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观察
摘要：技术进步是行政文化创新的重要动力。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看，行政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行政文化创新可视为一个开放能量交换的系统耗散过程。技术进步通过强迫改造机制、反馈调节机制和能量传输机制的内外共同作用，不断强化行政文化系统的耗散结构属性，触发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非线性作用，诱发系统内外随机因素的“涨落”，推动行政文化系统跃迁到另一个稳定状态，进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实现行政文化创新。
关键词：技术进步；行政文化创新；耗散结构；作用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技术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行政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构成部分和行政生活的文化样式，镌刻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痕迹与行政实践的文化脉络，同样深受技术进步的影响。当下，新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形态正以其极强的不可逆性和难以预测性形塑着未来社会的基本面貌，带来了行政实践和行政生活的转型。行政主体行为方式也在发生变革，引致行政文化的变革和创新，而行政文化创新正是在行政行为发生变革后，逐渐在行政主体认知层面内化为一种共同认识，进而升华为一种制度、观念和思想上的稳定形态的过程，是对行政现象的属性、关系和规律形成的新认识。技术进步与行政文化创新的关系是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的，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解答的现实课题。然而，学界对技术进步在行政文化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内在机理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存在着“灰箱”效应，因而相关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尝试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观点出发，将行政文化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将行政文化创新视为一个开放系统的能量耗散过程，通过阐明行政文化创新的耗散结构属性，探讨技术进步是如何通过稳定行政文化创新的耗散结构，推动行政文化的变革和重塑，为理解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1 多年多点试验 2014—2016年分别在广州市番禺区沧海花场、佛山市南海区国芊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鸿福金钻蔓绿绒”和亲本“鸿运金钻蔓绿绒”的品种比较试验及多年多点试验。每个试验点种植“鸿福金钻蔓绿绒”和亲本“鸿运金钻蔓绿绒”各10 000盆，管理措施相同。试验期间对株高、株幅、主茎颜色形态、叶片颜色形态、叶片数、生育期、开花习性、抗逆性、抗病性、适应性等进行观察记录，随机选择30盆进行统计分析。
二、行政文化创新与耗散结构理论的内在契合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文化)系统要实现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型，必须满足四个前提：(1)是一个开放的系统，(2)系统处于非平衡态，(3)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4)有涨落的触发[1]。它所提供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已经跨越了学科界限，其理论价值和生命力延伸到了诸如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展现了极强的理论解释力。不少学者将其引入到文化领域的研究：吴子连、刘燕茹早在耗散结构理论引入中国之初，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与文化发展的理论契合，指出“在文化系统这一耗散结构里，在不稳定之后出现的宏观有序是由增长最快的涨落决定的,它通过非线性作用与文化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发生作用”[2]。随后，诸多学者将其运用到行业文化、区域文化和职业文化的研究中来。周丹、李亚静等在研究家族企业的文化时就指出了家族企业文化的耗散结构特性[3]。张明国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及其方法，论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阐明了“技术—文化”系统的耗散结构属性，为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自组织理论的视角[4]。张兴奇、顾晓艳从耗散结构理论出发揭示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化的机理[5]。李迪、李星明等以耗散结构理论为视角，揭示了旅游地文化空间的生成过程[6]。这充分说明，文化的发展变迁可视为一个熵值变动、能量耗散的系统过程。基于耗散结构得以形成的四个前提，我们可以认为，行政文化创新具有耗散结构属性，行政文化创新与耗散结构理论之间是存在内在契合的。
(一)行政文化创新是一个开放能量交换的系统耗散过程
创新，准确地说就是创新性思维的外化和物化，离不开与外界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发生能量、物质与信息上的交换，是一个强化系统开放性的过程。从文化能量学的角度看，文化同样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作为支持人类社会有序运作的复杂开放系统——文化具有物质、能量及信息的属性和‘自主进化’的能力”[7]，这种“自主进化”的能力就是文化系统与外部系统发生能量、物质与信息交换的总体呈现，而文化创新得以发生和延续就是建立在文化自身系统与外界系统发生能量、物质与信息交换的基础上，以此推动“原有价值体系、心理定势、思维方式的解构，也是新的观念、知识、体制的建构”[8]；与此同时，文化系统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同样具备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2]。据此逻辑，可见行政文化创新也可以认为是行政文化系统与外界发生能量、物质与信息上交换的外化和物化过程，本质上是指“行政主体根据社会发展和行政发展的需要，对行政现象的属性、关系和规律形成的新认识”[9]241。这种新的认识就是对伴随行政实践和行政生活而生的相关制度规范、观念和思想体系所进行的结构和功能上的“解构”，以及重新“建构”新的制度、观念和思想体系的活动总和，这种认识上形成的反复循环的“解构—建构”过程可视为向外交换能量、物质与信息的系统耗散过程，构成了行政文化创新的内在逻辑。
对于会诊案例教学初期，带教老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给学生指导和讲解。对于工作繁重，或者日会诊量较多的临床药师确实增加了很多负担，需要带教老师有高度责任心和对教学工作有高度热情。此外，对带教药师专业素养要求高，需要选择综合能力较强的副主任及以上的临床药师担任教学小组的组长。对于实习生来说，前期压力较大，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可能导致他们的不自信和过渡焦虑。此时，带教老师要以鼓励教学为主，由浅入深。主管药师，多与学生沟通，发现学生的可能存在的困难及疑惑，及时疏导。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任何开放系统在演化过程中都会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随机扰动，导致系统偏离现有的有序状态，这种随机扰动表现为“系统局部范围内子系统之间随机形成的偏离系统既定宏观状态的各种集体运动”[11]，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涨落”现象。这种“涨落”会推动系统跃迁到另一个稳定状态上去，形成新的有序结构，正如普利高津所说“涨落导致有序”[12]46。行政文化创新也是由行政文化系统内外诸多随机因素“涨落”诱发有序结构的过程。在行政文化创新过程中，存在许多随机因素“涨落”的现象，这些随机因素的“涨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行政文化的走向，推动行政文化创新。通常，行政文化的走向会受到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变革、技术革新和社会文化变迁等引发的多种随机因素的影响，行政文化创新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取决于行政文化系统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各级政府大力推进以反“四风”为核心的作风建设以及持续的高压反腐，逐渐改善了行政组织内部的政治生态，营造出了一种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触发了行政组织内部文化稳定形态的随机性因素，引发了系统的内外“涨落”。当然，这种“涨落”现象最终能否引起新的有序结构，形成新的行政文化，离不开行政主体尤其是行政领导的有效把握。例如，在中央大力倡导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影响下，“敢担当”“敢作为”成为一种时尚风气，行政领导便会积极主动地在行政组织内部营造出一种“敢担当”“敢作为”的文化氛围，鼓励组织成员敢干事、多干事。
(二)行政文化创新是突破平衡态和近平衡态的非平衡状态
行政文化系统的开放性和远离平衡态为系统朝着有序稳定的耗散结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而系统内部各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实际决定了行政文化创新的走向。技术的进步触发了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各种非线性相互作用。当详细考察技术进步所触发的这种非线性作用时，会发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变革效应往往在组织中的个体身上有着不同的反应，这是由于个体间的个体背景、认知观念和价值偏好等差异决定了他们会关注事物的不同维度和变化，以至于不能洞察事物的全貌。这种行为主体基于所关注到的有限因素进行的有限性推理和演绎，形成自身特定的心理模式和选择路径，使得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各自对待同一问题的态度上差异大，表现为认知失调的非线性关系，进而引发行政文化系统内的整体文化行为与认知、心理需求相互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这种认知失调的非线性关系正是由于新技术隐藏的破坏力和固有的强迫改造属性决定的，正如波斯曼所指出，“那种认为技术的使用从来就没有对风俗习惯和象征意义的生活有重新定向作用的观点实在是失之过简，因为技术潜藏着破坏之力”[15]。这种破坏力会催生新的行为模式。这种新的行为模式与传统的心理认知就会经历“冲突”转向“相互协调”最终“走向融合”的非线性作用过程。组织中的个体会逐渐改变旧有的认知以适应新的行为模式，并将这种新的心理认知反复强化、固化，逐渐在意识和思想观念上认同和接受新的行为模式，最终在组织中演化为一种新的、稳定的文化形态。
(三)行政文化创新是通过系统内部的非线性作用得以实现
开放系统内部存在简单的线性作用和复杂的非线性作用。系统论观点将这种系统内部的线性或者非线性作用描述为“环境向系统进行不同的输入时，系统能够通过自己的反馈调节机制去应付不同的环境，……从而产生出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输出”[10]。行政文化创新是行政文化内部系统与外部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输入—输出”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会受到政治话语、领导意愿和技术变革所引发的非线性作用的影响。首先，政治话语对行政文化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我国的行政文化与政治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政治话语的变化势必带来政治文化的变革，进而也会影响行政文化建设和革新的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因此行政文化创新的一个根本方向就在于，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的实践品格与精神内涵。其次，领导意愿对行政文化创新的非线性塑造。行政文化生发于行政生活和行政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行政领导往往会借助其在组织中的权威和话语权对组织文化进行塑造，诸如颁布制度，或以一种合法性的形式塑造成员的价值观念等等，这都是行政文化创新过程中系统内部非线性作用的体现。最后，技术变革对行政文化创新的非线性塑造。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形态正在影响行政生活，变革行政实践。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治理、精准治理等范式将会逐渐成为政府治理的主流模式，与之伴生的行政文化也会发生变革，未来开放、共享、共治的政府治理的形成离不开这些新技术的支撑。
(四)行政文化创新是由随机因素“涨落”诱发的有序结构
【中医解读】亢龙有悔、飞龙在天等招式，让不少武侠迷心存向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动物的确是人类的养生导师。通过模仿动物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传统的保健方式。
三、耗散结构视角下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具体途径
系统的非线性作用会带领系统走向多个分叉点，要使得系统顺利跃迁到其中一个匹配环境的最适合的稳定解，有赖于涨落现象；系统外部的环境扰动会带来系统外涨落，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会产生系统内涨落。那么，技术进步是如何诱发行政文化系统的内外“涨落”的呢？从技术进步和技术的实际应用路线来看，技术的革新呈现阶段性，从技术发明到具体技术的规模应用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扩散和转移。具体到技术向行政组织的扩散，技术进步的变革效应往往会先在行政组织外部发挥作用，再向行政组织内部渗透，这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扩散机制所决定，传统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行政组织内部的扩散路径就是如此。行政组织外部的技术扩散大多是依靠市场机制，市场配置的趋利性法则往往会促成新的技术率先在经济领域的扩散，尤其是营利性的企业组织。当新技术成型和稳定的时候，才会经由政府主导的行政机制实现在公共性的行政组织中扩散和应用。因此，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往往会先带来系统外部环境的扰动，形成外涨落，进而才会向行政组织内部扩散，形成内涨落。从行政文化系统的外涨落来看，技术进步带来新的技术应用，会引起宏观层面的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传统文化以及微观方面的行业文化、区域文化、职业文化等诸多文化要素的变动，进而诱发系统的外部涨落。另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行政实践的变革，会引发组织成员的不同反应，形成系统的内涨落。
(一)技术进步强化行政文化系统的开放性
行政文化本质上是行政实践的精神表达，行政实践形态的稳定决定了行政文化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当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造着传统行政的政务流程、技术手段以及权力体系[13]，正在突破传统行政实践的稳定形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4]：一是传统而稳固的“层层传递”的科层运转链条出现松动。随着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深入应用，传统任务链条运行逐渐由“单向一元”向“双向多元”转变，传统“层层传递”的指令式运转方式会逐渐消亡，网络式的多层参与决策模式将成为主流，传统指令型行政文化逐渐会被摒弃，民主参与型行政文化将会兴起。二是传统专业化的分工模式遭受挑战。传统专业化的分工模式逐渐改变，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时空序位上极大地扩充了单个个体的知识覆盖和能力体系，极大地整合和扩充了行政主体原有的单向度的专业能力，单个行政主体已经可以兼顾信息收集、加工、处理和利用的全流程。不久的将来，基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新型分工模式将会出现。三是传统信息化的技术能力式微。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信息化的技术能力将逐渐被智能技术系统所替换，“智能+政务”“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政务”等模式渐次兴起。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的行政实践将会走向智能化、物联化和精准化。行政实践形态的变化将会引发行政文化系统的失衡和重构，信息要素、智能要素和数据要素等逐渐注入到行政文化系统中，突破行政文化系统的原有平衡状态。
(二)技术进步突破行政文化系统的平衡状态
行政组织内部的技术革新和进步提供了创造、表达、吸收、传播行政文化新的方式、工具和手段，改善了行政文化系统与外界进行能量、物质与信息交换的技术介质，强化了行政文化系统的开放性，为行政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从技术扩散的视角看，技术扩散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技术进步强化行政文化系统开放性的内在逻辑。由于行政组织外部系统技术的进步会促使先进技术向行政组织内部扩散，进而推动行政组织相互之间的技术转移，并逐步向周围的社会系统扩散且产生示范效应，以推动技术系统之间的交流，强化了行政组织系统的开放性。行政文化系统作为组织内部的子系统，同样受到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变革效应的影响。由此可见，技术进步自身的扩散属性是加剧行政文化系统开放性，扩大系统内外的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重要推动因素。除此之外，行政文化更需要依托技术进步改善传播介质，以加速其在组织之间以及组织成员心中的传播和内化。对外传播是强化行政文化系统开放性的重要体现，技术进步为行政组织内部的制度规范、观念和思想体系等隐性的文化要素向外传播提供了技术渠道。一方面，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行政组织文化的技术载体正在革新，传统行政组织内部通过“下文件”的方式传播、学习会议文件精神，而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在线的“微信发布”“微博发布”等方式逐渐成为组织传播行政理念、价值观等不可替代的手段；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提升了组织成员的信息化能力，改善了其对外信息交换的方式、效率和手段，推动了行政文化的对外交流。
(三)技术进步触发行政文化系统的非线性作用
耗散结构理论指出，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情况下可以涌现出新的有序结构，行政文化创新就是打破原有文化形态的平衡态和近平衡态，形成新的有序结构的过程。首先，行政文化创新是一个多元价值的冲突过程。行政文化创新在组织内部所引起的价值冲突，打破了原有价值平衡的状态，使得行政组织内部的价值选择面临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在当前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诉求下，与行政实践相伴生的行政文化也必然遭遇革新和重塑，突破原有的行政文化状态，继而呈现出远离平衡的非平衡状态，不断地从外界获得负熵流，为新的有序结构即新的行政文化生成提供可能。其次，行政文化创新是一个内部要素的整合过程。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的整体“多由其各个特质的整合”，将不同性质的文化要素整合在一起能够产生各要素原来不具备的、新的文化特质[9]264。行政文化创新中要素的整合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加，而是通过非线性作用实现有机整合，打破原行政文化系统要素的平衡状态。最后，行政文化创新是一个兼收并蓄的融合过程。行政文化创新具体表现为三种融合状态即传统与现代融合、国外与国内融合以及社会主义行政文化与一般行政文化的融合[9]274。传统行政文化、国外行政文化和一般行政文化中的精华会通过打破现有行政文化的稳定状态引起行政文化建设主体的注意，进而通过继承和吸收的手段成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形态的一部分。总的来看，行政文化创新就是一个不断打破原有平衡态和近平衡态的往复循环过程。
(四)技术进步诱发行政文化系统的内外“涨落”
行政文化创新具有显著的耗散结构属性。伴随技术进步，新的技术被源源不断地输入行政文化系统，推动行政文化系统不断地走向开放，突破原有稳定的平衡状态，触发非线性作用并诱发随机因素的“涨落”，以不断强化这种耗散结构属性，推动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实现行政文化创新。
四、耗散结构视角下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实现机制
中国是世界工厂，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发展体系，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挑战。由于受到低碳转型趋势影响，国内很多区域过去由于经济结构单一、高碳依赖，经济已经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面前，中国已经持续多年成为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而且人均碳排放也处于世界的高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践面临重大挑战。
从系统的角度看，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是通过内外部机制的共同作用。从“技术-文化”系统[16]的观点出发，将技术进步与行政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内部要素，技术进步则依托系统内部的强迫改造机制和反馈调节机制来强化行政文化系统的耗散结构属性；若将行政文化与技术进步分视为两个系统，那么必须通过系统外部能量传输机制来确保二者之间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以维持系统的耗散运动。技术进步依赖上述三种机制的内外共同作用(见图1)，推动行政文化创新。
(一)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强迫改造机制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技术也从“传统技术”阶段演进至“现代技术”阶段[注]海德格尔以工业革命为界，提出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为“现代技术”，工业革命以前的技术则是“传统技术”。，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受文化约束和支配的技术反过来构造和支配文化”[15]。技术进步正是通过重新构造行政文化的内部结构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有学者把这一过程描述为“首先它带来组织工作方式的变革，新的组织实践活动逐渐被固化，然后演化为组织成员思想观念上的变迁”[17]。细论之，技术进步便是通过不断地向行政组织内输入新的技术，且这种新的技术往往具有不可逆性，改变原有行政实践的方式、工具和手段，逐渐形成新的行政行为模式并进一步稳固下来，使得原有行政组织系统内部的技术器物、制度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行政思想面临重塑，这就是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技术强迫改造机制[注]借用任敏在《信息技术应用与组织文化变迁——以大型国企C公司的ERP应用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一文中研究信息技术对组织文化的作用机制时采用的“强迫改造”的提法。。这种改造机制大致历经“破坏—诱导—重建”的演进阶段。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破坏力”逐渐在改变整个行政组织系统的体制机制、运转流程以及分工模式，与之相伴生的整个行政文化系统也难免被“破坏”。与此同时，组织内的技术革新和进步以其潜移默化的“诱导”方式，通过“有意无意地引入新的技术，并借助随之带来的细微的、递增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后果来改变组织的文化假设”[18]243，组织内新的文化样式和形态被随之建构起来。
图1 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作用机理图
(二)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反馈调节机制
从“技术—文化”系统的视角看，技术决定文化或是文化塑造技术的单向决定论均不能反映技术与文化关系的全貌，而技术与文化的互动视角则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或许能更全面地揭示二者关系。因此，在思考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作用机制时，既要看到技术进步对行政文化的强迫改造属性，又不能忽视行政文化对技术进步的反馈调节作用，有学者认为“每一种新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的兴起，都会传导到技术研发环节，改变技术发展进程或轨迹，刺激新技术的研发”[19]。这充分说明，在分析技术进步与行政文化的关系时，要从二者的互动关系出发，避免忽略了行政文化对技术进步的反馈调节作用。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认为，众多社会文化因素或机制就像一把巨大而无形的“模具”或“雕刻刀”，塑造着具体技术形态乃至技术世界的面貌[20]。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反馈调节机制大致包含三个维度：一是行政主体的价值观会决定技术进步的规模、水平和方式选择。新技术在行政组织内部的扩散会受到行政主体价值偏好的影响，新技术的具体应用是行政组织内部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互动耦合的结果。二是行政组织内部的制度和规范会干预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新技术往往依托相应的制度、规范以及其他行政机制来确保其在行政组织内部的扩散和应用。三是行政思想会对行政组织内部的技术扩散产生影响。技术一直伴随着行政发展，从公共行政发展史上各种行政理论和行政学说的观点来看，对行政技术的关注由来已久，行政主体的行政实践离不开这些理论和学说的指导，这就会相应地影响到行政主体对技术的重视和关注。
(三)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能量传输机制
从耗散理论的视角看，行政文化系统的开放性、不平衡性、非线性作用和涨落的发生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推动，然而技术进步并不会直接带来行政文化系统耗散结构属性的变动以及新的稳定的文化形态的创制，如同“技术从个人技能转变为一种社会力量……需要经由社会化，方能表现出它的社会价值”[21]25的逻辑一样,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实现必须有赖于某种类似于上述“社会化”的作用机制的有效。否则，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的技术成果将仅仅停留在器物的初级阶段，充其量不过是人们闲时把玩的物件(如中国古代的玉器、后来失传的地动仪)[21]27-28，不能奢谈“技术向文化的转化”[19]进而演化成为一种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文化形态。显然，在行政文化创新的这一系统耗散过程中必定存在一个维系行政文化系统与外部社会技术系统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桥梁”——这里所指称的类似于“社会化”的作用机制恰恰在其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支撑着技术进步与行政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和能量交换——我们将这种作用机制称之为能量传输。在生态学中，能量传输是指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从一个组分传递到另一个组分的过程；就技术进步与行政文化系统二者关系而言，能量传输机制是指将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变革效应从技术系统传递到行政文化系统的过程和方式，具体表现为“渗透、传导和扩散”[22]三种样式。
在“圆锥曲线”教学中，很多老师忽视了对圆锥曲线发展史的教学，只是简单地完成圆锥曲线定义的教学任务，不能很好地将圆锥曲线的历史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更谈不上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彰显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的作用与价值.
五、结语
行政文化是政府治理的灵魂，是关涉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动因。随着技术的进步，新技术对政府治理以及行政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尤其是随着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嵌入政府治理的不断深入，促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深入思考技术进步与行政文化创新的关系。就系统论的观点而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技术子系统与精神文化子系统相互渗透、相互纠缠(类似物理学的“量子纠缠”)，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种有待进一步认识的“灰色系统”现象。耗散结构理论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角度来看，行政文化是一个开放系统，而行政文化创新具有显著的耗散结构属性，由于技术进步，通过新技术不断向行政文化系统的输入，促使行政文化系统不断地走向开放，从而突破原有稳定的平衡状态，触发非线性作用并诱发随机因素的“涨落”，以强化这种耗散结构属性，推动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结构，从而实现行政文化创新。当然，文中的论述和观点只是一种初步探索，未来技术进步到底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图景难以假设和准确预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会持续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因此，技术进步与行政文化的关系将会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学术议题。
参考文献：
[1] 湛垦华.沈小峰，等.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21，60，110.
[2] 吴子连,刘燕茹.耗散结构理论与中国文化发展[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236.
[3] 周丹,李亚静，张弛，等.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家族企业文化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184-187.
[4] 张明国.耗散结构理论与“技术—文化”系统——一种研究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自组织理论视角[J].系统科学学报,2011(2)：11-16.
[5] 张兴奇,顾晓艳.耗散结构理论视阈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进化理路[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45-50.
[6] 李迪,李星明，时朋飞，等.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旅游地文化空间形成过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359-364.
[7] 麻勇恒.文化能量学说视域中的“原生态文化”[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6.
[8] 田丰.论文化创新的基本内涵与实现途径[J].学术研究,2004(2)：56.
[9] 颜佳华，等.行政文化新探[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7.
[10] 魏宏森，等.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238.
[11] 胡皓,楼慧心.涨落与系统的进化——兼析辩证法关于进化内部根据的思想[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8(1)：54-55.
[12] 伊·普利戈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M].曾庆宏，沈小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6.
[13] 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适应与转型[J].行政管理改革,2016(8)：53-59.
[14] 王张华.人工智能对传统行政文化的挑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8-28(4).
[15] 梅其君,王立平.技术与文化关系颠倒的历程与根源[J].江西社会科学,2016(6)：40-46.
[16] 张明国.“技术一文化”论——一种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新阐释[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6)：16-20.
[17] 任敏.信息技术应用与组织文化变迁——以大型国企C公司的ERP应用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2(6)：114.
[18] 埃德加·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力[M].章凯，罗文豪，朱超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43.
[19] 王伯鲁.技术与文化互动问题剖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6-21.
[20] Donald MacKenzie,Judy Wajcman.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M].Open Uniersity Press,1999：18.
[21] 司汉武.技术与社会[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22] 颜佳华,周万春.技术进步推动行政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4-18.
ResearchontheMechanismofTechnologicalProgressinPromotingtheInnovationofAdministrativeCulture：BasedonthePerspectiveofDissipativeStructureTheory
YAN Jiahua,WANG Zhanghua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411105,HunanChina)
Abstract: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ul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administrative culture is an open system,whose innov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dissipative process of open energy exchange.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engthens the dissipative structure attribute of the administrative culture system and triggers its non-linear function throug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of the force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the feedback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the energy transmission mechanism.The fluctuation of random facto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ystem is induced,which promotes the administrative culture system to move to another stable state,thus forming a new orderly structure and realizing the innov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ulture.
Keywords:dissipative structure;technological progress;administrative culture innovation;mechanism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1.003
*收稿日期：2018-10-22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1-0022-08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6A216)；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一般项目(CX2018B016)
作者简介：颜佳华，男，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伟)
标签：行政论文; 文化论文; 系统论文; 技术进步论文; 技术论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6A216)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一般项目(CX2018B016)论文;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