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摘 要：社区是“人民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是最具可观测性的社会现象研究单位。中国社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双重意义决定了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在研究时无法照搬西方经验。目前，中国城市社区研究的实践经验已经比较丰富，在反思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只有采用人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具体方法，正确理解并合理运用“熟悉”和“关系”在中国社区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有效构建多维观察角度，及时感知和把握时空变动态势，才能更接近中国社区中社会现象的真实和实质。
关键词：社会现象；社区研究；人文实证主义；社区治理；本土化；熟悉和关系；社会学研究方法
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1]很早就被社会人类学当成是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虽然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于以社区为着眼点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是否合理、可信引起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广泛探讨，社区研究在解释社会现象中的可信性和解释力度受到了质疑，但直至今日，我们始终无法否认社区就是“人民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2]，是最具有可观测性的社会现象研究单位。并且，与社会研究源起地不同，中国当代语境下的“社区”本身就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双重意义，它既是基于行政划分和管辖的现代城市生活实体，同时也是复杂多样人群的日常生活之所，是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力量互动的博弈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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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e pickfrom the estimatesthere will beKpairs of frequency parameter estimateswhich is given bySubstitute each frequency parameter pair into Eq.(36)and calculate the function valueIf for is the largest,then is the correct matching.
中国社区的双重性意义决定了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在研究时我们很难照搬西方经验，只能在学习和反思后基于社会现实进行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本研究便是在此过程中基于社区研究实践的一次有益尝试。
在这次的“葛兰素史克事件”中，内部人员的举报才使得商业贿赂的丑闻被揭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相关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存在监管上的漏洞。一些地方政府对商业贿赂的危害性认识不够，认为是商品交易中的潜规则，是一种正常的商业习惯。更有甚者认为查处商业贿赂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不利于当地财政的创收。正是由于这种想法的存在，导致他们对企业的商业行为不进行监管，对于违法的商业行为不去查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了商业贿赂的肆意发展。
一、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反思
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科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范式”概念。在库恩看来，范式即是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某个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理论观点、研究假设和方法准则的总和。基于这一概念，我们在进行研究方法论革新尝试前，就必须先对已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确定革新基础。
(一)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
社会学自创立之始就承担了对现实社会进行解读和构建的任务。随着时代和学科的发展，研究者们对社会认识程度不断加深，自孔德在1838年提出“社会学”概念至今，社会学解读社会现象、构建社会形态的视角和方法就始终处于争论和变化之中。
鲁列斯三角形可以紧紧地嵌在一个正方形内部，即正方形的各边上都有鲁列斯三角形边缘上的点，如图2．设鲁列斯三角形的顶点A、B、C间距离为1cm，则正方形边长也是1cm．鲁列斯三角形三个顶点沿着正方形边界行进一周的过程中，正三角形ABC的外心T也在运动．
但自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人”的地位被前所未有地提高，关于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研究也开始发生转向。至19世纪末，反实证主义流派在德国悄然兴起。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狄尔泰等反实证主义学者更多地看到了社会中人的重要性，提出照搬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就会忽略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意义。这一观点对韦伯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韦伯批判地继承了新康德主义观点，他认为，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社会现象研究与自然现象研究没有本质不同，都需要进行描述、解释、寻找普遍规律；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自然界中的任何现象都是无意识的纯粹客体，而社会却是由一个个具有独立意识和主体性的人所组成。与纯粹客体不同，主体性的人及其行动是有意识的，受到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社会环境等制约，因此，研究者在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时就应该在保持自身价值中立的基础上对行动主体“人”进行理解，观照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性及其行动意义。韦伯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解的解释”才能够真正探究到人类行为所造就的社会现象间的联系和规律。由此，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兴起。
后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即是对主客二元对立认识的挑战和超越。在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争论不休之时尽管也产生了如批判主义范式、冲突范式、社会行为范式等诸多社会学研究范式，但从根本上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仍更多地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后沿着实证主义范式发展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沿着人文主义发展的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等则逐渐呈现出了两种范式的融合趋向。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提出了对实证主义忽略人类社会复杂性的质疑[4]，舒茨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则在人文主义范式的基础之上融入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原则[5]，而加芬克尔、吉登斯等许多社会学家也都为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做出了有益尝试。
(二)第三条路径探索：范式的融合
简单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人文主义范式和实证主义范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站在二元分离对立的视角对社会加以认知，目的也都是寻找普遍规律，其分歧主要存在于方法论上，即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但无数研究经验不断证明，关于社会现象类的研究本身就应该是注重内容的质性研究，对于质的研究不仅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同时也必须看到其实际上就是对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研究，不可能完全忽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性质，所以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假设上的研究本身就存在极大缺陷。
早期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等都效仿自然科学研究。为打破神学和形而上学对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的禁锢，孔德提出复制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行性。在孔德看来，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没有本质区别，就像自然界按照万有引力等自然定律运行一样，社会也是按照一定规律运行的，社会学家的工作就是将客观、实在的社会现象作为经验证据收集起来加以认识，揭示出社会运行规律。这种基于自然科学的理解方式被迪尔凯姆所继承，他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的理性主义原则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3]。迪尔凯姆强调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必要性，由此形成了社会科学最初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所承诺的方法论原则即是将社会看作是客观存在的物的世界，需要以客观审慎的视角对之加以认识和解释。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它是站在主客二元分离对立的立场上对社会加以认知的。
基于这几个步骤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借助实际案例进行更清楚的说明。在此次调研过程中，对田村街道的社区治理创新经验挖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首轮座谈之初，工作人员仅和我们分享了常规工作和阜四小院建设相关内容，但基于我们之前的实地走访，我们开始尝试谈起后山运动场和足球运动等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文体活动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话题，这才引出街道将废弃垃圾场改造成足球、篮球运动场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街道足球队和足球大联盟等一系列加强团结、增强地区活力等重要举措的讨论。被访者们也一边惊奇于我们对该地区的了解，一边欣喜于我们对其工作的熟悉和肯定，更加乐于和我们继续分享讨论。之后通过进一步走访、开展实地观摩活动、参与足球大联盟草根论坛等，笔者结合理论知识将田村的治理创新定位为“引领创新”，也即源头治理实践。笔者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社区治理创新工作不能始终将目光局限于“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开展实际工作，而是应该从源头着手，发挥政府引领作用，进而预防问题的发生。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有序而又充满活力，而体育活动的规则意识、团结意识和外在表现与这一终极目标相契合。通过文体活动搭台建立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文体活动丰富生活、排解压力、促进交流和政治宣传等社会功能，则能够使其起到引领社区治理的重要作用。在第二轮座谈时我们和相关工作人员对创新定位及背后的理论逻辑进行了讨论，得到了有关足球大联盟使辖区内企业、政府因人员间相互熟悉而能够彼此理解、体谅，合作交流更顺畅的证明，也顺着这一思路为辖区日后社区治理、合作共治工作的开展进行了规划畅想。场地优势的确是田村独具的产生引领社区治理可能的本土特色，但搭建平台、发挥文体活动社会功能、实现多元合作沟通机制则是任何地区都可尝试的引领社区治理思路。以此案例为代表，我们也更加确认了研究过程中对已有研究和传统研究逻辑反思的正确性。即表明看似没有关系的文体活动和社区治理，恰恰在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互动中存在并构建起联系。所以，涉及人的社会现象研究，只有秉持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才能透过现象得到关于本质的真实认识，从而进行合理描述、解释和预测。
二、社区研究实践：一种本土化的质性研究
确定问题是任何研究开展前都必须要经历的重要步骤。“问题可以指出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可以指导观察材料的收集工作。”[7]明确研究主题相对较为容易，但提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被错误简化为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从社会现象研究来看，这远远不够。文献梳理仅在于帮助研究者了解这一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中已经有哪些学者提出了哪些问题，并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得出了哪些结论，使其能够在此基础之上批判地形成本人研究的独特视角。但作为一种质性研究，人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尤为强调，要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作为特定环境下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关系和互动的客观结构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复杂交错。因此，本土化社区研究问题的提出必须要落脚于社区实践之中，不仅需要研究者通过文献梳理找到独特视角，更需要其在和社区内的各种角色、组织进行初步接触后找到最为合适的切入点，即主题落脚点和研究方法，以便于进入田野开展调研。在海淀区进行社区治理课题研究时，我们首先和区、街道、社区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有效沟通，得到了各级政策文件和各街道、社区的概况、工作报告等材料，在对多种文字材料和初步沟通材料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发现，与多数研究的理论推演和想象不同，各街道、社区已开展的社区治理创新工作呈现出了“百花齐放”态势，形式多样但缺乏总结与理论提升，持续性和后劲不足；并且现有研究大都缺乏实地经验证据，个别实地研究则局限性较强，理论提升程度不足。因此，我们在梳理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时，总结对比后进行反思，尝试改变传统研究逻辑，提出使用干预式研究方法，(1)在此，我们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或研究出发点来设计和执行调研、干预活动，即社会学不能仅仅将客观描述和解释社会事实作为研究终点。从社区研究的现实意义上讲，它应该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通过深入到宏大社会实践之中，用自身影响力去干预、影响和改变一种广泛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现状，并努力为当地社会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可操作方法。从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关系构成和互动中审视和探讨海淀区社区治理创新经验，寻找各地异同及其背后逻辑，以期能够更好地指导未来发展。
大体来说，我们认为开展社区研究实践在具体方法上必须包含至少五个步骤：确定问题——对应研究准备阶段的文献及政策梳理，田野调研——对应调研阶段的经验资料收集，讨论小结——对应研究中期对初始经验材料的分析，回访论证——对应与被调研对象的再次沟通对话和对中期研究结果的反思校正，理论总结——对应实践研究结束后的反思及理论提升。
(一)确定问题
前文笔者已经谈到，中国社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双重意义决定了其在研究中国社会现象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所谓中国社会现象愈加错综复杂、日新月异。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社区治理就成为当前我国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要议题，也成为现阶段各级政府创新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更体现为一种实实在在发生于社区、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现象。因此，区别于传统“社会管理”概念，社区治理正以一种新社会现象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学研究视域之中。社区治理创新意味着什么？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重点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如何看待和进行社区治理创新？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生活世界的实践中找到答案。在这一议题下，我们开展了历时一年的社区研究实践，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与反思，尝试在人文实证主义范式指导下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
(二)田野调研
田野调研是直面社会现象本身的研究过程。人文实证主义强调研究者在面向社会现象时既需要进行实证考察、尊重事实和关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同时也需要了解和理顺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逻辑，在熟悉的基础之上再进行理解和分析，以人文实证主义为指导的社区研究尤应如此。我国基于行政划分的社区构成相对复杂，社区内居民职业、收入和教育程度差别较大，从社区治理创新主体及参与者看，除居民外还有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各种社会组织等政府或民间机构。社区治理方式由治理主体决定，只有了解各主体和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交往性质和互动结构模式后，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总结和理论提升，并在多个社区间进行对比分析。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其日常办公和活动之中，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在他们的习以为常中发现闪光点及其背后的逻辑。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研究者以何种身份进入田野，在研究过程中如何保证价值中立往往是学术争论的焦点。基于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与被研究者进行接触和访谈之时，情感沟通交流是极为必要的。传统研究范式过度强调价值中立，导致研究者更像是调查、“审讯”者，难以与被研究者展开良好互动，被研究者也可能在反感、不自在和“怕说错话”等心理作用下无意识地进行信息筛选过滤，使我们所获信息的信度和效度大幅下降。因此，基于人文实证主义的双重关怀，笔者提出如下观点：首先，研究者并不应该急于开展与被研究者的访谈，而是应该先去了解社区的建立和变迁背景，并在社区内进行实地走访观察和随机交流，初步掌握社区基本情况和本地风土人情后再与被访者进行接触，这样更便于与其建立熟悉感；其次，访谈过程中研究者要保持研究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感，但在表达上则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凸显倾听意愿，侧重情感沟通(例如将“您们社区”的说法变换成“咱们社区”等)；再次，访谈不是一次性任务，多次访谈沟通往往能够获得更多信息，也可能形成信息的相互印证，所以在双方愿意且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应尽可能多次与被访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
第三步讨论小结其实应贯穿整个实地调研，且不需拘泥于调研小组内部。一般来说，每天实地调研或访谈后研究者都必须进行记录整理和反思，反思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身的反思。费孝通先生曾言，“观察社会现象时，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8]223上一个步骤中笔者强调研究者应注意与被研究者接触时的共情与合作，这一个步骤则是强调研究者在暂时离开田野时的情感抽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互交往性质是社会现象类研究不可能避开的重要关系，既然无法做到完全客观规避，就应该正视和面对。通过不断自我反思找到最合适的身份和沟通方法，以便在第二天有所改进，提高访谈质量。二是对当时所获得信息的反思。将不同访谈资料归类整理，以便对比和互证，特别要对不同访谈对象、甚至是同一访谈对象提供的互斥信息给予关注，尽快求证。除此之外，在研究中期(大概一轮调研全部结束后)还需对整体研究进展进行反思。笔者在此次研究中期对初期调研材料进行了理论分析、对应和提升，提出社区治理创新的本土性和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之上以典型街道为例划分出了社区治理创新所必须经历的不同阶段并加以说明，将结果向区相关部门和部分专家学者展示，收集不同视角的意见建议，使得初步研究结果得到优化，为下一步回访论证做好准备。
(三)讨论小结
电影文本的基础语义域往往限制在虚构性叙述话语之内。但由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显然又依托于实在世界，因而出现了“跨世界通达”。电影文本与新闻文本之间的“通达性”显然不是随意生成的，而是基于实在世界的“跨界叙述”。然而，这种“跨界叙述”可能是出于对实在世界的再现，但也可能被认为是对现实的扭曲。以近十年来备受关注的拐卖妇女新闻事件为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根据2006年度“感动河北”十大人物之一皓艳敏的事迹翻拍的新闻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
(四)回访论证
回访论证是干预式研究法的重要环节，也是进行社区研究最具现实意义的步骤。区别于以往社区研究，所谓回访论证，即研究者将第一阶段研究成果反馈给曾经调研过的社区，以进一步收集和分析反馈意见的过程。笔者认为，从学术意义上讲，将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进行分享和讨论将更有助于研究者确认其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果被研究者提出异议则可及时重审研究过程和访谈资料，并通过与被研究者的反馈进行对比分析，确定更接近事实的结论；也能够进一步分析产生异议的原因，作为判断可能存在的误差及其大小的参考依据。从现实意义上看，社区实践者往往实践经验丰富但缺乏理论概括能力，其弊端在于无法使有效工作模式化、固定化，保证其可持续性，也不能形成具有可推广性的优秀经验。社区治理创新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创新经验，社会需要创新推进，“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就要推翻所有属于过去的东西，以资源浪费为代价来创新”。“一届政府，一届计划”大多会导致缺乏效率的“政绩工程”[9]。当实际经验的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后，我们探讨的就不再是具体实践内容，而是具体操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和理论逻辑。因此，回访论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其实际工作的理论总结反馈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理论能力，授之以鱼同时也授之以渔。
相关企业在了解战略管理与项目管理耦合的策略性和互动性以后，就会对企业的战略管理和项目管理两方面有着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如果企业要想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中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就一定要重视企业战略管理与项目管理耦合的共生性。换一句话说，就是不管以后企业在社会中发展的状况如何，只有企业还能正常运转就一定要用同等的眼光去看待战略管理和项目管理，不要只是重视其中一项管理模式，而忽略另一种管理模式。相关企业管理人员还应当把眼光放长远，不能只是安于现状，而是要积极地为企业以后的经营和管理进行专业和内容完备的战略布局，只有完善战略布局工作才会更好地实现企业长远的发展［6］。
(五)案例说明
回归到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探讨，我们或可将此类尝试和努力统称为对社会学研究取向第三条路径的探索。虽然在本体论方面未曾表现出关于世界本原的讨论和清晰的判断，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则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坚持主客观二元分离对立的视角。首先，第三条路径的探索者们[6]普遍强调应在人与人、人与物的主客统合关系中展开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要从社会现象的实践出发去实现对事实和价值的双重观照。换言之，在第三条路径探索者的视域中，社会现象既不完全是迪尔凯姆所说的外在于人的社会事实，也不是韦伯眼中单纯的社会行动意义，而是在特定环境下，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的所有关系和互动。这种特定环境下的关系受到客观结构和规律制约，而其间的互动则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综合看待，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基于对社会现象概念及要素的确定，第三条路径强调研究既要认识和探寻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性，同时也不能忽视、脱离人的主观性和交互性；最后，在对特定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时，需要深刻认识到各种因素的复杂交错，特别需要在时空维度、人与物的交叉维度上去揭示社会事物的真实，即其客观存在性，并理解和解释其间人为行动的意义和价值，要在各种维度错综复杂的统合中找到相对合理、全面的解释路径，而不仅仅是单纯关注物的客观性或人的主观性。基于对其理论共通性考察，在研究范式上我们可以暂时使用人文实证主义这一概念。总体来看，人文实证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重视。那么，如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展中国社区研究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接下来，笔者将以一次中国社区研究实践经验为例，展开对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
最后一步理论总结可参见第三步小结方法。经过对两轮调研的分析整理和校正，笔者最终划定了四个社区治理创新阶段：“务实创新—传承创新—技术创新—引领创新”。这些阶段命名来自各典型街道和社区实际所处社会现状和工作实践的访谈叙事与回访论证，也来自笔者不断地小结和提炼，同样还来自课题组在调研前所做的文献与政策回顾工作。基于这些材料和实践反思，研究完成了在人文实证主义指导下的干预式社区调研实践尝试。
三、社区研究方法刍议
(一)人文实证主义的本土化导向
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现象研究，以真实反映、合理解释、正确预测社会现象及其变化趋势一直是社会学孜孜不倦探讨的内容。在基本研究范式指导下，具体开展研究中的“本土化”导向就是国内外社会学者为达此目标的一种重要尝试。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学从欧美被引入中国起，“本土化”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学术活动的重要取向。早期如许世廉、孙本文等社会学家直言“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界“今后之急务。”[10]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运动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学科重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才再度兴起。不难看出，“本土化”议题始终伴随着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但时至今日，也有学者开始对“本土化”命题提出反思和质疑，谢宇曾对“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等三种本土化取向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这三种本土化呼吁“没有一种能够很好地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11]通过前文对人文实证主义的梳理分析和探索，笔者认为，从学科视角和贡献的适用范围来看，这种反思不无道理；而从范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及其导向的角度看，关于“本土化”的认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努力的确与西方乃至世界社会学的发展没有本质区别或者矛盾冲突，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师夷长技”并“因地制宜”发展更适合本土的理论和技术的重要性，就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样，强调中国社区研究的本土化和尊重中国乡土特色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也一样具有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这样的努力不能也不该被称为“伪命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社区研究的本土化努力并不代表对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遏制，而恰恰是一种兼容并蓄、取优存真、尊重现实的取向，其同西方研究范式发展方向相同，都是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延续，看到社会与自然的异同，看到社会中人的能动性和多样性，看到所谓“社会情境”的重要性，从而努力让社会学真正成为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的科学。换言之，所谓“本土化”取向不过是要求研究者在进行中国社区研究乃至所有社会现象研究时，一方面借鉴西方已有研究成果、已较为成型的技术手段和可作为指导、启发思想的理论建树，多维度去思考在进行中国社区研究时哪些可以借用、哪些可以不考虑、哪些需要创新思路；另一方面则要看到中国五千年历史传承下的乡土本质，看到中国现代社区在行政干预下区别于西方的二重属性，看到“规则”与“人情”在中国“大社会、小社区”中的交融并存。最重要的是，承认中国社区中的各种现象因果关系和互动共存而具有的复杂性，急事慢做，反复验证。这种取向也正是最具人文实证主义味道的一种研究导向。
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笔下中就已不乏人文实证主义思想。谢宇先生的文章也提到了费孝通先生，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重建的重要奠基人，当我们以研究方法为重点再次回看他的著作就会发现其大量蕴含了人文实证主义主旨思想的论述。《怎样做社会研究》一书收录了很多他关于社会学研究意义、中国社会学的成长、特别是在中国开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其中方法篇的众多文章不断在强调“社会研究是要在实地里发现问题”，“社会研究贵在能在社会组织中看出各部分地位的轻重和搭配间的微妙，轻重之别，微妙之处，全在研究者观察时的权衡体会。要得到正确的权衡，深切的体会，只有在实地里时时修正，刻刻校核”。“社区研究的长处就是阐明人类生活各节的关联”，但“要拾得要处，关联的发现，综合的研究，都是须在一较小区域中做较久及亲密的体悉”。他也在一篇文章中直接反思“‘解剖麻雀’的定性分析是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点不能含糊。但只用这个方法是不够全面的，要规定这个‘麻雀’在全部‘麻雀’中占什么地位，即有多大代表性，那就得进行定量分析”等等[8]176、183、281。其他更多相关论点我们不再赘述，但仅从这些就可以看出，其主要观点同人文实证主义范式取向一致，在对社会现象展开具体研究的方法上，中国本土化研究并没有否定实证、定量的重要性，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更强调“熟悉”和“关系”的意义。
(二)本土化路径选择
“熟悉”和“关系”正是本文在论述人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中国社区研究具体方法尝试时不断强调的重要词眼，也即是开展社区本土化和本地化研究的最有效路径选择。对社区中的社会现象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研究，研究的开展不仅仅关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同时也关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交往甚至是博弈。对被研究地区风土人情、地区特色等的熟悉是我们与被研究者建立关系的重要前提，与被研究者的熟悉则是我们获得真实有效信息的重要保证，甚至是进行博弈的重要“筹码”。值得说明的是，具有主观意识的人及其集合的行动往往也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和可塑性，是特定时空状态下的一种多维展现，且会跟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呈现出更多可能。所以，只有对研究对象和环境极为“熟悉”，我们才有可能发现并构建多维观察角度，及时感知把握变动态势，尽可能地接近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熟悉”是作为开展本土化——甚至更准确地说——是作为开展本地化社区研究的前提，因而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文化中对人伦关系的注重不仅使中国社区中及其他各领域的社会现象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地区的特点，更使得我们的研究必须在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展开。费孝通先生最早对中国社会本质进行判断时就提出了“熟悉社会”[12]的概念，所谓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其实也就是对我国传统熟悉社会中“人—人”“人—物”关系和伦理秩序等的概括。因此，了解和熟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乡土关系，研究者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理顺研究思路和线索，逐步获得更接近真实和本质的信息，然后以客观理性的学术逻辑在各种信息间进行比较和分析，在表面看似没有“关系”的事件中寻找本质存在的关系和联系，最终形成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和贡献。当然，如果条件允许，在社区研究实践中最好还要尝试将研究结论与被研究者分享，以通过回访论证方法获得更加接近真实的反馈，并由此实现干预式研究的有效性，从而促进社区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
参考文献：
[1]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研究》1935年第66期。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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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于显洋、任丹怡：《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的再思考》，《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6期，第27-34页。
[10]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40-46页。
[11]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3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页。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9-0051-07
基金项目：北京市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决策咨询服务项目“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治理研究”(2016K20665)；海淀区民政局委托研究项目“海淀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2016020163)
作者简介：于显洋，196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丹怡，199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 磊，张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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