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中国当代史的人，都知道“古田会议”4个字所包含的沉甸甸分量：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从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那一刻起，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
面对大量有关古田会议的回忆、描写及研究性资料，我穿过那层笼罩着的闪亮光环，一步步地走向时光隧道的深处，发现历史的真实：影响深远的古田会议虽只开了两天，但其召开却经历了艰难的酝酿与铺垫，甚至还有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党内复杂斗争。
古田会议的精神与内核，无疑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是其思想的一块重要奠基石。这一思想在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队时就已初露端倪，古田会议建立党委领导制，是对三湾改编精神的发扬光大，是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并最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全面贯彻执行。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将秋收起义后转战井冈山的军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除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外，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与前敌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实行军队的民主化；而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全军由前委统一指挥、领导。当时党内存在的争执与矛盾、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与“前委”有关。
三湾改编后，紧紧跟随毛泽东的1500多名官兵都是他的“嫡系部队”，他的思想自然能很好地贯彻下去。不久，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700多人，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军及湘南暴动农军800多人，与毛泽东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部队的实力增强了，一些新的复杂的问题却出现了——不同的思想认识迅速滋生、蔓延，矛盾与争执随之而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不同的思想认识反映在诸多方面，主要集中于两点：一，单纯军事观点。持此观点之人将军事与政治对立，认为红军只是单纯打仗的队伍，对政治工作表现出厌倦情绪，要求党远离军事，甚至提出“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等口号。二，非组织观念与极端民主化倾向。持非组织观念者宣称少数不服从多数，主张军官权威高于一切，要求取消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阀主义路线。极端民主派则反对民主集中制，强调“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党内的分歧与争论愈演愈烈，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成为导火索，争论逐渐尖锐公开，而矛盾的焦点则是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冲突。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不论是革命处于低潮险境时，还是个人遭受排挤打击时，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始终葆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一股昂扬的激情与充沛的活力。最能表达毛泽东这一性格特征的，便是他的诗词。那种吞吐日月、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不知激励、感染过多少读者。
综上所述，从英汉对比类的论文写作现象分析可以看出，英语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应增加汉语文化知识的融入，使学生在学好英语各项技能的同时，更要掌握好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注重培养高素质的具有民族自信和国际视野的英语人才。
1929年6月8日，在闽西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的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已经忍无可忍的毛泽东愤然提出了辞职请求：“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由于毛泽东毫不退缩的坚决态度及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在随后的举手表决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表面看来，前委与军委之争似乎暂告一段落，然而，矛盾并未被彻底化解，而是继续以其他形式，或隐或显地对此后红四军的行动产生影响。半个月后，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在会上，毛泽东与朱德各自阐述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会议主持人陈毅担心红四军分裂，想要息事宁人，便对毛泽东与朱德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态度，分别给予毛泽东、朱德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及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事隔55年后，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并参加过此次会议的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傅柏翠回忆，因为迟到，当他进入会场时，正看见毛泽东与朱德在激烈争论，随后又目睹了陈毅采取折衷立场，对他们俩大声斥责的一幕，不禁大为震惊。
(1)仅在预应力作用下，箱梁翼缘板上产生的正应力不均匀分布现象，仍然符合传统意义上关于剪力滞的定义，即由于翼缘板不均匀剪力流引起的，所以引用剪力滞概念来描述这种正应力不均匀分布现象是有理论依据的。由本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如下：宽跨比对于箱梁剪力滞系数沿着纵向分布没有影响；腹板越来越厚时，靠近支座的剪力滞系数和剪力滞系数峰值有所减小，其他位置的剪力滞系数差别不是很大。
毛泽东曾有过多次遭受打击乃至撤职的经历，而“七大”对他的刺激尤为强烈，“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落选前委书记这意外的结果令他几乎伤心、失望到了极点。考虑再三，毛泽东作出了离开红四军的决定：“卷定包袱，买定草鞋——决心出走”。
各路才俊汇聚一堂，每个人的思想认识、性格特征、处事方式各不相同，要想在某些大是大非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得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也是在革命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既要与敌人作殊死搏斗，还要同党内不同的思想行为进行不懈斗争，这种长期历练，塑造了毛泽东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风格与斗争哲学。
当时，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要求“军委统辖于前委之下”的指示；而曾经担任过军委主席的朱德，则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明确支持限制前委权限的决定。一纵队司令员林彪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而受中央指派刚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恭则站在朱德一边。林彪与刘安恭两人各为一方，各执己见，剑拔弩张，毫不相让，将党内分歧推向极端，使得双方关系愈趋复杂，矛盾更加激化。而朱毛两人，更是发展到几乎天天都要吵架的地步。
在红四军七大结束半年后，毛泽东重新恢复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这并非他通过斗争得来的，而是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与需要。此时，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冒进东江损失惨重，广大官兵从实践中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都希望他回来。朱德甚至幽默地对左右说道：“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毛就过不了冬”，并写了一封信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
但是，毛泽东不仅对落选一事寒心，对陈毅调和中立的做法也颇为不满。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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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铃还需系铃人。到达上海的陈毅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及赣南、闽西、粤东江的情况后，与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达成共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应继续由毛泽东担任。于是，陈毅带着由他起草，周恩来签发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返回闽西，主动向毛泽东检讨错误，并敦请他复职。
有了中央的指示，加上红四军官兵的再三催请，毛泽东自然无话可说，心头的郁闷一扫而空，此前的满腔委屈化为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激动，当即提笔给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我病已好……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见已完全达到。”
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工作岗位上，职位虽然没有提升，但实际权力与威望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针对军内、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决心来一次彻底整肃与统一。于是，就有了“古田会议”的召开。
二
古田会议纪念馆位于闽西上杭县古田镇溪背村，所辖除陈列馆外，还包括散落在古田镇周围的古田会议会址廖氏宗祠、红四军前委机关和政治部旧址松荫堂、毛泽东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旧址协成店、中共闽西“一大”旧址文昌阁及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旧址树槐堂等多处革命旧址，形成了一个以古田会议为主题的纪念建筑群落。
古田镇地处闽西偏远山区，群山环抱，交通不便。正因为此地易守难攻，毛泽东才进军古田，在此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员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古田作为这段党史的见证者，逐渐成为一处相当热闹的所在，耸立在廖氏宗祠上特制的八个红色大字“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吸引着一批批中外游客、观光团、考察团来到这里，以朝圣般的虔诚心情或拜谒瞻仰，或“学习取经”。
古田会议陈列馆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距今并不久远，然而，要想探究那段历史的真相，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得拂去特定时代打下的烙印，穿透某些人为的迷雾。
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选举产生新的前委会。因不少营团干部对毛泽东爱发脾气、喜欢骂人的作风颇为不满，于是，“中立人物”陈毅被推到前台，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历史上，陈毅曾两次取代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另一次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其实，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早在井冈山会师仅十多天后，就已出现在他们各自率领的军队之中。南昌起义部队瞧不起秋收起义队伍，认为他们是农民组成的杂牌军，缺乏战斗力；而秋收起义队伍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的旧军阀习气严重，纪律性差。当时，担任南昌起义部队党代表的陈毅及时提出了改编两支部队、干部互相交流的方案，才使得毛泽东与朱德之间最初的矛盾得以弥合，使得红四军成为颇具战斗力的“朱毛红军”。
人物称谓儿化的现象在《红楼梦》中是较为普遍的，表称谓的词语儿化，像“奶奶儿、媳妇儿、爷儿们”等则是北京官话圆转流利、生动流畅的体现，具有浓重的北京口语色彩。如：
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我们从陈列馆开始，徒步走向红四军前委和政治部旧址松荫堂。松荫堂是一座飞檐翘角、砖木结构的紫瓦房，已有近二百年历史。当年红四军驻扎古田后，就将前委、政治部安扎于此，毛泽东正是在这里赶写了近三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历史总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机缘，若用辩证的眼光视之，便能发现必然中的偶然。古田会议也是如此。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后，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势在必行，但选在古田镇召开，除了其本身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外，也有着一定的偶然性。
在闽西长汀县作出召开“九大”的决定后，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移师新泉进行整训。新泉镇位于古田西北，属连城县管辖，是闽、粤、赣三省交通运输要冲之地。新泉整训，主要是整顿部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加强政治军事领导，以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同时也为召开“九大”作准备。整训分军事与政治两方面进行，军事整训由朱德负责，政治整训由毛泽东与陈毅共同主持。如果不出意外，“九大”在新泉召开，不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那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历史事实可能就是，会议性质未变、内容未变，而“古田会议”之名却由“新泉会议”之名所取代。
然而，江西国民党军队金汉鼎部于12月中旬迅速攻占长汀，并向新泉逼进。新泉是交通要道，但无险可守。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撤往群山环抱的古田镇，“在新泉整训的基础上，安安稳稳地开它三两天会”。
1929年12月20日，红四军全体战士四千多人进驻古田，四个纵队分散在四个村庄。
2) 配置连接核心交换机CS6509的端口属性Switch Port Configuration→Port Groping Parameters,设置所属的端口组为student1,启用端口聚合协议PAgP(Port Aggregation Protocol),端口模式采用desirable模式[15]．
宝宝开始添加辅食之后，全家人都跟着莫名兴奋啊，好像娃跟“正常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尤其是家里的长辈，对辅食简直有谜之执念。
朱德所在的红军司令部设在东兴堂，距松荫堂不过50米，也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平房建筑。前委、司令部毗邻，有什么事情也好互通声气。由此可见，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已进入新的融洽期，这种亲密关系此后再也没有疏远或中断。
从松荫堂、东兴堂到古田会议旧址所在地廖氏宗祠，得走一段较长的崎岖山道。路边民居的墙上刷满了红军标语，其中大多是后人重写上去的，也有小部分是当年留下的极其珍贵的“绝版”。
廖氏宗祠为一四合院平房建筑，建于1848年，又名万源祠，乃古田第一大姓廖氏家族所建。这座建筑青砖白墙紫瓦红柱，做工考究，风格古朴。木梁斗拱、大门窗户上，或刻有精致的彩绘图案，或写有“福”“喜”“耕种”“礼仪”等字样及长幅对联。
一百二十多名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及地方干部代表、妇女代表参加了古田会议。会议是务实的，议程安排相当简洁。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的核心与精华，便是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经过长期思索、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48例患者中，胸痛胸闷36例，占75.0%，心慌16例，占33.33%，劳力性呼吸困难10例，占20.83%，发作性晕厥10例，占20.83%，心绞痛3例，占6.25%，明确家族史3例，占占6.25%。
跨入廖氏宗祠，穿过前院，便是当年的古田会议旧址。室内陈设依旧保持着会议召开时的原貌：正面墙上挂着党旗、马克思与列宁的画像及一幅写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字样的会标；主席台上，摆放两张拼在一起的四方桌及一条长凳，桌上放着一把大茶壶、四个小茶碗；主席台右侧及会场四周的地板上，至今仍留有斑斑黑迹——据说是因会议期间天气寒冷，代表们烤火取暖留下的。
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10月中旬，财政部预计全年可减轻税费负担1.3万亿元以上。去年是一万亿元，今年年初计划是1.1万亿元。
1929年底，雪花在寒风的搅动中漫天飞舞，高山大地银装素裹一片洁白。与天寒地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廖氏祠堂内一片热烈沸腾，12月28日至29日，意义深远的古田会议便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也曾挥毫留下了两首激情豪迈、脍炙人口的诗词。一首是《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另一首为《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从表8我们看出，通过尝试多种工具变量的引入，表8的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与前文的回归基本一致，说明前文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特别是针对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个模型。
三
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一个极其温和宽厚的长者，真没想到他与毛泽东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过节”。记得“文革”时红卫兵要揪朱老总的辫子，毛泽东一句“你们不要杀猪（朱）拔毛”保护了他。当年红卫兵要揪的“辫子”，可能就是1929年发生在红四军内部的这桩“公案”。
古田会议结束后，便是1930年新年。为此，红四军在会址右侧的草坪上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军长朱德在官兵们连拉带拽的“起哄”下被“请”到台上，为大家演唱了一首即兴创作的革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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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著作、诗词曾在“文革”时期作为“主流文化”深深地楔入了我的学生生活，当年读过的不少篇章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其中有一篇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信，印象更是深刻。这篇文章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主要针对林彪“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有感而发，因此，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此文的创作地也在井冈山某地。直到我站在毛泽东当年创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协成店时，才纠正了这一错误认知。
产假(Maternity Leave)，也就是生育产假，是指女性职工在其分娩前后身体恢复所享有的带薪休假时间。作为生育制度的一种，产假制度旨在维持、恢复和增进受保产妇的身体健康，为其因生育无法工作而丧失经济来源提供经济支持，并保障新生儿得到母亲的精心照顾和哺育。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生育保障公约》规定，妇女产假应该不少于14周,但产假的天数在国际上并没有统一标准,世界各国国情和体制不同，产假也长短不一。
协成店位于古田镇赖坊村，距古田会议会址廖氏祠堂约一公里。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一进两厅，面宽三间，建于1922年。之所以称其为店，而不叫楼或房，盖因这里原是上杭县白砂镇商人傅光甫经营土纸及木材生意的店铺。据有关资料介绍，当年房主耗费巨资、历时3年方建成此楼。如今的协成店掩映于鳞次栉比的村落房舍间，暗红色的外墙，紫瓦铺就的屋顶，二楼砌着一道高可及腰的白色护栏，护栏下雕有龙纹图案。一眼望去，其结构、面积、气势一点也不比周围新建的民居差。
古田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便由松荫堂搬进了协成店。而林彪于1929年12月20日率红四军第一纵队经新泉整训后移师驻扎赖坊村，便已入住于此。为了迎接新来的贵客毛泽东，主人傅光甫马上让出楼上采光、通风最好的房间，但毛泽东考虑到傅家女性全住楼上，上下出入颇为不便，就住进了楼下的一间小房内。
这时，国民党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对红军进行闽粤赣三省“会剿”，各路敌军呈合围态势，咄咄逼人地向闽西扑来。面对强大的敌人，林彪感到红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希望相当渺茫，不禁对前途产生了疑问，于是便以新年献词为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张贺卡，文字虽短，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股强烈的悲观情绪。早在半年前于瑞金召开的一次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林彪便曾提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此时林彪旧调重提，不仅是一种个人情绪的流露，也代表了红四军里的普遍思想。这一时期，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力量对比是极其悬殊的，试想一下，国民党坐拥几百万大军，如果不是因其内部发生争斗，蒋介石忙于应付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如果军阀之间不曾勾心斗角保存实力；如果蒋介石对刚刚诞生的红军足够重视甚至亲自率兵围剿，那么，红四军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及区区4000员兵力相抗，势必危如累卵。当时还不到23岁的林彪，虽是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受其年龄、认识等因素制约，他的短视与悲观也在情理之中。
一方面，引入“中国梦”宣传教育需要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6〕。各个大学在进行“中国梦”宣传时，需要尊重历史，从实践角度出发，确定实践主体，为大学生制定各式各样的宣传教育活动，确保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实现价值认知的转化，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而当时的毛泽东，不仅在年龄上比林彪年长14岁，且阅历更丰富，视野更开阔，理论更成熟，尤为难得的是，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对革命的前途与未来，对武装夺取政权的信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坚定的信念与昂扬的激情对成就一番事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革命的前途与命运产生悲观乃至怀疑，必将弱化红军的素质与作战能力，影响革命大业。因此，毛泽东对林彪的来信高度重视，决意认真回复。
饶有意味的是，两人同住一村一院，林彪以贺信的形式表明心迹，而毛泽东呢，见信后也不与林彪面谈，却选择以同样的方式——书信作答。
学院为应对市场的变化，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思路，研究与实践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培养新体系，探索与实施“校企联动、课证融通、行业为标、订单为主”人才培养新模式(如图1所示)。通过工作室、创新实验班、学徒制班、企业订单班、常态运行班等教学载体和以工代课、以赛代课、以证代课、以项目代课、以双创代课等一系列灵活的学分认定方式、学生可两次选择专业方向等措施，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职教理念，形成了一系列可操作的运行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面对三省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决定转战江西。1930年1月3日，林彪留下贺信后不待毛泽东回复，便率第一纵队先行离开赖坊村，向目的地进发。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后行一步，也于1月7日离开协成店。战争一触即发，局势相当危急，而坚定红四军的革命信念，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认识更是刻不容缓，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眼前的生存，更关系到革命大业的发展与成败。于是，在着手开展部队转移、阻击敌人工作的前两天，也就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协成店那间栖身的小房间，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七千多字的回函。
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写道，之所以没有立即回复，一则“有些事情忙着”，二则搜索枯肠以便“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一旦构思成熟，毛泽东便挥动手中毛笔，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此函虽为私人通信，但针对的是当时存在的一种普遍思想倾向，所以，毛泽东将其命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油印成小册子散发给红四军的基层党支部进行公开传阅、讨论、学习。
如果说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为夺取胜利指明了道路与方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古田会议旧址与协成店这两座标志性建筑和发生在其间的这些重要历史事件，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起了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厦门文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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