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采用亲子关系问卷、责任心量表和青少年特质感恩量表对770名普通中学的初中生进行施测，分析了亲子关系、责任心和青少年感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责任心是否在亲子关系和青少年感恩之间起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亲子支持、责任心与青少年感恩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亲子冲突则与青少年感恩呈显著负相关；（2）责任心在亲子支持和亲子冲突对青少年感恩的影响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责任心是亲子支持和亲子冲突影响青少年感恩的重要中介变量。
关键词亲子支持；亲子冲突；责任心；感恩
1 问题提出
感恩，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读，即感谢他人的帮助，是对他人帮助的一种回报之情。作为中华民族一种优良的传统美德，感恩历来被人们所赞颂，同时，感恩也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推崇。近几年来，感恩也逐渐被心理学者们所青睐 （Bono＆Froh，2009；何安明，刘华山，惠秋平，2013；何慧，王影，李伟强，袁博，2018；平安俊，彭凯平，2018；胥兴春，李贞珍，2016；喻承甫，张卫，李董平，肖婕婷，2010）。感恩是个体意识到施恩者给予的恩惠或帮助，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感激，并愿意回报的一种情感特质。近年来，国内研究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对感恩也展开了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上（丁凤琴，宋有明，2017；杨欣欣，刘勤学，周宗奎，2017）或特殊群体（Timmo，Ekas，＆ Johnson，2017；朱丹，王国锋，周宗奎，杨棵青，2017），目前，国内研究青少年感恩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而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感恩发展和形成的关键期，且感恩也有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 （Bono＆Froh，2009；徐长江，陈实，邢婷，2018）。探讨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感恩干预，这对提高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的发展受个体、同伴、家庭和学校等多水平背景因素的共同影响（Huston＆ Bentley，2010）。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环境的核心内容，是孩子与父母在相互作用和互动的过程中，以共同生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的一种独特关系，是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统合。当亲子关系相处融洽时，孩子与父母双方之间形成相互理解，彼此信任的关系，同时，也会使孩子不仅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怀，而且能体会父母的辛苦劳作，因此，更能激发孩子产生感谢父母、感谢他人和社会等的感恩之情；当亲子关系疏离、冲突时，孩子和父母缺少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就会产生矛盾，甚至对立抗衡，可能会导致孩子产生消极的社会适应等问题。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会激发青少年积极的心理倾向——感恩的产生，不良的亲子关系阻碍青少年感恩的产生（王建平，喻承甫，曾毅茵，叶婷，张卫 2011）。由此可知，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感恩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亲子支持对感恩有积极的预测作用。由此提出假设：亲子支持与青少年感恩正相关，亲子冲突与青少年感恩负相关。然而，对亲子关系如何具体影响感恩的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试图揭示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感恩之间关联的中介变量。
1）质量通病处理人员用探测锤或手工钢钎，轻击检查裂缝部位混凝土密实性。2）对裂缝位置进行检查，并对裂缝的位置及涉及范围段用记号笔标识。3）浅表裂缝即缝宽不大于0.3 mm，缝深不超过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对于浅表裂缝，采用表面涂刷水泥基柔性防水材料的办法进行处理。在混凝土裂缝涂抹封闭前，使用刷子将裂缝两侧混凝土基面的浮浆等刷除干净。作业人员使用硬毛刷在裂缝两侧各5cm范围内涂刷水泥基柔性防水涂料。4）对于宽深裂，即缝宽0.3～0.4 mm。内部采用化学灌浆，表面涂刷水泥基柔性防水材料进行处理。
除家庭因素外，个体的自身因素也会对青少年感恩产生重要影响（Huston ＆ Bentley，2010），比如责任心。责任心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知、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是对事情敢于负责、勇于主动负责的态度。它是个体最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是蕴含情感在内的一种心理素质（李明，叶浩生，2009）。责任心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等要求下，担负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表现出更多的感恩行为，以回馈亲人、他人及社会所给予的恩惠（谭小宏，秦启文，2005）。已有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关爱，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体会到更多的温暖和爱护，有利于孩子责任心的培养，父母对孩子的理解和关心更有利于激发孩子形成较高的责任心（黄蔷薇，李丹，徐晓滢，2010；张立，毛晋平，张素娴，2009；赵欢欢等，2016）。相反，如果对孩子经常过度地干涉、拒绝，甚至实施惩罚等将会使孩子在形成责任心的过程中受阻（阎书昌，孟令勇，2005）。因此，责任心可能是亲子关系与感恩之间的中介变量。首先，亲子关系直接影响个体责任心的形成。责任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个体在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中，对社会教化的内容进行自主构建，并促进内化。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与责任心呈显著正相关，在融洽相处的家庭环境中，青少年能较好地感知父母的关心、帮助与支持（Kliewer et al.，2006），并愿意接受父母的教育和指导。 因此，亲子支持能积极影响责任心的形成，而亲子冲突则会对青少年在认知发展、行为问题等方面产生直接不利影响，影响青少年责任心的形成。其次，责任心对青少年感恩或亲社会行为具有预测作用。责任心高的个体更愿意回报施恩者，回馈他人的恩惠，表现出感恩等一系列积极的亲社会行为。Chow等人（2010）的研究发现，个体感知到责任心水平越高，其感恩水平也越高。综合这两方面，提出假设H2：责任心是亲子关系影响青少年感恩的中介变量。因此，本研究将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从家庭、个体等水平背景下，较系统地分析青少年感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假设模型如图1。
图1 亲子关系、责任心和感恩的关系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河南省郑州市初级中学三个年级的学生，共发放问卷800份，剔除规律做答或填答不全的无效问卷30份，回收有效问卷770份，有效回收率达96.3%。 其中男生 420人 （54.5%）， 女生350人（45.5%），年龄在 11.75-15.67 岁。初一年级 345 人，初二年级293人，初三年级132人。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0.9%和23.2%。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下占29.1%，年收入10～20 万占 50.6%，年收入 20 万以上 20.3%。
2.2 研究工具
中国山水画的特别之处正因为它是一种孕育五千年文化的承载，并追求超然物外的精神性因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追求和体现，在师造化、师心、师万物的过程中追求笔墨精神的纯化，绘画的标准是多元的文化载体，尤其在东西方审美精神意趣以及标准的共同作用下，如何去写生创作，怎样是国画艺术的最好表达，对于每一位画家来说本身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但只要是用心，真心地表达自我，去抒发自我对笔墨、文化的理解则都可以看做是好的本体的最佳的表达和追求。
采用学者 Furman和 Buhrmester（1988）等人编制，田录梅等（2012）修订的关系网络问卷（中文简版）测量个体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此量表包含5个维度，分别是陪伴、情感支持、亲密性、工具性帮助、争吵和冲突，共 15个项目，采用 5点计分。因前4个维度属于支持维度，故将这4个维度合并为亲子支持。最后一个维度的题目作为亲子冲突。分数越高，表明亲子支持或亲子冲突的水平也越高。总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 亲子支持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86，亲子冲突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声发射能量是指事件信号检波包络线下的面积，它可以反映事件的相对能量和强度。将实验中两类传感器采集的信号绘制成能量-时间-轴向力关系曲线，对比两种传感器的特点。通过对所有试件的实验结果进行数据分析，每组试件的数据呈现出相同的规律，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了部分试样的实验研究结果作为代表。
表2列出了亲子支持、亲子冲突、责任心、感恩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具体表现为，亲子支持、责任心与感恩均呈显著的正相关（p＜0.001），而亲子冲突与责任心、感恩均呈显著的负相关（p＜0.001），责任心与感恩呈显著的正相关（p＜0.001）。 因此，本研究假设 H1 得到支持（见表2）。
刘 宁：我国山丘区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2/3，地形、地质条件复杂，暴雨多发，人口分布密集，加上人类活动的影响，每年山洪灾害频繁而严重，已成为我国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主要灾种。尤其是2010年，甘肃舟曲、四川清平和映秀、贵州关岭、云南贡山等地暴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全国因山洪灾害造成3 887人死亡、失踪，占洪涝灾害死亡、失踪总人数的92%。山洪灾害已成为我国防洪减灾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加快山洪灾害防治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2.1 亲子关系问卷
2.2.3 责任心量表
采用何安明编制的青少年特质感恩量表。此量表包含社会恩惠的表达和回报、社会恩惠的感知和体验、他人恩惠的表达和回报以及他人恩惠的感知和体验、自然恩惠的表达和回报、自然恩惠的感知和体验，共6个维度，23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何安明，刘华山，惠秋平，2012）。本研究中，社会恩惠的表达和回报、社会恩惠的感知和体验、他人恩惠的表达和回报及他人恩惠的感知和体验、自然恩惠的表达和回报、自然恩惠的感知和体验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3、0.75、0.71、0.72、0.74、0.73，整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
土壤样品：将采集到的土壤样本碾碎后过筛，收集于搪瓷盘或其他适宜的容器中，充分混匀，用四分法分取200～300 g样品2份，分别装入封口样品容器中，贴好标签，贮存于- 20 ℃冰柜中保存。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9.0和AMO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采用偏校正的Bootstrap对青少年责任心在亲子关系和感恩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探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因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研究数据，可能会造成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所以为避免受此方法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的程序控制,如选取的测量工具均为信、效度较高的量表，采用匿名保护、部分条目使用反向题等。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共有1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75%，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大。构建竞争模型检验变量的结构效度，结果如表1所示。假设的四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临界值标准，而单因子模型和三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不太理想，因此，研究中所使用的构念具有良好区分性和有效性。
表1 研究变量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注：单因子模型为：亲子关系＋感恩＋责任心；三因子模型为：亲子关系、感恩、责任心；四因子模型为：亲子支持、亲子冲突、感恩、责任心。
模型 χ2 χ2/df RMSEA CFI TLI RFI GFI单因子模型 1944.81 8.46 0.20 0.75 0.59 0.73 0.78三因子模型 1050.80 7.11 0.17 0.74 0.53 0.75 0.81四因子模型 445.21 1.97 0.08 0.94 0.92 0.92 0.93
3.2 亲子关系、责任心和感恩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2.2.2 青少年特质感恩量表
表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下同。
变量 M SD 1 2 3 1 感恩 5.06 1.05 —2 责任心 4.03 0.58 0.29** —3 亲子支持 5.62 1.29 0.38** 0.17** —4 亲子冲突 3.00 2.23 -0.31** -0.26** -0.42**
3.3 责任心在亲子关系和感恩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2.5 饮食护理 告知患者饮食需定时、定量和定餐，每日需限制饮食中总热量的摄入，宜低脂饮食，以清淡、易消化食物为主，避免进食碳酸饮料等产气食物，忌食过冷、过热、刺激性强、油炸等不易消化的食物。
第一步，检验总效应 c的显著性，如c显著就依次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在本研究中，亲子支持对感恩的总效应系数为0.30（c），总效应系数c显著（t＝2.04，p＜0.01）；亲子冲突对感恩的总效应系数为-0.30（c），总效应系数 c 显著（t＝2.97，p＜0.01），总效 应 模型 拟 合 合 理 ，（χ2／df＝4.30，GFI＝0.95，RFI＝0.92，TLI＝0.93，CFI＝0.94，RMSEA＝0.05）。
按照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温忠麟，叶宝娟，2014），运用Bootstrap分析方法进行置信区间的估计检验，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研究共重复抽样3000次。检验步骤如下：
本研究采用谭小宏编制的中学生责任心问卷（谭小宏，2004）。此问卷包含4个维度：特殊义务责任心、特殊过失责任心、总体责任心和一般责任心，采用5点计分。本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值为0.87。
第二步，依次检验系数a与系数b的显著性。首先构建责任心作为亲子支持、亲子冲突与感恩之间中介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拟合结果见表3，各项指标良好。其次，预测系数a与b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亲子支持对责任心的效应大小为0.42（a），亲子冲突对责任心的效应大小为-0.35（a），系数 a 显著（t＝2.04，p＜0.05）；责任心对感恩的效应大 小为 0.30（b），系数 b 显著（t＝6.67，p＜0.001）。 第三步，检验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亲子支持、亲子冲突、责任心对感恩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1＝0.22，β2＝-0.21，β3＝0.32，p＜0.001），且亲子支持和亲子冲突对责任心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β1＝0.42，β2＝-0.35，p＜0.001）；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控制责任心的影响作用后，亲子支持、亲子冲突对初中生感恩的预测作用虽显著，但预测系数均减弱 （控制后：β1＝0.17，β2＝-0.19，β3＝0.30，p＜0.001）。 因此，责任心在亲子支持、亲子冲突与初中生感恩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模型如图2。
图2 亲子关系、责任心影响感恩的模型
表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一览表
模型 χ2 χ2/df RMSEA RFI GFI TLI CFI中介模型 157.79 4.64 0.05 0.93 0.95 0.97 0.96
最后，做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分析检验责任心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研究共重复抽样3000个Bootstrap样本，然后根据样本拟合模型，计算出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值和路径系数的95%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证实责任心的中介效应成立。由表4可知，所有路径的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因此验证了责任心在亲子支持、亲子冲突与感恩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中亲子支持至感恩的总效应值0.30，其中亲子支持对感恩的直接效应为 0.17，占总效应的 56.67%；间接效应为 0.13，占总效应的43.33%。亲子冲突至感恩的总效应值-0.30，其中亲子冲突对感恩的直接效应为-0.19，占总效应的63.33%；间接效应为-0.11，占总效应的36.67%。
表4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路径 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p） 95%置信区间上限 下限亲子支持→责任心→感恩 0.13 0.014 0.032亲子冲突→责任心→感恩 -0.11 -0.011 -0.009
4 讨论
4.1 亲子关系影响青少年感恩产生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表明，亲子关系、责任心与感恩三个测量指标均呈显著相关，其中亲子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感恩，即亲子支持得分越高，青少年的感恩水平也越高。亲子支持、责任心与感恩正相关，亲子冲突与感恩负相关，这与研究假设一致。该结果可从两个角度来解释：其一，青少年感恩的发展与其感知能力的发展有关。与以往的研究相验证，在青少年感恩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亲子关系、同伴支持、自尊等诸多因素都与感恩呈显著正相关（王建平，喻承甫，曾毅茵，叶婷，张卫，2011）。这说明良好的亲子关系，和睦融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激发孩子积极心理倾向的产生、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等，更容易感知他人给予的帮助和恩惠，因而表现出更多的感恩。其二，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作为微观系统核心的家庭，个体感恩产生的发展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而亲子关系是家庭影响青少年感恩的重要变量（Hoy，Suldo， ＆ Mendez，2013）。 其中，亲子支持有利于激发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心理倾向——感恩。感恩是源于他人的支持和帮助所激发的，因此，具有较高的亲子支持的青少年具有更高的感恩水平。而亲子冲突会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情感的交流和互动，不利于感恩的产生 （王建平等，2011）。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探讨青少年感恩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而对青少年感恩进行因果推论，从而为促进青少年感恩的积极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4.2 责任心在亲子关系和感恩间的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亲子支持、亲子冲突对青少年感恩既有直接效应，也可通过责任心对青少年感恩产生间接影响，即亲子支持能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感恩，又通过责任心的中介作用对感恩产生影响。相反，亲子冲突对青少年感恩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同时也通过责任心这个变量的中介作用对青少年感恩产生影响。这与研究假设H2相吻合。一方面，父母的支持和帮助直接有利于青少年获得积极的经验和结果，同时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较高的亲子支持有利于青少年对他人给予的支持、帮助的感知，进而激发个体感恩情绪的产生。另一方面良好的亲子关系可提升自我价值体验，促进个体获得较多的责任心，进而激发积极的心理情绪，产生更多的感恩。然而，亲子冲突不利于青少年感恩的形成，同时也阻碍责任心的发展，进而通过责任心影响感恩的产生。其可能的原因是：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塑造和培养个体的责任心，而具有高责任心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感恩。感恩就是承担起回馈父母、回馈自己对他人及社会的责任，而亲子冲突会使子女体验不到父母的支持和家庭的温暖，对自身不关心，更不会关心他人和社会，进而使青少年产生消极、被动等认知模式，影响责任心的激发，不利于感恩的培养。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接受他人的恩惠，对施恩者的回报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个体具有水平较高的责任心会遵守这种规范，更会感恩施恩者。
4.3 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依据生态系统理论，考察了责任心在亲子支持、亲子冲突与青少年感恩中的中介效应，验证了亲子关系影响感恩的作用机制，丰富了感恩领域的研究，对当前我国青少年感恩干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研究发现青少年感恩受个体、家庭等多水平背景因素的影响，这提示应开展多方位的青少年感恩干预研究与实践，才能更有效地促进青少年感恩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同时，研究还发现个体因素在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感恩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这提示我们要特别关注青少年责任心等能力的培养，促进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心理情绪和更多的感恩。感恩，说明一个人对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有着正确的认识。在这种正确认识之下产生的一种责任感，是对恩惠心存感激的表示，是个体不忘他人恩情，萦绕在心间的一种情感表达。但本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1）数据分析没有对学生的性别进行控制，可能会犯较高的Ⅰ型错误；（2）本研究仅采用横断研究，缺乏纵向研究数据，不能进行因果推论。因此，今后的研究应注重采用追踪设计，考察亲子关系、责任心以及感恩的作用机制，证实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5 结论
亲子支持、责任心与青少年感恩呈显著正相关，而亲子冲突则与青少年感恩呈显著负相关；
责任心在亲子支持和亲子冲突对青少年感恩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责任心是亲子支持和亲子冲突影响青少年感恩的重要中介变量。
参考文献
丁凤琴，宋有明.（2017）.感恩与大学生助人行为：共情反应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心理发展与教育，33（3）， 289-296.
何安明，刘华山，惠秋平.（2012）.基于特质感恩的青少年感恩量表的编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30（2）， 62-69.
何安明，刘华山，惠秋平.（2013）.感恩三维结构理论模型的建构.心理研究，6（3）， 458-463.
何慧，王影，李伟强，袁博.（2018）.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来自元分析的证据.心理技术与应用，6（7），385-405.
黄蔷薇，李丹，徐晓滢.（2010）.儿童责任心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心理科学，33（6）， 144-147.
李明，叶浩生.（2009）.责任心的多元内涵与结构及其理论整合.心理发展与教育，3（4），123-128.
平安俊，彭凯平.（2018）.感恩对自我控制的影响.心理与行为研究，16（3）， 378-383.
谭小宏.（2004）.中学生责任心问卷的编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谭小宏，秦启文.（2005）.责任心的心理学研究.心理科学，28（4）， 991-994.
田录梅，陈光辉，王姝琼，刘海娇，张文新.（2012）.父母支持、友谊支持对早中期青少年孤独感和抑郁的影响.心理学报，44（7）， 944-956.
王建平，喻承甫，曾毅茵，叶婷，张卫.（2011）.青少年感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心理发展与教育，27（3），260-266.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36（5），614-620.
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心理学报，36（2），186-194.
温忠麟，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5），731-745.
胥兴春，李贞珍.（2016）.感恩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研究述评及展望.心理研究，9（2）， 3-8.
徐长江，陈实，邢婷.（2018）.初中生自我效能感与攻击性行为：感恩与性别的影响.心理研究，11（3），269-274.
阎书昌，孟令勇.（2005）.父母养育方式与大学生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石家庄学院学报，7（3），65-68.
杨欣欣，刘勤学，周宗奎.（2017）.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感恩和社会认同的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3（2）， 183-190.
喻承甫，张卫，李董平，肖婕婷.（2010）.感恩及其幸福感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18（7），1110-1121.
张立，毛晋平，张素娴.（2009）.高中生责任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7（11），1362-1365.
赵欢欢，克燕南，张和云，许燕，程琪.（2016）.家庭功能对青少年道德推脱的影响：责任心与道德认同的作用.心理科学，39（4）， 907-913.
朱丹，王国锋，周宗奎，杨棵青.（2017）.留守儿童品味方式的特点及其与感恩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5（3），546-549.
Bègue， L.， Charmoillaux， M.， Cochet， J.， Cury， C.， ＆De， S.F. （2008）.Altruistic behavior and the bidimensional just world belief.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21（1）， 47-56.
Bono， G.， ＆ Froh， J. （2009）.Gratitude in school： Benefits to students and schools.In Gilman， R.， Huebner，E.S.， ＆ Furlong， M.， （Eds.）， Positive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Promoting wellness in children and youth. Hillsdale， NJ：Lawrence Erlbaum， 77-88.
Buhrmester， B.， Furman， W.， Witenberg， M.T.， et al.（1988）. Five domains of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interelationship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 Psychology，55（6）， 991-1008.
Burk， W.J.， ＆ Laursen， B. （2010）.Mother and adolescentreportsofassociationsbetween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an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ies：Separating shared variance from individual variance.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38， 657-667.
Chow， R.M.， ＆ Lowery， B.S. （2010）.Thanks， but no thanks：The role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experience of gratitud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6（3）， 487-493.
Folger， R.， Cropanzano， R.， ＆ Goldman， B.（2005）.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tice and morality.Greenberg ＆ J.AColquitt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Mahwah， NJ， U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15-245.
Hoy， B.D.， Suldo， S.M.， ＆ Mendez， L.R.（2013）.Links between parents’and children’s levels of gratitude， life satisfaction， and hope.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14（4），1343-1361.
Huston， A.C.， ＆ Bentley， A.C.（2010）.Human development in societal context.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61（61）， 411-437.
Johnson， W.L.， Giordano， P.C.， Manning， W.D.， ＆Longmore， M.A. （2011）.Parent-child relations and offending duringyoungadulthood.JournalofYouth and Adolescence，40（7）， 786-799.
Kliewer， W.， Murrelle， L.， Prom， E.， Ramirez， M.， Bando， P.， Sandi， L.，＆ delCamen， Karenkeris， M.（2006）.Violence exposure and drug use in Central American youth：Family cohesion and parent monitoring as protective factorys.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16（3）， 455-478.
Reitz， E.， Dekovi， M.， Meijer， A.M.， ＆ Engels， R.C.M.E.（2006）.Longitudinal relations among parenting，best friends， and early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Testing bidirectional effects.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26（3）， 272-295.
Smetana， J.G.， Campione-Barr， N.， ＆ Metzger， A.（2006）.Adolescent development in interpersonal and societal context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7， 255-284.
Timmons， L.， Ekas， N.V.＆ Johnson， P. （2017）.Thankful thinking：A thematic analysis of gratitude letters by mother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34， 19-27.
Wood， A.M.， Maltby， J.， Stewart， N.， Linley， P.A.， ＆Joseoh， S.（2008）.A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trait and state levels of gratitude.Emotion，8（2）， 281-290.
The effec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adolescent gratitude：The intermediary function of responsibility
WANG Han1，DU Jianzheng2
（1 Office of Infrastruc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2 School of Education，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Based on ecosystem theory，770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tested b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responsibility scale and juvenile trait gratitude scale，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responsibility and youth gratitude was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Parent-child support，responsibility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olescent gratitude，while parent-child conflic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olescent gratitude.（2） Responsibility played a part role in mediating between parent-child support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This suggests that responsibility is parent-child support and parenthood.Child conflict affects the important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youth gratitude.
Key wordsparent-child support； parent-child conflict； responsibility； gratitude
通讯作者：杜建政，男，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905437112@qq.com
标签：责任心论文; 亲子论文; 青少年论文; 效应论文; 冲突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心理研究》2019年第4期论文; 河南大学基建处论文;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