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探索羞怯心理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羞怯量表、自尊量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和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对99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羞怯心理对大学生社交障碍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同时羞怯心理负向预测个体自尊，自尊也负向预测社交障碍；(2)自尊在羞怯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在羞怯通过自尊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大学生社交障碍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关键词羞怯；父母养育方式；自尊；社交障碍
1 引言
社交障碍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紧张焦虑，目光躲避，说话语无伦次并且思维混乱的一种现象(闫建璋, 2001)。许多大学生由于自身和环境原因，很少参加集体活动，也很少与他人交流。这就造成一部分人逐渐无法适应社会关系，久而久之形成社交障碍。影响社交障碍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羞怯(Heiser, Turner, & Beidel, 2003)、自尊(Kocovski & Endler, 2000)以及父母养育方式(刘丽, 李鑫洁, 2015; 倪保臻, 宋玉萍, 井西学, 2012)等。
羞怯(Shyness)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邓林园, 李蓓蕾, 赵鑫钰, 2016)。关于什么是羞怯，学术界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Heiser et al., 2003)。不过，学者们对羞怯提出了一些代表性的观点。Melchoir和Cheek(1990)认为羞怯是在现实或想象的社交过程中表现出主动回避社交情境(Rubin, Stewart, & Coplan, 1995)，害怕社会评价。这会造成他们出现焦虑(Hirshfeld, et al., 1992)和自尊水平降低(Schmidt & Fox, 1995)的现象。Henderson的社会适应模型(薛雯雯, 韩磊, 窦菲菲, 2015)划分了羞怯个体心理历程的三个阶段：(1)接近社交情境阶段，个体消极预测社交情境并感到恐惧；(2)逃避社交情境阶段，个体选择逃避社交情境以减轻痛苦，表现出社交回避和苦恼；(3)怨恨阶段，对他人愤怒、怨恨。结合该模型的第二个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羞怯个体普遍存在社交障碍。由于羞怯现象普遍存在于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李娇, 金一波, 劳晓燕, 严玉凤, 2013)，本研究提出假设1：大学生的羞怯水平会正向预测社交障碍。
自尊(self-esteem)是个人对其自身所作出的评价，是对自身进行价值判断后获得的自我价值感。有研究证实，自尊是影响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李海江, 杨娟, 贾磊, 张庆林, 2011)，并且对社交障碍有显著影响(熊丽娟, 彭明芳, 2013)。高自尊水平的人会更加积极、自信地与他人相处；低自尊水平的人往往会表现得内向、害羞，社交焦虑水平变高(阴云航, 麻超, 蒲李瑞, 2018; Kocovski & Endler, 2000)。此外，个体的羞怯水平不仅影响社交障碍，也会影响自尊。众多研究表明，个体的羞怯水平与自尊呈负相关(王倩倩, 王鹏, 韩磊, 宫瑞莹, 高峰强, 2009; Crozier, 1981; Wadman, Durkin, & Conti-Ramsden, 2008)。本研究提出假设2：自尊在大学生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父母养育方式指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传递给孩子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他们通过言行所编织的情感氛围综合体(parenting pattern; 李董平, 张卫, 李丹黎, 王艳辉, 甄霜菊, 2012)。羞怯的产生与父母养育方式有关(周静, 曾云华, 2012)。父母的权威教养能降低个体羞怯水平，而父母的专制和纵容教养会提高个体羞怯水平(安鑫, 盛烨, 2013; 韩磊, 高峰强, 平凡, 潘清泉, 2012; 闫景蕾, 张伟霞, 崔娟, 2016)。父母越是采取拒绝否认的态度，孩子的羞怯水平越高(徐晓艳, 2014)。对大学生羞怯水平与父母养育方式关系的研究也发现，放任型养育方式比权威型养育方式更会造成个体成年后的羞怯(苏素美, 1995)。近些年来，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对个体羞怯行为形成的作用(Hane, Cheah, Rubin, & Fox, 2008)。结果发现，母亲惩罚严厉和父亲过度保护对羞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父亲情感温暖对羞怯有负向影响(韩磊等, 2012)。父母养育方式与儿童的社会技能密切联系(黄平, 孙圣涛, 李燕, 2017)，在童年早期，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模式是个体将来进行社会交往的基础，所以母亲的养育方式对个体成长尤为重要(刘丽, 李鑫洁, 2015)。因此，有研究指出，儿童的羞怯与社交焦虑和父母养育方式有紧密联系，良好的父母养育方式则可以有效预防儿童羞怯和社交焦虑(张昌等, 2012)。父母养育方式同时还是影响自尊(杨福义, 梁宁建, 2008)的重要因素。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父母养育方式对自尊在大学生羞怯与社交障碍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调节。
靠政策制度激励精神动力。适应新的领导管理体制、作战指挥体制和规模力量结构，按照备战打仗要求制（修）订完善各项政策制度规定，把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真正落实到人力资源使用、晋级晋衔、工资待遇、表彰奖励、优抚安置、随军就业等方面，让想打仗研打仗练打仗能打仗的人得到重用、受到尊崇。
无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现代香港人，需要通过怀旧来完成新一轮的建构。袁永定、凌楚娟在如花的叙述中逐步摆脱历史意识的匮乏和不足，完成了对香港历史的想象性重构，又在现实情境中逐渐完善这种历史感：比如袁永定不顾他人异样的眼光耐心查阅三十年代的香港资料；不顾女友反对毅然从古董店老板手里买走有关如花事迹的《天游报》；袁永定、阿楚借助一切手段寻找如花口中的旧日石塘咀痕迹……
图1 假设模型(Ux代表父母教养方式的某个维度)
综合前人的研究，我们发现，虽然羞怯与社交障碍存在紧密联系，可以利用社会适应模型进行解释，但是羞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社交障碍尚没有明确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父母养育方式和自尊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二者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来揭示大学生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父母养育方式和自尊在这一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在校大学生为研究样本，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多个大型的大学生、研究生QQ群和微信群发放问卷链接，并发放一定数量的实体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084份，有效问卷991份，有效回收率91.42%。其中，男生365人(36.83%)，女生626人(63.17%)；大一248人(女生152人)；大二340人(女生247人)；大三161人(女生92人)；大四180人(女生93人)；研一42人(女生32人)；研二9人(女生7人)；研三11人(女生3人)。被试年龄在17～29岁之间(M=21.15，SD=2.13)。
2.2 研究工具
2.2.1 羞怯量表
由于在施工技术应用过程中，对应施工技术的应用影响因素较多，需要在施工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及时的按照对应的施工技术应用控制，及时将对应的施工技术应用及施工结构及节点控制好，这样才能满足施工中的技术应用控制。由于在此次钢结构网架施工技术应用过程中，对应施工周期在冬季，整个施工技术应用中，需要按照对应的施工技术应用控制，按整个施工技术处理中的要求，去设计对应的施工技术应用，以及设计具体的施工技术，并且需要在技术的应用设计中，及时将技术应用中的天气影响因素排除，保障整个结构施工技术应用质量能够得到保障。
选择目前广泛使用的含有13个项目的羞怯量表(Shyness Scale;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采用Likert 5点评分(1=非常不相符，5=非常相符)，将其中4个项目反向计分后与剩余项目的评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量表总分范围13～65分，得分越高，羞怯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0.83。
1.2.1 资料的收集 每次访谈时间40～60 min。采用访谈录音、笔录和及时回忆方法对访谈内容进行记录，并注意和记录被访谈者的表情、语速、语调等的变化。访谈大纲有以下几点:①被访谈者得知事件后的心理活动;②被访谈者对患者的疾病以及病情进展的了解情况;③作为患者的直接照顾者，该事件对被访谈者本身的影响;④被访谈者希望在患者住院过程中得到哪些帮助;⑤被访谈者对医院硬件条件的需求;⑥其他家属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由于本研究通过问卷法收集数据资料，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和旋转后得到的28个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9.64%，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7.52%，都小于40%的临界值。所以，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3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
使用Perris 1980年版量表的中文修订版(EMBU; 汪向东等, 1999)，共有66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评分(1=从不，4=总是)。量表包含6个父亲教养因子(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和5个母亲教养因子(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每个项目都有父亲和母亲的选项，但是在统计阶段，父亲量表不录入其中8个项目，母亲量表不录入其中7个项目(汪向东等, 1999)。本研究中，父亲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9，0.97，0.94，0.73，0.95和0.60；母亲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7，0.96，0.95，0.97和0.68；量表整体Cronbach’s α=0.96。
2.2.4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使用Watson和Friend 1969年版量表(SAD; 汪向东等, 1999)，量表共有28个项目。其中，测量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的项目各有14个。最初评分采用“是—否”方式，但许多研究者采用Likert 5点评分(汪向东等, 1999)，本研究同样使用Likert 5点评分(1=非常符合，5=非常不符合)。量表总分范围28～140，得分越高，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回避分量表Cronbach’s α=0.75，苦恼分量表Cronbach’sα=0.84，量表整体Cronbach’sα=0.88。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Rosenberg(1965)版量表(SES; 汪向东等, 1999)，共有10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评分(1=非常符合，4=非常不符合)，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明显差异，将第8题改为正向计分(韩向前, 江波, 汤家彦, 王益荣, 2005)。量表总分范围10～40分，得分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0.84。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的羞怯水平与自尊呈负相关，与社交障碍呈正相关，并且自尊水平与社交障碍呈负相关，这与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一致(王倩倩等, 2009; 熊丽娟, 彭明芳, 2013; Heiser et al., 2003; Wadman, Durkin, & Coni-Ramsden, 2008)。可见，高羞怯水平的大学生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障碍。汤淑媛(2016)认为，虽然羞怯个体渴望社会交往，但是他们在社交和社交适应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羞怯个体因为恐惧他人的负性评价(赵程, 戴斌荣, 2016)而表现出社交回避，并且他们又存在强烈的自我归因取向(郭晓薇, 2000)，会把在社交上的失败归因于自己，从而进一步加深社交恐惧和回避。因此，羞怯个体的认知特点决定其更容易出现社交障碍。
3.2 各变量间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证明了假设3。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一方面调节羞怯与自尊的关系，并且通过自尊影响社交障碍；另一方面，二者也调节着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孩子经常遭到忽视或者不被认可，他们会产生退缩行为，进而出现羞怯心理。并且，他们还会认为自己不受喜爱从而降低自尊水平(韩磊等, 2012)。同样，经常被责骂体罚的孩子会增加对负面情绪的消极评价，从而提高羞怯水平(Koydemir-Özden & Demir, 2009)。因此，母亲高度的拒绝否认和惩罚严厉增强了羞怯对自尊的负面影响，进而造成社交障碍。
3.3 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自尊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影响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其中，羞怯为自变量、自尊为中介变量，社交障碍为因变量。将羞怯、自尊和社交障碍两个维度的得分中心化，使用AMOS 22.0进行模型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自尊在羞怯与社交障碍关系中的中介模型
该模型拟合良好，χ2/df=2.70，p=0.10，CFI=0.99，NFI=0.99，GFI=0.99，RMSEA=0.04。羞怯正向预测社交障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7,p<0.001)，并负向预测自尊水平(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8,p<0.05)。自尊负向预测社交障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6,p<0.01)。因此，自尊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2.2.2 自尊量表
3.4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先前的研究发现，父母养育方式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自尊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而父母养育方式在羞怯和自尊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张昌等, 2012)。因此，我们推测父母养育方式存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采用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以社交障碍为潜变量，社交回避、社交焦虑为指标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使用AMOS 22.0进行模型检验，结果如图3、图4所示。
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两个维度的模型拟合良好，图3模型χ2/df=2.34，p=0.07，CFI=0.99，NFI=0.99，GFI=0.99，RMSEA=0.04。图4模型χ2/df=2.59，p=0.05，CFI=0.99，NFI=0.99，GFI=0.99，RMSEA=0.04。羞怯正向预测社交障碍，自尊负向预测社交障碍。由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可知，羞怯与社交障碍间存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自尊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调节羞怯对自尊以及羞怯对社交障碍的作用。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母亲拒绝否认和惩罚严厉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我们对羞怯、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三个变量进行高低分组。得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为高分组，得分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为低分组(图5、图6)。结果显示，在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的高分组中，随着羞怯水平的增加，自尊下降明显；而在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的低分组中，自尊受羞怯的影响不及高分组。
图3 母亲拒绝否认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影响中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注：实线表示标准化路径系数显著，虚线表示标准化路径系数不显著(下同)
图4 母亲惩罚严厉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影响中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图5 母亲拒绝否认对羞怯与自尊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6 母亲惩罚严厉对羞怯与自尊关系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羞怯心理影响大学生社交障碍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感觉，我只是天黑就睡，天亮便起。我房子的门有些锈了，我怕它割破我的手让我患上破伤风，所以我每次都是跳窗出去。我的父亲就埋葬在窗下，我每次出门都要踩我父亲一下，真是很对不起他。但我是故意将他埋在这里的，一来他永远睡得比我更接近大海，二来我踩着他的坟更容易爬窗。胡来胡去的爸妈曾经来找过我爷爷说这事，说胡生这么做有点不孝。爷爷说：胡说，孩子他不踩在父辈的身上，难道要像有些人那样，把脚踩在后辈的身上吗？
每个蚂蚁以出发点至终点为一次爬行，使用局部更新方法。当r个蚂蚁完成一次迭代，路径实行全局更新方法。为使得下一个蚂蚁搜寻到上一个蚂蚁爬行的路经以增加多样性而采取了局部更新，以此对之前爬行过路经上的信息素浓度实施弱化处理，具体操作方法见公示（3）所示。
4.2 自尊在羞怯影响大学生社交障碍中的中介效应
罗青、周宗奎、魏华、田媛和孔繁昌(2013)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羞怯个体的社会交往较少，得不到充分的社会反馈，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他们的自尊水平。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把自尊看作“焦虑缓冲器”，自尊水平越高，越不易受到焦虑的影响，社交情境中的高自尊水平可以预防和减少社交焦虑(潘朝霞, 张大均, 潘彦谷, 胡天强, 2018)。有研究证明，羞怯个体通常自我评价较低，对自己的社会行为缺乏信心，这些低自尊表现会使他们为了避免消极后果远离社交环境，从而造成社交障碍(Zhao, Kong, & Wang, 2012; 2013)。
上述研究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即羞怯个体由于很难获得社会反馈，自尊水平会不断下降。而低自尊水平的人社交焦虑水平也会变高(Kocovski & Endler, 2000)。因此，自尊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4.3 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相关分析显示，羞怯与自尊、社交回避、社交焦虑显著相关，与父母养育方式各维度呈中低度相关或不相关。自尊与社交回避、社交焦虑显著相关，与父母养育方式中父亲偏爱和母亲偏爱维度不相关。以上结果符合调节、中介效应的检验条件，适合进行后续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突飞猛进，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这是我国从一个农业占主导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强国。与此同时，工业生产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吗，为满足我国不断增长的工业生产力需求，机械自动化的发展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工业反正仍然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相关问题的存在仍会阻碍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加快相关问题的解决成为了机械自动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推动我国向高水平的工业制造前进，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与领导力。
有趣的是，我们没有从结果中发现父亲养育方式对大学生羞怯心理与自尊或社交障碍之间存在调节效应。闫景蕾等人(2016)的研究认为母亲相对于父亲是最早与孩子接触的重要他人，母亲陪伴孩子时间最多，与孩子的关系最亲密。客体关系理论认为，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模式是个体将来进行社会交往的基础(刘海华, 2012)。还有研究指出，母亲的养育方式是造成孩子羞怯的重要因素(安鑫, 盛烨, 2013; 韩磊等, 2012)。这些研究为母亲教养方式在羞怯和社交障碍之间的调节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我们推测母亲的养育方式在某些方面对孩子的影响更为长远。
4.4 研究意义与理论贡献
探讨大学生社交障碍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对改善其社会交往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影响社交障碍形成的根本原因，可以为大学生社交障碍的早期预防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综合本研究的结果，父母(特别是母亲)应该多对孩子采用关怀、理解的养育方式，少一点否认和严厉的惩罚，这样有助于孩子发展健全的人格和完善的社交能力。具体来说，父母需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并且多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当孩子遭遇挫折或者犯错误时，父母应该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接纳，并努力帮助孩子改正和树立自信。
4.5 研究不足
第一，我们目前尚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低羞怯个体在母亲高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下自尊水平反而高于低惩罚严厉教养方式的个体(图5)，未来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第二，有研究者指出，根据羞怯的稳定性可以将羞怯分为特质性羞怯和状态性羞怯(Asendorpf, 1989)。本研究尚未对此进行讨论，今后我们可以对羞怯进行分类，选择具有稳定特质的被试参与研究。第三，本研究旨在为大学生社交障碍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指导，目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验证，未来还需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切实帮助有社交障碍的大学生。
5 结论
(1)羞怯心理对大学生社交障碍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同时羞怯心理负向预测个体的自尊，并且自尊也负向预测社交障碍；
(2)自尊在羞怯心理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在羞怯心理通过自尊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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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ShynessonSocialBarriersamongCollegeStudents:TheRoleofParentingPatternandSelf-esteem
WANG Runzhou; LIU Mengxi; KONG Wenya; ZHU Miao; SONG Yaowu
(SchoolofEducation,HebeiUniversity,Baoding071002,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etween shyness and social barriers in college students, a sample of 991 college students was recrui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o complete Shyness Scale, the Self-Esteem Scale, 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Shyness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ocial barriers, while shyness negatively predicts self-esteem, and self-esteem also negatively predicts social barriers. (2)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shyness 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barriers. (3) Maternal refusing and maternal punishment strictness play a mediated moderation role in the effect of shyness 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barriers.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early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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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shyness; parenting pattern; self-esteem; social barriers
分类号B849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9.005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CXZZSS2017003)的资助。
通讯作者: 宋耀武, E-mail: syw@h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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