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西安事变发生前，在共产国际相关政策的指引下，中共在吸取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变其统战政策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打开了联合国民党内爱国将领共同抗日的大门并逐渐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西安事变发生后，对蒋介石的处置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吸取共产国际建议，将蒋介石南京政府包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解除了内战危机，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逼蒋抗日政策的真正实现。
关键词：西安事变；共产国际；苏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史学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共产国际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肯定(1)如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周家彬：《中共对反帝统一战线的认识演变(1931-1937)——兼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3期；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199页；等。。较多学者对共产国际七大上通过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了分析，并对决议中有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而非人民阵线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述，肯定共产国际在督促中共调整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排斥政策，帮助中共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上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杨奎松教授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中，反驳了张学良“拥蒋”、“联蒋”主张对中共“反蒋策略”产生影响的这一错误观点，并运用相关史料详尽的阐释了中共统战政策由“反蒋”到“逼蒋”的转化主要是来自共产国际相关指示的影响。(2)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184页。但是，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上的互动关系，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立初期，中共就将抗日摆在了鲜明位置，而反蒋仍然是目的之一。在听取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精神的基础上，中共进一步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阶级进行分析，放弃了之前过左的全面排斥政策(3)福建事变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主张与福建人民政府合作的主张没有被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局采纳；两广事变中中共在联合国民党左派上也存在一定的关门主义倾向，未能有效联合国民党上层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寻求与抗日的各个地方实力派进行真诚合作。正是由于中共抗日民族政策的不断完善，才使张学良、杨虎城联合中共，以实现其抗日主张并保存其军事实力的愿望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结合实际情况，并在与共产国际的互动中，逐渐改变其“罢蒋”“审蒋”的立场，将蒋介石纳入抗日统一战线的阵营，加速了西安事变和平局面的到来，促进了逼蒋抗日政策的实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不断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侧重点的不断调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政策基础，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共产国际在其中发挥的纠正和督促作用。
一、西安事变前中共对蒋介石政策的转变
为了缓解国内民族危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公开发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随后，按照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但是，此时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完全转变此前的反蒋立场。随着中共对国情的深入分析，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逐渐转变了孤立蒋介石的立场，逼蒋抗日政策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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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坚决抵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积极开展社会各界抗日民主爱国运动。193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二次全会，鉴于中国东北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事实，会议指示中共迅速调整策略，制定正确的抵抗策略。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4)1928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一个常设机构,中共代表团先后由瞿秋白、周恩来、王明、王稼祥和任弼时担任团长。此宣言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起草的报告，宣布中共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5)《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1月26日，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指出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6)《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3页。。尽管此时国共两党仍处于内战的漩涡之中，但是中共早已明确自身肩负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命。对于苏联来说，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就意识到中国东北只不过是日本进攻苏联的跳板。因此，出于对西方国家“祸水北引”险恶用心的回应和自身长远利益的维护，苏联开始由20世纪30年代前中日关系的中立立场逐渐转向在政治上及道义上对中共反帝斗争进行政策指导。
总之，共产国际与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中共中央在借鉴共产国际相关指示和建议的情况下，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和中共自身利益，提出了有条件释放蒋介石，即在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条件下与之合作的决定。中共的这一决策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表现了方针策略的灵活性。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影响和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变和平解决后，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对中共中央冷静的分析现实也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1935年8月1日，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8)《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有关《八一宣言》的内容。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学生运动，随后各阶级纷纷响应，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为了应对整个抗战形势的变化，纠正过去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倾向，中共中央急需制定适合抗战形势的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张学良协商处理事变的办法，此时的南京出现了反蒋和拥蒋两派，国内的亲日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进攻南京，以便取蒋而代之。何应钦试图掌握南京实权，亲日派汪精卫又企图建立傀儡政权，南京陷入危机，战争一触即发。周恩来此时逐渐认识到，如何处理蒋介石问题成为争取和平的关键。因此，周恩来与张学良商定达成共识，即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领袖，只有他才能制止何应钦的讨伐及联合抗日派抵抗汪精卫派建立傀儡政权，据此提议中共中央“在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有利于结束内战、推动抗日”(30)王金池、景枫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尽管此时中共中央仍将蒋介石作为斗争的对象，但是决议指出要纠正过去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领导人所主张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与中国工农相结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9)《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12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第12册，第536页。中共将民族资产阶级包含在统一战线内的提法相应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2.共同发展，共保平安。近两年，随着油田不断的开发建设，许多新项目、新设备也不断引进，工程量之大、涉及面积之广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有不少地方出现了“无地村”，这严重影响了地方群众的生活，引发了诸多工农矛盾。鉴此，我们应本着相互协助、共保平安、共同发展的道路，做好工农共建工作。工作处理中要立足一个“早”字，即“早发现、早着手、早解决”，力争把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做到既要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又要保证油区开发建设的顺利发展。实际工作中依照“六联”之路，即生产联营、资金联股、治安联防、项目联办、人才联用、设施联建的路子，积极协助地方单位上项目、办企业，解决好当地群众的生活出路。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善
1935年春秋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妄图并吞华北进而灭亡中国。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军事将领开始发生政治上的分化(10)1931年10月，日寇占领黑龙江时，马占山、李杜违背蒋介石命令率部抵抗日军；同年12月赵博生率领国民党二十六军在宁都起义；1932年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抗战；1933年5月冯玉祥一度与中共合作抵抗日寇侵略。。鉴于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争取国民党内高级将领、民族资产阶级及地方实力派等可能争取的同盟军，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义重大。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写给杨虎城的一封亲笔信中就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并派人与杨虎城进行会谈，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共真诚抗战的诚意，杨虎城最终接受了中共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战士书》，表达了举全国之力进行抗日战争的愿望。经过李克农、周恩来与张学良协商，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随后，中共派叶剑英进驻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部队。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西北地区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夏，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处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各派势力进行了分析，在给国民党军军事将领高桂滋的信中指出，“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11)《给高桂滋的信》(1936年夏)，《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毛泽东在信中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表达了与其共同抗日的决心和诚意，加快了对国民党派高级将领的争取，并推动了与西北各方势力的联合抗日。正如斯诺所言，“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12)[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面对日军大规模进攻，国内阶级矛盾逐渐让位于民族矛盾，中共逐步纠正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尝试与国民党上层军队将领建立联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不断扩大。
中共将瓦窑堡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反蒋的方针报告给共产国际后，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将开展敌军上层的统战工作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在红军与东北军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紧锣密鼓之际，共产国际于1936年8月15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中共在抵抗日军与抵抗蒋介石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商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方针”，并强调称，尽管将蒋介石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但这是目前必要的步骤。(1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43页。共产国际曾对建立以中共为领导的统一战线寄予希望，由于中共未能如共产国际所愿吸收部分蒋系军队参加西北大联合。鉴于双方实力悬殊，共产国际转而指示中共联蒋抗日。(14)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176页。因此，在民族危机关头，考虑到中共所面临的现实危机，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电中国国民党，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15)《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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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联合蒋介石进行抗日的方针，但是蒋介石仍旧采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剿共的政策。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形成，中共决定将反蒋抗日政策转向逼蒋抗日。在表达联合抗日诚意的同时，中共中央也一再提醒，要随时做好应对蒋介石突然进攻的准备。中共在采取逼蒋抗日政策的同时，积极呼吁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通过积极组织同其他各方势力各派军阀的合作，逐步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真正落实。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策略
正当中共中央转变对蒋政策，采取逼蒋抗日政策以推进国共合作抗日时，蒋介石却于1936年10月22日飞往西安，拒绝张学良援绥要求，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在伟大的民族爱国情怀的促使下，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施了“兵谏”。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国内外出现紧张而又复杂的局面，能否解决好西安事变，关乎中共的利益，更关乎民族的生存。在共产国际相关指示的影响下，中共逐渐转变了“罢蒋”的立场，迫使蒋介石接受和谈，维护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权威，稳定了局势，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早期反应及原因分析
(2)当发动机E的数据世系DL中tn为虚拟任务(即处于部件任务节点)时，设tn=tj∪∪tu，根据定义7中的计算方法，tj,,tu的相对完成工时量依次算得为fwhj,,fwhu，则虚拟任务tn的相对完成工时量可表示为
为了减缓苏联两线作战的危机，消除日本对苏联的误解，苏联政府极力否认自身与西安事变的瓜葛。苏联于1936年12月14日在《真理报》发布了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把张学良与杨虎城诬为“叛徒”，并且将张学良与杨虎城与中国国内亲日派相联系，捏造张学良与亲日派汪精卫相互勾结的谎言。与此同时，1936年12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表示，尽管尚未确定中共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间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认为“须要在强调党原先所持立场的同时，建议我们的中国同志采取独立的立场，反对内讧，正确和平解决冲突，争取赞成中国领土完整的各政党和团体在民主协商基础上达成协议并共同行动”(19)[俄]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对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联而言，阻滞日军侵略苏联、避免与德日两线作战是维护其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因此，当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传入苏联后，苏联不仅极力撇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还通过《真理报》等刊物编造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张、杨与亲日派的阴谋，而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平息事变和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却寄予厚望。苏联不仅强调南京政府在平息事变中的重要性，还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有理由认为，以蒋介石政府为核心统一中国的进程正在发生并取得重大进展，这对日本实现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计划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20)《中国发生事变》(1936年12月14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927-1937)》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78页。言外之意，如果此时南京政府威信下降，日军将借机侵入，中华民族将面临巨大遭难。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看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仍然是中共抵抗日军侵略的主要力量，尽快平息事变，稳定和加强中国抵抗日军的力量才是牵制日军进攻，维护中国稳定局势的唯一途径。苏联在舆论上极力撇清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这一行为，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错误判断，总之，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国国内亲英美派，消除了对苏联的误解，使他们看到在苏联的谴责下，中共有与之进行和谈的可能，从而稳定了国内局势，打破了亲日派试图通过内战的方式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并建立傀儡政权的阴谋。
在南京政府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也在密谋行动。张、杨部下以及社会上一些人主张杀蒋，南京的亲日派乘机调动大批中央军进逼陕西、轰炸渭南，内战几乎一触即发。以陆军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营救”蒋介石为旗号，力主“讨伐”西安，并且自任讨伐军总司令，企图轰炸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另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在得悉事变发生后积极准备回国，企图重新担任国民党内的最高职务。他在启程回国前还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政府驻法、英、德、意四国大使会议，决定在国内继续“剿共”。而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竭力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
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局势，在如何处理事变，尤其是如何处理蒋介石问题上，中共中央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立即致电在白区工作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明确表示：我们的任务是“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等之革命行动”。该电提出南京方面应该“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21)《中央书记处致胡服电——关于西安事变后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2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316页。。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原因和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肯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为是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精神的体现，并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如前者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的发生一样，“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电文要求南京诸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22)《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给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1936年12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414、415页。中共在早期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为，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立足点放在了与南京政府内部左派和中派的联合上，即主张与国民党内部左派之间的联合。经过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提出，以大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南京方面形成对立，欢迎走向抗日的中间派与之合作。
但是，事态的发展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和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企图代替蒋介石，夺取政权，国内也人心惶惶，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复杂局势下，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避免内战的关键，如果再继续主张“反蒋”、“审蒋”的言论，将给亲日派谋取政权以可乘之机。因此，在南京内部斗争激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置蒋介石，便成为能否避免新的大规模内战、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领导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等人进行协商，在了解南京复杂的局势并借鉴共产国际指示建议的前提下，提出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恢复蒋介石自由的建议，在与亲英美派协商之下，终于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落实。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的分歧和共识
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都主张尽快和平解决这一事变，以防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有可乘之机。但是双方在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及处理方式上存在差异，共产国际的相关政策推动和影响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最终使事变的和平解决朝有利于中国抗战大局、民族团结的方向发展。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第一个分歧是在双方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这一行为的评价上。尽管存在分歧，但双方目的都是尽快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内战以来，蒋介石一直企图置中共于死地，因此，蒋介石突然被捕的消息在中共党内难免引起躁动，主张“罢免蒋介石”、“公审蒋介石”及“枪毙蒋介石”的声音不绝于耳。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立即发出了“拥护张、杨等之革命行动”的号令，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连续致电共产国际，汇报事情的经过，咨询处理的方式。共产国际在回电中共中央之前，苏联和共产国际就已经通过《真理报》《消息报》等发表了对西安事变的看法，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评价西安事变“值此日本对华侵略日益严重之际，张学良部举行兵变并扣押蒋介石，其性质尤为特殊”，并指出促使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23)《中国发生事变》(1936年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927-1937)》第2辑，第576-577页。共产国际将张、杨行为看成是亲日派分子相互勾结所促成的结果，而中共中央则将事变认定为国民党内爱国主义者不满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政策被迫发生的爱国行为，这一看法与共产国际判若云泥，究竟共产国际的真实想法如何？
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言论，克雷莫夫回忆指出，季米特洛夫对苏联报纸上批判张、杨的相关言论曾解释道：“这是必要的步骤，无论如何不能让内战再起，要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24)[俄]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第180页。据克雷莫夫回忆，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团成员纷纷主张除掉蒋介石，因此，对于苏联报纸上攻击张学良的言论，代表们相当疑惑。随后，季米特洛夫解释道，苏联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不得不作出一些“不得以而为之”的行为，这可能并不代表苏联真正的想法。尽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当时并不太理解季米特洛夫主张批判张、杨的言论，但是促使其冷静下来，慎重思考当前形势。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将苏联相关指示间接传达给了中共中央。
然而，中共仍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排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外，这与蒋介石固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立场相呼应。在关乎中共自身生存的问题上，中共相关政策的调整是谨慎的，不是机械的。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共中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调整，并促使其日臻完善。
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出乎中共意料，如果继续支持张、杨行为，削弱南京政府的威信，这将不利于中国的整个抗战局势。因此，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19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在继续肯定了张、杨抗日救国的爱国行为外，指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主张“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5)《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365页。中共中央在综合分析国际舆论，尤其苏联舆论的情况下，对西安事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由支持张、杨转变到调和西安与南京政府之间冲突的立场，打消了亲日派企图攻击南京及日本帝国主义借中国内乱而发动肆意进攻的图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世界各国密切关注西安事变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各怀鬼胎，企图趁火打劫，以此争取在华利益的最大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做法大加鞭笞，要求南京政府讨伐张、杨，并加紧剿共步伐。1936年12月17日，日本外相有田向南京政府驻日大使馆发表声明：“南京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1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何柱国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为了离散人心，日本还造谣张学良的行动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国民党内部也谣言纷纷。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作为南京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召见了苏联临时代办斯皮利瓦索克时指出，“告以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反苏”(18)杨云若：《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
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经过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入分析，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称“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16)《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第4册，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307页。。中共将抗日反帝斗争放在首位，主动表达在国内战争上的退让，显示了中共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观。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分歧是双方对蒋介石的处理方式，包括事变发生后对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南京政权的处理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与蒋介石的合作问题，双方的共同点都是促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反卖国贼性质，主张派代表与张、杨协商处理，并且指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26)杨永良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决策历程》上，湖北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页。。尽管没有发表相关宣言，但是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实际上应按此行动，这就有排除蒋介石国民政府作为抗战中心的含义。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会议上主张“把蒋除掉，无论哪方面都有好处”(27)赵维：《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中共对是否建立包括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不能统一意见。
1.通过激励，可以充分发挥职工自身的工作积极性。如果职工都在一种激励的工作环境中，那么就可以发挥出职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对工作的投入，这是国有林场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最佳状态。
但是，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没有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参与，早在1936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指出，“蒋介石本人不想搞统一战线，他害怕统一战线”，因此，需要通过在中国创造一种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这种抗日统一战线，使蒋介石同南京军队的其他总司令们进一步同意建立全面的抗日统一战线，结果是，蒋介石利用中国革命中的民族因素，已把全民族的四分之三组织起来了”。(28)《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文献资料》第1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而且，共产国际在会议开头就指出对国共两党相关政策的实施，需根据双方实力状况和党的状况来决定。因此，事变发生后，苏联随即在中央机关报及共产国际相关报纸上发表激烈言辞，驳斥日本诽谤苏联与张学良联盟的谣言，并指出，为了抵抗日军分裂政策“南京政府最迫切的任务是统一中国，团结一切分裂部分，领导全中国人民以反抗外来之侵略。”显然，“苏联倡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释放蒋介石”(29)[苏]格鲁宁等著，徐正明、许俊基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页。。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通讯》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支持张、杨的热情泼了冷水，无形中对中共处理蒋介石问题施加了压力。
3.创新高校教学管理方式，理论知识与实践教育相结合。鼓励大学生创业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目前许多高校都设立大学生孵化中心，为学生创业实践提供场地，但许多高校的孵化中心流于形式，并没有很好利用在大学生创业实践中，而是用于许多商业用途。大学生创业创新的培养需要不断在实践当中去学习和提高，需要不断引入新技术。高校要提供全方位、多领域的创业实践平台为大学生使用。大学生是拥有集学历、技术、知识文化于一身的高尖端人才，大学生创业要不断多元化。高校在教师培训方面也要不断强化，加强对教师专业化的培训，老师带领学生一起走出课堂，走出课本，用实际行动促进“好创意”的诞生。
事变发生后，中共就立即向共产国际请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1936年12月16日，针对中共请求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作出指示的复电中，共产国际首先指出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对中华民族抵抗日军侵略这一大局的危害性，其次指出，既然事件已经发生，中共在考虑到国内抗战现实的同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改组政府，使一些抗日运动的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二)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三)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同红军合作。(四)与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31)《共产国际经格·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致中共中央复电》(1936年12月16日)，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按：由于电码出错，18日中共中央请求共产国际重发，直到20日中共才重新收到电文。可见，共产国际主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反复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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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相关指示的影响下，结合中共领导人对南京状况的考察，中共中央改变了最初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提出了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19日确立了争取南京和西安团结抗日的方针，在分析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回电后，于12月21日致电周恩来，指出在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前提下，争取与蒋介石、陈诚等谈判，并首次提出如果中共提出的抗日条件能够满足，则“恢复蒋介石之自由”(32)《中央关于西安事变问题致恩来同志电》(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37页。。周恩来根据电文指示，与宋子文、宋美玲谈判基本达成协议，于24日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六项条件。和谈的成功，结束了南京混乱的局势，推动了国共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
为了确保蒋介石能够兑现承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公开了蒋介石秘密承诺的条件。然而，中共的这一行为使莫斯科颇感不安。为了防止中共中央与蒋介石政府决裂的方针重演，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党以前所采取的争取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办法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不正确的……尽管近来党对自己的政策作出一些修改，但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方针。”并批评道：“党实际上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本身被看作是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被当作是反对南京的同盟，而不是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共本想借事变和平解决之机，迫使国民党进行民主化改革，以解除其日后随时破坏和平的危机。然而，在共产国际看来，内战的危险尚未真正制止，“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即使在初期没有正式协议”。考虑到现实的需求，中共也逐渐意识到，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要求国民党进行民主化的改革只能是一种愿望，不可能成为实际的斗争目标，目前应该积极争取和平，加快与国民党联合抗日协议的形成。(3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70-271页。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季米特洛夫作关于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相关内容的报告。报告直接对中共在国内的抗战作出指示，“我们赞成我们英勇的中国兄弟党的创议，即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会议指示中共现阶段应该围绕武装人民进行民族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主要任务。(7)米夫：《英勇奋斗的15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193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共在国内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进行了专门指导，对中共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明确定位，并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工作提高到首要地位，这对中共接下来确定和具体实施统一战线政策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正常管道施工，法兰与钢管组对焊接变形只要在偏差范围内就可以接受，不会影响管道的安装，而在管道和设备维修过程中，由于只更换某一片法兰或者只更换设备，难免会出现设备与管道接管法兰偏口现象，特别是与机泵等设备相连接的法兰，只通过焊接方法难以精确控制其变形量，来满足设备安装需要。这时，通常会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用焊接方法来解决（即使较好的控制了焊接工艺），往往也一次解决不了。②如用火焰矫形应该如何加热。③火焰矫形是否影响钢材的使用性能。
三、中共与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相关政策之总结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共产国际相关指示的影响。中共中央结合国际国内情况的分析，在借鉴共产国际相关指示的情况下，不断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善及逼蒋抗日政策的形成，这些奠定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政策基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真正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落实，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到来。
(一)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共统战政策的不断调整，奠定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以来，随着国内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涨，中共通过各种途径武装群众，广泛扩大抗日战线的阵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至瓦窑堡会议召开，历时四年的探索，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以确立。1936年9月“逼蒋抗日”政策形成后，统一战线的政策更加完整。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及逼蒋抗日政策的形成上给予了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总之，“风俗”这一中国古代概念从其时空、人、地物的整体性出发，理解特定环境内群体的身体性、共享性与物质性，它与实践理论的取向相近似。但“风俗”不是“惯习”，它既是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的结合，也强调主体反思、社会规则与情感欲望，可以有力地推动和挑战实践理论的现有框架，这正是本文在最后一部分提出从“民俗研究”转入“风俗研究”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就一再提醒中共要警惕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并指示中共要调整政策，与国内愿意抗日的各方势力进行必要的联合。共产国际七大筹备期间，在季米特洛夫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当谈到工人统一战线时，针对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存在的思想僵化现象，季米特洛夫批评了共产国际一部分领导人主张与社会民主党深入斗争的思想，强调统一战线政策应作出调整，“不应当把统一战线的策略仅仅当作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段，而不认真地设法在斗争中建立真正统一的工人队伍；我们应当把这一策略变成开展反对法西斯进攻的群众性斗争的有效因素”(34)《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61页。。共产国际七大在论述建立反法西斯战线的同时也强调，为了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克服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35)李义彬：《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起草了《八一宣言》，指出建立包括上、下层都在内的统一战线，改变了中共只关注下层，而不关注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
与此同时，通过对国内状况的分析，中共中央开始转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富农不分田，地主分坏田的政策，并于1935年12月15日发出了改变富农政策的命令，指出：“富农已改变其仇视苏维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斗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战线，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3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1935年12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4页。富农政策的调整，适应了抗战的形势，有利于争取愿意抗战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抗日将领加入统一战线，巩固并扩大了抗战同盟。
中共中央在听取共产国际相关指示的同时，内化为具体的国内政策，逐渐改变了狭隘的抗日战线阵营，积极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争取愿意抗战的力量加入抗战阵营。这为1935年底至1936年上半年同国民党东北军的司令官张学良及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军长杨虎城建立联系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持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共产国际还一再警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是要削弱苏维埃，把红军融化在共同的抗日军队里，把共产党融化在中国某个共同的政治团体里”(3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41页。。这些指示对中共建立包括各党派各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义重大，使中共在与各方势力联合抗日乃至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保持了独立性。共产国际有关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示，帮助中共克服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提高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尤其在争取国民党上层军官和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统战政策的包容性传达了中共愿意联合抗战的决心，赢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提升了中共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共适时调整统战政策，逐渐改变了将蒋介石南京政府排斥在外的立场，把对蒋的强硬立场转变为逼蒋抗日，显示了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调整和完善，逼蒋抗日政策的形成促进了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合抗日，也为后来中共与张、杨合理协商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曹晓凌的绘画视角是与众不同的，他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自然的方法。画面形式感很美，用笔简洁疏放，墨色开合有序，避让得理。在色彩的运用上非常大胆，色彩流韵，浓丽清新，使画面视觉冲击力很强。细看曹晓凌的画，变幻无穷，水与墨相融，墨与彩汇合，相环相绕，干湿浓淡皆露风采。正如他自己所说：“诗是画中的音符，画是诗的泉水，从洞开的瞳孔折射或喷出，来自心灵的监察。”……曹晓凌的作品以出人意料的意象，以不同寻常的墨彩，以苍茫恢弘的气势，冲击着欣赏者的眼球，震撼着欣赏者的心灵。
(二)共产国际的相关建议，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中共逼蒋抗日政策形成后，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内形势突如其来的逆转冲昏了一部分党内领导人的头脑，以张国焘等为代表的一部分领导人主张一方面抗日，一方面反蒋。毛泽东在时局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尽管也提出了批评蒋介石的主张，但是保持了相对冷静的态度，指出“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38)杨永良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决策历程》上，第423页。尽管毛泽东强调了抗日的重要性，但是对如何处置蒋介石仍未明确。中共是否还能继续坚持逼蒋抗日的政策，中共党内意见不一。这时，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与中共产生了分歧，苏联和共产国际相关报刊的舆论和对中共政策的建议，促使中共更加冷静地思考国内局势。在综合考虑事变的严重性及国内复杂状况后，中共开始调整政策，改变了在处理蒋介石问题上的模糊立场，积极与蒋介石谈判，由单独支持张、杨的政策逐渐向促进西安与南京和解，由主张罢免蒋介石转向有条件的情况下恢复蒋介石人身自由。
这方面，感受颇多，仅举一例。由于杂文总体上是批评性文体，所以，有些人，尤其是自觉不自觉“对号入座”的人，不喜欢杂文，甚至给杂文抹黑泼污，说杂文批评多，不吉利，是“负能量”等等。而前两年，我读到一篇谈杂文的杂文，旗帜鲜明地批驳了这种荒谬看法，响亮提出“杂文也是正能量”。因为杂文的功能在于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祛邪扶正，对人、对社会都有益而无害，当然是正能量。这观点、这见解，是第一次见到，感到新鲜，为之一振，又为杂文和杂文作者出了气、正了名,心里感到格外痛快。岂能不乐？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联蒋抗日的相关方针政策和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为中共制定和完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重要参考。虽然，共产国际在报纸上公开判定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民族罪人，随后又建议南京政府对张、杨进行讨伐和镇压，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略共产国际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所以，共产国际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调整、在逼蒋抗日政策的形成等方面对后续政策的影响是重大的，它对于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政策基础，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中共也并不是机械的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的正确指导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完善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上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衷和建立完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始终未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维护民族利益的初心始终未改，这些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非凡，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39)《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尽管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华政策是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但是不可否认共产国际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善和实现上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指导。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中共将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灵活应用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具体化为适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在中共与共产国际互动的过程中，中共能根据复杂的形势，灵活调整政策，而且，这种能力日益增强。即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面对国民党的两面派作风，中共中央在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能力也是大有提升。
ThePromotionoftheCPC'sAnti-JapaneseNationalUnitedFrontPolicytothePeacefulSettlementoftheXi'anIncident——FromthePerspectiveoftheTwo-wayInteractionbetweentheCominternandtheCPC
YanFangfang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victory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Before the Xi'an Incid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the Cominter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anged its closing-door tendency in the united front policy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its ow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nd opened the door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mocratic Party's patriotic generals to jointly resist the Japanese, gradually putting forward the policy of forcing Chiang Kai-shek to resist the Japanese. After the Xi'an Incident, the disposal of Chiang Kai-shek became the key to rever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Starting from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drawing on the suggestions of the Comintern, the CPC included the Nanjing Government of Chiang Kai-shek in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thus lifted the crisis of civil war. It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eco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promoted the real realiz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the policy of forcing Chiang Kai-shek to resist the Japanese.
Keywords: the Xi'an Incident; the Comintern; the Soviet Union;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5.010
作者简介：兖芳芳，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毛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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