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杨献珍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范式的当代价值论文

杨宁:杨献珍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范式的当代价值论文

摘 要:杨献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具体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从根本上区分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在新时代,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积极防范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危险,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无产阶级政治的关系,净化党性,从而能够更好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更广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关键词:杨献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唯物主义;唯心主义

杨献珍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紧密结合,并用之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这不但为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

一、杨献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渊源

(一) 从民主主义者到爱国民主主义者

杨献珍于1896年7月24日在湖北省郧阳县安阳镇出生,幼时便熟读一系列儒家经典,他不但主动了解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精忠报国人士的进步民主思想,而且积极参加反抗地方官府、劣绅等黑暗腐朽势力的学潮斗争,是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他必须另寻救治中国的良方,他便转变为一名理性的爱国民主主义者。

(二) 从爱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新文化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思想逐渐传播开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爱国运动促使杨献珍意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于是他立志做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后,他自愿留校任教,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常聆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所做的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报告,也曾率领武汉的部分师生与广大市民一起开展革命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至1977年,杨献珍担任过北方局秘书长、中央党校校长等职,更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狱中。他不仅严守党的机密,而且还创办秘密刊物,成立狱中党支部,领导政治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坚定革命信念,领导其展开对敌斗争。同时,受国内“左”倾思想的影响,杨献珍在“三次哲学论战”中,受到了以康生为首的打着状告杨献珍“十大罪状”旗号的反动派的全面围攻。1978年后,中共中央彻底为其平反。此后,他便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他的一系列哲学思想和论著也成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992年8月25日,他病逝于北京,实现了“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誓言。

二、杨献珍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范式

(一) 阐述“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创新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

1955年春,《光明日报》上的文章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思想。艾思奇更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恩格斯的原话,是唯物主义。”[1]165并且认为这个术语既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实际上,1955年杨献珍在讲课时就首次指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后来提出了“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唯物主义命题。他更因此事被康生诬陷为主张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而严重违背了毛泽东的“矛盾的同一性”的观点,于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被上升为政治批判。

杨献珍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就是黑格尔的“同一哲学”,这里的“同一性”是指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列宁也批驳了“同一哲学”:“‘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2]218-219他始终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命题,认为这是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创造性应用。“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有同一性。”[3]335这里的“同一性”是指“联系”,所以“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意思是说,两者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即实践”[3]335-336。杨献珍明确指出了混淆两个不同范畴的“同一性”必然会导致理论上的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更会造成实际工作中“左”倾思潮下的“大跃进”等社会动乱;提出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3]372。

真理与权力不是等值的。古今中外有些政治家甚至会为了获得私利而不择手段地去掩盖或抹杀真理,使真理完全屈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过渡时期出现了用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干扰哲学发展,混淆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对杨献珍“哲学罪案”等作品的片面化批判现象,这“不仅违背了学术问题争论最基本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不能真正做到科学、客观和以理服人,还扼杀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生命力和创造力,造成了相关学科的停滞不前”[8]173,更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进程。

(二) 阐发“合二而一”,创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党史上离开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而出现的“左”倾或“右”倾错误,都因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而严重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现在仍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说教,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5],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即使在“左”倾思潮盛行时期,杨献珍仍坚持不懈地纠正各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持之以恒地研究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同志更强调: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理论又是人民的理论,既是实践的理论又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既“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又“始终站在时代前沿”[6]。

党的队伍之所以能在我国各个时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党、强党。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时代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从而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炼出“中国方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党员干部要想获得成长,必须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来保持政治上和党性上的坚定立场。中国共产党更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始终牢记和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来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三) 阐明“综合经济基础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

通过对社会经济状况的实地考察和对马克思关于“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3]517,即“经济基础”概念的科学研究,杨献珍认为我国过渡时期存在着以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领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即五种生产关系,分别为: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合作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而艾思奇等人从苏联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出发,照搬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认为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特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内部各个方面(即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分配形式)的总和”[3]506。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由一种生产关系,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构成,提出了“单一经济基础论”。

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左”倾错误思想导致了党未对社会主义作出正确的认识,“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3]508”。这充分证明了“单一经济基础论”严重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而“综合经济基础论”是充分彰显我国客观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真理。杨献珍不但在理论上批判了“单一经济基础论”,而且在实践上扬弃与超越了僵化的苏联经济模式,科学界定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的不同内涵,指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激活经济生产力的重要性,更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突出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关键作用,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而更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综合经济基础论”是杨献珍把我国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理论相结合所作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理论成果。

三、对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否定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

古希腊人因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发现了对立统一规律而引以为豪,这激起了杨献珍的民族自尊心。为了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片面强调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问题,他迫切地寻求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言论。他发现“太极生两仪”、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法思想。而在明朝方以智的《东西均》中,“合二而一” 被直接用来表达对立面的统一,于是杨献珍不但采用了“合二而一”命题,而且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涵义。但康生诬陷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是宣扬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矛盾调和论”和对党的政策的“歪曲诽谤论”,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开始了名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学术论争,实为打倒杨献珍的政治斗争。

杨献珍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始终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命题。杨洪林教授也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表现为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泛滥成灾,“斗争哲学”成为绝对真理;经济上的“大跃进”“共产风”;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国性大批判、大动乱;文化上的百花凋零、教育停顿的十年“文革”;社会上的人人自危、民众分裂[3]354。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批判主张客观历史就是某些英雄人物的主观意识的产物的唯心史观,坚决抵制“凡是派”的英雄史观,自觉维护辩证唯物史观的权威。

杨献珍否认“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对立的,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寻找一种与‘一分为二’相对抗的东西来反对毛主席,我自己从来也没有反对过‘一分为二’的提法[4]102”。“合二而一”也未否认矛盾斗争,更不是“阶级调和论”,而是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另一种中国化的表达方式,是杨献珍用民族语言通俗化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也指出:“‘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一物两体’、‘相反相成’等都是中国古代哲学对矛盾观念的理解和表达。”[3]404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思想,他提出“用辩证法做经济工作”,克服了经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等问题,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辩证法思想。

杨献珍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传承着“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9]来进行理论研究:他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西方哲学之长,用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母语来创造使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当代哲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总结党史上或“左”或“右”的经验教训;运用矛盾辩证法思想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等唯心主义错误思想。这不但加强了党的政权建设而取得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而且指明了我国必须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 积极防范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危险,自觉维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尊严

其次,就是文章的内容。乍一看,似乎也未尝不可;细思量,则让人生疑。比如,中秋节,他罗列一些从古到今的名人赏月轶事,到了春节,他又搜寻出古人如何过年的传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春、夏、秋、冬四季歌写毕,再接着写二十四节气,拉拉杂杂地写些个无关痛痒的陈词滥调。今年发表了,明年连改都不用,仍可发表。

面对国内外别有用心者不断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歪曲甚至丑化我国历史的侵扰,习近平说:“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7]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讲述中国历史,坚决反对片面割裂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的观点,时刻防范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以苏为鉴,在吸收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更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初心,增强文化自信,秉承中国精神,坚定走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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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政治的关系,坚决捍卫客观真理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金融风险防控的前提,目前对大数据的应用仍有很大的法律空白,国家应顺应形势的发展,出台行之有效的适应大数据发展的法律法规,让大数据在法律体制的保护下防范金融风险,为其保驾护航,这样大数据才能发挥出其应用的功效。

杨献珍为了捍卫客观真理而无惧黑暗政治势力的打压,所以被杨洪林教授称为“极‘左’思潮下中国哲学界的哥白尼、布鲁诺”[1]73。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强调党要紧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因此,党既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又要加大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力度,从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防止哲学政治化的消极影响。既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本学科的科学性,又要使其在根本上为政治服务,使其在这种服务中得到实践检验并获得发展的动力。

(四) 创造性地传承五四精神,赋予唯物辩证法新的时代内涵

临床工作中,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的诊疗方面,不仅需要通过药物治疗控制相关危险因素的发生、发展,而且亦需要积极的、高效的认知行为护理干预,以提高冠心病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及治疗依从性[7]。高血压、冠心病患者病程较长,需要进行长期治疗,且容易伴发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等疾病,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患者亦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8]。如果冠心病患者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专科治疗,将会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健康[9]。既往的研究[10-11]认为:患者的不良生活及饮食习惯对病情发展及结局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科学的护理模式现已经成为冠心病患者诊疗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协同设计来说,主要是指多个专业的设计人员集中在统一的系统平台中,借助数据共享协同促进设计项目的顺利完成。加强三维CAD基础平台的构建,使各专业加强统一的三维数据模型设计平台的应用,如地质、水工以及工艺等专业,进而实现数据共享的目标,将上下游各个专业之间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多专业协同设计具有较强的便利性和准确性,可以促进工程设计质量的提升,顺应CAD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该次研究证实,在糖尿病检测中,将受检者的空腹血糖指标与糖化血清蛋白指标进行检测,更有利于提高糖尿病的诊断准确率,可以作为诊断糖尿病的敏感性指标,临床诊疗价值突出。

我国各届领导人的治国理政思想都是他们在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更是运用了“合二而一”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提出了大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一带一路”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小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战”等措施。这都是紧跟时代步伐,在尊重我国当前客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弘扬五四精神而做出的正确抉择,因此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五)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性

杨献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修养,就不可能有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如果不懂得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党内民主生活,就不可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4]442习近平说:“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10]一语双关地表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人民群众的动力后盾身份。党员干部必须要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把作为普遍性的党性与作为特殊性的个性相统一,在加强党性的同时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时刻牢记始终与党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的只有人民,时刻铭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在新时代,为了解决党面临的“四个考验”与“四个危险”和使党更好地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习近平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员干部要“勇于自我革命”,坚持“三严三实”,更要“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11],更自觉地发扬“钉钉子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党的群众路线。

杨献珍同志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不但向我们传授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及时纠正了唯心主义意识形态错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权威,更为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经验。在新时代,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传递好五四精神的希望火炬,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 杨洪林.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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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辉.一些学科西化严重 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N].光明日报,2016-06-02(7).

[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8-05-05)[2019-03-09].http://m.cyol.com/content/2018-05/05/content-17160974.htm.

[7] 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EB/OL].(2014-10-14)[2019-03-09].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4/c64094-258271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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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习近平.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EB/OL].(2019-02-03)[2019-03-09].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203/c1024-30613783.html.

[1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9-03-01)[2019-03-09].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44942.html.

ContemporaryValueofYangXianzhenInnovatingtheChineseParadigmofMarxistPhilosophy

YANG Ning, JIANG Bangqi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Yang Xianzhen closely integrated Marxist theories with the specific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ndamental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cognitive rout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and created the sinicized paradigm of Marxist philosophy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e must uphold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actively guard against ideological dangers of idealism,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truths and proletarian politics, and purify the spirit of the party, so that they will more widely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with Xi Jinping at the core.

Keywords: Yang Xianzhen;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materialism; idealism

DOI:10.3969/j.issn.2095-333X.2019.09.001

*收稿日期:2019-06-23;修订日期:2019-07-12

作者简介:杨宁(1993-),女,河南驻马店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蒋邦芹(1976-),女,河南信阳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3X(2019)09-0001-04

(责任编辑:李义良 实习编辑:张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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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宁:杨献珍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范式的当代价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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