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内”与“外”是政治文化视域下分析中西方文明异同的一对有趣的“矛盾”。东方尤其是中国政治哲学偏重内生性、内源性，个人层面强调道德修养等内在的约束机制，治理层面有具有极强包容性的内化力量；西方政治文化则偏重外向性、开拓性，社会生活中强调法律对个体的外在强制力，历史上通过征服手段向外扩张也屡见不鲜。开展中西政治文化的“内外之辨”，有利于我们更为理性、审慎地看待当今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诸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从而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提供有益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中西政治文化；内生性；外向性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东”“西”之辨
政治文化，既是一种研究对象，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其横坐标是文化谱系中所指涉人类政治生活的范畴，其纵坐标是政治学领域中的行为主义政治学[1]。按照政治文化研究之开先河者阿尔蒙德(G.A.Almond)的说法，政治文化是指每一种政治制度得以存在的价值依托。文化是群体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抽象和实际行为的方式，标准化的认知取向，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具体文化形态又可表现为法律、规范、机制、制度、信念、意识形态等[2]。自从阿尔蒙德和维巴(S.Verba)于1963年所著的《公民文化》开辟了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有关政治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不胜其数，包括任何与政治相关的认知(perceptions)、信念 (beliefs)、价值 (values) 等。迄今为止，研究文献中各种概念均强调政治文化的主观性与心理性特征。“政治文化可以是意识形态，可以是政治心理；可以是民族性，可以是民族主义；可以是政治思想的灌输，可以是对思想灌输的反抗；可以是民主价值，也可以是政治符号。”[3]本文采用的是广义上的政治文化的定义，力求阐释中西方文明中“内”与“外”这一对有趣的矛盾背后价值观念之异同。
在工作上，王敏似乎没有体现出非常官僚的一面。在同事眼里，他对下属以严厉著称，不接受下属的请托事项，不允许搞“乌烟瘴气”，对工作搞不上去的地方和当事人毫不客气。其上一任秘书戚某跟着他一干就是九年，有三次提拔机会，但王敏明确表态不能“特殊照顾”，直到2012年戚某才得以任用。但王敏的另一面却是娇纵亲属和子女大肆敛财。因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看起来只是作风问题，但长期作风不正，就容易堕入腐败的深渊。
从理论的逻辑起点来看，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强调民主与个体利益，通过实证研究、构建理论、规范程序来实现。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逐渐建立了主体性哲学体系，其前提是主客二元对立，本质为理性；理性的核心是对人的主体作用的肯定，其表现是现代性。中国政治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在古代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大一统、官僚政治、文治等传统，强调实用性与对策性。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都嵌入了中国政治文化体系，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体系的不断更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世人提供经世致用之“道”，即一种思想的“感悟”与“表达”。在与自然和宇宙的类比中，中国政治文化形成由“大我”及“小我”的君民等级观念。季羡林把这种“整体概念、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称为“综合的思维”。政治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而其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西方的政治发展。中西方两种政治文化的具体范式对比见表1。
表1 中西政治文化范式对比分析
范畴中国政治文化范式西方政治文化范式本体论理念主义范畴物质主义范畴认识论重关系:关系主义善于从事物的联系中把握规律重个人:个人主义以人的社会属性认识周围世界方法论重统合:擅长归纳总结、触类旁通与经验推广重细分:擅长精细深入、实证研究与演绎建构政体选择多为社群政体多为民主政体价值规范重德治:内化与道德重法治:外化与理性政策制定重术:实用性与对策性重制:先验性与普适性现实政治重浪漫主义:诗性与心灵政治重现实主义:利益与权力政治文化特性内向型文化:潜性/阴性人际哲学(人脉疏通)外在型文化:显性/阳性客观哲学(遵守规定)
西方政治文化建立在民主政体基础上，出于理性人的理论假设，统治者被视为社会的管理者，其统治合法性来自对权力的拥有和对游戏规则(制度)的制定。西方文明从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到基督教文化，洋溢着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追求与宣扬，无不体现出一种个人主义的理念，这一理念亦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政治文化的塑造。
而中国政治文化则迥然不同，其“心灵政治”的基因根植于古代中国所特有的“诗性政治”，即通过政治理想主义的熏陶来理顺人们的心理秩序，通过以道德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来理顺社会秩序。不难发现，“家—国—天下”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Swank提出了社群政体 (Communitarian polities) 的政治文化学科量化研究的新变数。他认为，在某些政治结构下，背后所隐藏的价值与规范会有助于制度运作与经济增长，而亚洲的社群政体，即中国、日本、韩国等所代表的儒家等级社会(Confucian statist)皆具有此种功能倾向[4]。社群政体的统治者被视为家长，对其子民“修文德以来之”，从而实现“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其合法性来自民心所向。
二、中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内”与“外”
中国政治哲学重“内”，微观层面“内圣外王”就是最好的体现：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养，达到一种高尚的境界，进而可以将这种人生境界推广到自身以外的社会领域。先秦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从《礼记·大学》的“三纲领”与“八条目”中可见一斑。《中庸》也对“修齐治平”进行了阐述：
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是东西方文明的关键差异。周振鹤曾对比了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前者的性质是农耕、保守，特点是内向而重继承；而后者的性质是航海、商业，特点是外向而重开拓、冒险。从宏观角度分析，中西政治文化有诸多差异，其具体表现见表2。
表2 中西政治文化差异
差异点中国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认同基础“大一统”理念、“王道”风范民族主义、“霸道”强权延续观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制度层面从实践归纳从法制演绎方法层面整体性与多样性缺乏多样性
中国是传统的内陆型农耕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的产生于大河流域且至今仍未间断的内陆文明。中国文化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明沃土，讲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包容。中国政治文化非常注重多样性和整体性，二者即“和”的具体体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6]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对多样性的包容和尊重的过程体现为“内化”。
15—18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揭开了近代史的序幕，除了15、16世纪拉丁世界的文艺复兴和日耳曼世界的宗教改革之外，欧洲航海者的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以及民族国家的崛起，为欧洲人开辟了新的空间视域和活动范围。航海扩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侵略和海外贸易开辟了道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荷兰、法国也获取了大量海外利益并建立了海外殖民地。此外，17世纪的宗教改革，正如汤因比所说，构成了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西方文化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分水岭”[15]，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新旧教的分裂和古典文化在西欧的复兴。这也可以从韦伯的观点中得到印证：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是理性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宗教改革后基督新教的伦理赋予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其他古老宗教，如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都没有经过宗教改革，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严重的阻碍[15]。
从先秦时期开始，我国北部边区就交错分布着众多的游牧民族。自有文字记录以来，斯基泰、荤鬻、猃狁、月氏、塞种等几大重要民族就在这个区域频繁活动；秦汉时代的匈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魏晋时期五胡乱华，原活动于北方的南匈奴、鲜卑等民族入主中原，开了北方民族统治中国的先例。但是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比如辽、金、北魏、北周、北齐、元，在文化制度上，都被汉文化征服了，促进了中华民族各个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农耕时代，中华(汉)文化代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在盛唐时期尤为鼎盛。隋唐时期都城长安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来学习、生活、定居。“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9]同时，唐朝还曾不断派出使节、学者，从都城长安出发访问各国。其中，玄奘就以赴天竺取经的见闻著就《大唐西域记》，为今日学界留下了重要的学术史料。由此可见，第一，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极强，海纳百川，不择细流；第二，鼎盛时期的中国并没有采取武力和强权手段去征服四邦，而是礼尚往来；第三，在知识的传播上，中国又颇为谦虚，惯于“西天取经”而非“文化输出”。只是，重“内”的中国虽没有进行强制性的文化输出，却在世界各地形成了至今仍生生不息的影响力，其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可见一斑。
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可以塑造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模式。一种社会模式应该具有稳定的构架，这个构架的核心之一就是传统文化。它不断地发展、延续至今，依然顽强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检验，“她的精神内核植根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生存需求，并体现于他们形态万千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文化精神内核不会因为时代变迁或者科技发展而发生任何改变”[5]。马克斯·韦伯重视物质因素的作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深刻揭示了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塑造，以及对西方政治文化基础的构建。
……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10]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2）采用正交法对中间体合成条件研究得出了最佳实验条件为:n(芥酸)：n(N,N-二甲基丙二胺)=1∶1.5，合成反应温度为135℃，反应时间8h，催化剂用量为0.25%，搅拌速率为 50 r·min-1。
就具体路径而言，主要有三：第一，彰显文明型国家的文明担当。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有一著名论断，即“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族。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根据张维为对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判断，文明担当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明担当来源于文明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历史悠久、生生不息，这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中华文化是内源性的、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文明体；中华文化包容性、融合力强，海纳百川；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这是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观，而非像西方片面追求“民意”……让世界认识中国，首先应建立在准确的自我认知基础之上；让中国影响世界，是指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中国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还应以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感召世界，从而一起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
与“上善若水”“内圣外王”相比，海洋似乎一直是中国人观念中的“化外之域”。《释名》曰：“海，晦也。”“海”字本身也是“从水从晦”。晦，是指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晋朝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把大海与苦难、凶险、蛮荒联系在一起。比如：深重的灾难被形容为苦海，苍茫的大漠被形容为瀚海，北方西伯利亚荒凉不毛之地被称为北海，等等。但是在中国古人眼中神秘、恐怖和陌生的大海，却孕育了近代西方文明的萌芽，在欧洲人心目中成为机遇、雄心与遐想的代名词。正如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所指出的，“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于一掷也。故久居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11]。
古希腊政治思想源于海洋文明的馈赠，其温床是希腊城邦制度。狭小贫瘠、山地为主的希腊半岛缺乏适宜农耕的大面积土地资源，不断膨胀的人口难以在有限的空间内生存发展，遇到气候恶劣或自然灾害，城邦则更加难以承担。因此，希腊人发展出发达的海上交通和兴盛的海上贸易，在地中海四处游弋并且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正如柏拉图《理想国》所言：“一个城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对自身感到不满，自身无法满足，每个人都想要求更多的东西。”[12]自然条件的限制激发了外向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城邦的自然经济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转变为商品货币经济。
在西方政治哲学滥觞的古希腊先贤的视野中，城邦被人格化了，但是苏格拉底确定了人的两个存在属性：一是物质属性，二是专业技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成为城邦构建的动力机制，这也奠定了西方政治哲学“重物质”的思想基础。在被物化的城邦中，人际乃至邦际交往的衡量标准是工具性地满足外向型的需要。“人有十分繁多的需要，需很多人予以满足，城邦不能不扩大其疆域。”[13]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为我们岂不是有必要去宰割一部分邻邦的国土？”[13]“宰割”的“下一步就是去发动战争”。因此西方国际关系中颠扑不破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应运而生。
自从392年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基督教成为西欧文化的主要载体。从1096年到1270年，十字军在天主教号召下向东出发“征服”近东各国，并不仅仅是出于宗教热情而衷心要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所谓的“圣陵”耶路撒冷以及位于巴勒斯坦的其他“圣地”。根据历史学家考证，11—13世纪西欧人民群众的困苦处境(荒年、饥馑、瘟疫、落魄骑士的掠夺、农民陷于赤贫)、大封建主与封建集团之间的冲突、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商业利益等诸多因素，迫使天主教会在改革之外，必须寻求另一条路来解决以上并发性的矛盾。天主教会利用了农民为求改善生活而进行的逃亡、宗教苦行等消极斗争运动，赋予其更大的“组织性”，使远征者献身于为“上帝增光”的功业，获得为信仰而“受难”的荣誉[14]。
农耕文明时期的东方(中国、印度等)政治哲学文化，因其持守厚重的内源性发展，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在世界历史上，也产生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亦即马克思所言的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7]。恩格斯也阐述道：“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8]
由此，东西方政治哲学出现了“内”与“外”的明显分水岭：在个人层面上，西方的宗教改革让个人获得了直面上帝、对话上帝的权利，是现代个人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经济层面上，宗教改革证明了商业行为的合理性，个人可以通过劳动和合理化的商业行为来清洗“原罪”；在政治层面上，政教分离在艰难过程中逐渐实现，这种迈向现代性的调适明显要灵活于中华文明。但毋庸置疑，中华文化的“内”与西方文化的“外”皆是植根于文明自身生长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彼此区别、各成特色的“文化基因”。
至程朱理学时期，道德境界的“心性义理之学”大大拓展了内圣之学。朱子认为，霸道是“假仁义以济私欲”，与之相反，王道是“行仁义而顺天理”；尊王贱霸、重义轻利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义利观选择。陆王心学更是强调“内圣”。王守仁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积极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吾心光明，亦复何求”。这种内驱性的理想人格塑造和政治追求既影响了我国文化的大传统，又深深渗透个体生活的小传统，成为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
三、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内外兼修”之道
中华文明在鼎盛时期彰显了“内圣外王”“天下无外”“怀柔远人”的品格，与航海大发现后西方的殖民掠夺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比。讲究“内化”的中华民族是隐忍、大度的，在经历近代百年浩劫后正健步走在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无形中增加了现代化发展的桎梏。有些人批判中国古代外交“厚往薄来”，事实上，这些观点没有审视到我国古代外交行为背后积淀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可谓有失偏颇。但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仅重“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内外兼修”。
采用萨提亚心理治疗模式效果评估自编问卷，共10题，每题共有3个选项，学员在实验结束后对该治疗模式做出评价。
海岛垃圾处理日常运营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垃圾收集转运及预处理成本、焚烧成本、烟气处理成本以及垃圾海运成本。柴油机烟气干燥处理垃圾的优势体现在：垃圾热值增加，大部分垃圾可以直接焚烧，不用运回大陆处理，省去了高昂的垃圾海运费用。
读者们可想象一张地图。你在心情愉悦的情况下打开一张地图。这张在你凝视下的地图在渐渐变大，就像一只棘皮动物——海星那样，始自一个碎片，任意一个碎片，以一个对称圆形物的方式渐渐地扩展、变大。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比喻，即部分来自于全部。当这个梦想属于画家时更具野心：一次又一次地，当有人说油画不能打破它形式上的障碍，障碍消失了；当有人说绘画没有界限，绘画国度的国境线就被挑战了；当某种艺术形式的拓荒者人头济济，已栖居扎根的移民就会渴望返回。
第二，探索转型时期的包容创新。当今时代，中华文明的复兴与转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中华文明正首次实现从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型、从内陆型走向海洋型、从地区型走向全球型的伟大文明转型。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传统儒家话语逻辑，而是在传统枝蔓上长出新的花叶，使中华文明的“内圣”开出新的“外王”。正如在经济领域，我们不仅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并有所创新和超越，同时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16]。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将实现与现代性更为兼容的文明复兴，这一进程也为积极探索更具普遍性的人类新型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模式提供了中国智慧。
第三，博采众长，互学互鉴。中华文明的复兴、转型与创新发展，势必要打破狭隘局限、故步自封的传统思维枷锁，实现文明间的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正如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缩影——“丝路精神”和“海派文化”，前者的内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后者的特征是包容、开明与大气，它们无疑是多元文明和谐共赢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也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17]这无疑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条“内外兼修”、博采众长、包容创新之路。
两人默默无语的吃了一顿饭，泥巴一直看着左小龙，左小龙一直看着饭菜。吃完饭后，左小龙将摩托车开到加油站加满了汽油，把大灯开启，左小龙问道：“你冷不冷？”
国际间立法的不协调突出表现在实体法上对网络恐怖主义的界定、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类型等关键问题上规定不一，如在国际合作中常见的对犯罪嫌疑人的引渡，需要符合双重犯罪的条件，国家间对网络恐怖主义认识存在的分歧，会出现一国认为构成犯罪但在另一国却没有触犯本国法律的情况。［18］为了有效促进国际合作反恐的落实，有必要根据相关国际条约、规则来制定或修改关于网络恐怖主义的相关规定。如此，一个国家的国内立法才能有与国际层面治理网络恐怖主义的法律体系相协调，和其他国家的法律协调性也才会逐步提高，可以说，国际合作的实际效果跟国内立法的落实程度直接相关。
正如陆九渊所言“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一般，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内”与“外”的差异性和包容性，折射出中国文明型国家崛起的精神特质：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谦和的，又是创新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 马庆钰.近50年来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6)：33-35.
[2] WENDT A.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160.
[3] 黄秀端. 政治文化：过去、现在与未来[J].东吴政治学报，1997(8)：47-85.
[4] SWANK D. Culture，institutions，and economic growth：theory，recent research，and the role of communitarian poli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6 (40)：660-679.
[5] 黎志敏.“文化精神”的永生与“文化体系”的重生[J].天府新论，2011(6)：37-41.
[6] 老子.道德经[M].长沙：岳麓书社，2011：135.
[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
[8] 恩格斯.反杜林论[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80.
[9]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9011.
[10] 王国轩.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6：98-100.
[11]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5-60.
[12] 柏拉图.理想国[M].谢祖钧，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54.
[13] 姚中秋.西方政治哲学的病理分析——以《理想国》《利维坦》为样本[J].探索与争鸣，2018(2)：79-88.
[14] 扎波洛夫.十字军东征[M].哲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9.
[15] 刘乐土.世界名著新读点[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65-267.
[16] 张维为.文明型国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55-75.
[17]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8-27)[2018-10-01].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7/content_5316913.htm.
On“Inside”and“Outside”:AComparativeAnalysisofChineseandWesternPoliticalCultures
Wang Chang
Abstract:“Inside”and“outside” is an interesting “contradiction”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 East, especially the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emphasizes introversion and endogenous, at personal level, internal restraining mechanism such as moral cultivation is emphasized, and at governance level, there is a strong and inclusive internalization force; the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emphasizes extroversion and pioneering, social life emphasizes the external coercive force of the law on the individual，and historically, expansion through conquest occurred often. “Identifying inside and outside” in eastern and western political cultures is conducive to the more reasonable and cautious looking at the root of many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lif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thinking path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cultures; introversion; extroversion
作者简介：王畅，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新丝路学刊》责任编辑；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党校党建研究中心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新疆周边国家伙伴关系发展研究”(18BGJ020)。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9.04.011
(收稿日期：2019-03-25；责任编辑：陈鸿)
标签：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论文; 恩格斯论文; 城邦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 '; 一带一路'; 与中国新疆周边国家伙伴关系发展研究"; (18BGJ020)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