中的研究机构：在美国，有费正清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国项目、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中国项目、布鲁金斯学会、亚洲研究会等。在加拿大，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在欧洲，有伦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剑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知名机构。在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研究论域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有关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中共政治领导模式的研究，中共著名人物的专门研究，党领导的重大政治运动的研究，中共国际交往与影响的分析等等。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哈佛学派的“隐退与回归”分析模式，麦克法夸尔“三角模型”分析范式，“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研究方法，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分析视角。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中共党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①体温高于38.5℃;②符合中医辨证:发热重,恶风,有汗或少汗,头痛,鼻塞,鼻流浊涕,喷嚏,咳嗽咳痰,痰稠色白或黄,咽红肿痛,口干渴,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或指纹浮紫,兼见脘腹胀满,不思饮食,呕吐酸腐,口气秽浊,大便酸臭[2];③监护人知情同意,患儿能够配合治疗。
从内向外看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立足自身的同时，眼光向外。如果没有世界眼光的话，我们可能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不能很好地审视自身。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对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对各国政党的好经验好做法，我们都愿意借鉴吸收。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现在，中国共产党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友好联系，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我们都愿意去交流，从中汲取有益智慧。在相互交流中，我们深深感到，世界是多彩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政治是多样的，同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政党。应当看到，现在各个国家、各个政党所秉持的政治理念各有差异，正因为有差异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和动力。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需要把握世界政党政治多样性这个大背景。有了这样一个世界比较维度，才能正确地、完整地、不失偏颇地认识中国共产党。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外圆内方的全新一代路虎发现在刚刚推出的时候于设计方面迎来了很大的争议。其实观点的争议并不可怕，无数经典的例子告诉我们，认知的不同的确能够成就情节跌宕的故事并塑造出一个个独立且鲜活的个体。这辆路虎发现显然能够用设计中的“圆”拥抱和以往不同的支持者，并用性格里的“方”再次启发人们心中对经典的认知。
三、中共党史叙事的论域及理路
叙事就是讲故事，讲述故事的发生、发展及结果。故事一定有主角。这个主角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可以是一个组织、政党或国家，也可以是多个组织、政党或国家。讲好中共党史的故事关键是要抓住重点。党史叙事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大事很重要。每一件历史大事件或开启了一个时代，或成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转折点。只有正确评价历史的大事件，才能品味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向，进而从历史的玄机中找到生存的方法。用三件大事来阐释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就是讲述最大的历史故事，就是对党的历史的正确评价。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期间会有“风风雨雨”，甚至还会伴随“电闪雷鸣”。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极大危险，1934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严重困难，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以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局面等等。对于这些“失误”、“教训”我们不能一味地回避，更应该进行科学的评价。“经验是财富，教训是更大的财富”。这些“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百折不回奋斗历程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不断推动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逻辑。
第二，党和国家的重要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也是党史叙事的重要一部分。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对其顶礼膜拜，也不能全盘否定，应该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去分析；不能把成功和挫折简单归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按照这一原则去评价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正确认识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此外，还应该关注、正确评价英雄群体，如杨靖宇、左权、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沂蒙六姐妹”等。当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在关注党和国家重要人物的同时，要对小人物群体（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予以研究，厘定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党和国家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第三，党的创新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先后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每一次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都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大跨度发展。如何阐述党的指导思想发展过程，阐明每个指导思想内在逻辑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继承发展的关系等问题，是党史研究中的重点。
第四，党自身建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发展壮大的历史。我们的事业之所以顺利推进，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之所以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要加强党的建设。中共党史研究中党自身建设的历史不能缺场。要把不同时期党的建设故事阐述好，更要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实践阐述好，把成就充分彰显出来。
如何把故事讲得好听，引人入胜，除了故事本身所蕴含的内容外，还需要讲究方式。叙事，即有次序地记述事情。所谓的“次序”，可以从历史、逻辑、比较三种理路来理解。
一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的基本特点在于陈述“过程”，主要关注人物活动的过程，事物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其要素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叙事与时间关系最为密切。历史叙事之可能，在于它是在记忆中进行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叙事，首先需要对历史进行分期。就中共党史而言，大的发展脉络可以归纳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具体地说，可以划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两年徘徊，改革开放新时期等。其次要厘清主题和主线。中共党史叙事的主题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阐述都离不开对史料的占有。史料是党史叙事的基础，没有史料，党史叙事就会成为空想和神话。
二是逻辑叙事。如果说历史叙事是纵向论述的话，那么逻辑叙事就是横向阐述。逻辑叙事侧重于理论分析。马克思强调指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的彻底性突出表现在理论自身的逻辑性上，逻辑本身就是力量。就理论的逻辑性而言，讲究的是概念明晰、结构完整及价值意义。概念是理论叙事生成的前提。因此，叙事前必须明确核心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当下一些概念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新的视角，但不能无限制地用当下概念框过去的历史。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考察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及经验总结等，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三是比较叙事。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最重要最普遍的方法之一，是思维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布洛克在《比较历史之方法》中预言：比较方法的未来——可能是我们的历史学的未来。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比较叙事，其优点在于它能够从不同角度鲜明地突出各种不同事物的共性与差异。至于如何进行比较，陈金龙曾归纳为五个方面，本文无从复加，故摘要介绍如下：第一，比较研究要合理选择可比对象。一般来说，比较对象之间既要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相似性，又必须存在一定的差异或分歧，如此才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和空间。第二，比较研究要科学界定研究主题。比较研究也不是为比较而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某些规律、说明某些问题或解释某些现象，没有研究目的或研究主题的比较往往是盲目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第三，比较研究要科学确定可比内容。一般而言，比较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舍弃许多细节或场景，择其最能反映研究主题的内容来说明。第四，比较研究要揭示比较对象共性或差异形成的缘由。比较研究不能满足于事实的呈现或资料的排比，而要透过现象揭示其中蕴含的深层次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以启迪。第五，比较研究需要作出一些基本结论或将比较结果进行提炼与升华。比较研究不仅要揭示比较对象之间的共性、差异及其缘由，而且需要作出一些总结性、概括性的基本结论，将比较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8］
事实上，叙事者为了突出所要研究的对象往往综合运用历史、逻辑、比较叙述。因此，这三种叙事理路通常是杂糅在一起的。此外，如果以广义叙事理解的话，叙事还应该包括评价。党史研究在叙事告一段落时，接下来叙事者一般都要对所叙述的人物或者事件进行评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这些历史评价通过叙事者最终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又由于人们的文化传统、时代条件、社会经济地位、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差异，以及历史资料的局限等因素，对历史的认识会多种多样，甚至截然相反。［9］这也势必会影响历史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当然，这不能说明历史就不可以评价。历史评价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单株收获后参照《大豆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23]进行单株考种。考察单株粒重(单株产量)、株高、底荚高度、茎粗、主茎节数、有效分支数、有效荚总数、单株粒数、百粒重、生育期等主要农艺性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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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rrative of the CPC History
LIU Hongsen
（School of Marxiissmm，Beijing Normal Universiittyy，Beiijjiinngg 10000887755）
Abstract：The discipline of Party history prescribes the principles，perspective，and domain in accounting the Party history. The narrative of Party history should follow the cardinal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putting into perspective the general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identifying the mainstream and essence of the history，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ings，combining truth and innovation，and uniting Party consciousness and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We should view Party histor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i.e.，the perspectives of top-middle-bottom，past-present-future，and extrinsic-superficial-intrinsic. Only by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top，middle and bottom，connecting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can we grasp the extrinsic，superficial and intrinsic. Historical，logical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should be used to narrate the major event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the history of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its own building，and rationally recognize and appraise the important roles of its leaders.
Key Words：CPC history; narrative; perspective; domain of discourse
【中图分类号】D23；D2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9）03-0075-08
【收稿日期】2019-05-04
【作者简介】刘洪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18KDBL046）、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刘 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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