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2017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华孝文化在研究、传播和践行方面获得长足发展。本期五篇文章正是基于从学术发展、学科建设层面,进行思想理论的研究和开掘,文献的整理与疏通,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从个案研究出发探讨孝文化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廖宇的《报恩:唐代道教孝道思想的主题——以道藏中报恩经的视角》,论述了孝道思想并非是儒家在提倡,已渗透到中华文化的各教派、各学派之中,可见孝文化的传播之广和影响之深。邵方赞的《汉代官吏行孝对象扩展探析》,指出在家园同构、忠孝一体的汉代,由于借助相关政治、法律制度宣传、推行和考察官吏行孝,自然使官吏行孝对象得以扩展,从而带来行孝方式和特征的变化。刘亚东的《论雍正帝的孝治理念及实践》,论述雍正帝奉行清初“尊孔崇儒”的基本文化政策,亲自御注《孝经》,将儒家孝文化与国家制度,特别是陵寝制度、丧葬祭祀制度和加谥制度等联系起来,实现孝道与礼制贯通,从文化建设方面保证了在康乾盛世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夏文登的《宋代武官丁忧制度考论》,梳理了宋代武官丁忧制度演变的三个阶段,论证了宋代教孝求忠、报效宋王朝的政治导向。陈朝晖的《当代孝廉文化传播的政治实践——以湖北云梦县黄香孝廉文化传播为例》,基于对湖北云梦县黄香孝廉文化传播典型个案的分析,提出当代孝廉文化的传播逻辑、顶层设计与实践路径,对当代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主持人龙协涛,《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会长)
摘 要:道藏中有几种道经与报恩内容紧密相关。这些报恩经产生的年代多为唐朝前后,其产生与时代背景相关,也受到佛教的直接刺激。通过文本分析,六种报恩经分为三组,其内容主要讲述父母恩重,子女要设法报恩。而报恩的方式有:平日念诵报恩经,特殊时刻修斋念道和敬天顺地,重点是对父母及祖先的孝敬。与早期道经《太平经》更加重视神圣层面的孝敬天父地母相比较,唐代道教的孝道思想更加突出报答父母恩情,更加世俗化。
关键词:唐代;道教;报恩;父母;孝
道教重视孝道思想,认为孝是天底下最为紧要的事情,“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1],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都应当孝敬自己的父母。笔者曾在研究中发现,道教的孝是分维度的,不仅包括世俗层面的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还包括宗教层面的孝敬天父地母。[2]本文从更加具体的角度,以《道藏》所收的几种报恩经的角度探讨道教的孝道思想,更加深入细致地揭示道教的孝道思想在唐代的特征。报恩经是中国民间流行的经文,有各种类型的报恩经,如敦煌本《父母恩重经》,俄藏黑水城文献《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大足、安岳、山东、房山等石刻版本,道藏本等。可见,此类报恩经在中国的流行范围广,流行程度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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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B1731-79标准,把光敏涂料涂于表面光滑的专用铁片上,置于光固化机中,在100%的光强下固化120 s,固化完全后,使用QTX型漆膜柔弹性试验器将试板测试固化膜柔韧性能,以漆膜不发生裂纹和剥落现象所通过的最小直径轴棒为柔韧性指标。
一、学界的研究
第二组是《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和《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及《洞玄灵宝道要经》。前两种经文基本一致,经文假托元始天尊讲述孝道,文中列举了不孝之行、奉行孝道能证四果、孝之意义、孝之行为等,目的是为了推行孝道。证四果包括不生不死果、光明果、天厨天衣果和无形果。王卡先生考证前两种经文原为一种经书,原文经名疑作《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八仙王教诫品第四》,应为最早的孝道派经典。[9]《洞玄灵宝道要经》与敦煌道经P.2582的内容相近,主要是站在道教的立场宣扬孝道,亦吸收了儒、释二家思想。《道要经》所言的父母不光包括生养自己的亲生父母,还包括玄父玄母(道为万物父母),这一思想继承了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行孝的对象包括“天父地母”的观点。《洞玄灵宝道要经》既吸收了佛教思想,如“既断贪着,即无烦恼。烦恼因缘,因贪欲生”,即佛教十二因缘的思想;也吸收了儒家思想。《洞玄灵宝道要经》主张先行孝,再行道,否则“子欲孝亲不待”。“子欲养而亲不待”出自儒家的《孔子家语》和《韩诗外传》。按王卡先生的推断,这一组的三种经典当同出于《慈孝孝子报恩成道经》,此经有四卷以上。《道要品》为第四卷,《八仙王教诫经》卷次不明。
二、道藏中几种报恩经的成书时间及背景
《道藏》标题中含有“报恩”两个字的经文共有下面几种:《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标题中不含“报恩”但内容相似的有《太上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和《洞玄灵宝道要经》。
根据朱越利先生《道藏分类解题》[5]和胡孚琛先生《中华道教大辞典》[6]以及日本学者冈部和雄《〈父母恩重经〉中的儒教·佛教·道教》中涉及的报恩经的产生年代如表1:
表1
经名《道藏分类解题》考证经文成书时间《中华道教大辞典》考证经文成书时间《〈父母恩重经〉中的儒教、佛教、道教》考证经文成书时间《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唐似出于唐宋8世纪前半(唐代)《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当出自《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后约唐代宋以后到明代《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明待考14世纪已降(元明)《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待考似出于唐《太上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待考,与《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基本相同隋唐《洞玄灵宝道要经》待考似为隋唐
从成书时间来看,以上几种报恩经的成书时间几乎都在唐或唐代前后,仅《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可能出自明代。
总的来讲,道藏中报恩经的主题思想是突出父母恩重,并且力劝子女孝顺恭敬以报恩。
生身父母不在人世该如何报恩,除了荐亡之外,还有别的孝行吗?《元始洞真慈悲孝子报恩成道经》特别提出此问题,并进行了解答:“天尊答曰:‘敬天顺地,朝礼三光,如孝父母,无有异也。成道益速,所愿从心。又顺地者,顺于王气。朝礼五岳,大小便利。不忤太岁,顺于四时。修日新道,期于八节。请生谢罪,内外芳洁,披心露胆,心香自熏,洗涤荒秽,精而复精,真而弥真,犹嫌不真,不真为真,求吾真道。’”[15]道教的孝不仅包括孝敬自己的生身父母,还包括神圣意义上的孝敬天父地母。这一观念在早期道经《太平经》中有述,而在唐宋时期又重申此意,表明道教一以贯之的立场:孝的含义既包括世俗的孝敬父母,亦包括神圣的孝敬天父地母,即敬顺天地。
[编者按]在反刍动物日粮中,粗饲料通常所占比例为40%~70%,甚至更高,是反刍动物重要的营养物质来源,而在以粗饲料为主的反刍动物日粮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物质。对于反刍动物而言,日粮中NDF的营养价值必须通过瘤胃降解才能实现,适宜的NDF水平会使反刍动物保持较高的采食量和消化率,改善饲料利用效率,扩大可利用饲料资源。本期特邀东北农业大学刘大森教授就NDF对反刍动物的作用及影响其瘤胃降解率因素分析做以概述,希望对行业从业人员有所帮助。
三、道藏中报恩经的内容分析
道教一向注重孝道,早期经典《太平经》中有大量关于孝道思想的内容,为何道教在这一时期出现以“报恩”为题的经书呢?其直接原因是受到佛教“伪经”《父母恩重经》的影响。从文本上看,道藏中的《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和《洞玄灵宝道要经》在术语和形式上受到佛教影响较大,甚至直接模仿佛教经文。比如,《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开篇云:“尔时,太上老君于西那玉国郁利山中,敷畅道德,宣阐科戒,广为十方说因缘。”[7]470这种开篇方式与《金刚经》等佛经十分类似,《金刚经》云:“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另外,《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中还有“神变”一词,然后描述地狱场景。这种方式类似于变文。变文是一种讲唱文学,主要用来演绎佛教故事,在讲唱中通常附有图像,即变相。如“在讲唱的这些关节处,讲唱者应将听众的注意力引至一副新的图画,新画绘制了故事中讲述的下一个场面”[8]69。甘肃省博物馆藏有敦煌发掘的《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说明民间有用经变的方式演绎《父母恩重经》的传统。笔者推测《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模仿了《父母恩重经》的变文。
2.2.2 实施阶段(D)。2015年由于第一次用PPT讲座,还自带笔记本电脑,出现不会切换投影仪,音响调试等状况,好在提前到场和同事们的帮忙,最终都一一解决。
前面提到的道藏中的六种报恩经,可以分为三组。
如何让老板下乡,既能带动老乡而又不触碰土地“非粮化”、“非农化”的底线?笔者认为,主要还是要在土地的产出率上下功夫,帮助土地经营者提高效益。一是要依靠科技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地区特色产业及其土地流转市场价格体系,吸收农户参与其中,让更多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把土地流转到产出水平高的经营者手中。二是要利用土地流转,进一步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帮助农民降低成本,以规模收益稳定土地流转关系,推动土地流转进程。三是加强对土地用途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对流转土地的生产经营能力进行预测分析,及时查处纠正非农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新疆南疆地区红枣采用矮化密植种植模式,对落地红枣的收集与收获,设计了一种仿形伞状集果式红枣收获装置,本装置主要有落果收集筒、波纹软管、固定喉箍、搭扣、伞形集果筒、固定孔、合页、紧固喉箍、阀门、支撑座、柔性橡胶套,喉箍限位槽、落果端口等主要部件组成。收获装置总体如图1所示。
学界对于报恩经的研究较多从佛教的角度进行研究,通常认为报恩经是佛教的疑“伪经”,但道藏中也保存了几种报恩经。对于道藏中的几种报恩经,学界曾有一些研究。如日本学者冈部和雄在其论文《〈父母恩重经〉的儒教·佛教·道教》中提到道藏中有“三种父母恩重经”,并考证其成书年代。[3]胡文和先生在考察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时提到道藏中的几种报恩经,认为 “思想上也是吸收儒家父母恩重的伦理观念”,并指出道教报恩经没衍生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也没有采用雕刻将其图像化,其原因在于道教重视长生,并不注重死,对死后世界的关注较少。[4]这些研究虽然对于道藏中的报恩经有着重要意义,但不是从道教的立场出发,因而并未详细考证此经对于道教的意义。王卡先生的《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考证了几种道经的来源,为之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但是并没有全面分析道藏报恩经。本文试图从道藏中的几种报恩经的角度来考察道教孝道思想。
第三组《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是较为晚出的经典,大约在元末明初出现,以玄天上帝之口简略地讲述父母对子女之恩,劝人孝敬父母。
随着国内葡萄酒行业、侍酒师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像他们那样,一边工作,一边考试升级,不断努力,只为让自己更专业。正如戴鸿靖所说:“这个时代给予了无限可能。距离很多东西其实都很近,比如距离Michelle Rolland只相隔了一个人,近距离观察Rolland怎么做调配也不远。所以有梦想,去做,身边所有人都会帮你的。”
四、几种报恩经在道教内部的流行情况
报恩经在唐宋时期道教内部较受重视。产生于唐宋时期的《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忏》列举了许多罪行,其中包括不信不敬经书的行为:“或曾读《上清经》、《灵宝经》、《正一经》、《道德经》、《西升经》、《黄庭经》、《内观经》、《太平经》、《消灾经》、《报恩经》、《九幽经》、《救苦经》,及诸经戒,或曾读诵,或见人读诵,以为轻戏,不起虔心,侮圣人言,笑大道义。或供养有阙,或保护不专,或书写纸墨怯恶,装潢卷轴欹斜。或脱落真文,或揩改义理,都缘愚昧,是有乖仪,浮世不坚,忏陈未遇,今遇大道、恳愿消除。”[10]113其列举的十二种道经,《报恩经》是其中之一,与《道德经》、《黄庭经》和《太平经》等重要道教经典并列,可见道人对其认可程度。然而,《报恩经》究竟是指具体哪一种经典或泛指报恩类经典,由于缺乏更多的资料,难以判定。
在道教的斋醮科仪中,报恩经是所使用的经文之一。黄箓斋为道教中重要的一种:“经分三十六部,而度人莫先;斋列二十七等,而黄箓为首。”[11]黄箓斋有多种用途,可消灾,可安宅,可去病,可普度亡灵等。宋代黄箓大斋正斋三天,每天分清旦、中分、落幕和静夜四场科仪,清旦和中分科仪中均有转经环节。[12]《威仪篇·黄箓九时启经文》记载黄箓斋分九时的具体活动,报父母恩是第八时的主题:第一时为国祈祥,祝延圣寿;第二时正天分度解禳阳九百六之灾,兵戈疾疫,水火旱蝗,饥馑之厄;第三时祀典诸庙福德正神,增助威光,保宁国界;第四时为斋官某家所荐上代家亲一行亡人等,迁拔魂神,超升净界;第五时奉为地府酆都大帝、阴宫夜境官属、水府扶桑大帝、珠宫贝阙众灵;第六时为九泉六道五姓孤魂等众;第七时为斋主某家解灾度厄,祈福延生;第八时为斋主某家报答父母劬劳深重大恩;第九时奉为三洞法箓官将吏兵、三界功曹、四直使者、土地里域申奏等神,卫护灵坛官属。[13]1-47第八时的主要内容是报父母恩,这个部分有两次转经。首先“凭合坛道众,持念天尊圣号,转诵《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真武报父母恩重经》”,“次各转《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真武灵应真君报父母恩重经》”。[13]46-47《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在道藏中有收,文字简略,印证上文所述道教根据需要而选取《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或《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黄箓斋的诵经量大,选取了较为简略的《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黄箓斋使用的另两种经——《真武报父母恩重经》和《真武灵应真君报父母恩重经》,应是道藏中所收的《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因道教中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道门定制·黄箓都疏》也记有黄箓斋九时的具体活动,第八时也是报父母恩,所转经文为“《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一卷,《真武灵应真君报父母恩德经》一卷” 。此处《真武灵应真君报父母恩德经》中的“德”或为误字,实指《真武灵应真君报父母恩重经》。
五、报恩经中的报恩方式及时间
1.报恩方式。报恩经中有多种报恩方式。《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有不同情况的报恩:一是“多修斋供,广造真经,读诵受持,教人遵奉”[14],可以使本人和父母得长生,心灵快乐。二是祖先离世以后,“七七修斋,转诵经文”,让祖先亡魂得以升天。三是父母生病时建立道场,使父母病愈。四是父母在险恶情况下,如恶鬼害身、虫兽为妖、梦寐惊恐等神秘情况下,念道修斋,能消除魇魅,特别在生日时要感念父母之恩,精勤斋戒。总而言之,就是修斋念道。
(5)Lost in Translation:Anime,Moral Rights,and Market Fail-ure(迷失东京:从日本动漫产业案看著作人格权与市场失灵)
佛教“伪经”《父母恩重经》的出现是因隋唐前后的社会背景所致。唐朝建立之前几十年,佛、道二教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建德三年(574年),北周武帝灭佛,其理由是佛教悖逆不孝:“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应退还家。”(《广弘明集》卷一○《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佛事》)这次事件,对佛教影响很大,焚烧佛典,强令僧人还俗。道教也一并受到了破坏。唐朝建立以后,大量对于佛教的批评仍然是从忠孝的角度发难。如武德七年(624年)傅弈上疏除去佛教的理由是:“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旧唐书·傅弈传》)在中国古代社会,忠孝相连,人们普遍认同儒家所提倡的“移孝为忠”,不孝意味着不忠,不忠的后果可能是整个宗教遭到破坏。所以每当佛教被指责为不孝时,再加之几十年前的灭佛事件,佛教僧人和信众担心悲剧重演,于是有人为证明佛教也很重视孝,编撰出了《佛说父母恩重经》。经名用“父母恩重”四个字,意在反驳当年北周武帝灭佛的理由,明确表达作者为佛教正名的想法。道教虽未被指责不孝,但灭佛事件发生时也曾受到不小的影响,当疑为“伪经”的《佛说父母恩重经》出现时,道教人士可能会觉得用“父母恩重”、“报父母恩”等为题,主旨鲜明地宣传一下孝道总归是好事,至少不会因不孝而遭到打击,于是道教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报恩经。
2.修斋念道的时间。修斋念道的关键时间,在几种报恩经中都有注明。
首先是日常行为,包括每天诵念报恩经。《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和《洞玄灵宝道要经》要求“晨夕诵读,不简男女,无论贵贱”。另外还有“每月一日日中,清斋烧香,行道礼拜,诵念转读此经”[7]472可以消罪,也是报恩。如果能请“高上净德法师”讲经宣道,劝众人行孝,则功德“最上第一”。
其次是专门的斋醮时间。几种报恩经提到的时间有:中元节、八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祖先亡故的七七斋戒、自己生日。虽本文所用的几种报恩经未提及,却在其他经典中保存的斋醮吉日还包括五腊日。
第一组是《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和《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这两种的内容相近,都是尊神与等级更低的真人或仙人的对话讲述父母恩。《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宣称记录了太上老君对海空智藏的讲道。《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宣称记录了元始天尊为上智的讲道。《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的内容更丰富,有天堂地狱的描述,有父母之恩的详细叙述,包括怀妊、产孕、哺乳、增减衣物、把屎把尿等生养之恩。《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较短,不足500字,先简述父母恩,再讲报恩之法——斋戒修道,使亡亲升天,病亲得愈,转危为安。这两种报恩经一为简易版,一是详细版,使用者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版本。
(1)中元节。过中元节在唐宋时期非常隆重,至今民间还流行。中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民间称鬼节,佛教称盂兰盆会,无论道观、佛寺还是民间都有供养祖先、答谢祖先恩情的活动,其主题都是报恩。这种行为受到了当时官方的提倡和认同,并从物质上进行资助:“有唐一代一半年份中,都城及州道的敕赐寺观中对僧众道士的七月供养均由国库出资,来为万民祖先祈福。”[8]69道教有上元、中元和下元三元节,而中元节最为重视,因“中元通括上下,一切都和勘当饿鬼囚徒,并在今日。但今日中元,道摄上下二元,其功最重。故玄都献法,拔度先亡,所以不言天官、水官,唯称中元者,唯中元地官。地官处中,中是正色,故举中元,以摄上下。又万物至秋,皆悉成结,所以取其方金即熟。故以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辰,以为供养。又一切饿鬼罪魂,今日皆蒙释放”[16。中元正是万物成熟之时,亦是追念祖先恩德之时,故报恩经中要求人们在中元节设大斋醮,拔度先人。中元节拔度先人与民间流行甚广的佛教“目连救母”故事有关。故事说目连的母亲堕入饿鬼道,目连通过神力送去食物,他母亲刚要将食物送入嘴里就化为火炭。目连在佛的教导下建盂兰盆会,在十方僧众的帮助下使得母亲脱离饿鬼道。据学者研究,目连救母故事在中唐时期的民间滥觞。敦煌变文,道教的太(泰)山都尉、五道将军等加入其中。[17]目连故事中加入道教神灵,说明道教对于目连故事以及中元节拔度先人的认可,故道教在此日建斋拔度先人的习俗。
(2)八节。八节素为道教所重,早在道教建立之初就有八节斋戒的定俗。王承文教授指出,道教八节斋戒发源于《礼记·月令》所代表的先秦秦汉的国家祭祀制度,且以《太上老君中经》证明汉代道教就有八节祭祀的斋戒制度,通过《登仙隐诀》和《真诰》证明八节也是南朝上清派定期斋戒之日。[18]八节是阴阳二气转换之时,斋戒可以帮助阴阳顺利过渡。八节斋被陆修静列为“灵宝六斋”之一,其作用是“谢七玄及己身宿世今生之罪”[19]。为父母谢罪,是为孝行,故报恩经列八节斋。《太上洞玄灵宝福日妙经》将八节列为修斋福日。
(3)七七斋。祖先亡故七七修斋,即在祖先亡故之日起每过七天修斋,一直到第四十九天——第七个七天。七七斋在《魏书》中有记载,唐朝时候已颇为流行,民间既有请佛教僧人来祭祀的,也有请道士来做法的。古代的数字“七”十分特殊。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周易正义》曰:“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天之阳气绝灭之后,不过七日,阳气复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20]因此道教认为七日为一个周期。如《三元延寿参赞书》以三十七个七日来描述胎儿的生长过程:“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鞋袜。四七日,如温石。五七日,有风触胎名摄提,头及两臂、胫,五种相现。六七日,有风名旋转,两手足四相现。七七及八七日,手足十指,二十四相现。……三十七七日,生不争、臭秽、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风名蓝花,能令长伸两臂,转身向下。次有趋下风,能令足上首下,以向生门。是时也,万神必唱,恭而生男;万神必唱,奉而生女。”[21]道教炼丹时,以七日为一个周期。《金华玉液大丹》讲外丹修炼的煮、养、奄、匮、转、点等法时常以七日为期。如六神匮“右取粉四两,对各物一两,同乳成粉,装入合。加蝟油一盏,养火七日,火候二两。取出,又入蝟油一盏,再养七日,火候三两。取出,又入蝟油一盏,养火七日,火候四两。如此养三七日了,其药作匮养物”[22]。七日一个周期,七七两数相叠,代表着更大的周期。如《神仙养生秘术》述辟谷方,言服用此方制作的食物效果:“第一顿七日不饥,第二顿七七日不饥,第三顿三百日不饥,容貌佳胜,更不憔悴。”[23]道教认为在亡者命终后一七、二七乃至七七日建立道场能救拔苦厄,帮助逝者升入天堂。如《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忏》曰:“汝等过去亡者,男女魂灵,及以见世因缘眷属,为其亡者,命终之后,建立道场,或一七、二七、三七乃止七七日内,即造缯旛二十一口,青黄碧绿,各长七尺,于道场之内尊像之前,广设香华,悬诸旛盖供养天尊,及其经法。但当精心营办,随力施为写造真经,彩绘尊像及以布施出家法身,或三日三夜,或七日七夜,转经行道,赞咏洞章,旋遶法座,率领亲属,同诣道场,各励本心,为其往逝,救拔苦厄,升入天堂,谢过赎愆,同心忏悔,无有滞碍,克遂逍遥。”[10]103-104《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忏》是唐宋时期的道经,引文介绍了道场的一般情况。为何要在七七日内做道场呢?道教认为亡人在世所造诸种罪行会在他离世后的七个七日内定好。“亡人七七之内,定其罪名。百日之内,配入五道”[24]。若在七七日、百日之内建立道场为祖先宣戒忏悔,请师烧香,得福最深。
(4)生日。自己降生之日,也是斋戒好时机。《道门定制》有“储福定命醮”,为生日修之。其目的是让人感念父母的恩:“丈人真君说开天经,言人生日,当念人身之贵,报父母之恩,修此亦知卫爱身之理。”[25]
(5)五腊日。两种道经都引用报恩经,称五腊日是斋戒良日。一是《灵宝无量毒人上经大法》,其引用的是“天尊所说《真一父母恩重经》”。二是《上清灵宝大法》,其引用的是“天尊所说《父母恩重经》”。而两者表述文字完全一致:“此日宜斋戒,祭祀先亡祖考,诵经行道,拔度亡者,名为孝子。余日祭祀,非惟淫祀,亦亡者不享,祭亦不获其福。”[26]五腊日是正月一日天腊,五月五日地腊,七月七日道德腊,十月一日民岁腊,十二月王侯腊。《陆先生道门科略》云:“民人五腊吉日祠先人”。道教认为五腊日是五帝集中校定世人罪福之籍的时候。五帝集会地点依时不同:天腊日——青天安宝华林青灵阙,地腊日——丹天梵宝昌阳丹灵朱阙,道德腊——金门素灵阙,民岁腊——玄天洞阴黑灵阙,王侯腊——玄都玉京元灵戊己金阙元始上帝八景殿。“此五腊日皆是天地合攒之日,定吉凶死生簿籍。”[27]五腊日斋醮可升度七祖父母。如若未有斋醮,七祖父母的魂魄长期滞留,还会给后人带来灾难。
通过对于道藏中几种报恩经的考察,可见道教报恩经大量出现在唐代或唐代前后,其产生原因与时代背景相关,也与佛教报恩经的出现相关。报恩经在唐代较为流行,被列为十二种道经之一,并在黄箓斋等重要活动中念诵。报恩经指出可以通过日常修道、选择吉日斋戒念道的方式和敬顺天地的方式来进行报恩。
唐代道教的孝道思想的主题为报恩,报恩的对象主要是指父母,也包括天地。通过对报恩经中对于父母恩情的描述、报恩方式等考察,可见唐朝的报恩重心在于对父母及祖先的孝敬。与早期道经《太平经》更加重视神圣层面的孝敬天父地母相比较,唐代的道教孝道思想更加突出报答父母恩情,更加世俗化。《太平经》中有为父母求长生的思想,但并没有具体的措施,唐朝大量出现的报恩经落实了《太平经》中“为父母求长生”的理论,制定出为祖先斋戒的具体时间和措施,是道教孝道思想从理论往实践的进一步转变。
报恩经所倡导的报恩方式,看似纯粹的宗教行为,但事实上反映了道教将世俗孝道伦理融入自己信仰世界的努力,试图通过宗教行为来推行世俗孝道伦理,而提倡孝道思想和行为的道教可获得世俗政权的青睐和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通过报恩的具体时间规定,道教的孝道思想从一种理论切实地转化为实践。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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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itude:TheThemeofTaoistFilialPietyinTangDynasty:FromthePerspectiveofGratitudeScripturesinCollectedTaoistScripture
Liao Yu
(Sichuan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onCultureandEducation,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101,China)
Abstract: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scriptures in the collected Taoist scripture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of gratitude. Most of them emerged around the Tang Dynasty due to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irect stimulation of Buddhism. Through text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ix gratitude scriptur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which mainly deal with parents’ great kindness and offspring’s utmost effort to repay kindness. The ways to repay kindness include chanting gratitude scriptures on a daily basis, chanted Tao on special days and respecting and following Dao. Filial piety to parents and ancestors is the key point.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TaipingJing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acred aspect of filial piety to heaven and earth, the Taoist thought of filial piety in the Tang Dynasty proves to be is more secularization since it focuses more on repaying parents’ kindness.
KeyWords:Tang Dynasty; Taoism; repay kindness; parents; filial piety
收稿日期:2019-07-05
作者简介:廖 宇(1984- ),女,四川蓬溪人,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B8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9)05-0005-07
(责任编辑:祝春娥)
标签:道教论文; 父母论文; 灵宝论文; 佛教论文; 天津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道教史论文;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