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邓小平
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广大青年学生中曾经掀起一场留法勤工俭学热潮。年轻的邓小平就是在这股热潮中，从广安来到重庆。
在重庆，邓小平深切地感受到浓厚的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氛围。他和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们在刻苦学习的同时，积极投身运动之中，参加了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在一场场使人热血沸腾的运动中，邓小平更坚定了自己爱国救国、振兴实业的思想。这无形中对他以后世界观的形成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进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意义。
到法国后，在革命的实践中，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报考留法预备学校的原因
年仅15岁的邓小平来到重庆，在他尚且幼稚的脑海中，只是希望通过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走出国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对于邓小平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中外学者存在两种不同看法。
英国作家戴维·鲍那维在他的传记《邓小平》中推测，邓小平离开故土到法国，是由于他与家庭之间可能有某些摩擦。否则，家中至少希望作为长子的邓小平能够呆在家里，继承父业，支撑起整个家庭而不是去法国。
虽然上述说法不一，但他们一致赞同邓小平是在得到父亲捎来的消息，说重庆将要举办留法预备学校后，才动身前往重庆的。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父亲考上了广安县中学，但上了不久就离开了。因为那时祖父在重庆，听到重庆将要举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捎话到家里，让父亲去重庆，进预备学校读书。”达生在《邓小平与四川》中也写道：“回到家后不久，父亲邓绍昌……带来了重庆已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去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去学习。”
声纳图像并不具备光学图像一样的极限约束关系,高度弧对应声纳图像的映射也不为直线甚至不是固定的几何图形;对应不同的映射关系,高度弧另一幅图像的映射可能为线、点、弧形等[12];而高度弧的交点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有两个,所以求得的高度也并不唯一,这时可以利用多幅图像的多组重建结果排除错误的解。事实上不同的摄像机运动直接影响解的唯一性,一般而言摄像机在沿Z轴方向平移运动或做俯仰运动以及滚动运动时所拍摄的图像更容易得到唯一的解。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旧址
杜奉文在《故乡时光——邓小平同志少年在广安》中指出：“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他是在成都受过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去学点真实本事，将来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国家。”
邓小平赴法费用究竟来自何处？笔者认为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为其筹资的说法较为合理。原因有三：
如果说邓绍昌的支持使邓小平报考留法预备学校成为可能，那么邓小平勇于追随时代潮流，并且愿意通过这一机会学些本事、增长见识，才是他前往重庆，并千里迢迢奔赴法兰西的真正动力所在。
蔡世武在《邓小平与四川》和《小平在广安中学》中对邓绍昌主张儿子报考预备学校动机的分析更为详尽。他阐述了四点原因：一、邓绍昌是一位接受过进步新式教育的地方乡绅，他不满乡间落后的教育，认为只有到大地方的学堂去读书，才能学到一些真本事。二、当时邓绍昌的家境并不十分富裕，要送儿子到大地方读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办，使他不必经常拿出一大笔钱，就可使儿子到重庆进而到法国去见世面学本领，他当然十分高兴。三、邓绍昌对长子邓小平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希望长子能有大出息，重振邓家门楣。四、邓绍昌对遥远的法国有一种既恨又畏的感情。他憎恨法国传教士在广安的所作所为——兴建教堂，招收教徒，包揽诉讼，破坏乡俗，否定权威，等等；但又深深的感到法国人（以及一切同他们一样的外国人）的厉害和先进。他认为中国人要想不做奴才不受欺辱，只有向外国人学习。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思想，邓绍昌极力主张儿子去预备学校读书。
项目中每个任务都着重展示一个基本的知识内容，由汽车电器、电控电路等典型应用导入课程，让学生知道“为什么学？学什么？”。比如电机部分可由雨刮器、车窗升降导入，交流电部分可由汽车交流发电机导入等。将理论知识有机地融入到项目中，让学生在操作项目的学习过程中主动地学习理解，分析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动荡之中。从记事起，邓小平印象很深的就是连年军阀混战，兵匪横行，民不聊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新式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学习期间，新思潮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邓小平在知识增长、视野开拓的同时，思想逐渐成熟起来。他向往着中国能够尽快结束混乱局面、改变落后现状，向往着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和“民主”，向往着《新青年》的作者们所推崇备至的法国文明。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明确提出，青年学生有条件的话，应去法国留学。而且在欧洲诸国之中，法国的生活费用相对低廉，比较适合中国学生。这种宣传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们纷纷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邓小平也不例外。作为家中长子，他同时希望能借此机会光耀门楣。
邓小平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除了学习努力，还是长辈的好帮手、弟妹的好伙伴。他常常帮母亲干活，爱护和照顾弟妹，教他们背诗文，感情极为深厚。母亲淡氏曾极力反对儿子到重庆，进而到法国。她不时埋怨邓绍昌：“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啷个忍心啰！”但邓氏父子决心已定。
临别家乡那天，母亲和弟妹们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邓小平忍住泪水，对母亲说：“妈妈，你别哭。我出去留洋，把书读好了回来。将来在外面干事，我来接你！”
式中：x1,x2∈[0,1]。x*=[0.195 4,0.404 4]是算例1的全局最优解，对应的最优响应值为0.599 8；此外，x′=[0,0.75]和x″=[0.719 7,0.141 1]是算例1的两个局部最优解。
在谈及此问题时，蔡世武、刘文耀、杜奉文一致认为，当时中国混乱不堪的局面使“年轻的邓小平心中逐渐萌发出了一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他感到一种深深的不满足和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愿望，他希望能到大地方更像样的学校去读书，到广安以外的大世界去闯一闯”。
到达重庆的时间
在父亲的支持下，从未出过远门的邓小平从广安城码头出发，踏上顺渠江东下的货船，前往重庆。那么，他究竟是何时到达重庆的呢？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1918年下半年，父亲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及一个同乡胡明德（又名胡伦）一起，到了重庆。邓绍圣和胡明德也都是广安县中学学生。”《中共党史人物传·邓小平》和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邓小平》也持这种观点。
蔡世武、刘文耀、达生在《邓小平与四川》中则记叙，邓小平离别家乡，到重庆的时间为1919年9月。杜奉文的《故乡时光——邓小平同志少年在广安》中也写道：“1919年9月小平到重庆考上了留法预备学校，次年去法国留学。”据胡伦回忆：“1919年我还未毕业就参加五四运动，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又听到重庆办留法预备学校，到法国勤工俭学，招收贫苦学生。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和邓绍观的六弟邓绍圣，广安县立中学学生邓希贤（邓小平），三人邀约一起到重庆考进了留法预备学校。同时还有一个高小学生胡楚材，他父亲在汉渝路当工程人员，叫他儿子先到重庆，同时考进留法预备学校，我们认为同族兄弟到法国就有四个同伴。”
在部分高校中，存在着一些畸形现象，学生跑两步路就气喘吁吁；开大会经常出现中暑、晕倒的现象。这些现象引起了广大社会群众的关注，广大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就有一些疑问:“我们的教育到底是怎么了？”“学生这样的花样年华为什么身体素质却这么差呢？”
1919年9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正式开学。如果说邓小平到重庆的时间为1918年下半年，那么近一年的时间，他在重庆的行踪却没有任何史料的记载。因此，邓小平于1919年9月到重庆的结论更为可信。
留法费用的来源
1920年7月19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结束了近一年的紧张学习生活，在重庆总商会举行了毕业典礼。“经过考试和体检，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八十三名学生获准赴法、四十六人取得贷费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解决到法的三百元路费。余下的三十七人和未进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熊云章共三十八人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捐款，资助自费生每人一百元现洋，凑足三百元路费”。
据1920年9月14日《时事新报》登载的《前日赴法之大批学生》名单，可查江克明、邓绍圣、冉钧等为贷费生，周文楷、胡明德、邓希贤等为自费生。按规定，邓小平作为自费生，赴法旅费除由学校董事会补助100元外，另须自行筹集一部分，凑足300元即可成行。
邓榕认为“父亲的旅费自是祖父帮他筹集的”。达生在《邓小平与四川》中《走出夔门》一章也有类似的叙述，写道：“就要起程了，父亲为邓小平筹集了三两百元。到法国后，得靠他自己一边工作，一边求学了。”胡伦回忆：“1920年7月由重庆到上海去法国，路费是自费，每人一百元。邓希贤是由他父亲筹备的路费，邓绍圣的路费是由堂兄邓元亨借的，我的路费是由胡楚材的父亲借助的。”
然而，《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一文中却这样写道：“正当学生们忙碌地进行着奔赴异国他乡的准备工作时，……汪云松把邓小平找到一边，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300元送给他，并热情地勉励一番。”汪云松为何对邓小平如此优待？文中继续写道：“一是邓小平稳而灵活，干啥子事情都有主见；二是邓小平爱国有正义感。”
中国的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积极支持的态度在这一决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了解独立学院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个人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其入学英语听力能力测试结果和一年后的英语听力学习情况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多种因素在制约独立学院非英语专业学生听力能力的提高，大致可以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第一，在现有留法预备学校和留法勤工俭学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当时汪云松对邓小平带有评价性的史料记载，也找不到当时邓小平做事有主见、稳而灵活等表现特别的相关史料。对于这一点，邓榕有句话说得实在：“有很多伟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显露出非同常人的天才的火花，但我想父亲的少年时代，则可以说过得十分平常。”邓小平自己也说过：“我是那一批八十几个人里面最小的，连发言权都没有。”由此看来，汪云松特意赠送邓小平300元作为鼓励的可能性不大。
◇1920年9月，邓小平等人乘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赴法勤工俭学
第二，1949年12月，已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特意看望汪云松，请他吃饭。以后，在众多书籍中叙述这次宴请时，都说“汪云松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对创办留法预备学校的极尽热心，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丝毫未提到邓小平因当年汪云松对自己的特别厚爱、单独资助而感激不尽之类的话。由此推测，汪云松以个人名义资助邓小平300元赴法的说法不可信。
屋顶的麻雀仍是那样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山下有牧童在唱童谣，那是十年前的旧调：“秋夜长，秋风凉，谁家的孩儿没有娘，谁家的孩儿没有娘，……月亮满西窗。”
第三，邓绍昌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当时，邓家虽然不算十分富裕，但毕竟经营着200多挑田地的祖业，还从事酿酒、粉坊和缫丝的生意。所以要拿出300元给儿子留洋，应该不算很难。即使有一定的困难，但为了儿子光耀门庭，再难也会想办法解决。
笔者认为，邓小平的留法费用，来源于工商界捐款和他父亲的筹资更为合情合理。
本法采用钼选矿流程中多个原矿、尾矿、快浮尾矿样品，经过研磨后用湿法多次分析取平均值，作为校准样品的参考值[7]，从而使校准样品与分析样品具有相似的结构和化学组成，减少了矿物效应影响[8]。本法使用的校准样品主元素为Mo、Cu、S，含有少量的Fe、Pb，其中Fe质量分数在0.5%～3%之间，Pb质量分数在0.001%～0.030%之间，对主元素的测定无影响。本法48个校准样品采用经验系数法来校正元素间的影响并扣除谱线重叠干扰[9]。所用仪器软件的数学校正公式为：
自然沉积条件下，土体的初始剪切模量与深度相关(有效应力随深度增大)。按照工程经验，对土体的初始剪切模量按深度进行修正：
1920年8月27日下午3点，邓小平和赴法的同学们，在家长亲人的尾随簇拥下，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商会、教育会、劝学所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欢送下，整队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宿船一夜，准备东下。28日清晨，“吉庆”轮拨锚起航，告别山城，扬帆东去。带着求知救国的决心，年轻的邓小平从此跨出了他人生新的起点。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刘自良 韩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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