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领事馆旧址中的“郑州日军大轰炸死难者纪念碑”记录了郑州在1938年遭受的巨大苦难
为了刺探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早在抗战之前，日本就在郑州设立领事馆，为日军入侵中原乃至全国打前站。于是，中日两国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暗战”。
郑州战略地位的形成
1905年，河南巡抚上奏清廷开放郑州为商埠并获准。1927年6月，冯玉祥出任河南省主席，并批准设立郑州市。其间，郑州地区商业活动一直比较活跃，奠定了郑州的商贸基础。郑州经济发展，交通优势凸显，逐渐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此时，已经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长江沿岸地区获得巨大经济、政治利益的日本商界闻风而至，在郑州开设洋行推销商品、收购货物、承揽工程，采取各种手段打入郑州市场，并以此为基础，对河南以及西北各省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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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设领事馆
为了刺探中国情报，为此后的入侵作准备，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领事机构。后来，日本人又盯上了郑州。
附近一些年老的市民回忆：那时候领事馆白天基本不开门，二楼阳台上有日本兵站岗，端着枪不停地巡视四周。但是到了晚上，小楼里灯火通明，常有日本人带着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进进出出。
1935年12月9日，北平(即北京)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爱国运动，并迅速波及郑州。郑州爱国师生成立“学生联合会”游行示威，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封锁，用砖头、石块袭击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12月30 日，在郑州中正学校爱国学生张璋带领下，数百名学生再次游行，并猛烈冲击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爱国志士们的不断声讨，加上其间谍活动的败露，最终迫使日本驻郑州领事馆难以为继。
日本人盯住郑州不放，不仅仅是出于经济需要，也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达到军事侵略的罪恶目的。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郑州虽然商业活动频繁，但也只是县级建制，根本无法与北京、武汉等城市相比，日本方面为何如此“器重”郑州，选定在这里建领事馆呢？郑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交通枢纽地位，当时的郑州又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商埠，商业基础好，为日本提供了可以让其进行商业活动的条件，而商业活动又正好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入侵作掩护。当时，郑州是一个以棉花交易为主的贸易中心，而棉花对农业、军事的作用举足轻重。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处理外交事务也不多，实际已成为日本向中国西北地区渗透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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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冯玉祥撤销了日本驻郑州领事馆，但日方并不死心。1929年7月，日本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在郑州等地新设领事馆，经过两年交涉，获中国政府同意。1931年1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 《申报》电讯：“驻汉(即汉口)总领事19日离汉赴郑，筹备新设领事馆事宜。”1931年2月3日，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第二次设立，领事叫田中庄太郎。先后入驻郑州领事馆的日本官员有负责社会调查的平山勇、小德林一；负责文件处理和交际的大轮知博；负责情报收集的宾中隆博；汉语翻译昌山正一、罗发森(华人)；武官增田繁雄、成田贡；负责商务的松井益太郎以及山田勇、大泽重英、山野宗松、成相一郎等人。
1931年秋，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郑州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活动。在郑州民众强大的抗日救国浪潮冲击下，日本领事馆被迫撤离郑州。
再次设立
1933年，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恢复。为侵略中国收集情报扩大影响做准备，日方又选定东三马路为新址，此处占地1.92亩，有楼房两座，房屋52间，隶属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楼下面有地下室，其中有5间水牢，每间面积10平方米左右，有半人深的积水。
1922年，经北洋政府批准，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最初在福寿街西侧租用日本人岛田万之助开设西药医院的旧址，筹建日本驻郑州领事馆。1927年在对面的圣公会教堂南侧主体工程落成，成为日本在中原腹地设立的唯一外交机构。领事馆的性质是日本在郑州的外交机构分支，负责一般的外交宣传业务，另外，日本人在中国做了不法之事，中国方面将人捉拿之后，必须交给领事馆处理。
1936年1月1日，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改名为“郑县日领事馆”，隶属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领事为佐佐木高义，武官增田繁雄。当年夏天， 日本驻天津屯军派志贺秀二、田中教夫、山口忠勇三人到郑州，在大同路通商巷9号百花银楼后院，以“文化研究所”的名义设立特务机关，以豫陕甘三省为行动范围，收买汉奸，私设电台，搜集中方军事情报。不久，日本间谍活动被国民政府郑州当局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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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2日，郑州当局在大同路通商巷9号查抄百余份重要秘密文件，从中可以确认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和日本天津驻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策划河南黄河以北各县独立的计划，勾结土匪、供给枪械、预谋暴动的活动方案；编印反动口号，造谣迷惑民众；搜集到的中国军事秘密文件、地图等；组织特殊无线电班，妨害或窃取中国电讯的计划和活动等。范围涉及豫甘陕三省，尤其以黄河沿岸和豫北地区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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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馆中还驻有军队，在一份注明“第三小队”的花名册上标明，负责该队的人叫内喜三郎，他管理5个分队，每个分队14名士兵。在这份名单上，还清楚地记录了夜、白班执勤战备的时间，并有专门负责联络上下、传达命令的士兵。这充分印证了领事馆的重要性，也说明这个领事馆并不是一般的外交机关。
罪行暴露
项目工程在进行施工的过程里，如果建筑单位以及监理的部门无法有效的发挥与落实监督与管理的职责，就会导致在进行实际施工的过程里频繁发生方案变更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建筑项目工程在施工之前应该经过严格的可行性把控与审批，才可以被允许去建设施工，而且在建设过程中不允许随意的变更与修改设计的内容。但是在实际的施工环境中，许多的建设单位总是会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投产或施工，往往对于项目投资额的管理不够，审查设计不严格，施工的标准把握不到位，未按照招标文件的相关合同规定，没有进行高度重视和，且质量关把控不严，导致后期呈现了施工与方案变更，给工程的造价管理带来一系列的麻烦问题。
这起间谍案涉及的情报都是通过领事馆传送出去的，而且领事馆注意到任何不利于该间谍机构的消息，都会第一时间通知该机构让其作出应变。事实上，领事馆成了日本间谍活动的庇护所。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日方被迫承认其活动非法，并对河南当局表示道歉。5日，日本驻南京使馆代表抵郑；13日，此案全部证据均送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
日本间谍随后被驱逐离郑，日本驻郑州“文化研究所”和“郑县日领事馆”先后关闭，领事馆有关人员被引渡回国，志贺秀二则畏罪切腹自杀。
被迫关闭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事骤然紧迫，由于中方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限制和监视越来越严。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奉日本外务省的训令，于1937年8月9日降下旗帜，正式闭馆。
1937年8月10日，《河南民报》援引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撤离如是报道：“驻郑领事佐佐木高义，9日晚10时率馆员大泽等四人离郑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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