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心学的成熟形态，阳明学具有显著的心灵治疗学意义。可以说，阳明学就是由心灵问题催生的。心灵问题不仅是阳明学产生的“问题意识”，并贯穿着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是阳明学的基本内容。阳明学的心灵治疗是通过“意义赋予”的途径实现的，是典型的意义治疗法。这种意义治疗法是通过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来实现的。阳明学的心灵治疗学意义，不仅在历史上得以发挥，在今天依然可以成为解决当下心灵问题的良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阳明学；心灵治疗；意义
蒙培元先生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心灵哲学。心灵哲学不只是心理学的问题，还有形上学的问题，但是同心理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1]阳明学作为心学的成熟形态，把目光投向了人自身的心灵问题，以探寻人的价值和意义，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哲学作为心灵哲学的特质。阳明学的理论功能，既有形上学的心灵建构，也有形而下的心理治疗，笔者把这密不可分的两种功能结合在一起，称之为心灵治疗。事实上，心灵治疗的形上学建构和形而下的心理治疗，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毋宁说，这二者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是中国哲学整体性、系统性、统一性思维在心灵问题上的体现。单纯从哲学层面理解，会忽略阳明学所具有的心理治疗的实践功能，而单纯地从心理学理解，又会弱化阳明学的形上学本体性质。因而，从心灵治疗学意义来理解阳明学，既有助于把握阳明学的精义，也有助于为阳明学走向社会生活找到切入点。
一、心灵问题与阳明学的形成与开展
在某种意义上说，阳明学是由心灵问题催生并展开的，心灵问题构成了阳明学聚焦的“问题意识”。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低ADCtot值组患者的生存期长于高ADCtot值组患者(P=0.067，图2)。射波刀治疗后联合口服S-1患者生存期长于未口服S-1患者(P=0.0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后期转移后接受其他治疗(譬如介入及静脉化疗等)的患者生存期长于未接受其他治疗手段的患者(P=0.23)，胰腺体尾癌患者的生存期长于胰头癌患者(P=0.261)，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装有胆管支架与未装胆管支架两组患者的生存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79)[7]。
1.心灵危机是阳明学形成与发展的时代精神状况
将儒学系统化、思辨化的朱子学，在元代成为官学以后，日益丧失了其滋养心灵的活力，利禄之学、口耳之学成为士人心灵的枷锁。这种精神状况，王阳明用“不复知有身心之学”来概括。王阳明指出：“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有讲之以口耳者，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有讲之以身心者，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传习录》卷中)很不幸，阳明所处的时代，正是学者“讲之以口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2]1226。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中的最后部分，通常被称为《拔本塞源论》，其中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作了深入的批评：“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猖；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知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传习录》卷中)
士人是时代精神最主要的体现者。他们为名、为利而学的功利之心，争奇斗巧、莫衷一是的学术风气，以训诂、记诵、辞章相夸耀的浅薄心态，都是那个时代心灵危机的体现。阳明弟子王艮也指责说：“方今大夫士，汩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皆然也。”[3]
从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该试验路各段的平均弯沉值均低于设计弯沉值，最大相差0.094mm，由此可见，大粒径沥青混合料基层能够满足路面整体刚度要求。
2.心灵问题贯穿着阳明学发展的进程
心灵问题首先贯穿于王阳明对心灵问题的探索历程，心灵问题的核心是信仰安顿问题。天资异禀的王阳明在十一岁时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据《年谱》记载，王阳明在十一岁时问塾师，人生“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2]221。从此，做圣贤成为他一生的追求，成为他心灵追求的起点。
1492年，二十一岁的王阳明正式开启了修圣工作——格竹。有学者将此作为王阳明年轻幼稚的表现，笔者将其视为王阳明生命高度自觉的体现。对当时的许多人而言，往往将朱子的格物说当作一种知识来记诵，而王阳明却将这修圣的下手处付诸实践。尽管年轻的王阳明并没有理解朱子格物的精义，并因此而失败，但对信仰之事，他能身体力行，充分说明王阳明对待人生第一等事的认真。王阳明也曾自诩地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传习录》卷下)事实上，据陈来先生考证，格竹的时间不可能在1492年，而应该更早。据笔者推断，格竹时间极有可能在1489年，因为那年他拜谒了娄谅，娄谅告诉他“圣贤可学而至”，于是“始慕圣学”。因此，王阳明极可能一回到浙江便格竹修圣。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王阳明在十八岁时便正式开启了学做圣贤的工作。
水产养殖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经济的重要产业，是保障国家食品安全的重要支柱。1989年，我国水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养殖产量占世界水产总养殖产量的70%，成为世界水产养殖第一大国。坑塘养殖是我国水产养殖的主体方式，养殖产量占到全国淡水养殖总产量的70.5%，已是水产养殖业的主力军。
格竹失败后，王阳明心灵严重受挫，“自委圣贤有分”，便转入辞章、佛老之学，但皆不能安顿其心灵。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贵州龙场，终于找到了心灵安顿之道，其过程史称龙场悟道。龙场悟道对王阳明来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心灵淬炼过程。当时，他“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于是日夜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同时，他还得一方面照顾生病的仆从，还得以唱歌的方式解决仆从的心理抑郁问题。于是，他设想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从而忽然悟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也”[2]1228。从此，王阳明找到了解决心灵问题的康庄大道。龙场悟道后的王阳明，待人处世，为政为学，无不成为其致良知的途径和知行合一观的践行，其心灵也愈益纯净、澄明，其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也正是此后心灵修炼取得的精神成就。
综观王阳明的一生，心灵问题贯穿始终。王阳明十一岁就把读书做圣贤作为“人生第一等事”的远大抱负，到后来的所谓“三变”“五溺”，无不紧扣心灵问题。其学术之路的旁逸和人生经历的种种苦难，也无不成为其心灵的滋养，使其心灵日益光明。
将解决心灵问题作为学术追求，不仅王阳明本人如此，也在阳明后学中得到体现。其中，王阳明的四传弟子罗汝芳从师颜钧的例子最具典型性。罗汝芳拜师颜钧，正是为解心灵之困。据载：罗汝芳年轻时，慕道极笃，以习静婴病，遇在豫章，往谒之。颜钧一见即斥曰：“子死矣，子有一物，据子心，为大病，除之益甚，幸遇吾，吾尚可活也。”罗公曰：“弟子习澄数年，每日取明镜止水，相对无二，今於死生得失不复动念矣。”先生复斥曰：“是乃子之所以大病也，子所为者，乃制欲，非体仁也。欲之病在肢体，制欲之病乃在心矣。心病不治，死矣”。于是颜钧乃以自信其心之说疏之，罗公跃然，如脱缰锁，病遂愈。[4]这当然是阳明后学中富有故事性的突出例子。其实，阳明学的师承和学派建构，基本上都围绕着各种心灵问题而产生，如徐爱、邹守益、刘邦采等师从王阳明，都源于心灵的触动；而聂豹等人学说的产生，则源于某种特殊的心灵体验。可以说，心灵问题始终贯穿在阳明学的发展进程之中。
3.心灵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构成了阳明学的基本内容
那么，什么样的主体才能赋予事物以意义呢？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所有的主体都能够赋予事物以意义。如果我们把人分为生理生命和精神生命，那么，以生理生命为主宰者活在物欲的世界里，没有精神属性，显然就不具备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能力。只有以精神追求为生命主宰的人，才可能将其精神追求贯注于外在行为和外部世界，使后者成为意义的存在。人的这种精神生命，才是一个人应有的本质，王阳明称为“真己”，而“心”就是这个真己的灵魂和本质。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唯恐亏损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礼萌动，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针。这才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传习录》卷上)。
二、意义治疗：阳明学心灵治疗的根本方法
人的心灵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无法从外在行为和外部世界中获得意义，解决问题的方法，显然不在外在行为和外部世界，因为意义作为人的内在体验不是外在行为和外部世界本身具有的，意义的获得取决于人这一主体，只有主体有能力将自己的精神投射到外在行为和外部世界，后者才能获得精神属性，成为主体精神的呈现，因而成为意义所在。
1.心即理：塑造意义赋予的主体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在上世纪提出了医治人们心理疾病的“意义治疗法”，风靡全球。这种意义治疗法和王阳明的心灵治疗的方法十分类似，都上升到了心灵哲学的层面，二者提出的经历也都相似——前者是经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九死一生而提出，后者则是通过贬谪龙场的“百死千难”而悟得。不过，阳明学的心灵治疗法是一个思想深刻、体系完整、论证细密的理论体系，比弗氏的要系统、完善、深刻得多，对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也更易理解，因为它运用的是中国文化的资源。那么，阳明学的心灵治疗法是如何展开的呢？笔者用治心、治世、治行六字来概括。具体地说，以“心即理”的思想塑造意义赋予的主体，以“致良知”的方法来建立赋予事物意义的途径，以“知行合一”的境界追求来保障行为的意义属性，三者构成了阳明心灵治疗法的理论体系。
如果不是主体去赋予事物以意义，而是从所谓的“客观事物”中去寻找意义，那注定是要失败的。王阳明批评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就是因为它把外物看成与主体无关的存在，导致主体无法获得事物的意义。他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传习录》卷中)
王阳明经过“百死千难”悟到的，也不过是这样一个很普通但又被大多数人忽略的道理——事物的意义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从事这一事物主体的态度，如果到外部事物上去寻找，永远也找不到意义。王阳明龙场悟道，悟到的也是这点。“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之于事事物物者误矣”。
我们工作快完的时候，西北雨就停了，我随着母亲沿田埂走回家，看到充沛的水在圳沟里奔流，整个旗尾溪都快涨满了，可见这雨虽短暂，却是多么巨大。
心灵问题不仅贯穿阳明学的始终，也构成了阳明学的基本内容。在主要体现阳明学思想的著作《传习录》中，其主要内容无非是省察和存养。“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传习录》卷上)，也就是无事时，做形上学的心灵修养，有事时对形而下的事情进行反思。《传习录》的内容由此大体可分为心灵修养和心灵治疗过程，前者主要指对天理、良知的体认、经典的理解、名物制度的解释、历史人物的认识等等；后者则主要是针对心灵问题提出的对症治疗方法，包括如何面对疾病之忧、生活变故，甚至怕鬼的问题，也包括治疗性格中的好名、多悔、动气责人、露才扬己、傲等问题。如王阳明的致良知、阳明后学邹守益提出的“戒慎恐慎”、罗洪先倡导的“收摄保聚”以及颜钧提出的“制欲非体仁”、罗汝芳提出的“解缆放船，顺风张棹”等思想，都是医治心灵问题的药方。只不过由于其具有形上学的特质往往仅被视为哲学问题。实际上，在阳明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形上形下不是二分而是融合一体的，这对理解阳明学的心灵治疗学意义特别重要。
阳明所说的“真己”，也就是“心”，孟子称为“大体”，陆象山称之为“本心”，是指人之为人的本质，亦即人的人文生命、精神生命。真己的规定是“天理”，而不能是别的。天理是宇宙的法则，人间的秩序。人的本质属性就是天理的体现，人间秩序的要求，这就是“心即理”的涵义。“心即理”保证了人的精神属性具有公共性、普遍性，而不是一己之私意。这或许是因为，意义的体验是一种文化体验，而文化具有公共、普遍性的特点，没有一定的普遍认同，意义感就无以产生，尽管意义赋予是人的主观性行为。
不过，更确切地说，阳明学的说法应是“心即良知”。阳明说：“真己者，良知之谓也。”当然，良知的内容也就是天理，“良知即天理也”，但良知之说更具主体性、内在性，可称为主体化、内在化的天理。正是这个良知是意义世界生成的根本：“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我是空气可代。”(《传习录》卷下)世界因为人的良知灵明，才显现出伟大的意义。没有良知，世界就失去了意义。“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卷下)。离却人的良知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是指意义上的没有，而非实体上的没有。阳明学的世界观，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世界观。
那么人又如何确立以良知，也就是以精神生命作为人的本质和生命主宰呢？那就是立志。阳明继承了孟子“持其志，无暴其气”和陆象山“先立乎其大”的思想，把立志视为人生修养的头等大事。“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的意义，在于挺立一个人的精神生命，为意义赋予奠定基础。
要而言之，塑造意义主体是意义赋予法的前提。一个人只有通过立志确立了精神生命——良知，才可能赋予其行为和外物以精神的意义。以良知作主宰，就是意义赋予的主体要求。当然，这个主体是需要塑造的。所谓修养，就是这种主体的塑造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
2.致良知：意义赋予的过程
在对格、物二字作出新解的基础上，阳明对格物致知的涵义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卷上)
致良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意义赋予的关键。那么，致良知如何能赋予事物以意义呢？王阳明是通过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来说明的，因为格物致知是儒家修养的实际下手处，因此，要改变以往儒家外部寻求意义的路径，就必然要对格物致知作出新的解释，而要对格物致知作出新解，首先要对“格”“物”二字作出新解。王阳明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者，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其实，物字之义，阳明与朱子并无不同，但由于“格”字的理解不同，“物”字本有的主体性特征便得到彰显。换言之，没有主体，“物”便不会产生。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卷上)在阳明看来，“物”(亦即事)，是“意之所在”，是主体投射的产物，“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2]156。由此可知，成为意义存在的物，是主体意之所发，是指事情，而非客观物体、物质。隐藏在事情背后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阳明学处理事物(其实中国文化皆如此)实际上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又取决于主体对做人的理解。
主体将自己的信仰(良知)运用、落实于行为之中，使事物成为自己精神信仰的体现从而成为意义的存在，这个过程，王阳明称为致良知。致良知的“致”乃“行”之义，致良知即行良知。致良知是获得意义的根本途径，因而是阳明学的思想核心，也是阳明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阳明将其视为根本宗旨：“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2]990“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此是孔门正法眼藏，从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说卒入于支离”[2]199-200。可见致良知在阳明学中的地位。
等电聚焦完成后，取出胶条，用滤纸吸取胶条表面多余液体，依次放入平衡液Ⅰ[50 mmol/l Tris-HCl缓冲液(pH值8.8)，6 mol/l尿素、2%SDS、30%甘油、0.002%溴酚蓝、1%DTT]和平衡液Ⅱ[50 mmol/l Tris-HCl缓冲液 (pH值8.8)、6 mol/l尿素、2%SDS、30%甘油、0.002%溴酚蓝、2.5%碘乙酰胺]中，于摇床上分别平衡15 min。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不是说“格物致知”而是说“致知格物”，这并非随意或疏忽，而是阳明对格物致知理解的产物，也是其思想表达的必然要求。在阳明看来，致知是格物的前提，只有“致知”，方能格物；格物是致知的结果，只要致知，就能格物。
所谓“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理”即良知，亦即人的本质，人的信仰。“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信仰的落实，人从这种外化和落实中获得对事物的精神体认，也就从事事物物获得意义感。所谓“合心与理为一”，即客体完全被意义覆盖，主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被完全化解。需要强调的是，“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实际上指的是人“皆得其理”，而不是“事事物物”，因为事事物物本身是无所谓“理”的。
作为阳明学的“正法眼藏”和“一滴骨血”，致良知充分体现了意义赋予法的精髓。在致良知的主宰下，人的行住坐卧、一言一行都是意义获得的过程。这一过程，即事上磨炼的过程。《传习录》中载有一事，颇能说明事上磨炼的精义：“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己，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传习录》卷上)
标准中关于从帧起始位的描述详见IEC 61375-3-1-2012中的5.1.5章节和标准中该章节的图31所示，T_SB约为1 BT(按照IEC 61375标准定义，1 BT=667 ns)，即0.667 μs。
这个故事表明，事上磨炼的过程，也就是将良知(亦即天理)贯注于事事物物的过程，越是艰难时，贯注的难度越大，自然对人的信仰的坚定性考验也就越大，如能在此事上磨炼，其意义也就越大。这种将挫折化腐朽为神奇的方法，孟子用“天将降大任”来激励，张载用“玉汝于成”来提示，不过阳明的事上磨炼更为具体而已。王阳明的事上磨炼也是孟子的“集义”功夫的具体化。事上磨炼就是在这种人情事变上做功夫，“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
那么，是不是从事任何职业都可以致良知呢？答案是肯定的。王阳明曾经为商人王麟写过一篇墓表《节庵方公墓表》，其中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思想，并分析了士农工商每一种行业所具有的精神意义。在王阳明看来，任何职业都可以是实现人生信仰(道)的途径，人们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可以体验到其中的精神意义。王阳明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致良知”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总之，那是一个“不复知有身心之学”的时代，也就是放逐心灵、精神荒芜的时代。阳明学者既是这一时代精神的觉察者，也是这一时代精神的改变者。改变这种状况，成为阳明学兴起的直接动因。从某种意义上说，阳明学就是解决心灵危机的产物。
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作为课堂主体，在新课改环境下，转换了教师和学生的地位，在小学数学课堂上，教师只是学生的引路人，帮助学生更好地吸收数学知识，培养数学能力。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需要不断完善教学方法。为了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笔者通常在每节数学课的开始，会先给学生留三到五分钟时间自己熟悉本节课应学的内容，让没有预习的学生也能稍微热热身，或者讲解一些与本节课内容相关的简单又有趣的数学题。
3.知行合一：意义生成的机制
为什么人的行为有时有意义，有时无意义？因为知行不一，也就是人的信仰和行为之间被割裂。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就源于他对这种状况的觉察：“世间有一种人， 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传习录》卷上)第一种人，就是不会反思人生的人，他们无法获得人生各种行为的意义。苏格拉底说，不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针对的就是这种人，他们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人生。第二种人是只会空想的人，他们的人生因为没有具体事物的承载而无法生成。因此，要获得行为的意义，必须知行合一。
必须说明的是，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识，而是良知，即人的本质、生命的本体，也就是人的信仰。知行合一强调人的信仰和人的行为严丝合缝，高度一致。脱离信仰支撑的行为没有意义，脱离行为的信仰同样生不成意义。所以，知行合一解决的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是信仰的践行及其坚定性问题。
那么，如何保证知行合一呢？“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知行不能合一，是因为没真“知”，也就是良知信仰没有确立或不够坚定，只有良知信仰不因外界因素而动摇，知行合一就有保证。王阳明把这种信仰坚如磐石的状态称为“不动心”。所谓“不动心”是指人在面临挫折、失败、困苦、屈辱的时候，不为外物动摇自己的内心，能够始终按照自己的精神信仰与人格追求主宰自己的行为。只有彻底做到“不动心”，才能始终保持信仰完全贯穿于行为之中，保持内心与外物的高度一致。当然，这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需要不断地修炼才有可能达到。这个不断修炼的过程，即王阳明称强调的事上磨炼的过程。
C1组总体氨基酸分析，鸡胸肉、腿肉和肝脏中分别为0.75%、0.38%和9.30%，D1组鸡胸肉、腿肉和肝脏中分别为0.75%、0.36%和7.27%。表明在放养条件下至120 d，无抗养殖鸡肝中总氨基酸高于有抗养殖，而鸡肉中总氨基酸水平基本一致。
儒家追求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是追求人的本质与外在表现、人的内存信仰与外在行为之间的高度一致，其目的，无非是要求人们，任何行为都要有意义感。这种由主体赋予的意义感，一旦离开了生命本体(信仰)的贯注，便不可能获得。所以《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王阳明把这种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境界追求，用知行合一来表述，使其对人的行为的要求更为具体、明确、直接。实际上，知行合一的真正目的是防止人的行为出现价值真空。价值真空必然导致意义虚无，从而导致一系列心灵问题的产生。
三、阳明学对当代人心灵治疗的意义
2014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当下国人的心灵状况作了深入的调查。调查显示，国人的心灵出现了严重的病态，他们提炼出了十三种主要社会病态：娱乐至死、看客心态、习惯性怀疑、审丑心理、社会焦虑症、信仰缺失、暴戾狂躁症、鸵鸟心态、思考恐惧症、网络依赖症、炫富心态、初老症、自虐心态。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 位列当今社会病态前三项。这说明，心灵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在解决社会心灵问题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各种文化资源，而中华民族本有的精神资源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资源，阳明学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又以治心最为见长，能够为解决当下中国人的心灵问题提供良方。
第四，社会管理不力。社会闲杂人员、无业游民需要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与管理。但是，格鲁吉亚共和国对无业人员的管理十分不力。例如，在第比利斯生活着不少不工作，而靠父母的收入过日子的无业之徒(“啃老族”)。据说,当地有好几千名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去工厂或者农村工作,“他们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酗酒和滋事。”实际上,“挑唆者正是从这批人中搜罗追随者来执行自己的冒险计划。”[6](P210)假如这些游手好闲的大学生被引导去做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那么挑唆者就会失去相当一部分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支持。
1.阳明学有助于挺立人的主体性，唤醒人的心灵自觉
心学是以阐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孟子、象山都呈现出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阳明继承了孟子、象山挺立生命主体意识的传统，从小就有寻求生死之道的强烈愿望，从而不仅在生命实践中树立了卓尔不群的人格形象，而且建构了内容深邃的心灵哲学。他给当代人的生命启示是：人必须树立高度的生命自觉和对精神生命的追求，并将其贯穿自己的一生，最终获得生命的意义和心灵的畅达。
李天明毕竟是李天明，他对县里下他的课实在恼火起来，他在周书记与刘县长的办公室大吵大闹，最后竟指着周书记与刘县长的鼻子说，你们不给我当，你们一个也莫想当！第二天他竟直接去了省里，把他掌握的材料全部报给了省纪委，省纪委命市纪委下来一查，我们这个县就闹了个小地震。
在当代社会，人们汲汲于功名，沉湎于利禄，各种各样的人生指导书为人们设计了种种人生“成功”之道。然而，通观这些人生学家们指出的人生“成功”之路，无非是如何赚很多的钱，当很大的官，出很大的名，却很少强调心灵世界的建构。在这种精神状况下，人的主体性和生命自觉意识日益淡薄。阳明学对提高人的主体意识和生命自觉精神并进而提升人的生存品质，对当下的国人来说应是极有助益的。
2.阳明学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心性体验能力，提高人们赋予生活意义的能力
如果把以肉体生存为目的的人生状态称为生存，把以精神价值的实现为目的而展开的人生状态称为生活，那么不难发现，当下许许多多的人只有生存，没有生活，支撑他们的是物欲的满足，这种生活是没有意义可言的，对他们而言，由于心性体验能力的匮乏，意义世界是不存在的。用阳明学去提升他们的心性体验能力，显得非常必要。
阳明学重在对心灵世界的建构，其目的是提升人的心性体验能力，从而使人们能够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感。阳明学的心性体验智慧，以儒家为主导，融合了佛道的心性智慧，既具日常、平实的常道性格，又具有高妙的、终极的超越属性，为当下国人体验日常生活的意义提供了合理、可行的途径。如王阳明所说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罗汝芳所说的“捧茶童子却是道”，都揭示了这种日常体验的途径。这对于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其他文化和日益缺失心性生活的当代人而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在看来似乎更为合理、也更为可行的心灵之道。
3.阳明学的心灵修养方法有助于人们治疗心理疾病，提升人们的心理品质
克服当下人的心理问题，也是阳明学的重要内容。如面对死亡恐惧，王阳明用昼夜之理去疏导；面对疾病带来的忧愁，王阳明也有解决之道。有学生病目，戚戚甚忧，王阳明说他“贵目贱心”，用以治他病忧；弟子陈九川病忧，王阳明指示他，常快活便是工夫。面对生活困境，王阳明亦能进行有效疏导，而对于修行中产生的心理问题，王阳明更有良方，这些内容，《传习录》中俯拾皆是，阳明后学中治疗心理疾病的例子和手段也不胜枚举。这些心灵治疗的方法，对当今世人治疗心理疾病、提升心理品质依然大有裨益。
今人不见古时月，明月曾经照古人。由于人类的心灵问题古今皆同，只是表现各异，如陆象山所说，“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5]，因而阳明学的心灵治疗功能可以在今天发挥重要作用，又由于人类的心灵在本质上也并无太大区别，所谓“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陆象山语)，阳明学的心灵治疗学意义不仅适用于华人，而且具有普世意义。
③Tobin J．，“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75，89(4)．
参考文献：
[1]蒙培元.心灵超越境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5.
[2]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69.
[4]颜钧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2-83.
[5]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483.
OnthePsychotherapeuticSignificanceofYangmingism
XU Chun-lin
(Department of Pholosophy, CPC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Nanchang 330108, Jiangxi, China)
Abstract:As a mature form of theory of mind, Yangmingism has significant psychotherapeutic significance. It can be said that Yangmingism was born from the mind problems, which is not only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the Yangmingism, but also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mingism. The psychotherapy of Yangmingism is realized by means of "meaning endowment", which is a typical method of meaning therapy. This method of meaning therapy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thought of mind as reason, conscience and the unity between learning and doing. The significance of psychotherapeutics of Yangmingism is not only brought into play in history, but also can be a good way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mind today, therefore,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Yangmingism; psychotherapy; meaning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9)03-0001-06
[收稿日期]2019-03-13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阳明学在江西的传播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ZX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春林(1968-)，男，江西贵溪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和宋明理学。
[责任编辑 刘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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