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本变异是写钞本文化研究中常被提及的话题之一，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说，复杂的变异文本给传统的辑佚、校勘、训诂等学术方法带来了挑战。《释氏源流》编撰者释宝成在《康僧舍利》一段中对原典文献的一处“改订”，充分说明了文本生成过程的复杂性。基于文本变异理论的文献整理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关键词：文本；变异；文献整理 1
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以及写钞本文化研究不断深入，有关文本变异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孙少华（2015）的研究对文本变化与古代文学写作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林晓光（2014）通过对唐代类书中存在的大量文字删削现象进行分析，指出了类书形成的复杂过程。这些研究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本形成中的“变异”特征。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说，这种复杂的变异文本给传统的辑佚、校勘、训诂等学术方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笔者通过对《释氏源流》之《康僧舍利》中有关康僧会至建业时间为“赤乌十年（247）”还是“赤乌四年（241）”的问题的校订，比对了诸多文本，对不同文本的引文体例异同及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行了分析，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文本变异性及其生成过程复杂性的认识，并据此重新思考了文献整理的相关问题，在此不揣谫陋，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他们都是获得非凡成就的杰出人物，成功的关键就是为自己偷来了宝贵的时间，而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充裕了，干事业的机会和空间也大大增加了，再加上合适的方法和正确的目标，人生成功的大门自然也就不难推开了。
一、问题的提出：对建初寺初兴时间的一则校订
《释氏源流》一书为明初释宝成从《太子瑞应本起经》《修行本起经》《佛本行集经》《释迦谱》等近七十部佛传经典中辑录出大约四百个故事，以右图左文的形式刊刻而成的一部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全书共分四卷，前两卷约二百个故事用绘图的方式形象地展示了释迦牟尼从诞生、出家、修行、成道、说法传教直至涅槃的历程。后两卷同样用大约二百个故事加绘图的方式讲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曲折过程以及中土高僧之传记与法脉传承，故名《释氏源流》。该书刊行后，以其所收内容的完备成为佛传流通的一个重要底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后世不断翻刻、影印。传世的《释氏源流》翻刻、影印本主要有：
（1）中国书店1993年复制宝成本《释氏源流》。
（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刻本《释氏源流应化事迹》，收入“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二编第二辑”。
（3）美国议会图书馆藏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刻本《释氏源流应化事迹》序刊本。
近年来随着养猪业的迅猛发展和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的种猪越来越多，加上我国养猪条件和养猪管理水平比较落后，猪的疫情发生的十分频繁，新增传染病不断增多，控制难度越来越大。每年因疫病发生给养殖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大大挫伤养猪户的积极性。目前引起规模化猪场经济效益差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母猪产仔率、仔猪存活率低、保育猪的死亡率高、僵猪多。以下是笔者结合工作经验和临床用药制定的规模化猪场预防保健方案。
（5）巴蜀书社1998年复制光绪七年（1881年）比丘开慧募刻本《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6）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复制四川省剑阁县觉苑寺壁画《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9）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正保五年（1648年）刊《释迦如来应化录》。
（7）天理图书馆藏朝鲜版《释氏源流》。
（8）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复制朝鲜显宗十四年（1673年）佛岩寺刊《释氏源流》，收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三辑第十六册。
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处理后排入附近污水坑中，建设地理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污水要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规定要求，或排入城市管网进行处理。固体废物在厂区垃圾箱中集中堆存，定期由环卫部门外运处置。锅炉灰渣外运用于制砖或筑路等。
（10）越南汉喃研究院复写泰国景福寺藏本《释氏源流》。
（11）德国海德堡民族博物馆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残）。
微球为汞离子识别、杂交链式反应以及DNA酶催化反应提供了反应平台,探针功能化的微球用量决定反应体系的灵敏度。如图2(a)所示,加入反应体系的微球的量在5μL(5.06×103 beads/μL)以下时,随着微球量的增加,吸光值也相应提升,表明在此范围内微球量的增加,捕获的汞离子量也增加,形成了更多的DNA酶分子;当反应体系中微球的量大于5 μL的时候,吸光度不再随微球的量增加而增加,说明体系中微球的量已达到饱和。由此可见,该检测体系中微球的最适用量为5 μL,即25.3×103 beads为最合适的加入量。
以上传世的《释氏源流》刊刻本主要分为“宝成本”系，如（1）（7）和“宪宗本”系，如（2）（3）（8）等两大系统。自从清代永珊辑录宝成四卷本《释氏源流》前两卷约二百个佛传故事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始，此书开始在清代广为流传。《释氏源流》在朝鲜、日本、越南以及欧美亦有传本，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佛学著作，近百年来却几乎为世人所忘却，不能不令人遗憾。
宝成本《释氏源流》卷三第十一则《康僧舍利》以“《出三藏记》云”开头（《释氏源流》每则故事均以“某某云”的形式开头）（图1），表明该故事辑录自《出三藏记》一书。《出三藏记》，即《出三藏记集》，为梁僧祐（445—518）于齐、梁间，凭借定林寺丰富的经藏，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安录》）基础上编撰而成，故后人又称之为《僧祐录》《祐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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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书店复制宝成本《释氏源流》卷下《康僧舍利》①
表一 《康僧舍利》引文与《出三藏记集》原文对照表
《康僧舍利》引文 《出三藏记集》原文出三藏记云。吴康僧会。先康居国人。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二亲并亡。既而出家。笃志好学。明练三藏。赤乌四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权大嗟服。即为建塔。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闻。既而出家，砺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练三藏，博览六典，天文图纬，多所贯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称制江左，而未有佛教。会欲运流大法，乃震锡东游。以赤乌十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再看五段引文，详略不同，文体也不尽一致。就连同出道宣（596-667）之手的《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三部著述，其引文结构和文体特征亦有差异。这表明哪怕是同一撰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撰述中，对同一引文的处理策略，或者说引文体例也是不同的。
在拍摄领导参加会议、公众活动时，要有一定时长的正面镜头，尽可能避免仰拍和俯拍，注意平衡拍摄时间、长度及方位。如果需要拍摄五秒钟的静止画面，可将拍摄时长控制为8～10分钟，同时为运动画面预留充足的起落幅时间。如果领导数量较多，可独立分化拍摄，也可同组框出现，但要着重注意画面镜头的主次关系，适当调整时长和频率。针对分组拍摄或组拍，需调整对应的拍摄角度。注意镜头的表现力，尽量多拍一些会议的景别和特写镜头，以便后续筛选与替换。在拍摄运动镜头时，应选择恰当的拍摄方式，并注重会议拍摄的各项细节，具体包括拍摄角度、时机等问题，把参与人员的形象优质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但通过仔细比对原文，笔者发现《康僧舍利》引文对《出三藏记集》的一处时间进行了“修改”，即将《出三藏记集》原文中康僧会至建业传道，孙权为之建建初寺的时间“赤乌十年”改为了“赤乌四年”。释宝成为何会将“赤乌十年”改为了“赤乌四年”呢？是文本流传中的舛误？还是辑录者释宝成的“意改”？从文献校勘的角度，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表二 《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原文对照表
《出三藏记集》原文 《高僧传》原文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闻。既而出家，砺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练三藏，博览六典，天文图纬，多所贯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称制江左，而未有佛教。会欲运流大法，乃震锡东游。以赤乌十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至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業，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除了《出三藏记集》，康僧会的故事亦见于梁慧皎（497─554）撰《高僧传》。《高僧传》成书于梁天监十八年（519年），略晚于《出三藏记集》（成书于齐、梁间）。表二列出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所收《康僧会传》中有关康僧会故事的原文。对比表二原文，可以发现，《高僧传》删去了《出三藏记集》中“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闻，既而出家”几句，又在一些措辞上做了改动，如将“名练三藏”“博览六典”“多所贯涉”“故曰建初寺”分别改为了“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多所综涉”“故号建初寺”等。以上所述文体上的相似也证明了《高僧传》之《康僧会传》直接来源于《出三藏记集》的实事④。虽然《高僧传》撰者慧皎也采用了“意引”策略，但在康僧会初至建业时间上与《出三藏记集》保持了一致，即同样采用了“赤乌十年”这一说法。前文已经指出，《出三藏记集》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基础上编撰而成。由于《综理众经目录》的散佚，导致了《出三藏记集》中《康僧会传》的出典不可考，换句话说，《出三藏记集》为康僧会“赤乌十年”至建业传道的最早文献记载。也许释宝成恰是基于这一考虑才辑录《出三藏记集》而成《康僧舍利》故事的吧。
表三 唐代五部佛教著述引《吴书》康僧会故事佚文
撰者 引《吴书》原文唐法琳 《破邪论》 《吴书》曰：“吴主孙权赤乌四年辛酉之岁，有沙门康僧会，是康居国大丞相之长子，初达吴地，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吴主叹异，信心乃发，因造建初寺，度人出家。唐道宣 《集古今佛道论衡》《吴书》云：“孙权赤乌四年，有沙门康僧会者，是康居国大丞相之长子。神仪刚正，游化为任，于时三国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达南国。会欲道被未闻，开教江表。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臣主惊嗟，信情发起，因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为佛陀里。教法创兴，故遂名建初寺焉。唐道宣 《广弘明集》孙权赤乌四年，有康居国大承相长子，弃俗出家，为沙门，厥名僧会，姓康氏。神仪刚正，游化为任。时三国鼎峙，各擅威权。佛法久被中原，未达江表。会欲道被未闻，化行南国。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臣主惊嗟，希有瑞也。信情大发，因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兴，故名建初寺焉。唐道宣 《释迦方志》《吴书》曰：“赤乌四年，有康居国沙门康僧会者，行化道也，初达吴地，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吴人初见谓为妖异，有司奏闻。吴主孙权问曰：‘佛有何灵验耶？’会曰：‘佛晦灵迹，出余千载，遗骨舍利，应见无方。’权曰：‘若得舍利，当为起塔。’经三七日遂获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坚，烧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莲华照曜宫殿。吴主叹异，信心乃发，为造建初寺，度人出家。”唐道世 《法苑珠琳》《吴书》云：“孙权赤乌四年，有康居国沙门，名僧会姓康，来到吴国，遂感舍利，五色光曜天地，鎚之逾坚，烧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莲华照曜宫殿。臣主惊嗟，叹希有瑞。为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兴，名为建初寺。”
除《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两部著录《康僧会传》故事外，释法琳（572—640）撰《破邪论》、道宣（596-667）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以及道世（？～683）撰《法苑珠琳》（668）等五部初唐佛教典籍也都收录了康僧会的故事或类话。这五部佛教著述所引康僧会故事有共同之处：一是这五段引文均出自《吴书》，二是五段引文关于康僧会传道江左，孙权为之建寺的时间均为“赤乌四年”（见表三）。
表一左边为《康僧舍利》辑自《出三藏记集》的部分引文②，右边为《出三藏记集》的相应原文③。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除了增减个别字词使前后文意连贯、文体统一外，《康僧舍利》基本上是对《出三藏记集》的原文摘录，考之《释氏源流》其他故事引文特征，大体与此相同。这也正是《释氏源流》的基本辑录原则之一。
（1）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2）续。
《吴书》是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一部国史，今不存于世。但后世史书，比如《隋书》、新旧唐志等对其均有著录。《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吴书》二十五卷，韦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吴书》五十五卷，韦昭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韦昭《吴书》五十五卷。”假如《隋书·经籍志》所记可信的话，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隋代《吴书》尚存二十五卷。而从“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之注释可知，至少至梁代，尚有五十五卷之完本《吴书》流传于世。也就是说，无论是僧祐还是道宣，在他们撰述时，《吴书》尚存于世，特别是僧祐撰《出三藏记集》时代，《吴书》尚有完本存世。但是，各家在康僧会至建业时间记载上的歧异，已无法通过版本流传中的问题来合理解释。
通过细读分析五部典籍引《吴书》有关康僧会事迹之后，在吴主孙权与尚书令阚泽有关佛道优劣的一段对话中，可以发现解决这一问题的更有价值的线索，引文见表四：
表四 初唐佛教著述引《吴书》所记吴主与阚泽有关佛教传入问对
初唐佛典 吴主与阚泽对问《破邪论》 吴主问尚书令都卿侯阚泽曰：“汉明帝已来凡有几年？阚泽对曰：“从永平十年至今赤乌四年，合一百七十五年。”《集古今佛道论衡》寻下勅问尚书令阚泽曰：“汉明已来，凡有几年？佛教入汉既久，何缘始至江东？”泽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来，至今赤乌四年，则一百七十年矣。”《广弘明集》下敕问尚书令阚泽曰。汉明已来凡有几年。佛教入汉既久。何缘始至江东。泽曰。自汉明永平十年佛法初来至今赤乌四年。则一百七十年矣。《释迦方志》权问尚书令都乡侯阚泽曰。汉明已来凡有几年。佛教入汉既久。何缘始至江东。泽曰。从永平十年。至今赤乌四年合一百七十年。《法苑珠琳》敕下问尚书令阚泽曰。汉明已来凡有几年。佛教入汉既久。何缘始至江东。泽曰。自汉明永平十年佛法初来。至今赤乌四年。则一百七十年矣。
尚书令阚泽在回答孙权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已有几年”的问题时，《破邪论》的引文与以下四部明显不同，前者回答为“合一百七十五年”，后者则回答为“则一百七十年矣”。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孙权赤乌四年（241年），恰好相距一百七十五年。阚泽身居尚书令之职，自然不会把明帝永平十年至孙权赤乌四年的时间弄错，在回答吴主孙权时，采用“合一百七十五年”的说法似乎更符合其身份和表达对主上的恭敬之意。《集古今佛道论衡》等其他四部典籍把确切数字“一百七十五年”说成“一百七十年矣”，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也不为过。但是，假如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的“赤乌十年”之说计算，距永平十年就是一百八十一年了，若再回答为“一百七十年矣”，显然不符合常理。
以上分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吴书》所记有关康僧会的故事似乎是可信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初唐佛家在撰述《集古今佛道论衡》等佛家经典时才没有采用前代经典《出三藏记集》和《梁高僧传》之说，而引用了《吴书》的记载吧。
再回到开头释宝成撰《释氏源流》之《康僧舍利》故事所引《出三藏记集》这一最早的佛教目录文献，而独对康僧会至建业时间做出“意引”的实事，也就不难理解了。《释氏源流》撰者释宝成以“存疑”的态度，在参考了后世相关经典基础上，采用了更为有说服力的“赤乌四年”之说。
二、文本的变异与跨文化变异
前面以释宝成辑录《释氏源流》之《康僧舍利》故事时，对其出典文献《出三藏记集》的一处时间“修改”为线索，分析对比了七篇与之相关的佛教文献。这七篇文献按照在《康僧舍利》文本形成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二是初唐五部佛教文献《破邪论》《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法苑珠林》。第一层次为《康僧舍利》的直接资料来源。第二层的五部文献看似与《康僧舍利》的文本形成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与释宝成对康僧会至建业时间的“修改”紧密相关，属于间接文献。
从前面对释宝成将《出三藏记集》“赤乌十年”修改为“赤乌四年”的校勘过程可知，围绕《康僧舍利》的文本形成过程，上述七部先行文献内部结构极其复杂，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变异文本，同时导致多种互文文献的产生：首先，从《出三藏记集》到《康僧舍利》，出现了一个变异文本，也就是释宝成在征引《出三藏记集》原文时进行的文句削删和“意引”。其次，即初唐五部佛教著述在引用《吴书》康僧会故事时产生的异文，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出自同一撰者道宣之手的三部著述《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三者对同一故事的征引体例并不相同，出现了三种异文。
（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复制永珊编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通过对施工现场实际勘察，依据现场实际情况，记录对应的设计标高、基坑实际开挖深度。必须保证土方施工充分配合支护施工。如果施工场地较为开阔、平坦，可在适当位置搭设钢筋、模板加工厂与材料堆放场。采取水平分段、垂直分层的施工方法，每开挖一段，支护一段。
在一个文本形成中，产生了如此多的异文，虽然《释氏源流》文本形成过程的复杂性颇为极端，但仍具有代表性。根据林晓光（2014）的研究，唐代类书在编纂过程中亦存在大量的文字削删现象。孙少华（2015）的研究也证明了唐宋人对古书文字的改变，不仅仅限于类书，对待其他古书及注释文字，也有删削行为。导致这种文本变异产生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考量：一是文本编选者的主观意志使然，也就是说文本中加入了编选者个人的精神劳动。一是与文本的流传方式有关。
首先，从文本编纂者角度来说。一方面，写钞本时代的编纂者同时又以一名“校勘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始终以“存疑”的态度，对所辑录文献进行“校勘”。在《康僧舍利》故事中，释宝成把《出三藏记集》原文中“赤乌十年”“修改”为“赤乌四年”，这与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讹误无关，而是释宝成在对先行文献（前举的五部初唐佛教著述）的校勘基础上进行的，这一行为生动地体现出文本编纂者的主体意识。也正是这样的主体意识，造成了后世文本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在“存疑”的同时，文本编纂者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时粗疏而导致舛误。以梁启超撰文为例，梁启超写文章向来以出手快著称，下笔成文。但这种快也极易产生错误，尤其在征引原文写作学术文章时。陈士强指出，梁启超（2011:17）在引用文献时，动辄对原著的文字加以删改，致使引文与原文时有出入。以梁启超在《佛教初传入》中引用《后汉书·楚王英传》的一段为例：
在关联度矩阵中(如表3所示)，单一指标间的关联系数均在0.60以上，部分系数可以达到0.85以上，属于中高等关联，表明机场优势度与旅游业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关系。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有关康僧会事迹所采用的“赤乌十年”之说显然与《破邪论》《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法苑珠琳》等“赤乌四年”之说所据资料不同。七部著述构成了两个系统，前者采用“赤乌十年”之说，后者持“赤乌四年”之说。
英……奉送缣帛，以赎（3）愆。……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4）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梁启超，2011:26）
在这段不长的引文中，梁启超便对《后汉书·楚王英传》原文做了四处“意改”，（1）处梁氏删去了“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二句。（2）处“续”字原文作“赎”。（3）处“愆”字后梁氏略去了一个“罪”字。（4）处“慈”原文为“祠”。像这样的错误，有的已经影响到了原文的意思，显然是由于梁氏的粗疏所致，若认真对照原文应该可以避免。
To increase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GaSb based SDLs, different method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such as epitaxial growth optimization, lateral lasing suppression, multiple gain elements and effective thermal management.
宇文所安（2012:29）认为，不仅是钞本时代的编者和抄手“往往按照自己的观念，对文本进行随意的改变”，就是到了印刷文化初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即编选者们对其认为错误的地方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加以改正，或使其编选的文本符合某一标准，并且对这种改动根本不加注明（宇文所安，2012:69）。西方以圣经学为代表的文本校注之学已经对此有了很好的诠释。如巴特·埃尔曼《错引耶稣》所示，钞本时代的经文充满着各种有意无意的歧异，出自不同系统的钞本会带来各种异文，直接与不同方向的阐释缠绕在一起，有时是阐释取向催生了异文，有时则是文本变异导致了阐释的歧途（转自林晓光，2017）。这些都说明，文本的生成过程极其复杂。如何在文献整理中应对这些复杂的变异文本，成为当今学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反冲质子磁谱仪基于中子与聚乙烯靶的n-p散射及反冲质子在磁场中的色散、偏转和聚焦等物理过程，其基本原理包含核反冲和磁分析2个过程。在实验室坐标系中，与中子入射方向成角度φ的反冲质子，其能量Ep和中子能量En间的关系为
上述各种文本变异形式中，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在同一文化系统内产生的变异。当一个写本跨越国境进入异域，就开始了在另一文化系统内的传抄和流传，经异域抄写者或者编选者的二次“加工”，会相应地产生另一种形态的变异文本。这种在异质文化中发生的文本变异，与在同一文化系统内的变异不同。除了在传播中因客观因素造成的讹误外，跟异域编选者和传抄者的汉语接受水平、理解能力和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相关。我们现在看到不少写本经日人的传抄后，被加入了许多异质文化因素，比如各种训点符号等，而且这种训点符号与不同时期、不同“家学”的传承密切相关。这些符号生动地说明了文本在异域文化中被重新阐释和解读的情况。我们不妨称这种现象为文本的“跨文化变异”。藤原师通（1062-1099）撰《后二条师通记》“宽志五年（1091年）七月”条记载可作为文本在异文化中被删削的一例：
互动直播课堂根据生源的特点，并不硬性规定教学目的、教学计划、授课方式、课程难点、重点，不能根据预设的程序机械化地操作，应根据实际需要自然生成课堂教学。这样的课堂教学，没有非常严格的计划与提前的预设，抛弃程序化、录像化、机械型、重复性的教学。直播教学根据各班的个性特点，开展直播课堂教学，这种教学现场生成、因无预设而具有惟一性与不可重复性。
十四日辛未，晴。自殿下（师实）以有信（藤原）朝臣御堂（道长）御书《时务荣（策）》三卷（注不见）、《抱朴子》七卷、《词林》十卷（诗）所借给也。（藤原师通，1957:323）
该条记录了藤原师通从其父藤原师实那里借来藤原道长手书“《时务策》三卷”之事。通过文中“注不见”的注释可知，当时流行的《魏征时务策》应当为有注本，而师通借来的藤原道长手书本《时务策》应该是道长略去了“注”的无注本。写本的传抄者除了主动删节和改变底本正文文字之外，像藤原道长这样主动删节或改变底本注文文字的现象也是常见的。
其次，从文本传播方式看，唐前文献一般以写钞本形式流传。从文本抄写者的角度看，也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文字舛误。这种抄写过程产生的舛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抄写者主观上的削删造成的，也可能与抄写者的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及其抄写时的心里状态、所处环境等因素相关，宇文所安（2012:4）曾指出，“抄写和重抄时认真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钞本文字差异的原因。在《释氏源流》之《三教优劣》一段中，“费叔才等自感而死，门徒归葬南岳，不预出家，无人流布”一句中的“感”字，不同版本之间就产生了异文，如高丽本作“憾”字。当今的流通本多采用“憾”字，从而纠正了可能在流通中产生的这一舛误。
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感知正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热点[3]，利用移动通信网络与医疗信息网络融合技术，以及信息集成技术，将医疗服务系统进行整合，可以为患者提供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4]。针对高血压病程长、治愈率低、复发率高的问题，本文对基于Android平台的高血压监测预警系统进行设计研究，以期望用户能够及时了解自身血压、心率等身体信息，出现危险状况能够及时就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三、基于文本变异的文献整理方法论思考
随着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年来对海外汉籍中“写本”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文本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变异性的探讨越来越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给传统的文献整理研究理念和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前面通过梳理初唐佛教经典“改造”《出三藏记集》和“意引”《吴书》的例子说明，文本的形成过程中经常会催生出各种异文，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本，很难说就是其诞生之时的原貌，而可能在传抄、辑录、校勘、刊刻等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出现变形的可能。基于这样的认识，要求我们思考新的文献整理理念。
首先，从文献辑佚校勘层面来说。文本变异理论所揭示的文本形成的复杂性，给传统的辑佚校勘之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意识到所谓“佚文”，既然从属于新的变异后的文本中，就必然受了文本编选者甚至是“抄手”的不同程度的“改造”，因此，同一佚文在不同引书中会出现不同的异文。因此，这就给传统辑佚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对不同变异文本的引用体例进行梳理，分辨出其中的不同，从而更加谨慎地认识各类佚文，分别真伪。同样，传统的校勘学也是如此，前面通过分析释宝成将《康僧舍利》故事中“赤乌十年”改订为“赤乌四年”的例子时，提出了文本的编选者同时又是校勘者的观点。这必然要求后世的校勘者要对前人的校勘“成果”进行再校勘，确定真伪。这种校勘，要求找到前人“他校”时所依据文本，并辨别这些互见文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源初的版本形态，这就要求结合具体的文本进行评估。
其次，“底本式”整理是揭示变异文本个体特征的重要手段。文本变异和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面对不同变异文本的内部矛盾，找出其变异的规律和路径，并寻求进入文本的内部深层结构的途径。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具体整理方法上，力求描述底本原貌的“底本式”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所谓“底本式”整理，是保留底本的原貌（对写本中的舛误亦原样保留），同时在校记中指出其与其他写本或传世刻本的文字异同。这样的整理能帮助我们窥探文本深层矛盾，还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文本复杂变异过程的认识，对文本形成过程形成立体化的认识。
第三，文献整理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s）为上世纪英美新批评派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该理论强调以语义分析作为诗歌批评的最基本方法，意在摒弃空洞的文学外部研究，回归文本并立足文本。通过本文论述，对文本变异复杂性已经有了充分了解。文献整理的目的就是充分揭示这些变异文本的个体特性，这就需要整理者在传统的版本、校勘、文字、训诂等文献学基础上，辅之以深层次的文本细读。通过认真比对异文，细读文本，理清彼此之间的异同。通过文本细读，实际上也实现了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以及理论探讨的有机融合。
第四，从文献整理主体来说，组建跨文化的团队和探索新的整理模式也是新时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一些大型汉籍、特别是海外汉文写本的整理研究正成为学术热点，越来越多的成果得以呈现。对这些跨文化的变异文本，除了必须以“异域之眼”重新审视外，整理和研究者是否具有汉语母语者的学术理想、人文思考与民族情感，也至关重要。因此，建立一个跨文化的整理团队是十分必要的。在整理模式上，读书会这种稳定的形式也是已经被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中庸》言“致广大而尽精微”，把这句话运用到文献整理与研究中来，我们不妨倒过来说成“尽精微而致广大”，“尽精微”，是说文献的基础整理要做到精和深；“致广大”则是说在文献整理基础上的理论探索，这是基本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则是文本细读。把文献整理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文献与思想、理论的统一，也是当下文献整理工作的重大问题。
注释：
① 图一出自宝成本《释氏源流》卷下《康僧舍利》，中国书店1993年影印。
② 引文底本据宝成本《释氏源流》卷下《康僧舍利》，中国书店1993年影印。下同。
③ 本文所引《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集古今佛道论衡》《破邪论》《广弘明集》《释迦方志》《法苑珠琳》原文底本均据大正新修大正藏经电子版，网址http:/www.cbeta.org，笔者按新式标点进行了重新断句，下同。
④ 参见：僧祐撰.1995.苏晋仁 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第2页。
4.可实现深入校企联合，对口培养。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夯实知识基础，增加就业竞争力。研发完成“大型养路机械3D模拟仿真培训基地”。
参考文献：
[1] 藤原師通.1957.後二条師通記[M].東京：岩波書店.
[2] 梁启超.2011.陈士强导读.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林晓光.2014.艺文类聚存录方式与六朝文学变貌[J].文学遗产，(4):34-44.
[4] 林晓光.2017.文献·历史·文本——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再思[A].李跃进 程苏东.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
[5] 孙少华.2015.钞本时代的文本抄写、流传与文学写作观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5):107-116.
[6] 宇文所安.2012.胡秋蕾等译.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上海：三联书店.
Text Variation and Literature Collation·—Based on One Collation of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Abstract: Text variation is one of the topics that often mentioned in the study of written transcripts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collation, complex variant texts bring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academic methods such as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exegesis. Shi Baocheng, the compiler of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made a “change of meaning” to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in a paragraph of Kang Seng Saili, which fully illustra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text generation process. The document collation based on text variation theory has begun to attract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
Key Words: text; variation; literature collation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948（2019）01-0031-06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14ZDB08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科举文化影响下的日本古代试律试策文学研究”（16BWW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士超，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古典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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