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社会审计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高管权力对其腐败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的强控制权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且控制权越强，高管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高质量的社会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高管的腐败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随着控制权的增强，社会审计对腐败的治理功效会被强权高管牵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监管作用。因此，要遏制高管的腐败行为，必须在企业内部完善对高管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要加强外部审计的治理和监管，提升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优化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
[关键词]权力配置；审计质量；腐败治理；社会审计；审计监督；公司治理；政治晋升
一、 引言
寻租理论认为，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1]。国有企业改革常常面临着“内部人控制”问题，这来源于我国长期实施的“一把手”负责制和集权制以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文化[2]。而代理理论认为，当高管拥有更强的控制权时，他们的自利行为将会更加突出，增加的权力使得高管更容易以权谋私，从而加剧了腐败问题[3]。“内部人”催生的高管寻租行为阻碍了公司治理，损害了财务决策的合规性。因此，探讨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来制约管理层的控制权，遏制高管的寻租行为，减少腐败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1980-1995年，由于巴西政府在农业方面的信贷总额逐渐降低，民间私人银行农业信贷的比率上升，使得农业贷款利率提高，给许多农民造成较大的偿债负担。1995年后巴西政府针对这一不良现象，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法律上允许不具有偿债能力的农户适当延长偿债期限；第二，以其他方式进行债务偿还，如农业生产者可以用农产品偿还购买农业机具的债务，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让农户的生产压力降低，还能够刺激国内农业机具的销售量，对促进农业的整体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
企业腐败现象的产生与滋长既有内部原因，又与外部监管环境有关。从内部环境来看，企业内部权责利分配不均衡和股权结构不合理会导致“内部人问题”，监事会制度不健全会使得其缺乏有效的监督功能，从而丧失本应有的独立性与权威性。这些企业治理问题都会使得内部管理松懈，而集权的个人就会逐渐为自己谋取私利，权力就会成为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从外部环境来看，一些审计机构的监管力度不到位使得企业内部权责失衡，进而导致腐败问题加重。
针对企业内部存在的腐败问题，诸多国内外学者基于公司内部治理视角展开了相关研究。Tien等研究发现，执行董事权力的强弱会影响一个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高管只有在对关键决策有影响力的情况下才会影响公司业绩[4]。Pearce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强权的领导者在腐败中扮演着潜在的重要角色，他们会以牺牲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不断寻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5]。盛明泉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薪酬作为一种显性激励，会导致高管对垄断租金薪酬的追逐，从而引发腐败行为[6]。Lambsdorff将腐败看成是寻租的一种形式，并指出强权高管会利用权力换取金钱和资源[7]。王曾等认为，处于政治晋升期的国有企业高管会规范自身行为，收敛职务消费[8]。杨瑞龙等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处于晋升期的高管反而不容易产生腐败问题[9]。
在腐败产生的经济后果方面，国内外学者大多集中于研究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得到的结论却不完全相同。国内学者普遍发现腐败行为会损害公司绩效，如杨理强等认为，腐败行为会严重削弱企业绩效，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0]；钟覃琳等认为，反腐败会通过优化投资效率等中介渠道最终作用于企业的绩效表现[11]。而一些国外学者却持相反态度，Williams等认为腐败显著增加了年度销售额、就业率等，虽然腐败行为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有损害的，但适当的腐败对一些个体公司来说却是有益的[12]。
十九大报告提出，将以“零容忍”的态度进行高压反腐，进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通过内部权力配置来进行制衡外，外部治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社会审计不仅起着信息甄别和鉴证的作用，还能通过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等审计活动来改善公司治理制度，充当着一个外部监管的角色，进而可以抑制高管的腐败行为[13]。有研究发现，外部审计有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反腐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14]。既然如此，那么社会审计作为外部审计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否会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呢？本文拟基于对企业高级管理层贪腐行为诱因的研究和内外部治理机制的综合考虑，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社会审计—腐败治理”和“控制权特征—腐败治理”的分析框架，将高管控制权作为社会审计与腐败行为的调节变量，研究控制权的强弱是否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进而改变社会审计对腐败的治理效用。
本文选取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根据研究所需剔除了金融保险类、ST和PT、数据披露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025个。本文研究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并利用Excel和Stata14对数据进行处理，针对连续变量的1%和99%百分位进行Winsorize处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企业要及时掌握新能源的发电项目的具体情况，做好新能源提前接入的准备工作，将新能源的接入看作是电网发展的组成部分，实现新能源与电网规划的有机结合。企业要加强技术管理，为新能源的接入工作提前做好准备，减少新能源接入电网带来的压力和不良影响，通过实施有效的配套送出规划促进新能源的正常接入，确保新能源管理的实效性和衔接性。
二、 理论分析
(一) 社会审计与腐败行为
社会审计又称注册会计师审计，这是一种能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外部审计方式。注册会计师被认为是“经济警察”，在企业的反腐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审计法》明确规定审计工作是“促进廉政建设”，因此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社会审计责无旁贷。企业高管为了遮掩其腐败行为，会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手段在财务报告上进行舞弊，而注册会计师需要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进行审计，确保企业财务报告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因此，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也会受到注册会计师这一外部审计监督机制的影响。
一方面，社会审计能够通过发现企业内部财务报告的漏洞来抑制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进而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高水平的外部审计师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企业高管的违规行为以及其所采取的非法手段，从而可以揭露他们为构建“个人帝国”实现私有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隐性腐败行为[16]。但当高管妄图规避监管，维持现有的在职消费水平时，可能会进行费用归类操纵来“暗度陈仓”，这增加了审计的难度，一旦问题企业被监管机构查处，注册会计师会因未能有效履行受托责任而受到牵连，所以审计师们在审计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避免因审计失败而导致的诉讼和惩罚[17]。因此，注册会计师有动机监督财务报告的产生，通过增加审计流程强有力地打击腐败行为，为反腐败提供有效的保障，充分发挥其外部治理的功能。
另一方面，社会审计能够引起媒体、监管层和投资者的关注，通过外部环境给腐败比较严重的企业施加压力。有研究发现，公众压力会对企业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媒体对企业的负面报道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解决内部治理问题[18]。那些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企业，媒体在后期会对它们进行负面的报道，而企业迫于舆论的压力会更加注重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同时，媒体报道也会将企业的一些信息披露给外部利益相关者，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这样审计师就会获得了解和掌控企业信息的更多渠道，也就更容易发现高管的显性或隐性腐败行为。
综上，我们认为注册会计师通常有着丰富的审计经验和极强的专业技能，能够降低财务报告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可以有效监督企业内部人的行为。他们通过充分发挥监督、鉴证以及评价作用，能够提高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减少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同时，高质量的审计使得出具的审计意见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注册会计师对企业不合理的支出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从而增强企业的外部监管力度，抑制企业的腐败行为。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高质量的社会审计能够抑制企业的腐败行为。
(二) 高管的控制权、社会审计与腐败行为
企业的腐败行为会受到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的共同影响，而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也会给注册会计师施加压力。一方面，在人情社会中，注册会计师很容易被“同化”，无法做到“铁面无私”，他们会放松对企业的审计监管，在行使审计职能时故意网开一面，或者利用行业专长将腐败资金“粉饰”得不易被察觉。另一方面，注册会计师作为追求利益的经济人，为了拓宽核心业务，吸引更多的客户，往往难以抵制工作机会和高额报酬等外部诱惑。一些审计师与客户合谋欺诈投资者获取私利的现象日益频发，甚至一些被认为高质量的国际“四大”也未能幸免，如2011年德勤被指控失察欺诈，因为它忽视了公司账目中虚假可疑的交易，使得其审计的独立性遭到怀疑。
由于企业中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一些掌握实权的高管能够决定注册会计师的聘用和薪酬。强权高管的决定性影响力使得其议价能力得到增强，在与注册会计师谈判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19]。一旦高管参与注册会计师的任命与选拔，随着其权力的不断扩张，审计的独立性就会被削弱，逐渐演变成高管对审计师的实权控制，与高管合谋的注册会计师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丧失了审计的有效性。然而，也有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审计师更注重自己的声誉，在面临客户的“贿赂”与“游说”时更能坚持自我原则，保持审计的独立性[20]。
基于阅读积分制的阅读推广平台就是以软件将阅读积分进行累计和永久记录，并以此为基础对读者进行奖惩，并对阅读推广的效果进行评价。社会各行各业的实践证明，积分制在激励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很好的效用。图书馆按照读者积分多少对读者进行奖励，并给予相应级别的阅读服务和阅读管理。目前，国内有部分图书馆试行了阅读积分制。如：重庆大学图书馆“阅读达人”、“每月书生”的评比活动，肇庆市图书馆的读者积分制管理及深圳市图书馆阅读积分管理等[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a：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削弱社会审计与高管腐败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H2b：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不会影响社会审计与高管腐败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首先，从内部权力配置的新视角出发，分析社会审计对管理层腐败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高管控制权的强弱是否会影响社会审计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通过阐释高管控制权在社会审计对高管腐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为Bebchuk 等提出的“管理层权力论”[15]增添新的经验佐证。其次，目前已有文献主要关注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而对于企业高管腐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产权性质、薪酬管制、政治关联和企业绩效等内部因素方面，然而社会审计这种外部审计治理对高管腐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为此本文实证分析企业聘用的注册会计师能否通过对公司财务的审计有效发现和揭示高管的腐败行为。
(二) 变量选取
1. 高管控制权。本文选择四个指标来衡量高管的控制权：(1)两职合一情况(DUAL)，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2)董事会规模(BOAR)，采用每届董事会的人数来衡量，人数越多，说明管理层权力越强，当人数超过行业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3)内部董事比例(INSI)，采用内部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来衡量，比例越大，说明管理层获得的权力越大，当比例超过行业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4)股权分散程度(DISP)，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总数之比来衡量，数值小于1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上述四个指标从不同维度描述了高管控制权的特征，但单一变量无法全面衡量控制权。权小峰等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高管控制权的综合指标[21]，但本文在尝试主成分分析法时发现，构建的综合指标解释力度较低，即各个单一变量在高管控制权的综合变量中具有同等的代表性。为了增强研究的准确性，本文拟借鉴卢锐等的方法[22]，在上述四个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积分变量power来衡量高管控制权。管理层权力的积分变量公式为：
power=DUAL+BOAR+INSI+DISP
(1)
2. 社会审计质量。借鉴Christensen等和Trombetta的研究[23-24]，本文以是否聘请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作为高质量社会审计的替代变量，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1.直接物化成本部分。化肥和机械作业等“中间消耗费用”的增多，拉动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现行农业保险甚至连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直接物化成本都覆盖不了。
与传统教学课堂相比，弹幕在课堂中的使用可以提高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程度。在课堂中对于教学过程的某个知识点，学生可以通过弹幕提出问题，教师可以通过弹幕理解学生的问题，适度的使用弹幕可以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新媒体兴起的时代，多种媒体的混合使用，教学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弹幕在课堂中的使用，将会使课堂教学进入新的时代。
李小树一面痴痴地盯着画稿，一面小心翼翼地伸手去触摸画稿上许春花的脸，大黑猫在李小树肩头“喵喵”大叫两声后，就纵身跳到许春花的肖像上，它的爪子毫不留情地在许春花的衣服上留下几条划痕。李小树气愤地把大黑猫装进纸箱后怜惜地看着画稿，后又没完没了地向我盘问起许春花。
3. 高管腐败行为。国际透明组织认为，高管腐败的具体手段包括收受贿赂、挪用公司资金、接受非法回扣等。根据相关调查发现，企业管理者通常会在工作期间挪用大量公款用于自身消费享受，比如吃喝、购房、买车等。企业高管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消费远超他们本身获得的工资，而这些异常的在职消费也就发展成了比较常见的腐败问题[25]。因此，我们用超额业务招待费来度量高管腐败。目前学界对业务招待费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企业自愿披露的管理费用明细科目中与在职消费有关的项目费用进行加总[26]，另一种是用模型来估计在职消费[27-28]。由于涉及高管利益，许多公司不愿意披露管理费用的明细科目，这使得研究的样本量大大减少，进而会影响结果的精准度，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用回归模型来计算业务招待费，具体模型如下：
α5LnEmployeei,t+εi,t
(2)
其中，Perksi,t为高管的在职消费，数据取自管理费用中扣除了董事、高管以及监事会成员的薪酬、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以及当年的无形资产摊销额等明显不属于在职消费项目后的金额；Asseti,t-1为上期期末总资产；Δsalei,t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额；PPEi,t为本期固定资产净值；Inventoryi,t为年末存货总额；LnEmployeei,t为企业雇佣的员工总数的对数。我们对模型(2)分年度分行业进行回归，通过回归得到的因变量预测值即为正常的在职消费，实际在职消费与正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即为非正常在职消费Abperks。
(三) 模型设定
由表3可知，高管控制权(power)与腐败的相关性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高管控制权越强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社会审计(AUD)与腐败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作为外部治理手段之一的社会审计对高管的腐败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不大于0.4，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众多报道中，德国友人关于画家另一段评价，我甚为欣赏。他们指出：“画家笔下的人物表现了中国北方人民的勤劳和质朴、豪爽和真诚，它是植根在那块土地上的画家，每张作品都散发着北方人的性格气质，以及黑色土地的芬香。雄浑的气势又与结实细腻的深入刻画相结合，具有一种德国近年来少见的特有风格和深邃的功力，表现了画家的敏锐观察力。一代了不起的表现人的艺术大师，正在成长和成熟起来！”这段话道出了我的心声。
(3)
模型(3)中，因变量Abperks为异常的在职消费，用来衡量腐败行为；自变量power用来衡量高管控制权；AUD用来测量社会审计质量；交叉项power×AUD用来检验高管控制权和社会审计对腐败行为的影响。
若本文的假设1成立，则我们预期AUD的系数应显著为负；若假设2成立，则交叉项power×AUD的回归系数应显著为负(正)。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1。
Abperksi,t=β0+β1poweri,t+β2AUDi,t+β3(poweri,t×AUDi.t)+β4SIZEi,t+β5ROAi,t+β6LEVi,t+β7SOEi,t+β8GROWTHi,t+β9FIRSTi,t+β10AGEi,t+∑year+∑industry+εi,t
表1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定义因变量腐败Abperks见文中计算方法自变量高管控制权power四个指标合成的积分变量社会审计质量AUD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时,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盈利能力ROA净利润/年末总资产财务杠杆LEV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产权性质SOE国有控股的公司取1,否则取0成长能力GROWTH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上市年限AGE上市年限加1后的自然对数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异常在职消费的均值为3.186亿元，标准差为22.31，说明各公司的异常在职消费存在较大差异。控制权的均值为0.768，说明企业高管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社会审计的均值为0.362，说明近40%的公司聘请了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研究样本中国有企业约占60%。
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样本量均值标准差25%分位数中位数75%分位数Abperks40253.18622.310.3410.8342.060power40250.7680.817011AUD40250.3620.481001SIZE402523.877.83920.8321.7622.95ROA40255.998370.70.01160.03390.0664LEV40251.30739.660.3750.5370.680SOE40250.6030.489011GROWTH4025266.614537-0.02690.1250.311FIRST402535.2415.7122.6532.3045.76AGE40252.3940.4982.3032.5652.708
本文采用如下模型检验高管控制权、社会审计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
表3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AbperkspowerAUDSIZEROALEVSOEGROWTHFIRSTAGEAbperks1power0.035∗∗1AUD-0.02400.02601SIZE0.080∗∗∗-0.02100.183∗∗∗1ROA-0.002000.004000.0210-0.02001LEV-0.00200-0.0150-0.0100-0.005000.081∗∗∗1SOE0.067∗∗∗-0.106∗∗∗0.067∗∗∗0.106∗∗∗-0.0200-0.02301GROWTH-0.002000.00300-0.00800-0.00100-0.001000.01400.009001FIRST0.138∗∗∗-0.294∗∗∗0.039∗∗0.359∗∗∗-0.02000.040∗∗0.236∗∗∗0.103∗∗1AGE0.00500-0.062∗∗∗0.096∗∗∗0.141∗∗∗-0.003000.01500.173∗∗∗0.00300-0.094∗∗∗1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二) 回归分析
表4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1)首先检验了高管控制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控制权的系数为2.00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控制权越大，高管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列(2)检验了社会审计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社会审计的回归系数为-2.73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高质量的社会审计抑制了高管的腐败行为，这从侧面证明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治理腐败，起到外部监管作用。列(3)同时加入了管理层权力和社会审计两个变量，变量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1得到进一步支持。列(4)检验了高管控制权和社会审计的交互项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系数为-1.600，且在10%的水平上为负，说明控制权的增强会弱化社会审计的腐败治理效果。
近年来，财务报表的编制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要求下进行了逐步调整，财务报表信息的全面性与透明性受到了投资者的更多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如果审计师在高管强权的影响下不能够保持独立性，那么该企业的审计报告可信度就会降低，这将严重影响审计质量，最终导致市场经济利益的公平性被破坏。
表5除按照产权性质的差异区分了样本外，还进一步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检验不同强度的控制权下社会审计对高管腐败的影响。我们按照控制权(power)的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强控制组和弱控制组。全样本中，AUD在强控制组和弱控制组中的系数分别为-3.590和-1.117，且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国企样本中，AUD在强控制组和弱控制组中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分别为-6.806和-1.916，说明控制权的增大会弱化社会审计对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削弱其监管效应，这与前文的检验结果相一致。在民企样本的强控制组中，AUD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为正，说明社会审计不仅没有约束民营企业强权高管的腐败行为，还发挥了助长效应，原因可能在于：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拥有的资源方面处于劣势位置，为了抢夺更好的资源，民营企业在维持同政府等的政治关系中需要花费得更多，所以相对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代理问题，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使用业务招待费进行“关系投资”。为此，民营企业的强权高管可能会通过给注册会计师高额的回报，利用他们丰富的审计经验和极强的专业技能，将超额的在职消费更为隐蔽地计入财务报表中，掩盖其腐败行为。而且近些年来，国家主推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对民营企业的审计监管尚未很好的落实。注册会计师在高额报酬的驱使下，也想拓宽核心业务，吸引更多的客户，加之目前民营企业的审计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因此注册会计师很可能成为高管的“合谋人”，助长高管的腐败行为。
表4控制权、社会审计与高管腐败的回归结果
变量Abperks(1)(2)(3)(4)power2.003∗∗∗1.992∗∗∗2.607∗∗∗(2.85)(2.85)(2.62)AUD-2.738∗∗∗-2.716∗∗∗-1.508∗∗(-3.10)(-3.10)(-2.16)power×AUD-1.600∗(-1.90)SIZE0.113∗0.113∗0.108∗0.0963∗(1.86)(1.89)(1.79)(1.55)ROA-0.000102-0.00000875-0.000006710.000000262(-1.07)(-0.09)(-0.07)(0.00)LEV-0.00252∗∗∗-0.00257∗∗∗-0.00263∗∗∗-0.00255∗∗∗(-3.20)(-3.23)(-3.27)(-3.25)SOE1.723∗∗∗1.896∗∗∗1.924∗∗∗1.891∗∗∗(4.58)(4.60)(4.62)(4.58)GROWTH-0.00000249∗∗-0.00000210∗∗-0.00000254∗∗∗-0.00000271∗∗∗(-2.28)(-2.10)(-2.99)(-3.00)FIRST0.181∗∗∗0.150∗∗∗0.183∗∗∗0.187∗∗∗(3.30)(3.30)(3.31)(3.29)AGE0.309-0.2410.2540.300(1.01)(-0.58)(0.79)(0.95)Constant-11.49∗∗∗-7.214∗∗∗-10.89∗∗∗-11.30∗∗∗(-4.68)(-4.50)(-4.73)(-4.63)YearYesYesYesYesIndustryYesYesYesYesAdj-R20.08500.08320.08780.0886N4025402540254025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综上，表4的回归结果支持了H1和H2a，即强权高管会凭借手中权力获取私人利益，且权力越大，越容易腐败，而作为外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高管的腐败行为，但当高管控制权不断增强时，社会审计的监督治理作用会被削弱，无法起到应有的约束效果。此外，企业的规模越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腐败的可能性越大，而企业的财务杠杆、成长能力均与高管腐败负相关。企业的产权性质与高管腐败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产权性质差异所反映出的腐败问题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在变压器检修过程中，按照变压器检修相关标准的要求，在进行变压器排油检修，工作结束后，再次注入变压器油之前，都需要对变压器进行抽真空，在进行主变油箱抽真空期间，多次发生套管底部瓷套破裂导致中性点法兰密封面渗油的现象。
(三)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在现实情境中，企业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委托关系可能存在自选择偏差，如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出于对薪酬、声誉的考虑，可能会对客户“挑肥拣瘦”，从而引发自选择问题。此外，高质量的社会审计能够抑制高管的腐败行为，反过来，存在腐败问题的企业可能不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这样就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新常态的背景下，电商冲击下的连锁零售企业不仅需要创新商业模式，还需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营销方式，实现线上与线下的双重拓展。不仅如此，电商冲击下的连锁零售企业还可以与天猫、淘宝、美团等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合作。积极构建电商企业配送中心，降低开发业务成本，增长新的利润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综合性能力，在与时俱进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表5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全样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强控制组弱控制组强控制组弱控制组强控制组弱控制组AUD-3.590∗-1.117∗-6.806∗∗-1.916∗∗0.560∗0.0882(-1.95)(-1.94)(-2.18)(-2.03)(1.91)(0.36)SIZE-0.1380.146∗∗-0.1080.202∗∗0.159∗∗0.0527∗∗(-1.02)(2.35)(-0.86)(2.26)(2.32)(2.25)ROA0.9330.000101∗∗2.5600.236∗∗0.593∗-0.0000220∗∗(0.79)(1.98)(1.12)(2.42)(1.87)(-2.24)LEV-0.0895-0.00287∗∗∗-0.1910.839∗∗-0.0603∗∗-0.000774∗∗∗(-0.48)(-3.68)(-0.16)(2.33)(-2.13)(-4.32)GROWTH0.000233∗-0.00000293∗∗∗0.110-0.00000318∗∗∗0.0000600∗-0.00000768∗∗∗(1.86)(-7.14)(0.39)(-4.64)(1.78)(-6.13)FIRST0.504∗∗0.107∗∗∗0.579∗∗0.147∗∗-0.0392∗∗∗0.0161∗∗(2.19)(2.76)(2.30)(2.37)(-2.58)(2.02)AGE2.123∗0.622∗∗3.906∗-0.2320.1550.317∗∗(1.80)(2.51)(1.86)(-0.30)(0.68)(2.34)Constant-10.94∗∗-5.813∗∗∗-17.88∗∗-6.390∗∗∗-1.781-1.158∗∗(-2.20)(-3.86)(-2.18)(-2.65)(-1.03)(-2.19)YearYesYesYesYesYesYesIndustryYesYesYesYesYesYesAdj-R20.04580.02200.05150.02570.07680.0192N1064296175716704491149
为了使本文所得结论更加可靠，我们利用Heckman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模型是对基于Probit模型的注册会计师选择进行回归，并将通过计算得到的逆米尔斯比放入第二阶段模型中进行回归。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决定注册会计师选聘的其他特征因素：控制权的大小(power)、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财务杠杆(LEV)、成长能力(GROWTH)、亏损状况(LOSS，净利润为负时取1，否则取0)，同时在第一阶段模型中考虑了行业和年度变量。模型设置如下：
AUDi,t=β0+β1poweri,t+β2SIZEi,t+β3ROAi,t+β4LEVi,t+β5GROWTHi,t+β6LOSSi,t+∑year+∑industry+εi,t
(4)
从内生性检验结果[注]限于篇幅，本文未列示内生性检验结果，数据备索。来看，当把第一阶段模型回归得到的逆米尔斯比放入第二阶段模型中进行回归后，其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确实存在自选择偏差问题。但是在考虑到自选择问题后，主要的实证结果同前文基本保持一致，结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没有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这款资产管理应用（Asset Management Application）是一种数字化解决方案，可通过预测性和预防性维护帮助企业进行过程工业管理和保护其资产，避免发生代价高昂的故障。它通过工作流程优化和对结果的深入分析，提供高效的资产管理策略，进而形成更加智能、周全的决策，从而实现高性价比的资产管理。
2. 稳健性测试
借鉴卢锐等的研究，本文将高管控制权的积分变量按照是否大于行业中位数设置为虚拟变量，当其大于或等于行业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22]。稳健性检验结果[注]限于篇幅，本文未列示稳健性检验结果，数据备索。表明，本文所得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虽然在加入交叉项后AUD的系数不显著，但仍然为负，即社会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高管的腐败行为。
五、 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控制权、社会审计对高管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的腐败行为会随着其控制权的增强而显著增加，虽然高质量的社会审计能够抑制高管的腐败行为，但当高管拥有比较强势的权力时，就会弱化注册会计师本应有的外部监管和治理腐败的能力，在考虑了自选择问题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说明高管不断增强的控制权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审计制度还不够完善、审计师独立性时常受到损害的背景下，高管的控制权难以被约束，高管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也验证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说法。
⑰关于蒋汪对新生活运动的分歧，详见刘文楠《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1)腐败行为会削弱公司财务报表的质量，如何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来约束高管日益增长的权力是公司治理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完善公司治理改革、织密编牢权力的笼子、促进完善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牢牢把握好权力的运行是企业要抓住的重点。(2)在强权高管的干预下，注册会计师可能会丧失本应有的独立性，反而与高管“合谋”图私利。因此，管理当局要全面审视现有的审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现代金融体系下的金融审计制度，对于那些大众普遍认为声誉较好、审计质量高的审计师事务所更要关注其行为模式，优化注册会计师的聘任机制，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审计监督，还要逐步完善民营企业的外部审计监管。同时，还要整合审计资源，加强审计力量，进一步提升社会审计在反腐败中扮演的“经济警察”作用，增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改善其执业环境，通过强化审计监督来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加快反腐倡廉的进程。
本文的分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社会审计在民营企业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与治理效应，这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与思路。民企高管是否会更多地进行“关系投资”，拉拢注册会计师来掩盖其腐败行为，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本文在衡量控制权时采用了综合指标，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不同层次的控制权对高管腐败的影响，以获得更加精准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Aidt T S. Economic analysis of corruption: A survey[J]. Economic Journal，2003， 113(491):F632-F652.
[2]赵璨，杨德明，曹伟.行政权、控制权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J].财经研究，2015(5):78-89.
[3]杨德明，赵璨.国有企业高管为什么会滋生隐性腐败?[J].经济管理，2014(10):64-74.
[4]Tien C，Chen C N，Chuang C M. A study of CEO power, pay structure, and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2013，19(4):424-453.
[5]Pearce C L，Manz C C， Sims H P. The roles of vertical and shared leadership in the enactment of executive corruption: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 Leadership Quarterly，2008，19(3):353-359.
[6]盛明泉，车鑫.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5):97-104.
[7]Lambsdorff J G. Corruption and rent-seeking[J]. Public Choice，2002，113(1-2):97-125.
[8]王曾，符国群，黄丹阳，等.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J].管理世界，2014(5):157-171.
[9]杨瑞龙，王元，聂辉华.“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3(3):23-33.
[10]杨理强，陈爱华，陈菡.反腐倡廉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业务招待费的研究[J].经济管理，2017(7)：45-66.
[11]钟覃琳，陆正飞，袁淳.反腐败、企业绩效及其渠道效应——基于中共十八大的反腐建设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6(9)：161-176.
[12]Williams C C，Kedir A M. The impacts of corrup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Some lessons from 40 africancountr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2016，21(4):165-184.
[13]马可哪呐，唐凯桃，郝莉莉.社会审计监管与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研究——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8):25-34.
[14]王彦超，赵璨.社会审计、反腐与国家治理[J].审计研究，2016(4):40-49.
[15]Bebchuk L A，Fried J M，Walker D I. 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002，69(3):751-846.
[16]Pei H H. Do financial expert directors affect the incidence of accruals management to meet or beat analyst forecasts?[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15，22(4):406-427.
[17]张嘉兴，傅绍正.内部控制、独立审计与国企费用归类操纵[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76-84.
[18]吴伟荣，刘亚伟.公共压力与审计质量——基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视角的研究[J].审计研究，2015(3):82-90.
[19]Beck M J，Mauldin E G. Who’s really in charge? Audit committee versus CFO power and audit fees[J]. Accounting Review，2014，89(6):2057-2085.
[20]梁上坤,陈冬,胡晓莉.外部审计师类型与上市公司费用粘性[J].会计研究,2015(2):79-86.
[21]权小锋,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11):73-87.
[22]卢锐，魏明海，黎文靖.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与产权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8，11(5):85-92.
[23]Christensen B E，Glover S M，Omer T C，et al. Understanding audit quality: Insights from audit professionals and investor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6，33(4):1648-1684.
[24]Trombetta M. Mandatory audit firm rotation and audit quality[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16，25(1): 35-58.
[25]徐细雄，刘星.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J].管理世界，2013(3):119-132.
[26]Cai H B，Fang H M，Xu L X.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J]. Food & Machinery， 2014，54(1):55-78.
[27]褚剑，方军雄.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吗?[J].会计研究，2016(9):82-89.
[28]Luo W， Zhang Y，Zhu N. Bank ownership and executive perquisites: New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 17(2):352-370.
ControlPower,SocialAuditandExecutiveCorruption
WANG Lijuan, GENG Yiwen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ak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2 to 2017 as samples,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udit and executive corrup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executive power on its induced corrup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nd that strong executive control pow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induce the corruption and the enhanced executives’ control power can increase the corruption.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control power, the effect of social audit on corruption will be held back by the powerful executives, which makes the social audit not play the desired functions of supervis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executive power in enterprises to curb executive corrup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pre-requisite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of external audit, enhance the independenc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optimiz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governance.
KeyWords: power allocation; audit quality; corruption governance; social audit; audit supervis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political promotion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19)01-0019-09
[收稿日期]2018-05-2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7YJC790008)
[作者简介]王丽娟(1962— )，女，江苏无锡人，江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邮箱：1026284100@qq.com；耿怡雯(1993— )，女，江苏无锡人，江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
[责任编辑：王丽爱]
标签：高管论文; 腐败论文; 控制权论文; 社会论文; 注册会计师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管理计划和控制论文;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7YJC790008)论文; 江南大学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