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学研究
摘 要：现代化就是不断进行社会动员的持续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面临复杂历史环境，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执政党建设任重而道远、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价值观的迷失。为了实现“四化”的目标，邓小平利用思想动员、组织动员、利益动员、情感动员等手段，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实现了由“群众运动”向“制度化动员”、由国家主导的政治动员向国家引导的社会范围内自主进行动员的动员模式的转变。
关键词：改革开放； 邓小平； 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开展建设的重要法宝。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开展社会动员融入到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只有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历史传统与当今社会实际紧密结合，方能推陈出新、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邓小平社会动员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社会动员通常指政府或政党为实现某一发展目标，而对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以及人的精神的动员。”[1]就社会动员来讲，无论是目标的制定、策略的选择和效果的检验，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这个特定环境是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一)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需要警惕和面对外界沉重的压力。建国初期，外在的压力主要集中为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如美国、英国等敌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的采取封锁包围的外交政策，这种隔绝和对立经过朝鲜战争后得到强化。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面临着巨大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人将“革命与战争”作为时代的主题，国内以备战成为主要任务。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上主要的发达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这对中国的发展是及其有利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欧洲、日本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人民都认识到战争的危害，和平、发展和稳定成为世界主流民意，此时恰逢发端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世界各国突飞猛进，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地区都踏上了人类快速发展的便车，经济腾飞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整个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文革结束时，邓小平放眼世界，敏锐的察觉到我们在各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105对于国际环境的准确判断，中国要积极利用和平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国内经济。只要采取新方法、新途径动员人民群众就能更好的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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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重而道远的执政党建设
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党内严肃认真的政治生活遇到挫折，“应该说，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到了损害。”[4]274作为社会动员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割除历史遗留弊端，重建人民对于执政党的信任和信心，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动员能否健康有序进行的关键所在。由于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影响，存在一些领导干部思想过于陈旧，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或者部分少数人手中，少数人的权力又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导致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特权思想所导致的官僚主义的根源除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外，还与建国初期不成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正确处理执政党存在的严重危害干群关系的官僚作风，除解决思想作风方面存留的问题，还更应从制度上寻找本源。邓小平准确的看到制度上存在的较大问题，认为只有根本问题得到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也能较好的解决。
(三)群众运动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它自身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党仍然是社会动员的主导力量。只有党的组织路线方向正确才能指导前进方向的准确。“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9]针对文革结束后，中央领导层普遍年龄偏大的问题，邓小平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选拔合格的接班人成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邓小平在座谈会中谈到青年干部的重要性，以及要给青年干部创造机会发挥才能。因此提出政府中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要善于发现有才能的年轻干部，同时构想在中央设立专门机构，更好的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同时邓小平认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4]75
(四)左倾错误导致的价值观的迷失
老人的遗嘱写着：“我知道我的学生可能贪图我的收藏，但是在我苍凉的晚年，真正陪我的是他。就算我的孩子们爱我，说在嘴里、挂在心上，却不伸出手来，那真爱也成了假爱。相反，就算我这个学生对我的情都是假的，假的帮我十几年，连句怨言都没有，也就算是真的！”
二、邓小平社会动员观的主要内容
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与此同时，现代化本身导致的社会期望值日益高涨，社会主体分化加剧，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化。当已经分化的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都把获取利益寄予党和政府时，党的社会动员过程，就是要为分化的社会主体寻求一致的价值与利益期待，并努力为党领导国家公平配置资源提供舆论导向。[5]2党中央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针对国际国内新环境、新形势，提出了新的社会动员内容，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完善社会动员的方法，创造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动员之路。
(一)思想动员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7]国内有的学者也将社会动员定义为类似的含义“指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发展的过程。”[8]对于社会动员的理解不同的学者会持不同的观点，但是无论这些学者对于“社会动员”的定义理解是否科学，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思想动员是社会动员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为下层劳动人民翻身谋解放。革命时期，正是得到广大受压迫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最终革命的胜利。在国内经济初步恢复阶段，党对当前的经济发展规律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在此时存在的两大现实矛盾。随后为解决社会矛盾采取了实践的措施，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终究因为枉顾经济客观规律，过于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导致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而在党内导致政策的分歧。同时外部受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开始占据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在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偏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穷则思变”“越穷越革命”演变成“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因此片面理解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穷的，营造出一种错误的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思想观念上阻碍了生产力的解放。
2017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计划在5年内建设500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社区，意味着我国的智慧养老已驶入发展快车道。为充分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从供给质量出发，提高有效供给和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7]，智慧养老服务发展模式势在必行。因此，有必要对智慧养老系统平台的搭建进行阐述和优劣分析，有利于引导更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入驻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更有利于扩大智慧养老服务的范围和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国内钾肥市场保持高位坚挺走势，但有窄幅波动。国内货源补充有限，内销交投短线延续紧张形势，价格暂时保持平稳。现华东地区62%白钾主流港口报价在2550-2600元/吨，成交保守。进口钾方面，货源紧张价格且高，外盘信息显示ICL将有5万吨氯化钾于12月4日-8日向中国发运，另Ashdod5万吨11月下半月向中国发运。。目前港口仅剩少量62%加白，价格多在2550-2600元/吨，北方港口价格略高于南方港口。但因市场货源整体较少，经销商可售货源有限，故而市场成交多以小单为主，高价位下大单难现。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虽然精神动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可以起到积极的调动群众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社会动员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动员效果对人民利益需求的满足程度。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4]146社会主义要想让人们感受到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出比资本主义强大的竞争优势，经济建设尤为重要，同时将实现“四化”当作核心任务。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改革，实行“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城市实行国有企业转制改革，给予企业自主经营的发展空间，成为自负盈亏的实体。邓小平在全国范围内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目标为共同富裕，实质上都是在利用物质利益原则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组织动员
所谓社会逆动员，是指因为动员主体的目标不清晰、方法不得当、资源配置不合理或者动员主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所导致的动员客体针对动员主体所倡导的价值观和采取的政策的直接否定和强烈质疑。[5]219-220社会的团结和稳定是进行社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建国后，党中央因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偏差，同时继续沿用了革命战争时期动员群众的方法，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不良影响。人民群众在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积极的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同时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力，但是有学者认为“由于群众运动常常带有过分的要求和政治威胁的性质，其负面影响也相当大。”[6]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宪法中也错误的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历史实践证明，这种以“四大”为形式的民主，并未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影响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国内状况深刻的分析了从建国以来国家的发展状况，政治上处于动乱的局面，经济问题更加突出，因而得出 “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4]189国内只有社会秩序的和谐才能保障社会动员的有序开展。
针对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邓小平认为要重点关注领导班子的肿、散、骄、奢、惰问题。存在较大问题表现为例如机构臃肿，职责不清，人浮于事，遇事推诿，互相扯皮，工作人员的不称职、不负责、不积极。因此在开展工作时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就会下降，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就难以得到落实。
思想动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思想解放。在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中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但是在当时也引起了较大争论。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思想不解放就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甚至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因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143思想动员就要让人民深刻的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进一步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准确的把握当前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使社会资源在市场的配置下实现充分协调。但是邓小平也认识到决不能认为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
民主是思想动员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多次指出，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推行过程中没有得到较好效果，人民不敢在公开场合说真话。邓小平看到这种问题提出 “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4]145实行民主集中制是真正解放思想的有力途径，以高度的政治自信创造民主的条件，集中采纳正确的意见，对不正确的予以解释。发扬经济民主，实施途径中寄予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在此基础上使得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权力得到保障。
改革开放，党不但要改变自身，而且要改变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因此邓小平在会议中也提出过去我们实行的是不符合规律的计划管理制度，“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4]328因此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将党与政府、与社会上的经济组织、与群众团体之间的职责权限要有准确的定位和划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要向社会适度放权，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例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邓小平就指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3]192
(三)利益动员
法制是思想动员的保障。邓小平看到法制在解放人们思想中的重要性，提出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146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导致立法严重滞后，适应新形势需要，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集中力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并把法律贯彻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去，还提出要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正常现象，邓小平特别强调党规党法在党建中重要作用，没有党规党法维护和实施，党风建设如果没有搞好，党员领导干部没有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国法就难以保障。
1297 Practice o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of phlegm syndrome theory in gastric cancer
人们利益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提高我国科技水平，调动知识分子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动性、积极性至关重要。邓小平提出在党内营造良好的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要求为有能力的人才创造条件，政治要求要适当，解决生活困难。[4]41对于人才的充分挖掘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同时给予关怀，这样才能让人才能够专心致志的从事研究工作。
(四)情感动员
国内外学者研究证明，中国共产党革命宏图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外部条件，而且需要领导者在机制内部开展有效的情感工作，调动道德和情感的力量为社会的建设奠定基础。马克思所言：“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0]作为有道德理念的个体，积极的情感可以有效转化为动员客体的社会行动力量，提升社会动员的成效。邓小平具有高度务实精神，但他并不否认情感的力量。
邓小平尤其强调以社会动员为方法的现代化建设要更加重视信念观。“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全国人民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3]190理想信念排在第一位，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信念，其次更要坚定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曾教育祖国的接班人，要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在加强自我建设的过程中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崛起贡献力量。我们只有在前行的道路上有正确的向导的指引，我们才能够在荆棘中奋力前行，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建设“四化”。并且现代化更加强调高素质、高品质，有集体意识、乐于奉献的完善的个体。
重视人民的利益，相信人民，服务人民。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3]142对于人民群众的情感动员就要把握群众对党的支持程度，政策的正确性影响群众的支持力度，进而影响动员的开展。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之一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极大改善。服务人民，就是要关心并保障人民的利益，不仅仅包括经济收益、政治权利，而且还包含人民的尊严、价值、荣耀等。其中，经济利益是基础，政治权利是保障。因此邓小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4]322在开展情感动员时邓小平时刻注重人民的尊严，认为充分保障人民的尊严首先需要民族的独立，其次要有国家富强作为保障，最后要人民自主作为体现。邓小平深刻到认识到进行社会建设的艰巨性，用自身的感召力，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情怀动员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
三、结论
中国共产党始终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社会动员模式，拉开了由“群众运动”向“制度化动员”、由强制性动员向“诱致性动员”、由“国家主导的政治动员”向“国家引导的社会自主动员”转变的序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是各行各业人民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也和领导人的因势利导，制定正确的利益分配方针和政策对民众参与积极性进行社会动员的结果。
高原地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高压喷射灌浆技术的应用……………………………………………… 魏崧，何海博（11-119）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国内外形势、社会主要矛盾、建设目标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动员目标上以中国梦的实现为协调基础，以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动员目标作为协调促进。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社会动员核心内容，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社会动员主要方法，实现了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在现代化层面上的总和契合，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动员观，极大的提升了党在新时代的社会动员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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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engXiaoping'sSocialMobilizationThoughtduringtheReformandOpeningPeriod
LI Yu-zheng, MA Tian-yi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Modernization is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continuous social mobiliz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cial mobilization faced a complex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fier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shouldered heavy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faces the chaos of social order and the loss of valu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four modernizations", Deng Xiaoping used the means of mobilization,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interest mobilization, and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o mobilize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end, the “mass movement” was realized by“Institutional mobi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bilization model of voluntary mobilization within the social sphere guided by the state-le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Deng Xiaoping; Social mobilization
收稿日期：2019-04-23
基金项目：2018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秩序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HB18MK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宇征(1977- )，男，河北邯郸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408(2019)04-0085-05
标签：动员论文; 社会论文; 思想论文; 人民出版社论文; 国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昭通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2018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秩序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HB18MK009)阶段性成果论文;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