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男性大量外出、海岛特殊的地理气候及独特的“女耕男儒”性别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因素，琼崖形成了“女耕女织”的生产模式，琼崖妇女承担着家庭事务和农业生产双重劳动。而由于在经济、社会关系、心理等方面对男性的依赖，生存能力极强的琼崖妇女却无社会地位。极度渴望改变这种失衡状态的琼崖妇女果敢汇入革命洪流，却又在实践中走向异化，妇女解放的追求消解在革命目标之中。
[关键词]琼崖革命；红色娘子军；妇女解放
在琼崖革命中，妇女参加革命斗争人数之众、之壮烈是中国革命所罕见的。据不完全统计，至1928年初，全琼妇女协会领导的人数不下于六七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琼崖有革命女烈士近两千人，占广东省女烈士人数的67.64%。[1](P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琼崖妇女的革命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走在了前列，上演了闻名天下的一幕历史活剧——“红色娘子军”，其造就的气势和影响是令人震惊的。本文对琼崖革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和成因进行梳理分析，以期丰富我们对琼崖妇女解放的认识。
一、琼崖革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女耕女织”
毛泽东曾说过：“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2]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早期就关注妇女解放问题，认为中国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是长期脱离社会生产的结果，妇女解放的关键是参加劳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3](P25)1927年，毛泽东对湖南农村调查研究后指出：“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4](P33)本着这个思路，各地妇女解放运动几乎伴随着参加革命的生产活动而逐渐展开，致力于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生产模式。然而，在同一时期的琼崖，局面却是截然不同的，如杨善集所说“我们生在琼崖，因为地理言语风俗的关系，同时社会的农业经济组织常常表现出地方色彩……”[5]有别于传统的“男耕女织”农业经济生产模式，琼崖的两性关系模式为“女耕女织”。琼崖妇女并不像其他地区的妇女只做家庭事务，而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参与户外生产劳动。可以说，承担着双重劳动的琼崖妇女在家庭生活以及农业经济生活中作出了主要的贡献。
首先，琼崖男性大量外出。琼崖是一个贫瘠的偏远海岛，生产力低下，且荒山林地多，农业经济发展落后，谋生艰难，男性往往选择外出谋生，如下南洋。海南自古以来就与南洋诸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1858年海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海外移民更是络绎不绝，但却一直有着“禁止妇女出洋”的陋习。至1950年，移民人数达70～80万人，且全部是男性。[6](P120)男性大量外出，妇女则留在家中支撑家业、养老携幼。且外出的男人们少则几年不归，多则十几年甚至终生不归。即使家里的男性没有外出，也多选择渔业为生，出海捕鱼几月不归，妇女们在家中犹如“守活寡”，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守望妇”。
其次，琼崖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琼崖地处亚热带，庄稼成熟时间短，同大陆地区相比，农业劳动较容易，很多时候只要操持家务的妇女兼顾田地生产即可。与此同时，自然灾害频发，如台风、暴雨等影响极大，也导致人们的劳动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再加上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热带地区无法长时间储藏食物，出现了“做多与做少一个样，甚至做与不做的结果也一样”的情况，使得家庭生存无法依靠农业。因此，男性一般都去从事更易获利、更有保障的活计。
再次，琼崖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独特的“女耕男儒”的性别文化传统。与中原经济活动中“男主外，女主内”不同，海南岛自古有着“女主外”的风俗。[7]同时，孤悬海外的海南岛文化变迁相当缓慢，当中原发展出成熟的“父权制”文化时，海南本土依然带着浓厚的“母权制”特色。在中原统治者入驻海南岛后长期的文化碰撞中，汉文化中的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被黎苗文化不断挑战和改变。面对岛上普遍存在的“女主外”和“女劳男逸”的现象，中原统治者寻求一种新的合理方式来重新确立琼崖岛内男子的主导权，此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琼崖男性的价值追求，海南形成了其独有的“女耕男儒”的性别关系模式。[8]因而，在琼崖，即使男人在家，也多不从事农业生产或家务农活，里里外外全靠女人操持。一些地方竟形成了“男子不下水田”的陋俗，水田的耕耘收获等繁重农活，全部由女子承担。[9](P49)
二、琼崖革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起因：劳动与地位的失衡
首先，琼崖妇女在经济方面对男性的依赖。由于人均耕地少，气候无常，食物难以贮藏等多方面原因，在琼崖，家庭生存仅靠农业生产难以保障。琼崖革命早期农村经济日见萧条，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琼崖检阅各项详情》中写道：“查琼崖各县商业因受南洋不景气之影响农村经济破产……”[10]冯白驹在《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中回忆：“我父亲分家时分到几分地和一截房子，每年粮食自给还不够，要购买商品粮三到五个月，幸亏我父亲长于打石手艺……”[11](P326)因此，对于维持家庭生计来说，从事家务和农活双重劳动的妇女在经济上仍然要依赖男性，并没有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考察发现的“对于家事发言权以至决定权是比较多些”，妇女在家庭中没有地位，只是生育和劳动的工具。
“女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使得琼崖妇女实际上比大陆地区的女性负担更重。而“女耕男儒”的合理化掩盖使得琼崖“女劳男逸”的积习有增无减，妇女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因为其在生产劳动方面的贡献而提升，反而是更低了。妇女的劳动与其地位极其不相称。
1.2.4.4 稳定性试验。分别称取同一咖啡生豆供试品溶液1份、焙炒咖啡豆供试品溶液1份，按“1.2.3”色谱条件，分别于0、2、4、8、12、16、24 h进样，以绿原酸、葫芦巴碱、咖啡酸、D-(-)-奎宁酸的峰面积作为考察指标，计算RSD值。
蔬菜苗期常见的主要病害有猝倒病、立枯病，此外还有瓜类枯萎病、番茄早疫病、灰霉病以及沤根、根腐病等；常见的主要虫害有蛴螬、蚜虫、蝼蛄、白粉虱等。苗期病虫害也很难达到预期的防治目的，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少施或不施农药而培育出优质稳产的无公害蔬菜壮苗，就必须采取以预防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双城记》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经典之作，在这部可以看作是“大团圆”结局的小说中，作者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如坚韧慈爱的曼内特医生、美丽善良的露西、复杂而矛盾的德伐日太太等。德伐日太太属于作品中与美好相对的一类人物，她出身悲苦，被仇恨冲昏头脑，最终在争执中，因手枪走火被杀死。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这一悲剧人物形象。
大量的劳动付出与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失衡，使得一些年轻妇女极度渴望生活的改变，她们具有较为强烈的“解放”渴望，以及潜意识中的“男女平等”意识，为琼崖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心理基础。女权问题研究的先驱，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说过：“人(妇女)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她们最期望的命运。”[13](P19)自五四运动以后，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中，进步青年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呐喊，加上同一时期“冯素娥抗婚成功”事件，①对琼崖妇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琼崖妇女最期望的命运就是“我们女子是个‘人’，是应当经营人的生活的‘人’，是有平等自由权的‘人’。”②1926年夏，琼崖革命先驱杨善集为自己没有名字的妻子取名“林一人”，他对妻子说：“这个名字好记易写，意思是要你做真正的一个人，与男人平等的一个人，为妇女谋求解放的一个人”。其妻听了深受感动。[14]琼崖妇女迫切渴望自由和解放，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而革命给她们提供了最好的也是最快的机会。1926年，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成立后，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让发动妇女革命有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如乐会四区在土地分配中实行“不论男女均得田耕”的政策。乐会县办起了40所妇女夜校，学员4 000多人；琼东县办起了55所妇女夜校，学员4 800多人。嘉积农工职业学校增设了一个妇女班，专门招收女学员。乐会、琼东各中小学都开始接收女生入学。妇女们破除女子无名字的陋习，纷纷给自己起名字。起名时，她们往往与男子一样，使用同姓辈序。妇女政治和经济地位提高，踊跃参加妇女解放协会、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等进步群众团体，有些还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据统计，1928年全琼女党员有3 000多人，女团员有10 000多人，妇女协会会员有70 000多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妇女人数占30%。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都有妇女代表参加。[9]综上可以看出，琼崖妇女解放最初追求的是男女两性性别平等，即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最后，琼崖妇女对男人还有着心理上的依赖。虽然琼崖妇女是家庭生产的支柱，但这种家庭生产的模式已经根深蒂固，“女劳男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经被合理化为“女耕男儒”，妇女尽力耕种，男性悉心求学以获取功名。妇女的地位如何，不在于自己，而在于自己所辅助的丈夫或所抚养的儿子，即所谓“夫荣妻贵”“母以子贵”。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认为妇女承担双重劳动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守望妇”们的生存能力很强，但其自主性很弱，没有女性主体意识，只是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农活的工具，对男人在心理上仍然有着深深的依赖。
三、琼崖革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初衷：男女平等
有人说，站在信息技术时代的开端，人类最古老、质朴的沟通形式—文字和书本需要重新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据资料显示，我国儿童阅读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远远不足。“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陷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作为有着耕读传家、尊崇书香风气的文明之邦，今天我们应为儿童阅读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因为金色的童年，需要一路书香。
其次，琼崖妇女在社会关系方面对男性的依赖。琼崖革命早期妇女从事田间耕作，但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出售农产品等对外联络交往的事情仍然多由男性完成。早在明清时期，针对琼崖妇女外出负贩营生这一与“男主外女主内”相背的现象，出身儒家的官绅阶层极力反对和一再抑制，如海瑞在家乡时就曾专门写有《禁妇女买卖行走约》，[12](P178)本意强调士农工商皆属男子之事，女人只限于家庭内部劳动。但海岛“女劳男逸”由来已久，如此规训并没有改变琼崖主要由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的两性分工格局，只是剥夺了广大劳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使其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广大妇女处于专制社会的最底层，如海南方言叫男人“公爹”，叫女人“衣服”。琼崖妇女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甚至连取个名字的权利都没有，出嫁前按排行称呼阿大、阿二，出嫁后则以娘家村名加辈份称呼为某某嫂、某某婆，死后则以夫家姓氏在前、娘家姓氏在后称为某某氏。[9](P54)妇女必须依附于她们的父亲或丈夫，才能同外界发生联系。
四、琼崖革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异化：男女一样
从“男女平等”到“男女一样”，再到“女胜于男”，琼崖革命斗争进程中的妇女解放为何如此演化？传统社会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女子一直是弱势群体，这使得革命妇女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所以忽视或者不承认两性在性别上的差异。此外，与西方以反抗男权为中心的妇女运动不同，中国妇女的解放一直被革命所裹挟，在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总是服务于革命利益的需要。正如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3](P26)女性的性别解放纳入到阶级解放之下，使得妇女解放从追求“两性平等”演变为了“男女一样”的去性别化。
在革命进程中，妇女解放出现异化的趋势，“男女平等”被曲解为“男女一样”，“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被解读、演绎成了妇女‘像男人一样’”，[15]甚至给琼崖革命妇女带来了远超过男性的负荷。当时琼崖妇女工作的显著特点，就是妇女组织与军事武装组织紧密结合，妇女运动与革命武装斗争紧密结合。当时的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说：“在这样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女子军作为红军的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能是打仗。”[16]王运梅后来回忆说，顺利入伍后，部队给每人配备了一套军服，还都剪了短头发，周围人称她们为“红军哥”。[17]这也使得革命妇女被认为是男人，极大地抹除了两性在外观上的差别，进而也让革命妇女像男子一样要求自己。女子军在一年半多的时间中，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县，鏖战五十多场。有一次娘子军参加主力作战，打败敌军，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娘子军还占第一位。为了在男性擅长的领域胜过男性，琼崖妇女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在革命实践中，男人能做到的，她们要求女人也要做到，而且还要做得更好。在部队中，卫生员、炊事员均是女同志。工作不怕艰苦，部队行动时要挑重担子，部队宿营休息，她们还要挑水、拾柴、做饭。卫生员不但要照顾伤病同志，到处采草药，而且在作战时，也跟武装同志上火线，抢救“挂花”的同志。“女子军经常全连出动，到白区各村写标语，作街头表演、访问，还组织群众到炮楼去示威。”[18]她们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与农民一起劳动，农忙时帮助干农活，如犁田、插秧和割稻等。她们还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在土地分配中，她们参加了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拉线定桩划界工作，还上门宣传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
故宫解说词，作为一种旅游文本，集文学性、艺术性、宣传性为一体。其英译的目的是满足外籍游客的基本信息需求，并实现跨文化交际。在连贯性原则的指导下，故宫的英译文本应使用类似目的语的写作手法，提高语言的可读性，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帮助外籍游客更好地了解文物的文化内涵。而忠实法则要求译者要注重文本的内在逻辑，忠实于原文。
正如红色娘子军纪念雕像碑文写道：“斯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红色娘子军勇求解放、敢为人先、殊死奋战、坚贞不屈的精神影响深远。琼崖中国共产党通过引导和动员，将妇女的解放要求和革命的解放要求结合在一起，为革命斗争的开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冯素娥是尚在小学就读的女学生，被富家子弟杨某看上。杨某带几百光洋去冯家求婚，冯素娥父母见礼金丰厚，与杨家定了婚期，并逼女儿就范。冯素娥写了抗婚书，投寄《琼崖新青年》杂志发表。又具呈琼东县长，请求保护自由权。进步青年剑雄等纷纷在《新琼崖评论》《琼崖新青年》等刊物发表文章，支持冯素娥抗婚。
②1924年10月16日出版的《新琼崖评论》(第十九二十期合刊)，同时刊发了洪剑雄撰写、署名“剑雄”的评论《冯素娥拒婚的精神》及《为冯素娥女士拒婚运动事忠告琼东县长王大鹏》。
[参 考 文 献]
[1]琼崖妇女革命斗争记事[C].海口：琼崖妇运史料征集编纂工作办公室，1985.
[2]全国妇联.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毛泽东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杨善集.革命杂话[J].现代青年，1926，(2).
[6]赵康太.琼崖革命论[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7]黄淑瑶.性别、权力与海南古代女性[J].社会，2012，(6).
[8]刘正刚，罗彧.明清边疆社会的习俗互化——以海南女性生活为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4).
[9]中共琼海县委党史办公室.琼海革命斗争史[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
[10]琼崖检阅各项详情[A].广州：广东省档案馆(馆藏)，1934.
[11]冯白驹研究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12]刘正刚.刚正不屈的清官：海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3]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M].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4]琼崖英烈传(第一辑)[EB/OL].[2018-01-20].http：//hnszw.org.cn/data/news/2014/05/71501/.
[15]方玉萍.平均主义妇女发展观评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1).
[16]冯白驹.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Z].1968.
[17]毛剑杰.真实版的“红色娘子军”[J].同舟共进，2014，(8).
[18]红色娘子军史[EB/OL].[2018-01-20].http：//hnszw.org.cn/data/news/2014/10/73460/.
FeaturesandCausesonWomen’sLiberationintheEarlyDaysofQiongyaRevolution
WANG Xiao-lin1，HE Dong-jian2
(1.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2. Hainan College of Software Technology，Qionghai 571400，China)
Abstract：The production mode in Qiongya，“women plowing and weaving” is a result of many factors：a large number of men leaving the islands to be migrant workers；the unique geographical and weather condition；and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of “women plowing and men reading” . Women are shouldering the double duty of household work and agricultural work. However，due to their dependency in terms of economy，social relation，and psychology，they，though have strong survival competence，enjoy few social status. Desiring to change the unbalance state，they took part in revolution. Turning to another extreme direction，their pursuit of revolution was destructed in their revolution goals.
Keywords： Qiongya Revolution；The Red Detachment of Women；women liberation
[中图分类号]K2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6.021
[收稿日期]2018-10-31
[基金项目]2017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思政专项)，项目编号：hnsz2017-49。
[作者简介]王晓琳(1981-)，女，湖北随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贺东建(1973-)，女，湖南隆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06—007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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