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后现代思潮对青年的影响深远。一方面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潮与文化迅速传入，加上信息产业革命、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推波助澜”，营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成长环境，为我国青年思维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外因；另一方面，中国家庭模式与结构的转变，和青年成长期间特有规律相结合，成为当代青年特征变化的内因。梳理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青年行动的逻辑，从而为青年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使之既能发挥创造性、创新性和独立性，又能令青少年与社会主流形成良性的互动与融合。
关键词:后现代；当代青年；青年思潮
后现代思潮是社会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伴随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化，科技与信息产业逐渐占据主流的经济形态下产生的一种思想潮流，涵盖了社会思维各个领域。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当代青年在社会参与、工作伦理、社交网络、生活习惯上表现出独有的特征，这对青年工作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和传播路径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每种社会类型均有其产生的物质经济原因。相对于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的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1],后现代主义则作为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态度，产生于后工业社会，是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2]
在全球化加速、后现代主义思潮蔓延的当今时代，青年群体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貌，全球化、混杂性、平面化成为理解青年文化的关键词。首先，青年文化超越了地域、阶级、国家等传统的场域边界。[3]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开始用“后现代化”或“脱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来解释本国青年的文化价值变迁及其行为方式的变化。[4]
“后现代”思潮通过占相对优势的西方文化引进，以物质文化和符号文化为载体，通过全球市场网络和传媒网络而实现迅速传播。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市场逐步开放，大量文化产品引入。来自欧美、日韩等地的影视形象构成了当今青少年成长的集体记忆。从文化路径来看，后现代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涟漪式”传播的过程，从欧美原生，随机传播到日韩，再到港台，最后是中国内地的沿海城市。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青少年受到的影响越大。进入90年代，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导致诸多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化。[5]
若节点在每个时隙过程中均以独立概率P接入信道，那么可以在退避过程中建立以时隙为单位的离散条件下的二进制退避阶数s(t)和碰撞窗口b(t)的马尔科夫过程[13]，如图4所示.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呈现了一些独有的传播特征。首先是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并行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起步晚，但发展迅速。中国在不断完善工业体系的同时，也被席卷入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等后工业时代的潮流中。二是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换的“剧烈”与“震荡”。改革开放结束了单一话语体系作为社会正统的时代，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在一定程度冲击了长达几十年高度集体化的社会结构。但全面集体化到个体主义思维转变缺乏顺畅过渡，适应的社会秩序并未能完全建立起来。三是传统秩序的消解与网络新秩序的建立。在青少年看来，传统文化值得弘扬，但正襟危坐的细慢形式与发展快速的现代社会节奏产生了各种冲突。四是后现代思潮的传播建立在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之上。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虽然广大中西部地区还未完全产生适应青少年思维变动的经济土壤，但亚文化已经急剧变动。广大中西部地区青少年模仿沿海发达地区青年文化成风。
二、后现代思潮对当代青年群体的主要影响
后现代思潮对当代中国青年的影响，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与青春期特有的叛逆产生叠加与影响。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皆有，正向作用有青年创新精神、自主独立意识、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负面影响在于集体意识淡漠，过度娱乐化。
(一)“制度权威”消解与日常自主性政治参与兴起
对“制度权威”的不信任、消解与质疑带有典型的后现代“叛逆色彩”，这既根源于制度化政治参与意识薄弱，也来自于政治素养的不足。青少年不了解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运转流程和制度背景。因此。在影响较广的公共事件上，特别是对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与民众产生冲突、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等，部分青年总是站在对立面，以“阴谋论”的视角来揣测事件背后的动机或所谓的“内幕”。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观认为，政治不仅仅是严肃的制度设计，而且是贯穿于生活的始终。对当代青年而言，在日常的政治参与上，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解和逻辑，会将严肃政治进行轻松的解构。比如传统观念中的政治领导人在形象塑造上都呈现出一种“超然”“超脱”的“神秘感”。但青年群体会主动化解这种“神秘”，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去解构，以二次元、漫画、或者昵称的方式来表达对政治领导人的喜爱。
(二)个人中心的兴起与集体精神的冲击
与计划经济时期青年群体价值中纯粹“共产主义”和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时“建设四个现代化”等相对“高大上”的理想信念不同的是，当代青年群体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中心色彩。对于“成功”的评价从“为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转移至“个人或家庭财富的增长”或“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的则将“家庭幸福”和“工作舒心”作为成功人生的标志。从“经济社会的建设者”的集体认同转向对“成功人士”的个人认同，背后的逻辑是从“贡献”到“收获”。值得注意的是，“无理想”青年大量出现。受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影响，“宅文化”“佛系文化”显现并纳入社会主流话题。越来越多的青年将待在家里作为一种人生选择，把生活安逸作为理想目标。
(三)生存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劳动伦理衰退
经济产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家庭供养模式的改变，这是当代中国青年接受后现代思维形成与传播的经济基础。青壮年的角色从“供养家庭”向“全家支持”转变。劳动年龄延长和“少子化”的趋势，使得原本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青年一代，特别是90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依靠家庭的“啃老”情况。经济压力的减轻，也带来劳动伦理的衰退。集中表现为就业意愿递减，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敬业精神缺失。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工业生产结构仍以加工代工为主、单一性的操作工序与日益独立、主体意识渐渐苏醒、追求多元发展的90后思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比如“工作环境”“人际关系”，有的甚至是“宿舍是否有空调”“饭堂的伙食”等各种“非常规”的原因就可以造成离职。
(四)碎片化资讯传播与多中心人际网络
地下水资源量计算利用水均衡法的原理，采用补给法计算水资源量。水均衡法原理，即以水平衡分析为基础，研究区域地下水各项补给量、排泄量，根据水平衡方程，计算区域地下水资源量。由于此次的论证区域为山间河谷平原区，因此根据区域实际情况，论证区域补给量计算主要包括降水入渗补给量、地表水体补给量、山前侧向补给量和井灌回归补给量等项。排泄量包括潜水蒸发量、河道排泄量、侧向流出量、浅层地下水实际开采量。
一是交往范围圈子化。当前是青年释放个性的时代，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加强，青年能够按照兴趣爱好找到自身的归属。特别是在互联网世界中，类似于“豆瓣”一样的分类网站将青年的网络生活分割为一个又一个的群组。二是亚文化形成。在集群交往之上，当代青年的群体文化已经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显现出多条支流。每一个文化圈层内都有自己共享的流行语，而且这一类的流行语层出不穷，转瞬即逝。三是新标签不断产生。青年为自己分类，成为一个时兴的做法。
(五)多元的亚文化与草根兴起
青年亚文化，是“自下而上”的构建，而非“自上而下”的界定。在构建中，青年文化表现力和冲击力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每个人对文化都有着不同的理解，都能善于将主流文化转化为自己所认同或擅长的形式。他们不缺乏在公众面前展示才艺的勇气。信息社会和互联网高速发展，创造了展示平台。伴随80后青年的是“现象级”娱乐选秀节目。90后青年正在经历后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极速发展，个性化成为另一种可能。
一方面，当前的青年已经习惯将个人利益作为衡量得失的一个主要标准，催生了一些“唯成功论”的社会思维。另一方面，这种标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烙上了明显的个人印记。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作用，加上经济发展已经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使青年能形成个人选择的路径，并且社会舆论也对其秉持肯定与认同态度。
三、后现代思潮影响青年的原因及途径
(一)经济因素：后工业时代带来的信息革命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年轻人，原因在于他们自身的短期工作机会造成的支离破碎。[7]从集体化、机械化、模式化的生产方式，转变到更加强调人本身的创造力，强调人性作用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为多种所有制。职业观念从原有的“国家的人”“单位的人”“集体的一员”转变为“社会人”。当代青年的成长环境中，国家、集体的经济成分已经逐步退出。他们从小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选择开放的时代，对自己的前途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在讲究效率的市场体系中，相关制度有待完善，原有的对人的评价标准悄然改写，新的权威却尚未建立。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经济讲究时效性、便捷性，需要源源不竭的创意，否则就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被淘汰。在此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群体，已经将“变动”作为一种“惯习”。相对于工业化时代高昂的创业创新成本，当代青年凭借一个良好的创意就能受到投资人的青睐，产生经济效应。用户和流量直接能变现成资金。一方面，推动青年群体发挥创造力，各种类型的创业公司出现。另一方面，一夜暴富的浮躁气息开始蔓延。大量风头正胜，但昙花一现的创业公司出现。
(二)社会因素：社会秩序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秩序的产生
但应当看到，中国正处于一个改革深化和社会结构变动期，是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类思想的“拉锯场”。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复杂、变化、多元的，他提倡创新、不墨守成规，特别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在当下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背景下，结合信息产业的发展，成为创新产业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在集体精神逐渐缺失、青年群体有所迷失的当下，后现代思潮对青年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对权威的解构、对制度的叛逆和对集体归属的减弱等方面。
以表达方式为基准对项目管理中涉及到的数据进行科学的划分，具体包括：以字面形式为主导进行数据划分，例如：项目技术方案或项目的预算等。以图形形式为主导进行数据划分，例如：项目测绘的结果，通常将项目中涉及到的重要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在提高数据完整的基础上，构建有意义的工程项目管理数据库。
当今时代，市场都在迎合青年的这种个性化自我表现诉求。在网络上兴起的各类直播网站，鼓励青年上去开自己的脱口秀，以各种形式吸引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草根文化容易陷入到“群氓”的陷阱中。青年缺乏理性思考，种种负面杂乱现象可能出现。网络创新人群，比如TF boys等彰显积极能量的知名人士，也有可能推动部分人群为了出名，而刻意炒作和迎合，制造网络红人，造成“审丑”现象的泛滥。
(三)技术因素：数字化、符号化的传播规律
正如鲍德里亚所宣称的，掠夺性的全球殖民的传媒已经渗透进个人的私密空间。[7]新技术在不断改变青年，他们是新传播渠道与科技的直接受益者和掌握者。互联网一方面被用来形塑青年的行为模式和规律，另一方面青年也在构建独特的互联网亚文化。互联网是一座跨时空的桥梁。在网络世界中，各种文化实现了“大同”与“在场”。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占优势的网络世界，青年能第一时间看到各国电影电视、浏览远在大洋彼岸的新闻。这些甚至可以被视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作为伴随着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他们适应的是网络时代“交互性”的传播模式。互联网使用者会主动搜集相关信息，能在海量信息世界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互联网是开放的，每个人都能在上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互联网又是狭隘的，分圈分层的属性注定了他不是一个适合交换思想的辩论场，而是用以找寻同类的一种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互联网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体。互联网上的舆论场“众声喧哗”，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现代社会是工业机械带来的集体协作，而后现代则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碎片化生活模式。信息资源的传播从单向度、整体化、全面性演变为多维互动、碎片化、图像化。青年的社交圈越来越广，从以往的亲缘、业缘扩展到趣缘、网缘。关系的建立超越了地域，甚至是国界。另一方面，青年之间交往的深度则越来越浅，越来越隔离。作为“传者”和“受众”双重身份的他们，丰富的信息源构成封闭的人际关系模式，推动人格个性化。[6]
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当代中国青年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90后从来不是千人一面，他们开放多元但活动模式封闭；他们重视物质但成功观多元；他们在努力争取自主但独立思考能力堪忧。因此，要做好当代青年的思想引导工作，关键要做到：
(4)哈拉湖周围湖泊融区中K+变异系数最大，属于强变异，反映了K+在该类水质中含量变化巨大，是受地貌影响最大的敏感因子。
四、后现代思潮影响下青年工作创新
急剧扩张的信息量，快节奏的传播方式，培养出人们浅薄的信息接收惯习和思维方式。读图时代盛行，使得人们阅读直观化的同时，也隐藏着浅薄化的隐忧。“为自己带盐”“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等现象级的网络语言层出不穷。流行一时的网络文化元素生命力也非常短暂，很快消散；而符号化、快捷化的表达方式，推动的是140字以下的“微博体”流行，人们已经很难接受用长篇大论来表达自己的思维。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碎片化思维模式的盛行。
(一)把握好当代青年思潮的发展方向
㉖参见应品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竞争中立?(下)——不同立场之比较及启示》，《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5年第3期。
后现代社会不同于现代的技术统治的社会，而是自主的、多元的、有生命力决定的。[8]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有两个方面，一是还没完成，因为现代性“尚未建立”；二是转型已经完成，因为现代性“已经过去”。[9]这两个论断，虽然角度不同，但是都比较深刻地说明后现代社会是超越于“现代技术理性之上”的多元思维。中国社会的现代思维还未成熟，就被挟卷着迈入后现代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但社会层面的秩序形成却远远落后。旧有传统的“集体型”社会特征在暴风骤雨的市场经济中被破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却远不如从前。
在改革开放的当代语境中，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在传统与现代思想的拉锯中，青年的行为模式显现出矛盾、难以理解的色彩。对于后现代思潮在青年中的影响，应当从一个两分的立场来看待。一方面，应清楚地认识到当今青年的生存状态、思维习性和行为模式是多种因素相结合的后果。青年处于正在成熟的阶段，独立性空前加强。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下，青年思想被卷入世界性的后现代思潮之中，与后现代思潮相互建构，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陆九渊，字子静，南宋初年人，生于公元1139年，逝于公元1193年。他曾讲学于江西象山书院，世人称之为象山先生。陆九渊以其心学思想传名于世，这种思想曾在南宋与朱熹的理学思想分庭抗礼，并在明代被王阳明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统精神世界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陆九渊的心学理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实现心中的梦想，就要立刻行动，并为之付出千万倍的努力。1992年，不顾父母的反对，张雪松毅然辞掉工作，走上了创业之路。由于是初次创业，张雪松并不知道要做什么，看见有的亲戚卖服装挺赚钱，她就借了2000元钱，开始摆地摊卖服装。稍有了一点儿积蓄后，她兑下来个小饭店。饭店虽然利润高些，但她依然觉得离自己的梦想有点儿远，不断寻找新的商机。随后，她承包了烟花厂，又经营了老街基美食城、肇州日月天大酒店。几年下来，在不断的折腾中，总算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和一点点的积蓄。“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积累了些做生意的经验，坚定了我在创业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因此，要对当下青年所处的宏观背景环境做出一定的解析，明确当前影响青年的各种思潮所起的效应。深入研究现象背后的逻辑，明晰青年行动背后的推动力，从而对症下药，进行恰当的“纠偏”。要将青年的行为放置于社会发展的阶段中去分析，吸取符合这一群体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诉求，特别是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提倡和公平公正的要求，纳入到各项政策实施的源动力当中，使社会制度和青年发展能实现共同进步。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青年思维引导体系
西方发达国家，强调“私域”早已深入人心，个人主义思潮源远流长，后现代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对各个阶层、社会秩序的冲击并不显著。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历史悠久的“集体主义”传统和“强单位制”下结构严密的熟人社会对青年群体的作用潜移默化，数十年经济改革和信息技术一日千里，给青年群体所带来的“文化震撼”远胜于从前，极容易出现无所适从的情况。应当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在青年群体中传播相应的社会秩序与社会观念，为青年融入社会，当好负责任的社会公民提供条件。
一是要加强法制观念建设。推动“依法治国”执政理念在青年群体中内化与落实。树立依法办事、按章行动、依法反映诉求的社会参与模式。要加强普法工作力度，将法律知识作为各个青年群体必须掌握的模块。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从小开始对青少年加强现代公民观念培养。全面普及各类政治理念和行政知识，让青少年对我国各级政权的运作从了解到理解。优化青年政治参与，畅通青年反映诉求的渠道。三是加强社会教育。为塑造社会的有机团结，增强青少年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归属感。特别是引导和培养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四是编织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当今青少年中新兴职业和异地工作越来越多，相对而言，他们是最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社会疏离感”的一群人，也最容易积累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应该构建一个坚强的社会支持网络，在住房、医疗、保障上对其形成支撑。此外，要引导青年正确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使之清楚明白其中的前因后果与逻辑关系，并鼓励其提出解决建议和措施。
(三)引导青年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创造的主体
青年一代处于最具有活力的阶段。后现代思潮与青年本身发展特点，决定了他们富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和创新能力。此时，如果再用一种“家长制”的思维传播手段去影响青年，意图用从上到下的宣传手段去动员青年，或者生搬硬套青年群体中时兴的“网络词汇”，很难达成规划的效果。甚至可能形成“主流文化”的曲高和寡，“草根文化”的大行其道，两种青年思潮各行其是，各说其话的局面，从而出现大众媒体和草根言论两种“舆论场”相背离的后果。
要形塑良性的青年文化互动，就要充分尊重青年创造的主体性与创新性。一是明确青年创造的底线与规则。明令禁止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民族传统、公序良俗的恶搞与网络营销行为。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处理相关违法典型案例。二是将青年思潮引导纳入主流传播渠道中。推动主流文化对青年文化中的草根成分形成容纳关系，充分发动青年的创新性，引领青年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鼓励青年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故事。三是思潮引导、文化产品的创作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要以满足青年的文化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之一，引导青年多创造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发掘社会美好、弘扬社会良善的优秀作品。
另一方面，从积极的内圣开出外王的角度，孟子的武德思想因缺乏对政治治理和现实困难的关注而不具操作性，无法具体阐释“仁者”何以“无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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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Post-modernismonContemporaryYouthandRelevantCountermeasures
YANG Yang
(Guangdong You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Guangzhou，Guangdong, 51008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ost-modernism has had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on youth.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further opening-up of China, thoughts and cultures originated from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spread rapidly. In addition, fueled by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 different growth environment for the youth has been created, which provides an external cause for the change of thinking mode of today′s youth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amily model and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the unique law of growth in the adolescent period, has become the internal caus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day′s youth. To sort 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th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causes will help further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youths′ actions, thus providing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youths′ development, so that youths can not only be more creative, innovate and independent, but also form a benig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mainstream of society.
Keywords： Post-modernism; contemporary youth; youth ideological trend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46(2019)01-0026-05
收稿日期：2019-01-03
作者简介： 杨 扬(1978-)，女，苗族，贵州凯里人，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七级职员，从事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何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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