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文革”时期是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曲折阶段，对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民生思想还存在着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厘清这一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于正确理解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思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历史观；民生思想
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文革”时期是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曲折阶段，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毛泽东忽视人民生活”的观点由此而来，因为改革开放前党的全部历史是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所谓的事实成为否定党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证据。因此，在事实上厘清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民生思想，对于正确理解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思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革”时期毛泽东始终重视人民生活，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关于人民生活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从“解决吃穿用”到“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的转变。
本文以江浙沪地区乡村旅游公路作为切入点,通过现场调研,分析其现状特征,构建县域乡村旅游公路选线适宜性评价模型,对溧阳南山片区乡村旅游公路评价,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代表性的路段提出改造建设的优化建议,为未来此类公路的选线和改造理论研究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二，电永磁吸附式上部装配平台：电永磁吸附式上部平台（见图1右侧部分）主要用于搭接及对接激光焊接试验，可以实现厚度为3mm+2mm或以上组合不锈钢搭接试板的压紧。电永磁吸盘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在下部支撑框架平台上，连接可靠拆卸方便。导磁块安装于电永磁吸盘上，安装好后进行整体加工，加工后导磁块厚度为20mm，最后进行表面镀铬处理。镀铬处理后，镀层附着良好，不会出现脱落剥离现象。
一、从“解决吃穿用”到“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
“文革”时期正是我国实施“三五”计划(1966年-1970年)和“四五”计划(1971年-1975年)的历史时期。1957年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起来，党和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安排也纳入到当年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之中。在国民经济调整初期，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作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成为党内高层的初步共识。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做出严重判断，“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开始向以备战为中心转变。毛泽东在1965年6月16日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2]。“四五”计划仍然沿袭了这一指导思想。“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成为“文革”时期毛泽东关于人民生活的指导思想。
REN Qian, ZENG Shu-xiong, TANG Shi-jie, DAI Li-he, XU Jin-shan, SUN Ying-hao, XU Chuan-liang
(一)“解决吃穿用”思想的提出
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事业开始了历史性起步。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抓革命，促生产。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7]。9月15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号召，“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9]。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夺权”后，毛泽东虽表示支持，但同时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10]。3月16日周恩来在送审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稿中提出，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该巩固劳动纪律，“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毛泽东批示“照办”[9]。3月19日，毛泽东针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情况做出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9]。10月，中央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1968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文革”初期掀起的混乱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逐渐恢复。1970年7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刚果领导人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吧，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2]。1974年7月，为制止“批林批孔”运动对经济领域的冲击，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1月，毛泽东在同李先念等谈话时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1]。李先念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并写进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第四号文件，向全党作了传达。
(二)向“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的转变
把“解决吃穿用”作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虽然在党内初步达成共识，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注意力也开始发生变化。1964年5月10日至13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毛泽东开始考虑战争的因素，他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7]。毛泽东之所以开始考虑战争的因素，同4月份总参谋部作战部汇报的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有关。由于中苏、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毛泽东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决策中开始考虑战争的因素。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了建设三线防备外敌入侵的主张。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8月初美国轰炸越南北方，毛泽东在谴责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7]。从此，“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开始向以备战为中心转变。1965年6月16日，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新起草的“三五”计划设想，当谈到“三五”计划的方针是要发展农业，大体上解决吃穿用时，毛泽东说，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在余秋里谈到“三五”计划的方针中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违反了农轻重安排原则时，毛泽东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哩！毛泽东还强调，1970年的指标不要搞那么多，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不能对老百姓搞得太紧。周恩来后来把毛泽东这一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拟定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9月至10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这个汇报提纲。尽管毛泽东强调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但他仍然十分注重农业的发展。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发展农业是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的，“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7]。
“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实施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毛泽东还是比较注意防止政治运动对经济工作的干扰，注意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供应。“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的指导思想在“文革”期间得以贯彻执行。
4.加强对玉米田的管理，定时清除杂草、减少病毒源。田间杂草不仅是翌年农田杂草的种源，而且是灰飞虱的越冬、越夏的寄主，清除杂草可防止苗期玉米不与杂草共生，来减少灰飞虱的活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玉米粗缩病的发生。播种春玉米要抓好麦田、稻田及玉米田边的杂草进行防除；而夏玉米在播种前，要对灰飞虱进行转迁到特殊环境，并且集中进行喷药防治。
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努力
(一)维持正常生产秩序的努力
“四五”计划沿用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1970年8月6日国家计委发出的《关于拟定一九七一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工作的通知》指出，制定计划的指导思想是“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和‘要准备打仗’的战斗号令”[8]。这样，“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就成为整个“文革”时期毛泽东关于人民生活的指导思想。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规定的基本任务是，首先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然后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和加强基础工业；计划方法相应地做出重大改变，把计划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各项指标首先充分考虑农业的需要，然后兼顾国防的需要，最后是安排基础工业重工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工农业产品指标设想，1965年到1970年，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猪、水产品的产量，每年平均递增分别为2.5-3.9%、3.8-5.6%、3.8-6.3%、5.9-9.2%、5.9-10.8%、7.1-9.3%，人均占有粮食将达到538至575斤，棉纱、棉布、化学纤维、食糖、食用植物油、原盐的产量，每年平均递增分别为6.1-7.9%、5.8-8.2%、38.0-44.0%、8.5-11.0%、9.5-13.2%、3.7-4.6%。1970年主要消费品人均消费量，粮食达到425斤，食用植物油达到4.2斤，猪肉达到15斤，糖达到3.2斤，棉布及化纤织品达到22.7尺；社会商品供应量达到860亿元左右，同购买力(840亿元左右)可以平衡；职工工资总额达到330亿元左右，除新增职工工资外，原有职工平均工资提高20%左右，农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大约提高10%左右①。
他见识过了太多的尸体，甚至可以用天葬刀，亲手将一具尸体剁成碎片，但当他试图亲手杀掉一个活人时，他仍然心惊胆战，手底发软。
(二)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在注意防止政治运动对国民经济秩序干扰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农业的生产，注重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1967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以保证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1969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春耕，夺取农业新丰收》的社论，社论引用毛泽东的话号召抓紧农业生产，“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2]。1969年夏，毛泽东在湖北视察时同当地领导人说，“人是要吃饭穿衣的”，“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12]。1971年8月毛泽东在同华国锋谈话时继续强调，“粮食产量，我历来赞成农民少报百分之十到二十。群众多留点粮食，无非是多吃一点，储备一点，卖出去一点，或拿来喂猪”[13]。1973年4月25日，针对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来信中反映子女生活困难的情况，毛泽东复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3]。1975年8月5日，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生活必需品食盐的价格问题，毛泽东批示政治局议一下，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将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76年7月28日，毛泽东得知唐山大地震造成重大损失后放声大哭，并对华国锋说，“你去，抓紧去，去看望灾区的人民”[13]。毛泽东的人民情怀跃然纸上。
综观“文革”十年的历史，“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的内在逻辑支撑有三个方面：
(三)社会事业的历史性起步
“解决吃穿用”思想是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逐步提出来的。1958年11月毛泽东就当时忽视人民生活的现象连续三次批示予以纠正：11月14日，毛泽东在一份电讯稿上批示，“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3]。11月19日，毛泽东又在一份报告上批示，“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3]。11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继续批示，“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3]。因为农业和轻工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吃穿用问题，1959年7月毛泽东提出来，“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4]。1960年8月，经毛泽东批示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5]。1962年7月20日，针对当时党内仍然存在着忽视农业的思想，毛泽东在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我发了一道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提出4年了，就是不实行，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如果你们不实行，我兼计委主任”[2]。12月31日，李富春在《关于十年规划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6]。1963年2月20日，李富春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的目标，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6]。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了这个设想。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可了这个《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关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指导思想。在会议期间的5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苏丹领导人时谈到，“我们人口很多，解决吃饭问题是个大任务，还要解决穿衣、住房问题。我们计划用五个或七个五年计划，大约三十五年的时间，就是到本世纪末了，来解决这些问题”[7]。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这一时期形成。针对医疗卫生资源过多集中在城市并且主要服务对象是官员的情况，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尖锐地指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7]。8月15日，毛泽东同卫生部长钱信忠谈话，“过去农村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7]。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1966年8月，我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湖北宜昌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成立。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了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1969年开始，全国兴起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浪潮，到1976年，全国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
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在这一时期提出。《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提出，“三五”期间要“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由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八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15]。1971年8月13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求，争取在“四五”期间，农村实现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由此开始了国家大抓农村小学普及教育的工作。8月19日，国家计委、国务院科教组、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追加本年教育经费3.5亿元，重点用于解决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不足问题。1972年底，国家计委召开研究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提出要提高教育经费中用于普及小学教育的投资。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列强入侵，签约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备受屈辱。新中国成立后，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成为毛泽东不可动摇的坚强决心。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越来越来严峻。台湾蒋介石集团企图进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叫嚣反攻大陆。1962年10月，印度大规模入侵我国领土被我击退。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飞机开始不断侵入我国领空，向中越边境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直接构成对我国的战争威胁。中苏关系恶化，1964年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大举增兵，不断挑起冲突。1966年苏军进驻蒙古，距离我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企图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消息不断传入。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周边形势，发展国民经济考虑的重点开始由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向维护国家安全转变。为此，他提出搞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的主张，并且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说，“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通，我就骑毛驴下西康。搞攀枝花(钢铁基地)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18]。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搞大规模三线建设也要考虑人民的生活，“不要把老百姓惹翻了”[19]。在资金有限又要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就必然受到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也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的牺牲。
三、基本指导思想转变的逻辑分析
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坚守岗位的努力下，关系人民基本生活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增长，“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14]。人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得以保障，没有发生大的乱子。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但由此就得出毛泽东忽视人民生活的观点，这是以客观效果代替主观愿望，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一)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
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家计划在这一时期实行。毛泽东在1956年10月12日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就认识到，节育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南斯拉夫，有没有因为孩子太多而父母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的情况”，“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不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只要是孩子多的、家庭负担重的都赞成节育”[16]。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谈话时专门谈到避孕措施，“关于避孕，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13]。1973年6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4年12月17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当邓小平说到1985年我国人口恐怕就达到十亿了，毛泽东说，“人口非控制不可”[13]。12月3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了上海市《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晚育工作的情况报告》和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同月，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17]。
(二)“反修”“防修”思想的产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毛泽东并没有科学界定修正主义的内涵，反而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主张、政策和措施误认为是修正主义，“穷则革命”，“富则变修”。他在1969年4月份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工厂“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2]，是“走资派”搞的一套东西。农村中的自留地、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则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在“继续革命”的氛围中，“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20]。因此，毛泽东在1967年4月11日接见越南总理范文同等时说，“物质是必要的，但并不需要那么很足”[2]。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21]。本来，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但是却把穷当成革命的动力，这样，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目的陷入矛盾之中，毛泽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22]。“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也是“反修”“防修”思想的产物。
(三)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结果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曾设想，要用二十年的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上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把落后的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家，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工业化道路的比较中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在外援有限的情况下，“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23]，这就必然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和幅度。对此，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强调要妥善处理好工业化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所谓工业为重点，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相反，是应当照顾的”[24]。“但是，人们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3]虽然毛泽东提出了兼顾建设和民生的方针，但在实践中要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是一大难题，人们内心深处的重工业偏好一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冲动，在经济建设以备战为中心的环境下尤其凸显。而过高的积累必然会挤占消费，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三五”时期积累率为26.3%，“四五”时期上升到33.0%，比“大跃进”时期的30.8%还高；“三五”时期和“四五”时期的生产性建设比重分别为83.8%和82.5%，仅低于“大跃进”时期的85.4%，非生产性建设中住宅比重分别为4.0%和5.7%，在“大跃进”时期的4.1%左右波动，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比重分别为2.8%和3.1%，低于“大跃进”时期的3.8%；重工业占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分别为51.1%和49.6%，远高于“一五”时期的36.1%，略低于“大跃进”时期的54.0%，轻工业在基建投资中比例为建国来最低②。从这个意义上看，“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也是中国选择工业化道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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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文革”时期毛泽东民生指导思想转变的梳理，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始终重视人民生活，只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关于人民生活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从“解决吃穿用”到“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的转变。澄清这一历史事实，对于正确理解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思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的历史主题和主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提高的历史主流和本质，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48-455.
②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30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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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Points That Cannot Be Negated”—Xi Jinping’s View of the Party’s History——A Case Study Invol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uiding Ideology on People’s Livelihoo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u Qingsheng
Abstract: Xi Jinping points out that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as two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essentially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historical perio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nnot negate the period before; similarly, the historical period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nnot be negated by the historical perio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was a tortuous stage in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are still understandings of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is period that do not conform to historical facts.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during this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idea that “the two can not be negated” put forward by Xi Jinping, opposing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theme, main line, mainstream and essence of the part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Xi Jinping; “the two points that cannot be negated”; historical view; people’s livelihood
作者简介：豆庆升，男，新乡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河南新乡 453003)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707(2019)01-0051-07
[责任编辑：马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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