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居民的婚恋观也发生许多变化，表现在离婚率的上升，初婚年龄的延迟以及单身人口的增加。在中国单身男女比例失衡的大前提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独立、注重自我生活品质的女性，在爱情和职业发展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在传统观念主导的婚姻市场却受到冷遇，被称为“剩女”。这反映了传统与现代思想冲击之下大龄单身知识女性的婚恋困境。
关键词：单身知识女性；剩女；婚恋；困境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生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日益增强，都市单身人群的数量也变得庞大起来。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7》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单身人口总数已达2.4亿，正面临第四次单身潮。一二线城市男女初婚年龄也逐步推迟，大城市女性平均结婚年龄达到了28岁，由于传统观念对女性年龄的歧视，这些大龄单身女性被称为“剩女”，这一网络流行词，在网络媒体炒作与大众社会认同之间的反复磨合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并最终作为新词汇被教育部和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 《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收录[1]。根据网上流行的剩女级别的分类，初级“剩女”25-28岁，称为“剩斗士”；中级“剩女”28-32岁，别号“必剩客”；高级“剩女”32-35，被尊称为“斗战剩佛”；到了35岁往上就是特级“剩女”，当尊之为“齐天大剩”。这些对剩女的调侃反应了社会对大龄单身女性的不友好印象。实际上，这些被称为“剩女”的城市单身女性己将自身建构为一个具有反传统、独立、自主等特征凸显的群体，追求着自由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中国婚恋幸福力指数研究报告2018年调查指出中国当今婚恋有如下趋势：结婚总人数与结婚率逐年走低，离婚总人数和离婚率逐年升高；整体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第四次单身潮爆发，“凭实力”主动单身成新风；婚恋观念更为开放、包容、多元和个性化。在婚姻家庭制度日益脆弱，而传统儒家文化的“成家”影响根深蒂固，社会主流的行为规范仍是普遍结婚的背景下[2]，都市“剩女”中的大龄单身知识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婚恋困境如何？
由于国内城市单身人口的数量庞大，男女婚恋问题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大众媒介兴起“消费剩女”的狂潮，为了博取民众的关注度，各种影视肥皂剧﹑访谈节目﹑相亲节目纷纷聚集大龄单身知识女性的情感归宿，推波助澜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剩女”的话语，逐渐固化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自身条件优秀而择偶标准过高从而陷入婚嫁难的困境，并伴有诸如自我、拜金、道德不洁等猜测。社会舆论倾向把“剩女”难嫁的根本原因简单归结为女性自身的过错。在婚恋问题上，从男权视角重视女性的生育价值，表现在对女性的年龄和外貌的介怀，年轻女性凭借这方面的优势在婚姻中“上嫁”以达到阶层的攀升。这种传统世俗观点下女性变成了男性的附庸，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被忽略。都市大龄单身知识女性由于对学业或职业等方面的追求而推迟了婚恋年龄而被打上“剩女”的标签，暗指其婚恋市场价值的贬值与折价清仓出售的下架商品类似。与此同时，与剩女同等年龄的单身男性如果学业或职业发展有成就则被看做黄金单身汉，经济条件平平则被美称为“经济适用男”。由此可见，这种剩女概念隐含着对大龄单身女性的性别歧视，对其标签化、污名化的现象体现了男权在性别统治方面的专断与暴力。社会上对单身知识女性的偏见对中国女性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婚恋观，以及真正的两性平等有很大的负面作用。这些女性的才干以及其所创造的与男性同等的社会价值应该被欣赏和夸赞而不是因为性别原因被歧视。本文将对中国城市大龄单身知识女性在爱情观，职业追求，婚恋市场受挤压等几个方面解析她们的婚恋困境。
儒家文化非常注重家庭的作用，先“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成家、立业是男性的人生大事。传宗接代是传统婚姻的道德基础，两性角色主要表现是“男尊女卑”。传统观念中男性在家庭的角色是担任养家糊口的重担，女性则处于附庸地位，养孩子打理家务，即女性应该以私领域为重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女性不应该在公共领域超过男性，不应该强势。作为配偶的女性应该是年轻漂亮的，具有良好生育属性是最重要的。她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被忽视、被贬低、被压制。这些男权视角对女性角色的设定并非女性的本质特征，独立、刚强、自主、勇敢也并非男性专属，女性一样可以做到。随着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在职场中的竞争能力不输于同等男性，甚至收入水平也旗鼓相当，这对于传统的婚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女性经济独立能力的提升让她们更注重个体的价值和婚恋的质量，表现在都市女性结婚年龄的推迟以及离婚率的攀升。
驱动软件总体控制流程如图9所示，首先进行控制器内相关外设的初始化，然后对射频通道1上本振芯片进行配置。直等到确认射频通道1的本振频率锁定后，则对射频通道2上本振芯片进行配置。当射频通道2上的本振频率锁定后，控制器进入休眠状态。假如有外部中断将控制器唤醒，则根据如图9所示流程再次依次配置射频通道1与射频通道2上的本振频率。
在男性固守着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和自己的主导价值观的同时，许多城市单身知识女性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却不再局限于家庭。Gary Becker的经济理论指出由于女性的赚钱能力的提高，女性由于经济原因而结婚的动力下降[3]。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剩女”大多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者[4]，中国也显示出同样的特征。女性的经济独立使得她们在自己的情感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婚姻不再是其生存的依附条件。当她们面临着选择在职场得到更好的发展还是成为为家庭付出全部心力的贤内助时，她们大多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在职场。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即孝顺的女儿，温顺的妻子，默默忍受的母亲，把女性自我牺牲和肩负家庭重责的能力视为理想好妻子的品质。这种逆来顺受的心理依赖和社会行为又将广大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层层密封, 迫使女性的自我和灵魂自动地从女性身上萎缩、渐趋消亡[5]。印度作家克里希那穆提认为“只有在无爱时我们才会开始去调整、去适应，而这种所谓的调整适应就被叫做婚姻。当我们渴望得到安全的时候，便会去忍受某些丑陋的东西，这些丑陋似乎变得美丽起来，因为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否则我们可能受到伤害”[6]。传统女性定位要求女性在婚姻中隐忍、牺牲，这种缺乏自主性的女性定位对城市知识女性不再有吸引力，她们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她们在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的投入使得她们经济独立，眼界变得开阔，认同爱情在婚恋中的重要作用，而传统社会缺少建立以爱情作为婚姻道德基础的前提，因为爱情是以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为前提的。恩格斯指出以爱情为基础的理想婚姻，“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利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的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因素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7]。由于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增强，都市知识女性不再愿意忍受传统观念的桎梏，加上传统文学作品中对于浪漫爱情的理想化灌输，以及商业元素的助推，她们追求激情和理想化的爱情，认为婚姻应该是男女感情成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女性获得安全感的庇护所。
在婚恋市场上男性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成就等方面的竞争也折射到其择偶范围的大小上。“似乎男人成功地限制了性别战争可能带来的危险，将其转变为阶级斗争的派生形式，拥有最佳的社会资本和教育资本的男人与最贫穷的男人分道扬镳”[14],中国单身男性的择偶范围出现了两级分化，城市优秀黄金单身汉的宽泛的选择空间和乡村贫穷单身汉有限的选择形成了一个极端的对比。一方面与都市大龄剩女同阶层的优秀单身男性凭借性别优势择偶的范围更加宽泛，他们既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识“上娶”具有更强财力资源的女性，也可以“下娶”生育特性明显的年轻貌美女子。另一方面，乡村贫困单身汉为争取生育权需要支付昂贵的彩礼以便娶到媳妇，其中相当部分的乡村媳妇或年龄或容貌或智力都逊色于她们的配偶，这里婚配市场似乎降级到最原始的对于女性资源的竞价购买。他们的年龄、外貌、可支付结婚彩礼的能力成为娶到媳妇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都市单身知识女性在强大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之下情感需求也出现了异化，功利主义盛行。婚姻、爱情能够提供的性和亲密关系逐渐成为快餐式消费。享受当下的消费价值观成为主流，婚前性行为普遍被接受。“人变成了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上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现定的市场条件下要给他带来最大的利润。所有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8]80。社交的匿名性和便利性使两性之间浪漫激情的邂逅成为可能。各种社交网络软件如QQ、微信、陌陌的流行，扩大了单身男女同城交际圈。这些交际的隐秘性结合都市人巨大的个体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助推了人们的欲望。“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女人；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男人。世界在我和被期待的女人之间，在我和被期待的男人之间分裂了”那同样意味着，不是物质基础和爱情，而是对孤独的恐惧，使婚姻和家庭得以保持[9]。城市丰富的娱乐生活以及便捷的两性交往方式有效消解了个体的孤独感，但也加大了婚恋关系的不稳定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性纵欲是克服孤独感的一种自然和正常的方式，并有部分效果”[8]4。这种速食性的情感消费模式使得男女没有耐心和经验去培养经得起考验的持久两性关系，这使得人们进入婚姻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男性深受儒家传统熏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择偶方面非常注重女性的生育属性表征如年龄、身高、体貌等，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才情等性格表征是被考量的次要因素。在婚恋市场对于年龄男女双方也是双重标准，年龄的增长对于女性就是变老，她们择偶的选择范围逐步缩小，同时择偶年龄只有上移。而男人在年龄相貌方面的不利条件可以被财富和地位补偿。他们的择偶年龄可以下移十甚至二十岁，或者更大。“老夫少妻”仍然是许多男性的向往，甚至媒体影视剧也热推这种模式。而城市大龄单身知识女性由于自身经济独立“嫁汉，穿衣吃饭”这一促使女性结婚的最基础的诉求已经随着她们自立能力的提升而不再是首要条件。日本的调查也显示女性的教育程度，经济独立性提高会导致晚婚，也让知识女性更偏好挑选同年龄阶层的配偶。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匹配”也叫“门当户对”，即阶级地位相当的人才结婚，这是讨价还价的产物[12]。国外的相关数据统计也证实了这个通行的婚配法则，总体来讲男性大多与自己同阶层的女性结婚。门当户对的男女拥有相同或类似资源，可进行互惠交换、公平交易，由此结成的婚姻关系稳定性较高。在同一阶层内部女性在“上迁婚”的影响下，女性更希望嫁给比自己学历和社会阶层地位稍高的男性[13]，但外在的社会经济环境也会影响男女的择偶选择，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男女与非同阶层的配偶结婚的比率上升，其中女性下嫁的比率增加，但统计数据显示职业女性婚配同阶层配偶的趋势上升。
另一方面来讲，处于围城内的已婚夫妇发现他们的婚姻亦不像父辈的婚姻那般稳固。自由流通的个体、自由消费者逐渐增多、婚恋的物质化趋势、婚外恋情的频发以及受西方享乐主义的思想影响，人们对婚姻的神圣感和责任感降低，婚姻的脆弱性日益凸显，离婚率不断攀升。据中国婚恋幸福力指数研究报告2018年调查，超三成婚侣有过出轨的经历。37.5%婚侣曾经怀疑自己的另一半有过出轨行为，63.3%的婚侣曾经后悔结婚，经常有此想法的人当中，新包办婚侣的比例显著高于自由婚侣。幸福力指数比较方面自由婚恋高于新包办婚恋；男性感受高于女性感受；甜蜜恩爱型关系幸福力指数最高，利益合作型关系幸福力指数最低[10]。这些调查数据也表明夫妇之间良好的情感基础是婚姻幸福力的保证。而那些凑合性或者权宜之计的婚姻面临解体的风险更高，这些类型的婚姻情感基础薄弱，抵抗婚外恋诱惑的能力差。同时，人们的婚恋观念也随着经济的富裕而发生转变，人们更注重婚姻的舒适性和个体幸福的主观体验性。法国作家让-克洛德·基尔伯指出家庭、制度的意义向契约性同盟的逐渐转移，与民主本身密不可分。在夫妻内部，责任不再代表牺牲、忍耐或放弃，而是忠实于自我。如果爱和激情已足够组成夫妻，一旦激情不再，个人道德会命令拆散这个组合。这种个人幸福的道德要求，自然而然就是离婚的道德[11]。
都市女性的经济独立使得她们有能力享受追逐爱情所带来的新鲜迷醉感，但她们也要面对浪漫爱情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时间和精力的损耗。弗洛姆提到“再也找不出一种行为或一项行动像爱情那样以如此巨大的希望开始，又以如此高比例的失败而告终”[8]4。根据霍曼斯的社会行为公式：行为=价值*可能性，当一件事情的价值越大，而且做出行动得到该价值的可能性越大，那么该行为就越可能发生。从消费的角度来讲追求爱情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财力和物力，而结果的可掌控性不高。从收益来讲职场发展带来的金钱和成就感使得都市知识女性更独立，经济方面的安全感更强。因此许多女性把情感中的归属感转移到了回馈价值更高的职场归属感。她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从职业的成就中寻求自己的存在价值。更有甚者，摈弃了在婚恋方面的精力投入并成为彻底的工作狂。都市婚姻对男女双方来说，是考虑了收入、闲暇和家庭内劳动后，成立家庭带来的效用要大于不结婚时各自效用的总和，否则双方更愿意维持独身状态。
兄妹俩莫名其妙地对望着，罗瑞似乎恍然大悟，对老福说：“你的意思是她可能是被……哎呀，您真是高手，我怎么没想到呢！”他竟然兴奋得手舞足蹈，这是老福没想到的。
另外，男性的婚姻价值观也影响其婚姻市场上的匹配模式。据调查，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男性，其妻子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15]。大部分相对不太有竞争力的男性城市单身汉，不仅受困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教育资本的有限性，同时也受困于其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担心娶了收入和学历都高于自己的剩女，被社会嘲笑成“吃软饭”或“小白脸”而在朋友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是其内心的自卑感无法驾驭比自己强的妻子。这种心理之下他们更愿意下娶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配偶。另一方面，城市单身女性由于经济能力的独立，使得她们在婚恋方面更注重价值观方面的适宜性。根据日本的统计80%的女性注重配偶的个性相匹配，而男性认为只有46.8%的女性注重这个。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速度的提高，中国城市居民的婚恋变化表现在初婚年龄推迟和持续攀高的离婚率。中国单身知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之间面临着婚恋的困境。她们一方面享受着经济繁盛的城市生活助推下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潮所带来的个体在情感和职业发展方面的充分自由度，同时遭受传统观念影响下的婚恋市场对其的挤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或因追逐爱情、学业或职业规划, 或预期找寻更出色的丈夫从而推迟了进入婚姻的年龄，由此增加了她们在婚姻市场的搜寻成本。虽然都市大龄知识女性大多数在婚配选择的竞争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在传统思想占主导的婚姻市场，依然需要改变大众对于女性的性别偏见。
匹多莫德作为免疫调节剂在过敏性紫癜患儿中使用频率较高，王晋妮等[11]在小儿过敏性紫癜60例患儿治疗中提到，匹多莫德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的有效率达82.34%，患儿免疫功能明显改善，本文研究结果中，应用匹多莫德联合葛根素联合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其有效率为87.50%结果一致，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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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Urban Female Single Intellectuals’ Dilemma in Love and Marriage
PENG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ubei University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 Shiyan Hubei 442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city dwellers’ views on love and marriage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popularity of being single, roaring divorce rate, and the delayed first marriage.Despite the gender imbalance, Chinese old urban female single intellectuals, called left-over women, who are well-educated,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and high-quality, are ignored in the marriage market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ideas, which reflects the marriage dilemma of the single women under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ideas.
Keywords: female single intellectuals;left-over women;love and marriage; dilemma
收稿日期：2019-08-20
作者简介：彭 燕(1972-)，女，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9)10-0048-04
责任编辑：彭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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