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周太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老子的“道生万物”学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钱耕森先生贯通史伯和老子学说，从历史考证和现实关怀入手，适时地提出了“大道和生学”的哲学新概念，揭示了传统哲学发展史上的阴阳辩证与和谐生存理念。既为古圣贤的“生生不息”思想做出了较为完备的理论阐释，也为当下社会的平衡生态与“和谐”理想，提供了颇富启示意义的经世精神和理论创新价值。
关键词：史伯；老子；“大道和生学”；经世致用；钱耕森
一、论从史出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孔子倡导“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思想的具体阐释和躬行践履。《说文解字》称：“和，相应也，从口禾声。”表明古人渴望人际关系之间的声应气求、协调一致，及其以“和”作为人类和谐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哲理法则。《说文》又曰：“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体现了古人对“生”之坚忍不拔的生存意愿，而“生生”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易·系辞》有“生生之谓易”（孔颖达疏：“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老子》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此后，宋有周敦颐《太极图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清有戴东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并称“凡有生，即不隔于天地之气化，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齐，是以成性各殊”[1]。可知人类追求“生存”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力求把握应然而本真的生存观，以阴阳之辩证与和谐之理念，达到实现生存价值的充盈和澄明。此以“生存”为人伦主题的核心理念，也揭示了在“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经历了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步观察到了自然界的阴阳对立和五行运势的现象和规律，于是衍生出了两类相反相成、五类杂合相济的辩证思想，即儒家经典所谓的“二元对立”和“多元统一”的理论观念。儒家倡导的以“仁爱”和“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思想，即由此发展演变而来，并得以积累、丰富和传承，并在后世佛道充斥的社会中始终占据着社会发展的主流地位。儒家经典中由阴阳与仁爱思想生发出来的“和为贵”，成为《礼记》崇尚的“和而大同”或“大同世界”的精神象征。以前的学术界一般认为“和同”思想是由孔子时代的圣贤逐步开始确立的。然而，根据钱耕森教授多年的潜心研究，这一思想还可以再上溯二三百年，到达西周末年的史伯时代。
史伯，又名太史伯、史伯阳，为周之太史，西周末期的思想家，先于老子和孔子二百多年，因生卒史迹不可尽考，不为常人所知，故今日对其历史地位和思想的评价也尚嫌不足。其言论见于《国语》一书者就有两处，即卷一《周语上》之“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和卷十六《郑语》之“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两篇文字①左丘明《国语》，《四部丛刊》景明刊本。，其后，《史记》中的《周本纪》和《郑世家》等亦承袭《国语》而对史伯事迹有所载录，述其对时事政治和用人态度的卓越见解，突出他为王朝掌管起草诏文、策命诸侯、编写史书及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工作。史伯阳是天纵英才，一代英豪，因其具有超强的领悟自然、发现规律及极强的理论阐述能力，而获得世人的尊崇及相当的政治地位，成为先秦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和”“同”概念的重要人物。譬如他评论周幽王的时政，并预言“周将亡矣”，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②左丘明《国语》卷一《周语上》之“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又与郑桓公论“和”之于世道人心的重要性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③左丘明《国语》卷十六《郑语》之“史伯为桓公论兴衰”。可见太史伯以“和”作为人生准则与治政理想，并向周王和郑伯等执政者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执政理念，分析王朝在施政纲领、用人策略、民生意愿等方面善于利用“和而不同”作为衡量政治的利弊得失，例证周幽王的失败就是因为不能容忍不同声音，对随声附和者加官晋爵，对忠心进谏者视同敌人，因其“去和而取同”的恶行，以至于众叛亲离而国破家亡，证明了自己“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的正确性。可以说，他已超越古人最初的人文自觉，无论在理论或是实践上，都已开始上升为一种理性智慧的光芒，成为指导后世执政者的嘉言善行，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二百多年后，齐国政治家晏婴又承续史伯所言，与齐侯论辩“和”与“同”的区别，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④《左传·昭公二十年》，《四部丛刊》景明刊本。可见晏婴之言“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正是沿袭了史伯的“心平则德和”的观点，并高度凝练为“同之不可也如是”的至理名言。随后，孔子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继续着史伯“和优于同”的思想脉络；再延续至其孙子思，糅合了孔子的中庸平和思想，后出转精地做了更高的理论阐述，即《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所谓“君子而时中”的“和生”理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至此，若追溯“和生”思想之原始，则史伯应为导夫先路的第一人，诚如汉代高诱注《吕氏春秋》之所言：“周史伯阳也，三川竭，知周将亡，孔子师之也。”⑤吕不韦《吕氏春秋》第十八卷审应览第六“二曰重言”末高诱注，《四部丛刊》景明刊本。相比于圣人孔子，史伯也是其先贤，故有“孔子师之也”之事。钱耕森先生见微知著，目光如炬，能从细微的史料中梳理出太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思想，并由此深入探讨而确立“大道和生学”，借以弘扬儒学“和谐共生”的人文境界。钱先生指出：史伯开创“和生学”，老子建成之并后来居上，创造出“道生万物”说，更为精确的表述实际上就是“大道和生学”。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以及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揭示了“和气生万物”的真理。孔子生于其后，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提出“和而不同”的儒家仁爱思想，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主流思想，在传统哲学史上既博大精深而又影响深远。
钱先生由史伯阳的“以他平他谓之和”，提炼出“和”的两点重要内涵：其一，“他”必须是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其二，“他”与“他”之间的关系必须达到“平衡”的状态。具备以上两点的“和”，方能产生出新的事物，即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明确了阴阳冲气以为和的生存理念。史伯及老子的“和生”说在今天看来，既是社会哲学，同时也是自然哲学。若从学理层面上说，后世儒家学者更多地吸收了原始儒学“和生”说的精髓，并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创建了“和而大同”的理想生活世界。这一理想，即如费孝通所总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再追溯历史，则“和为贵”的大同世界，早已为先秦时代的圣贤所崇尚。如最早提出此论的孔子弟子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由此体现了儒家一贯坚守以礼乐治国的理想与信念，“用乐和民心，以礼检民迹”，即“礼乐之用，和为贵”也。孔子一生执着于“仁”字，以“二人和”为“仁”之本，也即《中庸》所谓“仁者人也”（郑注：人也，读如相人耦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说文》称“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注：“按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2]清儒一贯主张“回归经典”，又精深于古音义训诂，也多以“相人耦”为“仁”之确解，故此对“和”“生”及“仁”都有独到见解。他们擅于“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将古人景仰的大同世界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加以认同与坐实，建构起“新理学”的思想体系。对此，钱耕森先生读书得间，颇有心得，由史伯“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生”说，结合传统的儒、道思想，提炼出“和生学”的理论，继承和发扬了乃师冯友兰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关注民生的胸怀，自觉地将古人的学问由“照着讲”发挥至“接着讲”，并致力于推动和发展这一新的“和生学”理论。
二、理论创新
钱耕森先生认为，儒家的“和生”体系包括了“和生礼乐”“和生仁”“和生大同”等一系列思想，它在两千多年的经世实践中为中华民族的和谐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和而不同”已经成为中国人应对这个世界的处世原则，也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大智慧。史伯的“和生”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譬如所论周幽王时代的政治生态云：“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①左丘明《国语》卷一《周语上》之“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史伯这种朴素而辩证的“和生”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子史百家著述的常见引语，也是历代王朝兴亡和个人功业成败的最佳总结语。如《孝经》例证纲常兴废和人伦存亡之事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②《孝经》第十五章“谏诤”，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此段经典的文意与史伯“同则不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分表达了人们在和谐相处中的“不义则争”和“求同存异”的正直意愿。认为不同事物之间，只有保持其“不同”，即有独特之处，并时时得以切磋与磨合，才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勃勃生机；如果“同”上加“同”、千篇一律，则不仅无法产生新的事物，而且世界万物也会变得色彩单一，了无生趣矣。而“和”则不同，譬如土加土，终是土；水加水，还是水。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设若土中加水，则成泥矣，已有“质”的变化，用之垒墙筑屋，也可制陶冶瓦，使“和生万物”，美化生活世界。这种主张“和”且又秉持“异”的辩证思想，极为有利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于是在史伯之后，重视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也有了飞速的发展。除了《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和《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外，宋代张载的《正蒙》也有过精辟的阐释，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由此可见，因受史伯和生思想的影响，中世纪以后的学者已经能够明确阴阳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阴阳交替乃是宇宙变化之根本规律，用之于世，大而可以“治国平天下”，小而可以“修身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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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认为，社会由个体构成，而个体本是各异的，是异而不同的，是各自“为私”的。如果社会实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就可变“私”为“公”，甚至为“大公”；变“异”为“同”，甚至为“大同”。于是，“大同社会”就应运而生。而在这个理想的“大同”社会里，随处都充满了“和谐”，无论是心态，抑或是世态，还是生态，都是和谐的。所以“大同社会”也就是“和谐社会”，也就是“大和社会”。实现了“和”与“同”的社会，定会大大超越史伯当年提出并影响久远的“和同之辨”，在全新的高度上互动互补，有机地统一起来，持续不断地共生出万事万物，实现儒家“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
因此之故，钱耕森先生通过对太史伯注重国家政治理论的“和生”之论，又衍生到对莘莘士子个人修养的人性关怀，故常以“温润如玉”“和风润玉”来描摹治学修身的君子形象。玉本是至坚之物，但经万千磨砺之后，去其棱角锋芒，至坚而不伤人，温润而不柔媚，即所谓“无过不及谓之和”，谦谦君子正堪比拟。子贡也形容孔子为“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温”即是“和”，它是内心喜怒哀乐的调和、中和与平和，即《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从修养论而言，个人情感的协调中和，自然可以产生温润的气色，个人学识涵养的培育，也需“中和”百家九流，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今中外凡是学有大成者，无不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问志趣，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如宋代的苏轼一般，学兼儒释道，才通诗书画，终成一大家。而那些固守门户之见的鄙陋之人，用力于党同伐异，醉心在蝇营狗苟之中，也终将被历史所淘汰。只有以“和”充盈内心，以“生”关怀万物，才能够不囿于营垒，不必较于锱铢，以至于内心平和，处世淡然。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交际过程中，只有个人诚正身修，下学而上达，才能推己及人，达于家国天下。
这一环节从观察各种物体开始，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骤，观察图片，让学生认识到形状、大小和位置关系是几何研究的内容；第二步骤，再联系生活，找出生活中物体的外形对应的图形．这一环节中，学生对图形的认识肯定还不是那么明确，还是在小学辨认图形的基础上进行回忆，这一环节可以称为学生对图形的第一次抽象，大部分学生应该停留在“模型即图形”的层面．作为小学学习的延续，这一次抽象虽然不完整，但能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研究的内容，初步接受用数学的眼光认识世界的角度．
“和”作为“大道”，必具有哲理意义上的必然性与规律性，史伯的“和生”思想历经千年，对汉儒董仲舒、宋儒朱晦翁、清儒戴东原都有深刻的影响，对近代以来的哲学本体性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引领当代学者对“和生学”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借以处理当前种种的社会复杂问题。钱先生认为：史伯“和生学”的作用，正如“和实生物”的原理一样，具有极其广泛的普遍性和现实指导意义。譬如疾病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和”字，由于机体的平衡遭到了破坏，阴阳失调导致病痛；当阴阳达到了新的平衡，病体也就会随之完全康复，到达“心平气和”“体泰心安”之境。又如当今世界，人口过剩成了热点问题，但实行计划生育也必须与人口发展协调一致，否则也会直接影响到几代以后的社会保障和人口繁衍问题。再如，人类坎坷的历程也一再告诫人们，世界和平及发展的关系乃是辩证的关系，二者互为因果：只有世界和平相处，拥有敦厚平和的生存环境，人类才具有健康发展的可能，才能保证世界和平的必然。
如果说，西周太史伯敏于观察事物，善于总结经验，并能适时地将人生哲理与治政理念提升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传之经史，裨益后世。那么，钱耕森先生则以其“大道和生学”阐释了新时代的中国哲学所应秉持的思想核心，不仅贯通了史伯阳的“和实生物”说，及老子的“道生万物”说，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这一由史伯开创、老子建成的“大道”之学，在钱先生沉潜多年的探索中也已逐步落定，成为构建当代社会所急需的重要的生存和发展哲学。张新民先生指出：钱先生继史伯和老子以后而倡导的“大道和生学”，也属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线命脉，“和生”概念虽时辍时续，今得以大明于世。它可以易斗争为和谐，变仇恨为仁爱，化相克为相生。盖大道者，本体也；和生者，起用也。此乃有体有用、生机无限之学。循此以成学，则其学必令人起敬。一言以蔽之，“大道和生学”非特贡献于吾国哲学者甚多，即于人类和平事业亦大有裨益。
疼痛评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进行判定，其中0分表示患者无疼痛感、10分表示患者伴有剧烈疼痛感，即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疼痛程度越重。
三、经世情怀
钱耕森先生的“和生学”新论，不仅能从政治思想的高度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迪，而且更能从生活实用的礼仪层面，突出“生物之用，和为贵”的主题，这与有子的“礼之用，和为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因为“物”乃泛指“万物”，而“礼”则专指“万物”中之“一物”。可见“物”与“礼”之间的关系是从属性质，故“生物之用”与“礼之用”的内涵之关系亦复如此。从外延而言，“生物之用”大于“礼之用”，而“礼之用”又小于“生物之用”，即“礼之用”内存于“生物之用”中，“礼之用”专指社会领域而言；“生物之用”既指自然领域，又可指社会领域，内涵与外延更为博大。故无论是史伯与晏子，或是《中庸》与《乐记》，还是《老子》《庄子》与《淮南子》，都是在广义层面上使用“生物之用”，如果只谈“礼之用”，难免会丢掉其“自然”的一面，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不同层面上去综合而系统地全面把握“自然”与“社会”，才可以在“和为贵”的共同价值与实际效用上，以“生物之用”去补充“礼之用”，最终达到“和为贵”之目的，以此足证史伯与孔孟等先贤旧说，乃是大道流行，生生不息，其内涵绝非一时一地可限，亦非家国民族可囿，即如钱钟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可见两位钱先生皆深通大道，高瞻远瞩，出言极富哲理。今钱耕森先生依托太史伯而创“大道和生”之说，是以历史的考量和现实的关怀，用此全新的概念体系贡献于这一“和谐社会”的伟大时代。
鉴于史伯阳的“和”“同”之论，及孔孟圣贤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说，钱先生也多有自己的治学领悟与理论阐释。他认为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君子重在“义”在“和”，尽管志业不同，但能和谐相处，不会私相争斗；小人重在“利”在“同”，尽管嗜好一致，但也是各存私心，相互争名夺利，故而不可能终归于“和”。诚然，人类追求“和”的前提条件当然是以“生存”为第一，即“食色，人之性也”；“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非以其道得之，名利于我如浮云。君子应以义得之，不违背和的原则，这样的利益才是大利，才是共赢。故欲成大事者，必须具有足够的心胸和眼光，才能在“和”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一如鼎盛的大唐时代，它以开阔的胸襟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吸收不同的文化，并重推崇儒释道三教，“和”会一体，产生了至今仍令人心驰神往的盛唐文明。相反，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天朝大国自居，鄙视外来文化，固守传统，最终在外强的合力侵犯下国破家亡。两相比较，更能体会到钱先生所提炼的“和”中所包含的多元化含义，只有多元化，并使多元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才能有新事物的产生，否则必将走向衰亡。
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应该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从历史角度而言，就是史伯所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社会。对此，钱先生在其有关“和生学”的著述中特别强调：当今中国社会的人口问题，老龄化加速，男女比例失衡，都是因为没有做到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假冒伪劣产品、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商人唯利是图，就是因为人人只为私利，而不讲“和气生财”所致，故而背信弃义、良心尽失者大有人在。有幸的是，国家和社会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失和”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并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使之逐渐趋于真实的“和谐”。例如准生二胎政策的出台，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施行，民间公益教育组织的兴起，都在为种种不良现象做出补救，寻找平衡和公允。钱氏“和生学”的适时提出，既为古圣贤的“生生不息”思想做出了较为完备的理论阐释，也为当下社会“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提出建议，更为人们的感情调节和人际关系的处理贡献嘉言懿行。因此，钱耕森先生及其创建的“和生学”，不仅具有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意义，而更应关注其经世致用的“和生”理念与“仁爱”情怀。
参考文献：
[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合肥:黄山书社,1995:175,182.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65.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Emotional Feelings of“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XU Daobin;YANG Zhe
(Huizhou Research Center,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039,China)
Abstract:Tai Shi Bo’s doctrine of “When harmony is achieved, all things can grow and develop.If they are identical,they cannot develop and continue”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Lao Tzu’s doctrine of “Taoism begets all things”are important propo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Mr.Qian Gengsen, who excels in Shi Bo’s and Lao Tzu’s theories, puts forward the new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in a timely mann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and realistic concern, and reveals the dialectics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existenc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It not only provides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ancient sages’thought of “endless life”, but also provides an enlightening spirit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value for the balanced ecology and the “harmonious” ide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Tai Shi Bo;Lao Tzu;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practical application;Qian Gengsen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3.009
作者简介：
徐道彬（1966－），男，安徽寿县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杨 哲（1994－），女，安徽无为人，在读硕士。
北海某航标处在灯桩个性化设计建造方面，结合不同的海域、政府经济发展规划，设计建造不同风格的灯桩，成为一道道靓丽风景线。下面以涠洲斜阳岛水域陆岛运输航标完善工程灯桩建设为例。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3-0066-06
收稿日期：2018-11-15
（责任编校：耿春红英文校对：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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