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潜夫论》:王符的“救世”政论集论文

钟岳文:《潜夫论》:王符的“救世”政论集论文

唐代文学家韩愈写有《后汉三贤赞》,“后汉三贤”指东汉时期的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王充我们比较熟悉,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的“疾虚妄”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代表作《论衡》是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

王符晚于王充约半个世纪,他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同样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特别是他阐述的政治理想和匡时济世的某些主张,“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颇具政论家的风度。王符的思想和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潜夫论》中。

王符与《潜夫论》

范晔的《后汉书》王符本传是这样介绍王符的:“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

安定临泾,就是今天的甘肃镇原。王符自幼好学,而且有志向和节操。他的朋友圈多为文人学者,像马融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也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对《孝经》《论语》《周易》等颇有研究,也为这些经典作过注释。张衡就更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了,他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为中国的天文学、机械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另外,张衡还是一位文学家,他所写的《二京赋》《归田赋》,是流传至今的名篇。

然而,由于身世的原因,王符虽然有才华,却被乡里人看不起。东汉自和帝、安帝之后,政治日趋腐败,士风逐渐轻薄,当时盛行“游宦”,就是到处找关系“跑官要官”,那些有权势的人更是相互引荐,彼此交换利益,以求私利。但王符却是一个耿介正直的人,他的道德意识很强,不肯卑躬屈膝而求取一官半职,更不愿逢迎巴结权贵来为自己谋利。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然没有人肯赏识和提拔王符,所以他也无法获得做官的机会。

王符有志向,有才学,却因为生不逢时而不得施展抱负,他的内心很是压抑愤懑。但他始终坚守意志,不自甘堕落、与世沉浮,最终选择了隐居家中,用著书的方式来反映政治得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最终完成了《潜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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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高洁的志向和品行,受到了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赞誉和推崇。《后汉书》中记载了度辽将军皇甫规与王符的一则故事。桓帝时,有一位名将即度辽将军皇甫规,他曾在西北边地立有战功,后来因故解甲归田,回到安定郡故里。正好有另一位同乡官员也离职回家,这人曾用钱财贿赂等手段,出任雁门太守。按照当时官场的规矩,此人投递名帖前来拜见皇甫规。皇甫规知道他的底细,躺在床上故意不去迎接。那人进来后,皇甫规问道:“你在雁门郡吃了大雁肉,那滋味美不美啊?”这明显是话里有话,讽刺对方的贿赂行为。不一会儿,家人来报说王符在门外。皇甫规早听说王符的大名,赶紧起身,披着衣服,趿拉着鞋,出门相迎(史书上用了“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八个字)。他亲切地握住王符的手,一同进入厅堂,两人同坐,相谈甚欢。有人将这件事编成了一句谚语,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意思是郡太守(二千石)受到的待遇,还不如一介布衣(缝掖)高。对雁门太守和王符的不同态度,不仅说明皇甫规是一位有原则且正直的人,也说明王符的节操得到了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肯定。范晔还评论说这是“书生道义之为贵也”。

位于甘肃镇原王符故里的王符雕像

王符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走向没落的阶段,这与诸子所面临的战国乱世类似;王符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热切关注,与诸子改制救世的社会理想类似;王符对于现实的严厉批判和冷静反思,与诸子抨击乱世的批判精神类似;王符对于道义学问的大力推崇和高度重视,与诸子弘道明理的理性精神类似;王符对民生疾苦的深刻洞察和无比同情,与诸子消解民瘼的重民情怀类似。可见,先秦子书的精神对于《潜夫论》有着深刻的影响;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潜夫论》,子书精神才在汉代有了传承和发展。

我们说《潜夫论》对先秦子书的精神进行了传承与弘扬。这里所谓的“子书精神”,主要是就其著述当中的使命意识、理想追求、现实关注、社会批判、民生关怀等而言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到诸子的兴起:“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换言之,诸子著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匡正时弊、消解民瘼、扶倾救乱、力挽衰世,简言之就是要“救世”。而这恰恰也是王符在写作《潜夫论》时萦绕胸怀而无法忘记的。

第三,书中提出了“尚贤”、任人唯贤的主张。对于东汉末年社会中任人唯亲的现象—“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王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潜夫论》中一再强调尚贤、任贤、举贤、知贤,并有《贤难》《思贤》等专篇来讨论选拔贤才的问题,王符指出:“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思贤》)动乱国家的官员中,不是没有贤才,而是君主不能任用他们,因此国家才走向了乱亡。这应该是王符的有感而发,也是为自己有才却不被任用而鸣不平。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任用贤才是一大要务,有贤才却不能用,国家当然不会被治理好。继而,他说道:“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而暗君恶之,以为不若奸佞阘茸谗谀之言者,此其将亡之征也。”尊重贤人、任用能人、信任重臣、积极纳谏,这是治国安邦之道,而昏庸的君主讨厌这些,认为不如奸佞庸碌之人阿谀奉承的话好听,这是国家将亡的征兆啊。王符的这个结论,是很符合历史规律的,应该是他对历史做了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很有借鉴意义。

《潜夫论》的特点和性质

作为东汉时期一部重要的著作,《潜夫论》在理想主张和精神品格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著述精神。可以说,这部书思想之醇正、浑厚,目光之冷静、犀利,批判之切直、深刻,文笔之老成、持重,在两汉著作中是出类拔萃的。

此外,《潜夫论》的书名,也很有意思。范晔在《后汉书》中说:“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是说这部书以“潜夫”的自号为书名,而不是著其姓名,使之显于众。之所以“不欲章显”,这既和王符的隐居有关,也和他“耿介不同于俗”而“不得升进”的经历有关。刘文英在《王符评传》中说的更深刻:“‘潜夫论’者,‘潜夫’之论。‘潜夫’为作者自谓。‘潜夫’首先表明作者是一位隐居山野、身在下位的‘处士’,同时还表现作者对于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和对世俗、时代的一种抗议。”

王符的《潜夫论》共十卷,包含三十余篇文章,所写题材都是关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问题,主旨在于批评当时社会的弊端,同时展示自己正面的从政措施、道德观念、人生境界等。每一卷大体都是一个相对明确的主旨单元,具体来说,卷一总论治国与论士;卷二上承卷一,谈论君道与用人;卷三论臣道与世风;卷四论政事,侧重于吏治与具体政令;卷五延续卷四的论政,重点在议边;卷六专论卜筮、巫术、相人诸事;卷七包括论梦与辩难两类;卷八涵盖人际交往、君臣之道、宇宙本源、道德教化及帝王世系等;卷九论述姓氏源流;卷十《叙录》为全书的总序,意在阐明著书的宗旨。

1.3.1 克氏原螯虾的饲养管理。年底清塘后,撒生石灰525 kg/hm2进行消毒,用旋耕机翻耕1遍。在田间和环沟中栽种伊乐藻、轮叶黑藻等沉水植物,中间零散栽种水花生、水葫芦等挺水植物。整个冬季田面水深保持在25~35 cm,促进水生植物的生长[6]。次年3月份,施腐熟的农家肥2 250~3 000 kg/hm2肥水。在环沟边设置若干个投料点,投饲量以当天吃完为宜。饲料主要为玉米、小麦、小杂鱼、螺蛳等,后期搭配全价配合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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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书中反映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王符对先秦“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了“国以民为基”,并进一步说:“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救边》)圣王养育民众,爱护他们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担忧他们就如同担忧自己的家庭一样,扶助患难之人,保全将死之人,救济他们的灾难,除去他们的灾祸。这是统治者应有的治国理念,原因在于,先秦时期荀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潜夫论》的现代价值

首先,书中强调以学为先,劝人要有志于学。《潜夫论》以《赞学》为全书之首,这在体例安排上是有用意的。有学者指出:诸子多勉人以学。《尸子》《荀子》《大戴礼记》《贾子》皆有《劝学》篇,《抱朴子》有《勖学》,《颜氏家训》有《勉学》。此外,《论语》也是以《学而》为第一篇的。可以说,“劝学”是周秦以来诸子著述的一个重要命题,王符以《赞学》为首篇,既反映了他对先秦子书的继承,更说明他对“学”的无上推崇。《赞学》开篇就说:“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意思是,即使是伟大的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不是生而就能做的。接着,王符举了十一位贤人君子皆有老师的例子(如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汤师伊尹),然后说道:“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这十一位君子都是圣哲,尚且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达到智慧广博、德行高尚,何况普通人呢?一个反问,强调了学习对于提高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古代的士人,无论是出来做官,还是隐居著书,要想宣扬道义,就必须研读经典著作。原因就在于“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道义隐藏在书本中,要靠不断地学习才能获得;学问因为发奋努力而有所长进,因懈怠松弛而被荒废。我们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今天,我们强调建设学习型社会,就是要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全面提升国民的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潜夫论》体现了王符的思想主张,其中很多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书中体现了对“德治”和“法律”的重视。王符自称《潜夫论》这部书是继承儒家思想的,因而儒家“德治”的治国理念也被王符所继承。在王符看来,君子的立身之本,就是德义,他说“行善不多,申道不明,节志不立,德义不彰,君子耻焉”(《遏利》)。进而,他提出“德化”的主张,认为这是国家治理中最基本也是最理想的方式:“明王统治,莫大身化,道德为本,仁义为佐。”(《叙录》)又说:“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德化》)道德教化各有其用,只有做好了德治,才能“化变民心”。对于“德政”和“恶政”,王符分析说:“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昏札瘥。”(《德化》)对民众广施德政,那么百姓就会心神畅达、容貌美好、健康长寿;对民众施以恶政,那么百姓就会衰老病弱、多病早夭。可见两者相差之大。

然而,面对汉末的衰世,王符深刻认识到德治不能离开法制,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兼秉威德”“明罚敕法”,做到德法并举。前面说到,王符吸收了商、韩等法家思想,将其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而成一家之言。因此,王符的治国思想中,不仅仅有德,还有法,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他说:“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应作“救”)世者之言也。”(《衰制》)意思是,议论政事的人,必将认为刑罚应该废弃不用,而只用道德感化即可实现天下大治。这不是懂得变通之理的人所说的话,也不是拯救时世者应有的言论。应该说,王符对先秦法家著作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体现出的思想做了充分吸收。有学者提出,王符在论证其政治主张的时候,毫不隐讳地从先秦法家人物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有些提法明显是从法家著作化裁而来。比如《衰制》篇论证法令在治国中的作用,同《管子》书中的《明法》《法法》《任法》等篇都有十分清楚的思想联系。而在《务本》《衰制》《劝将》《明忠》诸篇中,也能明显地看到《商君书》中《君臣》《修权》《更法》《定分》等篇的有关论述。这个说法是很有见地的。王符的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不无启发。

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实际上,由于教师更注重理论知识的教授,使得实验教学成为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导致了实验教学相对薄弱。

四是加大材种子、苗木繁育基地建设力度。依靠科学技术,推广中药材规范化种植,解决药材资源品种退化、品质下降等问题,使中药材基地上规模、上质量、上档次。围绕中药材规模化基地建设,积极开展GAP认证研究,力争全县种植的黄芪、板蓝根、甘草等中药材品种全部通过GAP认证。

那么,如何选才呢?王符认为应该从“德”“才”两方面加以考虑,“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思贤》),就是一定要根据才能,要有功于百姓,德行要与职位相称。王符特别反对当时以出身、贵贱论士的标准,他说:“贤愚在心,不在贵贱”(《本政》),选士、考量人才,要看其志行,不可“舍实听声”,否则很可能所选非人。当然,对于人才也不可求全责备,而应“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实贡》),就是弃其所短,用其所长,发挥人才的最大价值。由此看来,王符的选人用人观还是十分正确和精辟的。

就性质而言,王符虽说自己的这部著作主要阐发孔子之道,但从书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与具体策略看,它已经超出了“五经”的范畴。汪继培在《潜夫论笺自序》中说得很有道理:“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今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这个分析是比较中肯的,说明王符的思想与言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能博采众家学说,特别是对儒、法两家学说,兼容并蓄,融会贯通,而成一家之言。其二是着眼于实际问题,论学则致力于经世济民,论政则力求切中时弊,从而避免了空疏浮泛的通病。王充《论衡》所标榜的“实事疾妄”,在王符的《潜夫论》中也有所体现。

此外,王符还由“天”立论,提出“民心”即“天心”的论断,说“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本政》),“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遏利》),因此,君主只有重民、爱民、利民、养民,关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

最后,书中还对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贪污腐败的官吏给予了揭露和抨击。书中批评当时的官员说:“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远诣阙上书讼诉。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谏议之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而贬黜之忧。”(《考绩》)说的是,县令、县长、郡守、国相不想着为国家建功立业,而是贪婪、残暴、专横、放纵,他们不奉行法律条令,侵害、冤枉弱小的民众。州内官员不治理所在的地方,而是让百姓远到朝廷那里去诉讼。尚书不因此责备三公大臣,三公大臣也不因此谴责州郡的长官,州郡的长官更不因此声讨县邑的长官,所以凶恶狡猾的人容易冤枉别人。侍中、博士这些负责纳谏的官员,有的在位多年,却始终没有举荐贤才、指斥恶人、弥补君过、补充缺失,而只担心自己被贬官或罢免。可以说,这种官官相护、因袭守旧的官场风气,正是东汉末期朝廷政治的反映,王符看在眼里,且用笔墨对这些人进行了讨伐,从而反映出他刚直的品格及正确的价值观。这也成为后人赞赏王符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达成的评价是比较难的,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要目标设计中要注重结果的开放性、多元性。教师只要指明学生需要从事的学习任务是什么,不精确规定每个学生应从这些活动中习得什么,目标是追求每个学生学习结果的个性化表现。

《潜夫论》选读

国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乱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恶乱,乐存而畏亡。然尝观上记,近古以来,亡代有三,秽国不数,夫何故哉?察其败,皆由君常好其所乱,而恶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爱其所以亡。是故虽相去百世,县年一纪,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征败迹,若重规袭矩,稽节合符。故曰:虽有尧、舜之美,必考于《周颂》;虽有桀、纣之恶,必讥于《版》《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思贤》)

国家之所以能够久存是因为安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动乱。君主没有不喜好安定而厌恶动乱的,没有不喜欢久存而害怕亡国的。然而试看古书所记,近古以来,灭亡的朝代有夏、商、周三代,灭亡的国家更是无数,这是什么原因呢?考察它们的败亡,都是因为君主常常喜好那些造成动乱的举措,而厌恶那些安定的举措;憎恶那些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措施,而爱好那些使国家败亡的措施。所以亡国之间虽然相去百代,悬距千年,地隔九州,风俗殊异,但败亡的征兆和迹象,却像规矩重复、符节契合一样毫无差异。所以说:尽管有尧、舜的美德,也一定要考察《周颂》(周王朝祭祀先祖和神明的乐歌,内容多为歌颂周先公先王)之乐;尽管知道桀、纣的恶行,也一定要察看《版》《荡》之诗(《版》为《诗经·大雅》中的一篇,今本《诗经》作“板”,旨在斥责暴君周厉王。《荡》也为《诗经·大雅》中的一篇,旨在哀伤周王朝的衰败)。夏王朝的败亡,正是殷商还不曾远去的一面镜子。

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昏札瘥。故《尚书》美“考终命”,而恶“凶短折”。国有伤明之政,则民多病目;有伤聪之政,则民多病耳;有伤贤之政,则贤多横夭。夫形体骨干为坚强也,然犹随政变易,又况乎心气精微不可养哉?《诗》云:“敦彼行苇,羊牛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柅柅。”又曰:“鸢飞厉天,鱼跃于渊。恺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犹感德,仁不忍践履生草,则又况于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无不欢忻悦豫,则又况于士庶而有不仁者乎?(《德化》)

教化可以改变民众的心性,犹如政事可以改变他们的身体一样。对民众广施德政,那么大多数的百姓都会心性畅达,容貌美好,且健康长寿;对民众施以恶政,那么大多数的百姓都会衰老病弱,多病早夭。所以《尚书》赞美“长寿”,厌恶“早夭”。国家有伤害视力的政策,那么百姓多会患有眼病;国家有伤害听力的政策,那么百姓多会患有耳病;国家有妨害贤才的政策,那么贤才多会意外早夭。人的形体骨骼坚实强劲,尚且会随着政治的善恶而改变,更何况心灵之气精妙幽微难以保养呢?《诗经》中说:“那道旁茂盛的芦苇,牛羊们请不要践踏毁伤。芦苇正要发苞吐芽,绿绿的叶子嫩密可喜。”又说:“鹞鹰飞到高天之上,游鱼跃入深渊之中,和顺平易的君子啊,怎能不培育新的人才呢?”公刘仁德深厚,恩惠施及草木,牛羊六畜感其恩德,而心怀仁恩不忍践踏草木,更何况百姓,难道还有无法教化的吗?君子修养其和乐平易的德行,上到天上的飞鸟,下到水中的游鱼,无不欢欣喜悦,又何况士人民众,还有不仁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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