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革命思想是赵世炎思想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虽然赵世炎英年早逝，其革命思想发展时间不长，但是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以剖析赵世炎革命思想的内涵为切入点，对其中有关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动力、阶级联合和领导权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方面分析赵世炎革命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关键词：赵世炎；革命思想；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赵世炎的思想先后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到工读主义，再由工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变。在赵世炎思想第二次的转折过程中，其革命思想逐步酝酿、形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吸收、革命运动的实践基础、解决现实问题的出发点，最终促成了赵世炎革命思想的形成。就现实的角度而言，当时的中国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原本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北洋政府的赵世炎，试图通过工读主义拯救中国。但是，赵世炎1921年领导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使赵世炎放弃了工读主义思想，转向了革命思想。从理论的角度来讲，赵世炎先后赴法国、苏俄求学，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为其革命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赵世炎从苏俄求学归国之后，积极领导工人运动，还参加了党组织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在参与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赵世炎对中国革命有了更为准确和精辟的看法，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黑暗凶残有了更为深刻的觉悟。
一、赵世炎革命思想的内涵
（一）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
20世纪初，有着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迫切寻找拯救中国的出路， “用西方理论反思中国社会，倡导建立德谟克拉西式的新社会，呼吁用渐进平和的文化运动来解决旧中国的社会矛盾”[1]，然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首次成为现实，加上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逐渐暴露，以及不满意帝国主义对中国及其弱小民族的侵略和压迫，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宣传这一新学说。
从1921年开始，赵世炎逐渐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和奋斗目标。当时的中国社会，迫切地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地剖析之后，赵世炎认为应该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1924年，赵世炎发表《介绍〈新青年〉杂志〈国民革命号〉》一文，指出要了解中国革命的正确观念，就需要熟悉民族革命的原理。作为党内较早意识到列宁民族理论对中国革命具有直接有效指导作用的代表人物，赵世炎将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视为研究列宁主义最为重要的部分，“要研究列宁主义，最要紧先研究列宁对于民族问题之理论”[2]。1926年，赵世炎发表《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一文，较为系统、全面地对列宁主义进行了阐述。从该文可以看出，赵世炎对列宁主义思想有精确的认识，坚信列宁的民族理论是中国开展革命、摆脱内忧外患、走向独立富强的关键之匙，“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3]。赵世炎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信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确定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体现了赵世炎对列宁主义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深刻认识。
（二）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明确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之后，应当利用思想武器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把握国情的基础之上解决好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农民数量众多，且农民是受压迫时间最长、压迫程度最深的社会阶级。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不够发达，工人阶级数量仍然偏少。但是，工人数量虽少，却具有其他社会阶级所缺乏的极强的革命性。在思想觉悟方面，工人阶级也远远超过了其他阶级。中国革命的开展，势必离不开农民和工人作为革命的动力。赵世炎对中国革命动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1924年，赵世炎发表了《工人与党》一文，强调了工人和农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肯定了工人和农民对中国革命的开展不可替代的作用。赵世炎指出，只有工农为基础的党最为可靠，要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就必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工人、农人赶早就要组织起党来.……做将来革命的争斗……为打倒帝国主义，为革命！”[4]在国共合作期间，党内部分领导人寄革命希望于国民党的做法，显然忽视了农民在中国革命当中的地位。而赵世炎此时就已经明确地看到了工人、农民的革命地位，由此可以看出赵世炎对革命动力的看法具有先见之明。对于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赵世炎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真能够领导革命进展进展之代表者”[5]，贫农是“援助工人的生力军”[6]。赵世炎提出的这些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动力的看法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赵世炎的革命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吻合。
（三）中国革命的阶级联合
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缓慢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数共产党员为了革命的前程殚精竭虑，最终逐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认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部分成员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根源在于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不够成熟，对资产阶级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斗争，这才导致党出现了重大的损失。而赵世炎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例如，在对革命阶级应该联合的看法当中，赵世炎巧妙地看出了各个革命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指出了和资产阶级应该又联合又斗争；再如，赵世炎在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在有力参加革命的基础之上，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赵世炎提出的革命思想，是基于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和对各个革命阶级全面而深刻的反省。
赵世炎的革命思想当中，也包含了正确的阶级联合、斗争的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赵世炎领导了天津和河北部分地区的工人运动，并且对五卅惨案和工人运动进行了总结。同年9月30日赵世炎发表了《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一文，表明他对革命阶级的联合有了真切的认识。文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两大条件是“工农阶级为战斗之先锋与领导”与“小资产阶级的爱国群众（学生与商人）极力拥护战斗的基础且以实力参加”[7]。与此同时，赵世炎并没有忽视同资产阶级在联合之外还要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原因在于，阶级的联合并未消除工农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联合的同时，也需要保证工农阶级的独立性。难能可贵的还有，赵世炎既看到了革命阶级之间应该联合，也看到了联合的过程中不同革命阶级可能存在的矛盾，还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实”[8]，说明了赵世炎对革命阶级的联合有着较为成熟的看法。
（四）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赵世炎对国民党寄予厚望，一度认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有着明显的不同，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随着国民革命进程的深入，国民党在革命中的表现与赵世炎的预期产生极大的反差，赵世炎对国民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认为国民党的形象不是与人民群众接近的政党，而是躲避接近人民群众的政党，“大多数的分子不懂什么是群众”[9]。中共四大的召开，首次提出无产阶级应该有力地参与到革命当中，并且要取得领导的地位，但是还没有完全提出无产阶级应该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仅仅用了“参与”二字，而赵世炎则较早提出了无产积极应该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10]，摒弃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尤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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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影响中国革命成败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赵世炎对中国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的看法也经过了多次修正，并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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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赵世炎革命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启示
中国革命的开展，仅有工人和农民是完全不够的。在认识到工人、农民的革命地位之后，还应当进一步对中国其他阶级的革命地位进行准确判断，然后在适当的阶段和其他阶级进行联合或者斗争，才能保证中国革命的顺利开展。在联合其他阶级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12]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一套科学的原理和中国国情的密切融合。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需要准确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需要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的把握。除了以上两个条件外，还要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开展的早期阶段，既属于党组织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属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很多知识分子虽然都具备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但是对中国的国情却没有足够的调查、了解。在革命实践逐步开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逐步深入。赵世炎的革命思想，以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为基础，对中国的国情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赵世炎对中国的阶级分布特点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能够看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革命当中的不同地位，进而可以根据这一认识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要在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不断加强对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调查，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融合，提出符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唯有如此，才能够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与丰富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三、结语
综合来看，赵世炎的革命思想虽然发展时间不长，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赵世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逐步结合，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性质与前途、无产阶级领导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很多看法在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属于佼佼者，能够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发展产生启发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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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兰娟.五四时期《觉悟》杂志的“新社会”之梦[J].山西档案,2018(5):174-176.
[2][3]赵世炎文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12，390.
[4][5][6]赵世炎文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9.
[7][8][9[10]]赵世炎文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94，296，183，607。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1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8-5-4.
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9)02-0162-003
*【基金项目】2018年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自设课题 “赵世炎政治思想研究”（201804）；教育部2016年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基地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1922-1927）”（16JJD77041）。
【作者简介】邱辰禧（1984-），男，浙江嘉善人，博士，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责任编辑：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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