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议的意义
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若不将史料记载的历史事件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很难得到真实的历史价值定位，从而湮没事件的历史光芒。1926年6月初，邓演达出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后，随即筹备并召开国民革命军首次政治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在邓演达的各种传记、年谱，以及生平研究中均没有引起重视，一笔带过。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
国民革命军包括黄埔军校，都是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学习效仿苏联红军建立起来的，其重要标志是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党的组织（国民党）党部也在军队中存在。北伐军以出征时的弱师战胜北洋军队，军队新型的政治工作是将士战斗力强大的源泉。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红军时，其建军方法亦是延续了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因此，邓演达在北伐出征前召开的这次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是开创性的，对邓演达思想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以及军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影响是深远的。
二、关于会议时间与内容
1926年6月5日，广东革命政府颁布北伐出师令，邓演达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改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通称总政治部。6月18日，邓演达接收政治训练部，随即于6月21日至24日召开了国民革命军战时政治工作会议。
关于此次会议的内容，众多关于邓演达的书籍，包括权威的《邓演达年谱》（丘挺著）都写为“重点讨论了农民运动问题”,但北伐的目的是打败北洋军队，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这次会议的内容当然应是针对战时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定条例、措施、办法，务虚农民革命问题似是跑题了。邓演达在会议上即使谈过农民问题，也绝不是会议的主要议程。丘挺先生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著书时应是没有掌握充分的史料想当然了，造成此后的著书者参考丘挺先生的著作，出现了相同的误判。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套新型军队统一、系统的全军政治工作原则与规章制度。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将所辖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1926年3月公布《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但在国民党内部各派争斗的形势下，党代表制并没有完整地落实和发挥作用。邓演达上任后，以历史的担当决心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为建立中国新兴的革命军队而奋斗，所以在他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政治工作各项制度，向全军推广落实。主要内容为：
“哭归哭，银子不能少！你们乖乖将银子掏出来，放到桌子上，我与兄弟们来收，收完你们就滚蛋！我也不白要你们的银子，后院拴的那些黑驴，稳健如山，飞快如电，你们都看到了，一人去牵一头，乘着雪光天、月亮地，天地我独行，走得是越远越好！”老黄的这些亮堂流利送客的下场话，也是鸟窝大师故事脚本上写好的吧，唉，好故事难免酸腐味，就像一桌子好酒菜，总免不了臭豆腐与腌皮蛋，要是能将那个故事的底本，拿过来看看就好了，上官星雨心里想。
第一，医疗水平总体偏低。海南医疗旅游产业发展最大的短板就是高端医疗机构和医疗人才匮乏，前沿医疗技术发展水平偏低。目前，海南仅有2家私立医疗机构通过JCI认证，分别是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和海南瑞韩医学美容，难以满足高端国际医疗旅游的需求。
油菜高产是一项综合性的农业科技推广活动，涉及到种子、土肥、植保、农技、农机等部门。具体责任是：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局属各站所、乡镇、农业中心、村委会、样板点的落实等工作。项目技术组负责技术指导、技术培训、落实各项技术措施、高产攻关、品种比较试验、品种展示、观察记录和资料的收集总结等工作。
3.请周恩来负责主持制定宣传队的选拔和训练方案；
由此可见，尽管人文主义者们崇尚古典智慧，歌颂古人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并非对任何时代的思想和理念全盘接受。他们更多的是“借古讽今”，运用古人智慧来解决现世社会中的“问题”。
2.推举周恩来为第二编制委员会主席委员，负责审查军事机关政治部编制。
一、关于体制的建立：
3.制定团以下建立特派员和指导员制度；
4.制定对政治工作人员考评、纪律、任免的规定；
5.制定军师政治部以及团以下政治工作人员经费的使用制度。所用经费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管理，与所在部队的军费分开，使政治工作不受部队管理制度的束缚，避免了军政之间的矛盾。
二、推举成立编制审查组织：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学校成立由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的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创新创业的指导、孵化、实践和培育。创指委的具体事务包括协调学校双创教育的教学改革、课程建设、师资培养、项目管理、竞赛组织、基地建设、学生活动和咨询服务等，制定双创教育的实施规范或评价标准，组织创新创业师资培训、学术研讨和信息交流等工作。
2.制定军队（军师级）政治部的编制；
三、研究军队北伐后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
1.推举朱克靖为第一编制委员会主席委员，负责审查军队政治部编制；
1.研究宣传队的组织与工作；
学生自主思索，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相互交流，教师巡视观察，展示有代表性的解答(不完整的也可以)，展示的时候让学生本人自己先讲思路的依据，然后其他同学点评和补充，需要的时候教师进行追问.解题后抽象概括出元素的“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特征.
1.制定总政治部的编制；
4.由总政治部拟定北伐宣传标语。
6月23日下午，蒋介石到会场训话。《蒋介石日记》载：1926年6月23日“上午静坐，看俄国革命史，开宣传委员会。下午往政治部训话……”他的训话主要两点：一是总政治部隶属总司令部，因此，总政治部要服从总司令；二是总政治部在战时、战地要统管起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和发展，以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
6月24日，邓演达做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具有的历史意义。
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对会议做深入的探索与评述。
三、关于会议参加人员
对于某一事件人员的研究常常被研究人员忽略，其实参与人员的历史信息量巨大。我们先将参加此次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的人员名单列出来：
邓演达、李富春、周恩来、包惠僧、陈公博、恽代英、铁罗尼（苏联顾问）、朱克靖、林祖涵、丁默邨、褚民谊、邓颖超、余程万、熊雄、李郎如、缪斌、梁绍文、鲍慧僧、郭沫若、伍翔、朱和中、黄仲翔、陈雁声、关学参、罗清扬、陈璠、贾伯涛、酆悌、甘乃光、熊锐、王志远、顾孟余、邓福林、杨麟、余洒度、曾扩情、彭熙、方德华、李合林、欧阳继修（阳翰笙）、李笠农，共计41人。
出席会议的代表除邓演达外，大多是广东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各单位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准备进入总政治部出任宣传科长，但还没有任命，也作正式代表。周恩来、陈公博则是刚刚退出政治工作部门，遂被邓演达邀请参加会议。
另有新任命的总政治部各部门负责干部列席了会议：后方留守处主任孙濬明（孙炳文）、秘书长朱代杰、组织科长章伯钧、秘书李民治（李一氓）。
代表中共产党员有：周恩来、李富春、包惠僧、恽代英、朱克靖、鲍慧僧、熊雄、陈雁声、林祖涵、关学参、罗清扬、李合林、熊锐、邓颖超、陈璠、阳翰笙、李笠农、余洒度，共计18人。
2.推举李富春负责主持制定宣传队的组织条例；
汉江是汉朝的发祥地。楚河汉界，不仅仅是历史的地域切割，是文化的融合。“大汉民族”、“汉文化”、“汉学”、“汉语”这些名称，得名于汉江。历史学家吕思勉和钱穆认为，华夏族就是生活在华山以南、夏水两岸的民族。而古代华山就是现在的河南嵩山，夏水就是今天的汉水。这说明，汉水流域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族源的发祥地。
代表中国民党员有：邓演达、余程万、丁默邨、伍翔、朱和中、陈公博、黄仲翔、贾柏涛、酆悌、甘乃光、李朗如、褚民谊、王志远、顾孟余、邓福林、缪斌、杨麟、彭熙、方德华、曽扩情，共计20人。
无党派人士郭沫若1人；无法确定人士梁绍文1人（梁绍文曾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参加了广东建党活动，但没有查到他加入共产党的记录）。另有总政治部苏联顾问铁罗尼1人。总政治部列席会议的孙濬明、朱代杰、章伯钧、李民治均为中共党员。
因篇幅所限不能介绍代表当时的具体职务以及此后的历史命运，敬请原谅。
从这个名单以及会议的内容中可以得出三个最基本的结论：
1.邓演达为建立我国新型现代军队厥功至伟。北伐军势如破竹，邓演达领导创建的军队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每学年选择一个月专门进行科技创新活动。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兴趣小组，由专业教师对其创新项目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辅导，最终将其创意转化为产品，为此学校应该对兴趣小组配备专业教师，支撑兴趣小组长足的发展。通过学生兴趣小组创新产品展示，再通过选拔，决出科技创新优胜者，予以表扬，为参加省级及国家级科技创新大赛选出竞赛作品。另外，学校可围绕兴趣小组的创新研究，专门开设和开发校本课程，这样也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奠定基础。
2.北伐军总政治部首次政治工作会议虽然自始至终由邓演达主持，但由于邓演达的国民党左派立场，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会议有着主导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应给予英语文化译者通过翻译积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机会。对于出于个人学术兴趣，已经在从事中国文化经典英译的海外汉学家，应尊重其成果，认可其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贡献。中国学术界、翻译界、文化界可以多邀请他们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也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设立奖项，为这一群体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颁发奖金。此外，应寻求多元化途径吸引译语文化中的年轻人参与翻译。可以多设立中外交流合作项目，鼓励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来中国学习语言，体验中国文化，培养对中国文化经典的兴趣。也可举办国际翻译竞赛，设立奖项与奖金，对积极参与、翻译能力突出的年轻人予以奖励，进而寻求合作。
3.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军延续了北伐军的政治建军组织形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与发展。这次会议给予了这个判断史料的支持。
4.这个会议再次说明了邓演达创建的农工党为什么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四、史料来源的说明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李一氓回忆录》，同时辅助于其他资料。
新媒体以势不可挡的信息技术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继而悄悄地然而又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缔造的文化世界。不仅仅是改变个体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且改变着个体的实体性认同，改变个体与他所处的整个世界的同一性方式和同一性性状，最后，改变这个世界的精神气质和精神本质，也就改变着我们的伦理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伦理世界，是新媒体逻辑和历史地改变世界的三部曲。归根结底，新媒体改变世界的基础是赋权，通过赋权赋予传播内容一定的伦理地位，以全新的传播和对话方式构建伦理话语和伦理共识，为当下的人类文明发展营造理想的伦理生态。
李一氓，大革命中叫李民治，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八一”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参加了长征。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他是中共党内有名的文人，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不仅在中央特科工作，还在中共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职务，办刊物、译著作、写文章，展现了他的文化才华。以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自身的文学功力，所撰写的回忆录在当今名人回忆录泛滥的书丛中，是决然的上乘之作，史料丰富准确，文字流畅生动，可作史书之用。他的回忆录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关于邓演达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由当事人撰写的最丰富的资料。
阅读中可以看出，他的回忆录是建立在对当时事件原始资料的收集上写就的。以他的政治地位，可以在他认为的原始资料所在处找到并阅读到这些资料，因此撰写的回忆录是可信且可靠的。具体到1926年6月21日至24日召开的国民革命军战时政治工作会议，李一氓在回忆录中明确写出：“中央党校存有一份当时会议的原纪录。”“这个《会议录》看来是解决了好多技术问题。”“会议纪录正式宣告了新的主任主持会议，陈公博由于两个政治部接交的关系，仍出席会议。”“就是这个铁罗尼，在《会议录》上可以看出，他出席了第一天和第三天的会议。”“在第二天会议上，把我补为印刷委员会的委员，即《会议录》上的李民治是也。”
在原始资料基础上撰写的回忆录，确定了这部书的史料价值。
诚挚地希望农工党党史工作者能够深入研究《李一氓回忆录》和时政治工作会议，做出更精准的结论，以丰富农工党党史的内容。
(作者：《前进论坛》杂志社原副主编)
责任编辑 刘京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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