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抗战时期，日本为实现其侵略行为的合法化，制造了一系列试图分裂中国的民族分裂话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构建“一体论”的中华民族话语回击了日本的民族分裂话语，但这种“一体论”话语是以宗族来替代民族。中国共产党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中华民族话语的缺陷，在吸收和借鉴多种话语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一体”构成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多元平等”则不仅有效地回应了少数民族争取政治权利的诉求，也消解了国民党“一体论”话语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这套话语体系为其争取抗战胜利赢得了政治主动和民意基础，也奠定了当代中华民族话语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民族平等；话语竞争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西方民族国家给中国带来的亡国灭种危机，使少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逐渐认识到只有构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才能在激烈的国家对抗中胜出，“中华民族”一词的提出契合了这一时代需求。因此，“中华民族”的概念和话语从少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小众化的政治话语扩散为民众的日常话语，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不过，这种话语的扩散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经过特定政治主体的传播和实践才逐渐被民众接受并产生认同。然而，当时中国社会各主体对于中华民族的内涵、结构、性质和特点等方面的认知及主张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形成了谱系复杂的多套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既有学术与政治的话语差别，也有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还有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话语之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抗战时期两大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主体，二者的中华民族话语都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试图分裂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也构成了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础。不过，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失去自主性，而是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只讲一体不讲多元，并试图用宗族替代民族的中华民族话语缺陷。因此，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构建出“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这一话语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同时赋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权利。历史证明，“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话语支持，而且奠定了当代中华民族话语的重要基础。
话语是社会主体对特定对象的主观诠释和意义宣称的一系列陈述，体现话语主体的主观意志和目标取向，建构话语主体的合法性。因此，话语并不是价值无涉的符号系统，而是包含着话语主体的某种意义指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正因为话语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不同的话语主体总是竭尽所能地让其宣称的意义能够被多数人接受，以便影响和主导政治进程。那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话语的逻辑是什么，在何种语境下生成，主要的话语竞争者有哪些，话语构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遗憾的是，纵观学界有关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研究，话语分析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的历史原因、知识界的论辩过程、分歧的动因和当代意义①；二是分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创新[1]。虽然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不管是中华民族观念史研究还是理论创新分析都不能替代话语分析。话语分析重在探究社会主体构建话语体系的目的、语境、策略以及与其他话语主体的互动关系，呈现出话语与社会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图景。抗战时期的话语分析可以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历史资源和镜鉴。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生成的语境
话语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即语境中生成，并深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只有将话语置于特定的语境中进行分析，才不会被理解为空洞无物的语言符号，而是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工具。同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也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成，话语构建深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抗战时期，随着国家危机的加重和对民族问题认知的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渐从强调阶级斗争的内部竞争话语和民族自决的狭隘民族主义话语，转向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华民族话语，阐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儿女”[2](P.175)和“中华民族进步的力量”。这种话语的转变是受到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刺激，以及当时多种政治势力话语互动等因素共同激荡的结果。
(一)亡国灭种危机下的民族主义动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动员全民力量参与救亡的政治行动成为学界和政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国家危机的不断加重促使“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得到学界、舆论界、政界和少数民族的普遍认同，因为当时“最能体现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整体对抗的载体，莫若‘中华民族’这一概念”[3](P.48)。实际上，在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文件中，中国共产党早就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还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4](P.18)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只不过此时的“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1935年12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一文指出：“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5](P.323)文中将“中华民族”与外部他者“帝国主义”和内部他者“军阀”置于对立的位置，同时将“中华民族”与“弱小民族”并列。由此可见，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华民族”已经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话语，只不过话语含义是变动的、模糊的。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首要矛盾。“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俨然已成为各阶层、各政党和各民族的共识，“中华民族”也成为人们进行全面抗战动员的主要话语。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也要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抗战动员。中华民族话语的成熟由抗战催生，它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进行政治动员的符号。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6](P.631)随着对社会主要矛盾认知的转变，“中华民族”成为中国共产党经常使用的官方话语，比如1938年11月的文件《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便以25次的高频率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文件的第一部分直接命名为“中华民族十六个月抗战的基本总结”。该文件指出抗战对于中华民族团结的形塑作用在于：“十六个月来的抗战，是我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伟大历史事件，造成了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团结和进步。”[2](P.172)可见，“中华民族”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战叙事的主流话语。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担当的政党，主动构建和传播中华民族话语，肩负起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话语的构建和传播也是强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合法化和获得民众支持的需要。
(二)回击日本制造的“民族自决”分裂话语
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以直接的军事行动进攻中国，另一方面通过制造“民族自决”“中国本部”“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等分裂话语，试图将其侵略行为合法化并扶植分裂势力。同时，日本利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差异，挑拨离间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大肆宣传“抗战是为了汉人”“帮助蒙古独立自治”“收复蒙地”等口号。中国共产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日寇深知中华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反对外敌侵略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因此，日寇分裂中国的阴谋之一，就是用尽一切可能来挑拨中华各民族的关系，分裂他们、诱惑他们，企图造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内部严重的矛盾，作为最有利于他侵略与灭亡全中国的工具。”[7](P.905)所以，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谈到少数民族时逐渐放弃“民族自决”话语而转向“民族自治”话语，即使使用“民族自决”也逐渐将主体由少数民族转向中华民族。比如杨松曾提出中华民族自决权的概念：“坚持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为争取中华民族自决权而斗争。”[8](P.801)
面对日本制造的民族分裂话语，国民党试图通过“同源论”“同宗论”的历史书写来证明各个民族已经是“一体”的中华民族，同时主张停止使用“民族”一词来指称少数民族。其中，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可以说是国民党“一体论”中华民族话语的集中体现。该书认为只有中华民族可以称为民族，中华民族之下是由多数宗族融合而成。“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的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12](P.2)蒋介石用宗族概念来替代民族概念，宣称中国只有“中华民族”可以称为民族，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击了日本制造的民族分裂话语。然而，这一话语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即否认了当时客观存在的诸多少数民族。实际上，自辛亥革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少数民族精英希望其民族身份得到承认的声音一直存在。就西南地区来说，“五族共和”并未将这一区域的少数民族涵盖进去，许多少数民族精英的身份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更缺乏保障其基本权利的政治制度安排，他们被“遗忘”在共和之外。比如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高玉柱、岭光电、喻杰才等少数民族人士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愿，希望其少数民族地位得到政府承认并给予相应的政治待遇。虽然国民党在一些文件中承认民族平等，但《中国之命运》一书以霸道的政治话语忽略了少数民族的诉求，违背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主张。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分裂话语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侵华战争中，日寇是十分重视宣传战的。其进行宣传战的基本方针，为分裂中国的团结，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中国从联共抗战变为反共抗日。”[9](P.638)面对日本的民族分裂话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毛泽东指出：“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10](P.595)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强调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今天回族的命运，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只有从彻底抗日的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11](P.127)
(三)批判和超越国民党“一体论”的中华民族话语
当前，我国物流金融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对物流金融集成化协同服务模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于供应链物流而言，整个运行链条是围绕着发放贷款、物流企业、融资企业三方进行运转的，而三方都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1]以发放贷款为例，银行不再是单一的发放贷款方，企业可以选择担保机构、保险机构等进行贷款。同时，多元的金融机构使得物流企业获得融资的途径增多，物流企业也逐年参与到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中。总体来看，供应链物流企业与金融机构、融资企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在此形势下，物流企业要深入思考未来与各方合作企业（机构）的关系，同时要创新供应链物流金融服务，以适应当前物流金融业务的发展。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但由于“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传统观念的长期影响，加之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客观存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一旦被日本侵略者或者民族精英利用，很容易造成民族间的隔阂，进而撕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因此，“反对大汉族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论及蒙古族问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着重指出大汉族主义的严重后果：“由于蒙民历史上受大汉族主义的压制，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尚未改变对蒙民的大汉族主义的传统，所以不少的蒙民受了日寇欺骗与麻醉，因而造成许多蒙汉的仇视与对立。蒙民自以为今天是蒙民的世界，可以对汉人采取报复侮辱。而许多冒牌抗日军队也就不明大义，以怨报怨，没收蒙民的财产，强驻喇嘛庙，加以汉奸罪名，残杀蒙民，甚至提出‘抗日必先灭蒙’的口号。这也无怪蒙民把他们称呼为‘抗蒙助日亡国军’。”[22](P.326)毋庸置疑，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是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的基础，因此反对大汉族主义便成为加强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内涵
在陈述“多元平等”的话语时，中国共产党还援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有关民族平等的话语，有效回击了蒋介石自称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忠实继承者的话语，在《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一文中强调，“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应当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0](P.682)。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多元平等”并不只是停留在文件和报纸上的“口舌之争”，而是充分运用于陕甘宁边区的实践中。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建立自治区以落实民族平等的权利，“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21](P.69)。中国共产党通过在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平等政治实践有力地诠释了“多元平等”话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少数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民族平等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话语权竞争有力的理论武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民族”话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还是话语的实践者。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并赋予其富有特色的内涵，用以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救国的政治行动，并以独特的话语表述在与日本的民族分裂话语和国民党的“一体论”话语竞争中胜出。抗战时期，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的认同，除了该话语体系具有合理性之外，还在于这套话语体系有效地回应了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还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话语构建经验，这对当下中国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
大汉族主义还容易激起某些少数民族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进而间接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分裂野心。“大汉族主义者十分愚昧地企图用各种人为的力量用少数人的叫喊来否认中国的回回民族是一个民族。他们硬说回回民族只是一些在他们看来是信了回教(伊斯兰教)的汉人，或者硬说回族已经完全同化于汉族不能再成为一个民族。大汉族主义者既然在最基本的存在问题上否认了回族，宣布说回族已经不是一个民族，自然他们就同时轻易地抹杀了回民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抹杀了回汉之间已有的深刻的成见与隔阂，抹杀了回族现在的不平等地位，抹杀了应以民族平等的政策来亲密团结全国回回民族一致抗日的问题。”[23](P.810-811)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将蒋介石等地主阶级代表称为大汉族主义者，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话语的过程中，除了使用民族主义的话语之外，并没有完全放弃阶级话语。民族主义话语和阶级话语的融合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民族分裂话语和国民党“一体论”话语的竞争中找到了有力武器。
(二)少数民族具有平等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杨松在《论民族》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对外来说，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的国家。”[19](P.767)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体，内部各民族是平等的多元。是否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并赋予其平等的权利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华民族话语的根本分歧。国民党为了反击日本的分裂话语和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饮鸩止渴式地提出了“宗族论”的中华民族话语。这种不顾历史上的客观差异和现实的诉求，运用政治的强制力构建的话语必然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强调“一体”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毛泽东提出各民族具有平等的权利：“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0](P.595)刘春进一步明确平等权利的含义：“回族与中华各民族共同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权利，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18](P.15)
话语不仅会随着话语主体认知水平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会随着话语对象和话语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而言，对外的话语往往包含有修辞的成分，而对内的话语相对更为贴近真实。尽管中国共产党“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一定差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归纳出它的基本内涵。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确立。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的转变并不仅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话语转变背后隐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观念、政策和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认知愈发成熟，其中华民族话语也逐渐清晰和稳定，形成了“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
(三)反对大汉族主义
中国共产党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将国内少数民族称为“宗族”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批评，认为这是否认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做法。周恩来批评道：“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13](P.27)陈伯达专门写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展开批评，他认为蒋介石以血统立论否认少数民族的观点违背了孙中山及其民族主义，将民族当作宗族解释会造成历史的混乱[14](P.33-34)。基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体论”话语的缺陷，中国共产党首先宣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这与国民党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具有相似性；其次将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也视为民族，并承认其平等的政治地位。“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5](P.21-22)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将中国共产党的这套话语称为“一体之下的多元平等”：“一体”指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整体，用来批判日本制造的民族分裂话语；“多元平等”指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有效缓解了一体与多元的结构性张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想要征服的是整个中国，而不仅仅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区域。在中国与日本的整体性对抗中，各民族共同组成一个中华民族，作为部分的各个民族和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一体”并不是国民党带有同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体，而是多个民族复合而成的有机整体。《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上册第一课“中国”写道：“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16](P.807)1940年2月关烽(贾拓夫)在《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中也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是没有最后保证的。”[17](P.816)这种“一体”还表现为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刘春在分析蒙古族和中华民族的关系时提出：“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直接受日寇统治、压迫、侵略，并且它居住于中日战争极为重要之战略地带，是中国抗战必须争取的力量，所以蒙古民族在抗战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18](P.67-68)团结则生、不团结则死的共同命运加速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2](P.174)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话语具有优先性和正当性。
(四)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既然中华民族是由各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那么就有可能存在个别少数民族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不亚于大汉族主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汉族主义也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同样也会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甚至可能造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分裂。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周围主要聚居着回族和蒙古族，刘春提出：“一方面纠正大汉族主义，而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要求回族某些人当中改正现在还存在着的狭隘的回族主义……只有这样，彻底地肃清大汉族主义同时又克服狭隘的回族主义，才能使回汉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真正亲密和好，真正消除过去一切成见与隔阂而一致对外。”[18](P.22-23)正如文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不能消除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隔阂是很难相互认同的。李维汉也对回族自治地方提出要求：“在回族执政的地方，回族军政当局必须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予当地其他各民族如汉人、番人、蒙人、萨拉人等以平等权利，调剂各民族间的关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并教育当地回族人民以平等亲爱的精神对待这些民族，克服狭隘的回族主义的偏向。”[11](P.131)狭隘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离心力，离心力过大必然会造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分离。
4.找疑难处。对于课文进行简单了解后，对于其中出现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标记出来，并与老师进行交流，看看自己的理解误差，由此来找出自己的缺点并不断坚持，使自己养成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以达到更好的预习效果。
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构建的当代启示
而基于本研究构建的这一实质理论，可以从微观的个体心理层面，有效解释“培训力量”（包括“机构实力”和“师资力量”）、“项目质量”、项目的“总体前景价值”（“项目引力”）和“招生效果”（“培训参与率”）之间的联系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对“再就业培训系统”运行机制及当前“招生效果”不佳现象的理解。
(一)融会贯通：话语资源的吸纳和转化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话语竞争中胜出，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融会贯通多种话语资源。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民族自决话语的危害，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这套话语既有对阶级话语的部分继承，也有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汲取；既有对列宁民族自决话语的批判性继承和转换，又援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平等话语。在这套话语体系中，阶级斗争话语向民族主义话语的转变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地位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族自决话语转向民族自治话语，弥合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中民族自决与国家统一的张力；援引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话语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一体论”话语的合法性，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支持，因应了少数民族对民族权利的诉求。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注重对历史资源的合理使用，塑造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者、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继承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者的复合形象。这启发我们在当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过程中，一是要注重历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新时代话语的构建并不意味着与传统一刀两断。这包括对中国传统族类话语资源的现代转化，还包括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中华民族话语资源，尤其是抗战时期的话语资源。二是要在立足本土话语的基础上，充分吸纳国外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有益的话语资源，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张力。三是要明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不变的主题，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是话语生产的出发点。
数学知识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逻辑性，尤其是理论知识生涩难懂，这些特性加大了学生对数学的理解难度，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困难。新时期的教育思想推出了素质教育，在数学教学上不再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单，转而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由于数学的抽象性导致很多学生不能及时理解内容。因此，想要在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可以采用数形结合的思想进行教学，利用数与形之间的相互转化，将抽象的数学知识进行具体化、简单化。
(二)现实指向：确保话语的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者，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是停留在观念层面的话语之争，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践行话语所指向的内容。有效的话语体系不是空头支票，而是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民族平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等赋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权利。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4](P.467)中国共产党话语的务实性和实践性容易获得各族人民的认同，通过抗日根据地的民族平等实践诠释了话语的真实性和话语的有效性。社会实践是检验话语是否真实有效的途径，话语构建的成功有赖于合理的行动策略选择。因此，话语构建要从“庙堂叙事”向“生活叙事”转换，不仅要告诉民众“为了什么”，还要带领他们在实践中“怎么做”。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构建和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构建不能满足于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层面，更应该构建民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与此同时，不能停留在“文件层面”的话语宣传，应当继续深入推进区域协调战略、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等实现各民族的共享发展。缩小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和依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才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检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真实性的重要途径。
(三)中庸之道：避免极端话语
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既然是多重复合体，那么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过程中就不能单向度地突出某个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体论”的中华民族话语以政治强制力为后盾，过分突出主观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民族情绪，不顾客观存在的民族差异和少数民族的诉求，一味强行推行同化主义的话语只能是适得其反。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的这套化过分强调政治强制力的作用，忽视了文化的涵化功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性，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只能带来预想不到的后果。蒋介石“在民族政治极为敏感的年代，不顾早已流行开来的国内各民族为‘民族’的既成说法，忽略各小民族大众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实际，这无异于简单粗暴地否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已经取得的原有‘民族资格’，不免表现出一种缺乏政治智慧的生硬特征和霸道性格”[25]。再者，不顾事实地夸大主观精神力量的作用也是难以奏效的。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华民族话语既注重“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心理”等主观层面，同时也兼顾了“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等客观层面。这启发我们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
舒曼从茶炉里拔出一些彤红的火炭，周围搭几块旧砖，把洗脸盆放上，再放上大丫从食堂里偷来的豆油及佐料，兑上汤，切好豆腐放在汤里，加上盐及辣椒末，在洗脸盆子里炖就成了。
结语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话语的复杂性既体现了西方民族主义与本土族类观念的碰撞与融合，也体现了传统民族观与现代民族观的互动，同时还体现了不同党派的认知差异和隐含的权力之争。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收多种话语资源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以“一体”反击日本的分裂话语，以“多元”消解国民党的“一体论”话语。当代中国同样需要一套有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毕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与生俱来，也绝非仅凭借政治强力的灌输和传播就能达到。历史上不顾各民族客观存在的差异和现实诉求等客观因素，只顾政治团结等主观情绪而构建起来的中华民族话语，固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实践效果显然要大打折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话语之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套自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构经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浴血奋战的历史实践是我们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
注释：
①参见下列成果：王传《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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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J].史学月刊，2014(2).
[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C].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
[3]李帆，邱涛.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杨松.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论新阶段[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1]李维汉.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蒋介石.中国之命运[A]//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C].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13]周恩来.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政策[A]//刘先照.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14]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A]//田晓青.民国思潮(第4卷)[C].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15]毛泽东.各民族之间权利平等[A]//刘先照.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16]八路军政治部.抗日战士政治课本[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7]关烽.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8]刘春.刘春民族问题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
[19]杨松.论民族[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0]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C].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
[22]李井泉.一年余来的大青山游击战争[A]//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6册)[C].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86.
[23]罗宵.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4]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5]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A]//郭双林，王续添.中国近代史读本(下)[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1—000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VSJ092)、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研究”(2018-GMC-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青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赵超，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社编辑，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北京 100081
收稿日期2018-10-15
责任编辑李克建
标签：话语论文; 中华民族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民族论文; 抗战时期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VSJ092)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研究”(2018-GMC-002)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论文;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