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宋末年，探花李昴英在广城南江石上建立海珠寺，声势煊赫之下，神圣空间与世俗生活不断整合，功能日益拓展，建构着广州的传统社会。佛门净土、欢娱之所、海防重地、瓦砾之场，成为广州民众对于海珠寺的深刻的历史记忆。海珠寺的盛衰消长，成为宋代以降广州社会变迁的重要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海珠寺 广州 社会变迁
海珠寺，一座消失的丛林，位于古羊城城南江心之中。自南宋末年创立，直至清代消亡，在广州城城池建设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在珠三角佛教与社会世俗的盘根错节之中，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变过程。海珠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身的宗教属性，决定了它特殊的娱乐、文化、军事意义，地方文献赋予了其“冶游圣境”“登第嘉符”“饯别之所”“省屏籓地”等形形色色的文化蕴涵。海珠寺因此成为一个广州历史文化的综合体，其身上所携带的多重因子，正是宋代以降广州社会变迁的缩影，通过透析海珠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加深对珠三角文化一体性特质的理解。
一、佛门清净地：宋元海珠寺的声名鹊起
海珠石，在广城南珠江之中，是一块巨型礁石，因受江水长期冲刷而浑圆似珠，“圆秀如珠，且广人称江河为海”，故名海珠，“址广十丈余，四面环汇皆水。”①（明）郭棐撰，王元林校注：《岭海名胜记校注》卷7《海珠记上·海珠慈度寺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呈椭圆形，长100多米，宽50 米，东西长，南北窄，面积不大。两宋亦称其为“走珠石”，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一书记载了“贾胡负珠”的民间传闻，②（宋）方信孺撰：《南海百咏》，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38页。故名“走珠石”。该书称“走珠石，在河南。”可见宋元时期，海珠石更靠近珠江南岸，离北岸之广州城较远。南宋末期，海珠石距北侧江岸约330米。③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编：《越秀史稿》第2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174页。海珠石为“珠江三石”之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三《山语》谓：“西北二江之来，至广州，先以灵洲为砥柱，次以海珠，次以海印，次以禺珠，皆在水中央，所谓鳌峰也。”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3《山语》，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169页。
[35]鲁塞尔·发菲尔德：《美国政策中的东南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3、28-29页。
通过约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南海百咏》一书可以看出，海珠石上并未有建筑存在。至宝祐四年（1256），李昴英始在此建立海珠寺。李昴英（1200—1257），字俊明，号文溪，番禺人。宝庆二年（1226）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成为广东科举考试的首位探花。李昴英未及第之时，曾读书于海珠石上。后在读书处的基础上捐资建立寺庙，选择已废弃的南汉州东慈度寺为寺额，故名海珠慈度寺。景定三年（1262），广东转运判官洪天锡建李忠简公祠于海珠寺，以祭祀李昴英。②杨宪钊：《“寺院立祠祭贤”现象的文献考察》，《兰台世界》2017年第8期。海珠慈度寺因李昴英之名在南宋末年既已闻名遐迩，时住持僧鉴义作《海珠慈度寺记》，中言“穗石福地，其名四驰。”③（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海珠小志》卷1《海珠慈度寺记》，《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国家能源局《特殊和稀缺煤类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要求特殊和稀缺煤类全部洗选，经洗选加工的优质特殊和稀缺煤类优先用于冶金、化工、材料等行业，限制直接燃烧。“十二五”期间要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降低17%，COD、SO2排放分别减少8%。对于选煤厂来说，节能减排意味着减少浪费，节约成本，更有利于煤炭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宋元时期，海珠寺是一方梵刹所在，佛门清净，自非畅游之地。时广州市民的郊游之地位于药洲、蒲涧。宋人洪适《盘洲文集》卷二十二《张运知广州制》有云：“二广之区，五羊最大，药洲、蒲涧，民有嬉游之风。”④（宋）洪适：《盘洲文集》卷22《张运知广州制》，《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第4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海珠寺“屹峙洪涛中”，江面宽阔，波涛汹涌，往来不便，故并未成为广州市民游玩的场所。而因其四面环水，清幽之境，名人之迹，也吸引了部分文人的目光。南宋末年，“时张镇孙辈于此结龙头会，有挽长弓射江之梦。镇孙果中咸淳辛未状元，其科名赫赫彪显矣。”⑤（明）郭棐撰，王元林校注：《岭海名胜记校注》卷7《海珠记下》，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海珠寺因张镇孙状元及第，地势人文的优越性再次得以彰显。李昴英、张镇孙两人给海珠寺贴上了特殊的文化符号标识，地以人重，海珠寺日益兴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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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寺与广州城距离的拉近，在社会功能不断拓展的同时，海防因素也悄然凸显。明万历间莆田人苏志乾在《海珠寺赋》中即认识到海珠寺重要的屏障作用：“咨岭表之奥衍，结藂灵于五羊。控交桂而制闽越，接吴楚而扼荆襄。盘峙赵佗之屏障，纡回陆贾之云装。枕九嶷而带衡岳，负重溟而瞰扶桑。”④（清）陈元龙辑：《历代赋汇补遗》卷13《海珠寺赋》，《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75册，北京：商务印书馆，第70页。在嘉靖末年至隆庆初年，海寇曾一本成为广东海域的一大巨患。隆庆二年（1568）曾一本犯广州，“驻五羊驿前三日，掠民居，焚兵船罄尽。”总兵俞大猷、郭成御之，败绩。俞大猷“几被掳”，“闭门不敢发一矢”，酿成严重政治危机。曾一本后乃“题海珠寺壁嘲之”⑤（明）苏愚：《三省备边图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地理类第2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94页。，扬帆竟去。也就是说，在曾一本犯省城之时，海珠寺可能完全暴露在海寇之手，才有了题寺壁之事，这时海珠寺尚未纳入省城的防御体系。
海珠寺因地处江心，南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宋、元两军曾交战于此，“冬十月，经略使张镇孙及元塔出、吕师夔战于海珠寺，镇孙败绩，元人复陷广州。”⑦（明）刘廷元修，王学曾撰：《（万历）南海县志》卷3《政事志·事纪》，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元军在攻打广州城时，珠江北部的江岸建筑皆毁于兵燹，广州城南地区发展始终不及宋代，以故，成化《广州志》卷三十《八景》中“珠江秋色”并未入选。也就是说“珠江秋色”所存在的时间仅在南宋末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宝祐四年（1256）所建立的海珠寺，在整个宋元时期都只是佛门清净地。元大德间（1297—1307）海珠寺毁，元帅罗璧为之重修。⑧（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海珠小志》卷1《重修海珠慈度寺》，《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二、欢娱之所：明代海珠寺的鼎盛期
香港地区学者萧国健认为“清初建筑之炮台要塞，多为位于视野广阔、射击便利及能居高临下之险要地点。”⑥萧国健：《关城与炮台》，香港：香港市政局，1997年，第56页。海珠寺因地处冲要，在明末清初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正式纳入省城的防御体系。顺治四年（1647）五月，清两广总督佟养甲以海珠寺居省垣要害，在其上环筑炮台，“遣将弁戍守，置神器焉。”⑦（清）樊丰撰：《南海百咏续编》卷2《佛寺》，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202页。海珠炮台主要以封闭式围墙形制为主，沈复《浮生六记》中称：“寺在水中，围墙若城四周。离水五尺许，有洞，设大炮以防海寇。”⑧（清）沈复撰：《浮生六记》卷4《浪游记快》，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99页。这种策略性的屈从，是政治权威下的直接产物，佛寺进一步被有效地编织进了地方政治的网络系统中。
明代前期，海珠寺还主要以其佛教丛林为特色，文人也多因禅宫胜地而游览，成化间王文凤作诗言潮水与禅修的关联：“水去心常静，潮来梦不惊。坐看波底月，道果自圆成。”③（清）孔兴琏修：《（康熙）番禺县志》卷17《艺文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606页。同时人张诩《游海珠寺》鲜明的道出了海岛山洲与佛寺的关系，“中间一座岿禅宫，四面如山浪拍空。”④（明）郭棐撰，王元林校注：《岭海名胜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47页。而成化《广州志》卷三十《八景》记载的明代“广州八景”与元代完全相同，“珠江秋色”仍未入选。说明时至明中叶，海珠寺依然不是广州市民的欢娱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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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随着广州南面江岸不断的向南推移，淤涨成陆，至明季，海珠石北距江岸约176米。⑤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编：《越秀史稿》第2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424页。随着明代承平日久，南城商业愈发繁盛，经济活动不断向南迁移，五羊驿、税课司、批验所、市舶提举司等衙署集中于此，嘉靖间，两广总督吴桂芳在《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奏疏中明言增筑新城的必要性：
广东省城，为十郡根本之地，而城南郭外，正诸商贸易之区，生民之凑集如云，财货之积聚满市，真一省丰阜之最，两广通利之源也。⑥（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342《吴司马奏议·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台北：台北国联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64年，第377页。
慨自珠寺作为兵垒，军伍屯聚，而昔时之燕饯游观，藐焉无闻，歌咏为之一歇。即朝祭先祖亦仅望洋而已。比年以来，四海升平，子姓具呈当道，公祖父母请复朝祭于海珠祠中，幸蒙俯允。今虽守镇之兵未撤，而往来称便，故从而游览者渐多，而歌咏亦渐起焉。⑥（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海珠小志》卷1《记》，《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刑部主事恤刑广东的昆山人王临亨至粤，税监李凤在海珠寺宴请之，《粤剑编》卷3记其事：
王临亨《粤剑编》称海珠寺“在会城南门外海中，形圆若珠，宦游者以为饯别之所。”②（明）王临亨：《粤剑编》卷1《志古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弘治间，广东按察司副使陆渊擢福建左参政，“宪长刘公率诸同官暨藩阃诸公，合饯于海珠寺之法堂。”③（明）方良永：《方简肃文集》巻4《序·海珠别意图序》，《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60页。嘉靖间，山西人巡按御史孙永思在海珠寺宴请李凉溪、崔南驼二好友，并作《海珠寺燕李凉溪、崔南驼二鸿胪乡友》四首。④（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辑，王元林点校：《岭海名胜记增辑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221-222页。清人陈兰芝所增辑《岭海名胜记增辑》一书补录了许多明士人海珠饯别诗文。
1948—1954年，缅甸中立政策的确立和执行是一个在与各方接触、互动过程中完成的。无论是从安全上，还是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考虑，缅甸最初还是试图与英美大国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者也的确对缅甸新生政权的巩固与维系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双方密切的关系背后又蕴含着危机和问题，与中苏表面冷淡的关系背后又萌发着走近的动力与需要。这一时期，随着中苏对中立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英美对缅政策出现偏差，缅甸国内出现政治经济危机，缅甸与东西方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发展动力与变量发生了新的变化，缅甸较快调适它在二者之间的钟摆，特别是对华政策，开始实行更加平衡、多元的中立外交。
西洋之人，深目隆准，秃顶虬髯。身着花布衣，精工夺目。语作撑犁孤涂，了不可解。税使因余行部，祖于海殊寺。其人闻税使宴客寺中，呼其酋十余人，盛两盘饼饵，一瓶酒以献。其饼饵以方尺帨覆之，以为敬。税使悉以馈余。⑤（明）王临亨：《粤剑编》卷3《志外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1页。
周一，“假期综合征”在每个人身上显现，这时，特别需要美文来点亮彼此的心灵，用“鸡汤”来充盈干枯的皮囊。于是，育儿妙招新鲜出炉。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收集各类智慧故事，各种好习惯培养的经验和教育视频发到班级群，并鼓励家长将所掌握的教育信息、充满智慧和正能量的教育案例等相互分享，共同学习，共同成长。有分享“今日头条”的，有分享“凯叔讲故事”的，有分享“学霸秘籍”的……周一的班级群成了大家心灵的加油站。
因海珠寺距离广州新城的距离大幅度缩减，成为舟船停泊之所，屈大均《广东新语》讲到海珠寺有古榕十余株，“四边蟠结，游人往往息舟其阴。”⑦（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5《石语·三石》，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372页。同时也成为粤人龙舟竞渡之重要场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了明末广州海珠寺端午节龙舟竞渡的情形：
四月八日浴佛，采面荭榔，捣百花叶为饼。是日江上陈龙舟，曰“出水龙”，潮田始作。五月，自朔至五日，以粽心草系黍，卷以柊叶，以象阴阳包裹。浴女兰汤，饮菖蒲雄黄醴，以辟不详。士女乘舫，观竞渡海珠，买花果于疍家女艇中。⑧（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广州时序》，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619页。
清初王士祯《广州游览小志》记载，海珠寺“台下瞰江水，北带羊城，估舶渔艇，往来如图画，为粤人竞渡之所。”⑨（清）王士禛撰：《广州游览小志》，《广州大典》第231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250页。其《广州竹枝六首》之一写道：“海珠石上柳荫浓，队队龙舟出浪中。一抹斜阳照金碧，齐将孔翠作船篷。”⑩（清）王士禛撰：《渔洋山人精华录》卷9《今体诗·广州竹枝六首》，《四部丛刊初编》第407册，北京：中国书店，2016年，第509页。在竞渡之日，“多有龙郎、蛋女鲙鱼酤酒，零贩茘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属，随潮来往。”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5《石语·三石》，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372页。民俗活动的过程中，夹杂着浓重的商业气息。画船云集，龙舟竞渡，箫鼓喧阗，昔日的佛门净土，早已变质，佛门清净地，一转而为欢娱之所。
与此同时，明中后期珠三角人文蔚起，理学勃兴，兴起了“南海士大夫集团”。②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页。名儒大宦在昌正理学的同时，重新品评了“羊城八景”，据康熙《南海县志》卷一《舆地志·形胜》所记载，明中后期所定的新“羊城八景”，与宋元两代相比几乎全部更新，基本上以郡城为主，不求远郊景色。海珠寺因巨大的宗教人文感召，成为众多后辈儒生祈求仕途，感怀先贤之所。清人樊丰指出后人对待海珠寺的态度是“以为登第嘉符，至今未改。”③（清）樊丰撰：《南海百咏续编》卷2《佛寺》，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202页。“海珠晴澜”继宋季“珠江秋色”之后，重新忝列八景之中，彰显出广州城经济中心重新南移的格局下，海珠寺得到了四民的一致认可，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成为地域社会网络的重要衔接点。
本研究中，NLR和LMR在甲、乙型流感病毒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些炎症指标可以对患者病情和疾病的诊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这些指标在其他炎症密切相关的疾病的报道也比较多见，如慢性阻塞性肺病［10］、哮喘［11］、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的诊断［12］，对这些疾病的诊断和预测都有一定的效果。
宋元时期的海珠寺因珠江的阻隔，绝非市井繁喧之地，更多的是文人墨客于此观览静修。正因为地处江心，风景旖旎，钟灵毓秀，置身寺外，环顾四周，水光一色，月色如洒。清人樊封称海珠寺的景象，“怒涛四撼，突起仙洲，瑶房嘉树，恍若蓬壶。”⑥（清）樊丰撰：《南海百咏续编》卷2《佛寺》，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202页。因此文士将其忝入南宋末年所评选的“羊城八景”，即“珠江秋色”。然正因宋元时的珠江“怒涛四撼”，远非今日之平静，故而一般海珠寺在民众心中更多的是岛屿佛宫。
三、从海防重地到瓦砾之场：清代海珠寺的衰亡
正是基于宋元海珠寺的发展，明初，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清理佛教的过程中，海珠寺以地名胜得为丛林，先后归并南海北水堡隆兴寺、白藤堡镇康村国寿寺、巴由都紫泥堡瑞云山隆兴寺等寺庙，“广集僧众，至无栖所，而且口粮不足。”①（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清）李管朗增补：《海珠志》卷1《海珠管业说》，《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海珠寺规模于兹为盛。开启了有明一代海珠寺的鼎盛局面，是《皇明寺观志》中广州府十寺的一寺，②（明）佚名辑：《皇明寺观志》，《中国佛寺志丛刊》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290页。为一方重要丛林。据《海珠志》卷一记载成化间王文凤所作《重修海珠慈度寺》与李管朗所撰《海珠慈度寺说》，海珠寺在明代，历经宣德间、正统间、天顺五年、成化间、崇祯九年，凡六修。明代实行收紧的佛教政策，海珠寺的屡次重修，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都别具特色。
顺治四年（1647）冬，佟养甲为加强城防，又在明代广州新城外增筑东西二翼城，“各长二十余丈，直至海边。”①（清）金光祖撰修：《（康熙）广东通志》卷5《城池》，《广州大典》第245册，广州：广州出版社，第296-297页。海珠寺与广州城距离更为接近，处于靖海门外，战略地位极具凸显，清人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静退斋集》言“海珠寺周环炮位，设兵以守，盖国初防海之要也。”②（清）戴文灯撰：《静退斋集》卷3《古今诗三·广州杂诗八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7页。《鹿洲初集》有云“国初砌墉堞为炮台，用资守御，城南恃以为固……附城炮台以海珠为最要，东西掎角，作省屏籓地利得焉。”③（清）蓝鼎元撰：《鹿洲初集》卷10《记·游珠江阁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40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739页。明清鼎革之际，海珠寺炮台辗转于明军与清军之手。顺治七年（1650），即南明永历四年正月，清军陷韶关、南雄。时南明杜允和摄两广篆，专守羊城。杜允和与三司江椟等人于十四日出城登舟，泊于海珠寺侧，“俟烽火照影，即挂帆虎头门。”④（清）计六奇辑：《明季南略》卷15《杜允和固守羊城》，《续修四库全书》第44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7-438页。终杳无音耗，杜允和率三司官属复入广城。可见在战争岁月，海珠寺战略地位急剧上升，退可守广州，出可逃虎头门而出海。
这里的西洋之人，据汤开建考察，乃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入粤，被李凤破例召进广州将一个月的荷兰人。⑥汤开建：《万历中期广东税监李凤与澳门的关系——以朱吾弼〈参粤珰勾夷疏〉为中心》，《明代澳门史论稿（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52页。李凤在海珠寺宴请王临亨，荷兰人进献西式糕点、洋酒，显然，荷兰人对海珠寺是不陌生的，海珠寺离外国商船停泊的怀远驿不远，便于中外人士于此会聚。佛教寺院在外事活动中本身可充当接见外使的场所，这些事实，可验证明朝后期海珠寺在外事活动中的燕饯作用。
然而海防重地的设立，巨炮周罗，军人屯驻，明代昌盛的海珠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欢娱之所为之稍歇，王士禛言“用兵后，筑城置戍其上，荒落不复振矣。”⑤（清）王士禛撰：《广州游览小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页。反映了统治者的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佛寺的兴衰。李昴英十五世孙李文焰记载了这一显著变化：
于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动工修筑新南城。外城的增筑，海珠石向北岸的靠拢，海珠寺与广州城距离更近。于是海珠寺成为游观嬉戏、迎劳燕饯的绝佳场所。为此，正德十三年（1518）广州政府专门设置渡船，以供往返。“复仰广州府城外埠泊各渡船，每年合众供应一长艇，艇一人往来海珠，以便游谒。”⑦（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清）李管朗增补：《海珠志》卷1《海珠忠简先公祠说》，《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万历间，陈第《两粤游草》一书记载海珠寺“以近省会，游人杂沓，夜景佳矣。渔灯错落，天籁风清，对床南轩，波涛若动于枕席。”⑧（明）陈第：《两粤游草》《记·游西樵记》，《广州大典》第428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614页。屈大均记载羊城人于七夕日亦游玩于海珠，“广中七七之夕，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素馨》，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1452页。可见，明中后期，海珠寺在普通民众中已成为游览的佳境所在。
这一变化充分地说明海珠寺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官府手里，海珠寺则被迫依附于官府，主导海珠寺有序发展的背后之手永远是当权的地方统治集团。由于军伍屯聚，炮台雄壮，百姓出于本能的畏惧心理，昔日的燕享遂告终止，甚至李氏族人也只能隔江遥祭李忠简公祠。
字频与词频统计要分别进行字的切分和词的划分。前者操作简单，只要用任何文本处理工具都可以完成，不需人工干预。而词的划分或分词，只有依赖专门的工具软件，才能实现。若人工操作，标准难以统一。
直到康熙中后期，随着战事的停歇，海珠寺又逐渐恢复到明代的景象，开始容人自由参观。但是海珠寺的燕饯功能大抵削弱，燕饯诗文大幅度减少，外事活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海幢寺取代海珠寺，成为清代官方在广州正式接见外使的场所，也是洋商在广州有限的许可活动范围内唯一的寺院。⑦何韶颖：《试析广州海幢寺在清代外交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六祖慧能与岭南禅宗历史文化研究文集》，香港：香港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海珠寺因海珠炮台的存在，更多的是以武力支撑着海关和广州口岸行驶职权。⑧黄利平：《清代民国广州城防、江防与海防炮台研究》，广州：广州出版社，2016年，第29页。
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氏族人再次倡导维修海珠寺，但因官兵的进驻，宗教属性日益淡化，道光《广东通志》记载海珠炮台“抚标左营派外委一员，兵四十名防守”⑨（清）李福泰修，史澄撰：《（同治）番禺县志》卷19《经政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乾隆间，李昴英十七世孙李管朗在撰《海珠祠内建置说》时，记道“僧不过三人”①（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清）李管朗增补：《海珠志》卷1《海珠祠内建置说》，《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清）倪鸿：《桐阴清话》卷7，《岭南随笔（外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6页。，可见僧侣与兵员的比重悬殊，海珠寺实际规模已不复明代之时。康熙年间，巡抚李棲凤还在李忠简公祠前筑危楼，以为游人登眺所，名曰“得月楼”。②（清）樊丰撰：《南海百咏续编》卷2《佛寺》，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202页。雍正九年（1731），布政司王士俊等在海珠寺修建文昌阁，“层楼耸峙，可揽山海之胜。”③（清）任果修，檀萃撰：《（乾隆）番禺县志》卷4《山水志》，清乾隆三十九年。这些修建活动，成为骚人逸士游览登临的必要条件，《海珠志》仍记载大量的清人游谒吟咏海珠寺的诗文。晚清桂林人倪鸿记载“海珠寺在珠江中，四面游船鳞集，繁弦急管，达旦不休，为广州冶游圣境。”④（清）倪鸿：《桐阴清话》卷7，《岭南随笔（外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6页。然而，尽管海珠寺仍然是清代前期重要的观赏之地，但是乾隆《番禺县志》卷4《山水志》所记载的“羊城八景”已不见海珠寺的身影。海珠寺龙舟竞渡活动在清代仍然延续，衡阳僧人衡麓，字湘滨，一字寄尘，乾、嘉时人，卓锡无定所，尝作诗《游海珠寺观龙舟》：“珠海海珠寺，招魂汗漫游。云峰天外矗，铁瓮水中浮。鼍鼓鸣蛟室，龙舟绕蜃楼。一銁新月上，钓起古今愁。”⑤（清）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卷194《寄尘和尙衡麓五首》，《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第39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411页。
此外，有关海珠寺的文人诗作，与明时的景象略有不同，清人不得不关注到海珠炮台这一雄壮的实体存在。如清中叶番禺诗人张维屏有词《满江红·海珠寺》，中言：“铁戟苔斑兵气静，石幢灯暗经声歇。”⑥（清）张维屏撰：《张南山全集》卷16《珠海唱霞图》，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正是明清吟咏海珠诗文异同的真实写照。
自古以来，黍子是北方人民的主要食物，可制成独特的风味小吃，小吃有炸糕、枣糕、黄米粽子、煎饼、黄米糕、腊八粥米酒。黍子和黍糠是家畜家禽的主要饲料，黍草是牛、马、驴冬季的主要饲草。黍子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种植，山西主要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等地种植面积比较大。
在海珠寺仍然延续着昔日的繁华景象之时，海珠寺的命运开始受到西方势力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并最终成为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激烈冲突过程中的牺牲品。乾隆二十七年（1757）“一口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珠江边上的广州十三行。海珠寺离十三行仅仅半英里，以故频繁地出现在晚清外销画上，并以“荷兰人炮台”而闻名。⑦因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大使来广州之时，两艘帆船停泊在海珠炮台旁，而被西方游客唤作“荷兰人炮台”。见[英]孔佩特著，于毅颖译：《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北京：商务出版社，2014年，第264页。通商口岸给广州带来了蓬勃的中外文化交流，海珠寺外更是一片中西商船云集的景观，这也是清代的海珠寺与明代的显著的不同所在。
咸丰六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攻占海珠寺，张维屏《草堂集》称“贼据海珠，打炮入城。官军收复，拆为平地。”⑧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4，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5页。英军为登高指挥舰队炮轰广州城，在海珠寺最高的一株红棉树上钉上大铁钉以助攀爬，这些大铁钉，现存广州博物馆，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罪行的铁证。⑨邝桂荣：《海珠石湮没》，《广州文史》第76辑，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年，第398页。千年古寺，毁于一旦，根据《泰晤士报》记者乔治·库克的报道：“这里成了一片废墟，一地的残砖碎瓦。”⑩[英]孔佩特著，于毅颖译：《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7页。倪鸿不无感慨道：“畴昔欢娱之地，今为瓦砾之场。”⑪（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清）李管朗增补：《海珠志》卷1《海珠祠内建置说》，《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清）倪鸿：《桐阴清话》卷7，《岭南随笔（外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6页。海珠寺成为瓦砾之场，是中西方文明不断接触的结果，更多地受到了政治的因素，从海防重地到瓦砾之场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导向。
同治二年（1863），地方官绅修复李忠简公祠，海珠寺在此过程中也得以重修，只是规模较小，①[英]孔佩特着，于毅颖译：《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8页。记载19世纪60年代中期，岛上出现了一座小寺庙，代替了1856年前存在的老炮台。但旋即为水师驻扎，“日久，几于芜废”②梁鼎芬修，丁仁长撰：《（民国）番禺县续志》卷5《坛庙》，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重修湮废的海珠寺、李忠简公祠、海珠炮台，这次的修建是海珠寺的最后一次大修缮，详情已不可知，清末番禺进士傅维森（1864—1902）曾著《珠江竞渡诗序》一文，中言：“时则慈度寺外，罗衣若丛；文昌阁前，画楫如织。”③傅维森：《珠江竞渡诗序》，《羊城风华录：历代中外名人笔下的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宣统元年（1909）再次修复李忠简公祠，而海珠寺“今祗存佛龛一楹”④梁鼎芬修，丁仁长撰：《（民国）番禺县续志》卷43《余事志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667页。，后皆不存。1925年，广州市市长伍朝枢将驻军他徙，辟建为海珠公园，其《海珠公园记》一文中言“旧有慈渡寺，早废”⑤伍朝枢：《海珠公园记》，《羊城风华录：历代中外名人笔下的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1931年，广州市人工扩筑新堤，海珠石遂与珠江北岸连成陆地，从此不复存在。⑥邝桂荣：《海珠石湮没》，《广州文史》第76辑，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年，第399页。晚清时的海珠寺，虽屡修，但多为存放佛龛的小寺庙，仅为延续海珠寺之名。
结 语
海珠寺自南宋末年由探花李昴英创立，直至清代，一直是广州重要的佛教道场，其历尽沧桑的背后，折射出广州地域社会的变迁。宋代以降，广州城南部泥沙日渐淤涨，海岸线不断向南推进，海珠寺由南宋末年的郊外的江心中，到清代靖海门外，距离的拉近，佛寺的社会功能随之拓展。宋元时期，因波涛江水的阻隔，海珠寺作为一方丛林之所在，四面环海，蓬莱仙岛，实佛门清净地。明代海珠寺成为地方政府管辖下重要的官寺所在，以故整个明代凡五修，海珠寺发展至鼎盛时期。随着广州城经济格局的南移以及士绅阶层的成长，海珠寺在明后期，不仅成为游观嬉戏、迎劳燕饯、龙舟竞渡的绝佳场所，且忝列“羊城八景”之中。入清以后，海珠寺地处广城外，形势扼要，成为海防重地，一口通商下，海珠寺成为蓬勃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并最终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毁于一旦。
纵观海珠寺的沉浮，从佛门净土到欢娱之所再到海防重地，最后变为瓦砾之场，多重角色的转变，正是海洋文化下广州城市社会变迁的重要缩影，文人、宦官、海寇、军士、洋人、民众，各色人等在此粉墨登场，佛门净土不再“清净”，不仅有宗教属性的一面，也具备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层面，形成了多种功能的综合。海珠寺的盛衰消长，集中反映了宋代以降广州社会的诸多面相，在珠三角特有的文化土壤中呈现出功利性、世俗性的文化特征，同时也体现了帝国晚期宗教地位的薄弱形势下世俗政治权力的意志。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 434X (2019) 02 - 0038 - 08
作者简介：杨宪钊，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古籍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广东，广州，510632。
责任编辑：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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