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荷波；中共“三大”；中央执行委员；马林
[摘要]翻阅11位中共“三大”亲历者的回忆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其中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徐梅坤、于树德、杨章甫、梁复然、谭天度等8位的回忆，都没有提到王荷波，其中原因各异：或因各自回忆的侧重点不同；或因参会人员较多，会议相处时间较短，不可能都很熟悉；或因王荷波牺牲较早，且“三大”期间，王荷波又不是太引人注目。刘仁静的回忆证实了王荷波是中共“三大”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及京汉铁路的调查记录，证实了王荷波是津浦铁路总工会党委派出的中共“三大”代表。瞿秋白记述了王荷波以34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事实。罗章龙留下的珍贵资料，系统、清晰地梳理出王荷波为何能成为“三大”代表、是哪个地区派出的“三大”代表以及为何能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当过水手、工匠。1922年6月，王荷波“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属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领导，是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王荷波纪念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入党后的第二年，即1923年6月12-20日，王荷波便成为中共“三大”代表，“三大”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注]李蓉、叶成林：《中共三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9页。，王荷波“当选为中央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王荷波纪念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并从此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随着党组织的壮大，特别是当革命受到挫折时，就必须考虑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为此，在中共“五大”上，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纪律监督机构，而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的正是王荷波。在“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再次当选为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还设立了中共北方局、中共南方局、中共长江局，而中共北方局书记一职也由王荷波担任。1927年11月11日，王荷波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
王荷波比周恩来大16岁，周恩来尊称王荷波为“大哥”，1949年后，周恩来在指示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同时，特别指示北京市委寻找王荷波遗体的下落，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王荷波遗体时，“周恩来总理亲临主祭”[注]《王荷波等十八位烈士移葬京郊革命公墓 周恩来总理亲临主祭》，《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2日。。
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展开，因王荷波是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而成了党史研究的热点。
王荷波11年的革命生涯，其中有7年是在南京浦口度过的，他不仅是南京铺镇走出的革命家，还是南京第一个工会、第一个党小组的创建者。2012年是王荷波诞辰130周年、牺牲85周年，为此，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编纂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有关王荷波的综合性史料集《王荷波纪念图文集》。2013年7月，王荷波纪念馆也在南京浦口区建成并开馆。2016年6月，南京市纪委监察局与南京浦口区委区政府推出了《走近王荷波》体验剧。2017年9月，为纪念王荷波同志诞辰135周年，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举办了专题座谈会和《中国工运历史英烈传——王荷波》一书的首发式。
武汉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地，在武昌中共“五大”会址门前，有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群雕塑，王荷波占据显著的位置。2017年5月，为纪念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90周年，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单位联合推出了大型话剧《王荷波》，同年12月，武汉还举行了纪念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王荷波是重点研讨对象。
此外，2018年12月，上海虹口区还举办了以王荷波生平史料研究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
1982年4月，罗章龙撰文《回忆王荷波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称：“我和荷波同志并肩战斗过，犹忆我们初次见面时，是在扬子江畔、金陵对面的浦镇。从那时起，我们就通过激烈的共同对敌斗争，结成了革命的友谊，后来我们又在组织津浦铁路罢工的胜利斗争中，在二七京汉铁路罢工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着我们的友谊。60年来每当缅怀往事，令人永远不能忘记。”[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王荷波纪念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文章结尾，罗章龙还附一首名为《悼王荷波》的长诗，诗的开头4句饱含深情地写道：“荷波诚长者，视我弟兄同，十年肝胆交，乳水长相融。”[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王荷波纪念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就是因为罗章龙曾与王荷波交往密切，他的4篇回忆文章帮助我们揭开了王荷波与“三大”之间的历史之谜。
可以说，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的回忆中均未提到王荷波。
（3）胜利油田山东地区的油藏资源所在地地质形态多变，有“地质大观园”的称号。当前除主要工作地区之外，胜利油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寻找隐蔽油气藏方面，整个山东省隐蔽油气藏的储量十分可观，然而由于其所在地地质条件复杂，使寻找和开发这些油气贮藏点都变得十分困难，再加上相关技术的不足，影响了油气产量的增加。
纵观王荷波的一生，中共“三大”是王荷波革命生涯的重要时期，他入党仅一年，为何能成为中共“三大”代表？他又是代表哪个地区参会的？为何能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要仔细查找当年参会代表及知情人的相关回忆。在已确认的39位中共“三大”代表中，回忆“三大”的有8人，另外还有2名列席代表也回忆了“三大”，还有1位早期中共党员，既不是会议代表，也不是列席代表，同样也回忆了“三大”。此外，笔者还研究了提议召开“三大”并自始至终参加“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王荷波是否是“三大”代表
(一)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回忆“三大”时，均未提及王荷波
毛泽东是“三大”代表，他在延安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在广州举行，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加入国民党，同它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关于“三大”的其他信息，毛泽东没有提到。
蔡和森也是“三大”代表，他留下的关于“三大”的文字资料有3处：第一处是，1928年6月22日，蔡和森的《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中谈到机会主义是不是从“三大”开始的？瞿秋白“以为机会主义是从第三次大会发生的，因为第三次大会为了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倾向，就是一主张加入国民党，一反对加入国民党”[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蔡和森否认这种说法，提出西湖会议后，中共党内就有不少人反对加入国民党。第二处是，1928年蔡和森在其《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详细谈到了“中共‘三大’的争论问题”[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第三处是，蔡和森在其文章《论陈独秀主义》一文中，谈到了“陈独秀在‘三大’前后的观点”[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可以说，蔡和森在其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三大”代表产生的办法以及代表名单等问题，更没有提到王荷波。
张国焘是“三大”代表，他回忆“三大”的文字资料有两处：一是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第六编第二章中，详细回忆了“三大”上争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马林、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及张国焘对国共合作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与态度，对本文要论述的问题，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三大”上中共中央改选的结果，张国焘“以落选的方式被排除出了中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而事实上，张国焘的回忆是不准确的，“三大”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不是5人，而是9人，这其中就包括王荷波。第二是1923年11月16日张国焘在北京写给魏金斯基、穆辛的信，信中张国焘记述了“三大”及会后的一些情况，主要谈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状况两个问题，关于“三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及“三大”代表名单等问题，张国焘均未谈到。
可以说，近年来关于王荷波的研究如火如荼，但这些研究中却没有涉猎到王荷波与中共“三大”的相关问题。
杨章甫是负责筹备“三大”会务工作的会议正式代表。1967年杨章甫给“三大”另外一位参加者梁复然写信时说：“广州同志非正式代表也有参加，我也在内。当日党员才四百余人，出席代表有表决权者二十人左右罢了。”[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杨章甫在回忆中没有提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也没有说这些代表是如何选举产生的。
(二)于树德、杨章甫、梁复然、谭天度回忆“三大”时，也没有提到王荷波
1982年,徐梅坤再次回忆其参加“三大”，他说：“党的‘二大’以后，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为江浙地区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四个区委员会，除江浙区外，还有北方区、两湖区和广东区。”[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回忆了四个区的“三大”代表产生的办法，“大约在‘三大’前半个月左右，中央有人口头通知我去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因为我是区委书记，所以被指定为当然代表。当时规定江浙区委可派两名正式代表参加，我便指定负责区委工运的王振一为出席‘三大’的另一名代表。”[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154页。徐梅坤的意思是中央指定各个区的负责人为出席“三大”的代表，然后再由各个区的负责人在本区党员中指定一名党员为“三大”代表，赴广州出席“三大”。关于参加会议的“三大”代表，徐梅坤再次回忆说：“我记得出席‘三大’的代表有二十多人，他们是，北方区：李大钊、邓培；两湖区：毛泽东(湖南)、陈潭秋(湖北)；江浙区：徐梅坤、王振一；广东区：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中央：陈独秀、张太雷、张国焘；京汉铁路：王俊、孙云鹏；津浦铁路：沈茂坤；杭州支部：于树德、金佛庄；法国回国的：蔡和森、向警予；苏联回国的：瞿秋白；刘仁静以中央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广东的罗绮园担任会议记录，但他不是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徐梅坤还记载了“三大”选举的办法及选举的结果，“‘三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前，曾提出几个类似候选人的名单，征求意见，然后举手表决。我记得当选‘三大’中央委员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瞿秋白等；候补中央委员有邓培、徐梅坤等。”[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这里面也没有提到王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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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党员谭天度，在“三大”召开期间，曾经去过“三大”会议召开地，后来就此回忆说：“在会议期间我去过一次，看见二三十人在那里挤得满满的，多数是来自外省。”[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在这二三十人里，谭天度只提到了瞿秋白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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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章甫在回忆中，称自己是非正式代表，但负责筹备“三大”会务工作的列席代表梁复然认为杨章甫是“三大”的正式代表。梁复然曾经回忆过广东区委在“三大”召开前举行过一个预备会议，“预备会内容如下：1.选举参加‘三大’的代表，名单上级早就列好了，我们只是举手通过。广东选出的代表有谭平山、杨章甫、阮啸仙、刘尔崧、谭植棠、冯菊波(曾是廖仲恺的秘书)，其他不是代表都可以作列席代表参加‘三大会议’。”[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梁复然在回忆中提供了中共广东区委选举“三大”代表的过程及程序，但他仅仅回忆了广东的参会代表，并没有提到其他地区的参会代表，更没有提到王荷波。
(三)徐梅坤留下了不少关于“三大”的回忆资料，但没有提到王荷波
徐梅坤也是“三大”代表。1972年10月22日，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会址及大会经过时说：“中共‘三大’开会前约半个月左右，有人口头通知我。内容是关于召开‘三大’问题，要我们准备汇报工作。当时我是江浙区委书记，所以中央指定为当然代表，江浙区的金佛庄、于树德、王振一则是我指定的。中央没有规定当代表的具体条件。”[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关于“三大”代表，徐梅坤是这样回忆的：“参加‘三大’会议的代表共二十多人，代表北方区的是李大钊、邓培；代表浦镇铁路的是沈茂坤；代表京汉铁路的是王俊、孙云鹏；代表两湖区的是毛泽东、陈潭秋(陈潭秋，是我与董老一次谈话中由董老告知的)；代表江浙区的是王振一和我(徐梅坤)；代表杭州支部的是金佛庄、于树德(两人是列席代表)；代表中央的是陈独秀、张太雷、张国焘；代表广东区的是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瞿秋白是从苏联回来的；代表法国支部的是蔡和森、向警予；记录是罗绮园。”[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可以说，徐梅坤为我们提供了各个区“三大”代表产生的办法，也提供了部分参会代表的姓名，遗憾的是他的回忆中没有提到王荷波。
于树德是中共“三大”代表。1979年9、10月间，时任第五届政协常委的于树德在北京医院病房里回忆“三大”时，他说：“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北京经李大钊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六月，李大钊在北京写信通知我去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我当时没有路费，就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页。李大钊让于树德出席“三大”的原因，据于树德回忆：“是因为我是老同盟会会员，接触孙中山国民党方便一些。”[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关于“三大”代表其他人员，于树德回忆说：“我对‘三大’的印象不深了，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和几个他手下的广东党员刘尔崧、阮啸仙等，还有张太雷、瞿秋白、毛泽东、刘仁静、金佛庄、徐梅坤、李大钊等人，其他的人记不起来了。”[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可见，于树德几乎没有关于王荷波的任何印象。
(四)刘仁静的回忆证实了王荷波是“三大”代表
刘仁静是“三大”的列席代表。1983年8月9日，刘仁静在北京回忆“三大”时说：“我是‘三大’的列席代表，因为我参加了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四大’，所以陈独秀要我参加中共‘三大’，报告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中共‘三大’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代表北方区是何孟雄。”[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关于参会代表，因为当时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刘仁静只模糊地记得“参加‘三大’的有王荷波、项德隆(项英)、蔡和森、何孟雄、谭平山等，是否有阮啸仙不记得了。”[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后来，党史工作者进行多年的研究，得出“三大”代表应该是40人，而刘仁静提到名字的仅有6人，与实际人数相差甚远，但可喜的是刘仁静提及“三大”代表时，第一个说的就是王荷波，这也是王荷波是“三大”代表的一条重要证据。
二、王荷波是哪个地区派出的“三大”代表
(一)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及京汉铁路的调查记录，说王荷波来自浦口，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党委出席“三大”
1923年6月25日，也就是中共“三大”结束后的第5天，就“三大”召开的相关情况，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就参会代表来自于哪些地区，报告中说，参会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莫学生支部)。”[注]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在这段史料中，马林明确了“三大”代表分别来自于13个地区。王荷波作为“三大”代表，他来自于13个地区的哪个地区？“据马林关于京汉铁路的调查记录，来自铁路方面的代表有：罗章龙(北方区委兼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何孟雄(京绥铁路总工会党委)；孙云鹏(正太铁路总工会党委)；张连光(京汉路驻上海联合办事处)；沈茂坤(津浦铁路)；王荷波(津浦铁路总工会党委代表)”[注]李蓉、叶成林：《中共三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页。还是依据马林关于京汉铁路的调查记录，“浦口的代表是王荷波。”“王荷波来自浦口。”[注]李蓉、叶成林：《中共三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页。
(二)罗章龙留下的相关资料，证实了王荷波是津浦铁路总工会党委派出的“三大”代表
罗章龙生于1896年11月30日，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创建时期的党员。中共“一大”后，为了贯彻“一大”的中心任务，罗章龙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8月，专门负责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上海成立，随后在北京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由罗章龙、王尽美分别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副主任。随后，罗章龙频繁奔走在哈尔滨、唐山、天津、长辛店、石家庄及陇海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各地，结识了包括王荷波在内的一大批路矿工人运动领袖。同时，罗章龙还先后发动领导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八月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十月大罢工，还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在这次罢工中负伤，可以说，罗章龙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章龙于1995年2月3日去世。
为对试验段SBS改性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质量进行检验，本文分别对施工完成后试验段路面压实度、平整度进行检测。
前置胎盘是妊娠晚期出血的主要原因，常常会引起产前产后难以控制的大出血，严重危及孕妇和胎儿的生命［1］。产后出血是分娩期的严重并发症，是指胎儿娩出后24 h内失血量超过500 mL、剖宫产失血超过1 000 mL，居我国产妇死亡原因的首位［2］。用于预防前置胎盘产后出血的临床措施包括宫缩剂的使用、结扎子宫动脉和宫腔填塞及介入栓塞等，以缩宫药的使用较为普遍、安全［3］。本研究观察了安列克联合缩宫素和益母草预防前置胎盘产后出血的疗效，以期得出更加安全有效的方案来预防前置胎盘产后出血。
1882年5月，王荷波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城内府里东廊顶一个小文员家庭，王荷波读过两年私塾，其父亲遭裁员失业后，家境赤贫，王荷波曾随父亲在闽江边拣过石子，在其父母双亡后，迫于生活压力，王荷波先到大连旅顺口俄国人的鱼雷制造间做机匠，后又在大连做铁路产业工人。1916年夏，因不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生活，王荷波来到南京，并把名字由“王灼华”改为“王荷波”，随后，考进英国资本家开办的浦镇机厂当生火工人，后升为机匠。“五四”运动爆发时，王荷波组织浦镇机厂的工人罢工，到浦镇南门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津浦机厂本来就是英国强迫大清帝国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厂长和工厂总监工都是英国人。1920年5月，为榨取津浦机厂中国工人的血汗，厂长和总监工竟然拆除了工厂里面的厕所，禁止工人在上班时间大小便，这一做法使中国工人无比愤怒。王荷波对工友说：“英国鬼把我们当牛马，我们是人，是中国人，绝不能让他们任意摆布。”[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王荷波与工人商议后，决定举行全厂大罢工，并向英国资本家提出了取消罚款制度、重建厕所、加薪一成等条件。王荷波作为工人代表与厂方进行多次谈判后，工厂总监工英国人布拉克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包括取消罚款制度、重建厕所、加薪一成及罢工三天中工人的工资照发等条件，罢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通过这次罢工，王荷波也认识到建立工人自己组织的重要性。1921年3月14日，在王荷波的积极努力下，浦镇机厂“中华工会”正式成立，王荷波先后被选为工会副会长、会长。
1921年冬，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的罗章龙“为开展劳动组合书记部事，经陇海铁路工会介绍，由徐州前往浦镇。不料事为当地北洋军阀政府‘交通系’所闻，几遭毒手，荷波闻讯，挺身而出，率众救我(罗章龙——引者注)于围困之中。”[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王荷波纪念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据罗章龙回忆：“这样，我就结识了荷波，他留我住在他家中，得以日夜促膝恳谈，他热情豪爽，敢作敢为，非常赞成劳动组合书记部事业，很快我们就成为事业上的挚友。就在这年，他率领工会加入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本人也由我介绍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路铁路工会第一个工人党员。”[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王荷波纪念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1页。
1923年1月31日，王荷波与姚佐唐等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来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阻挠成立大会的召开，并派军警包围会场，捣毁了总工会和郑州分会的会址。危急时刻，京汉铁路党团组织负责人研究决定：约定2月4日中午起，实行总罢工，并号召全国工人、各界同胞起来，一起响应声援支持大罢工。2月2日凌晨，王荷波离开郑州，特意到津浦路沿线天津、沧州、德州、泰安等站，联系各站的工会组织，让他们发动津浦沿线工人，积极响应约定的2月4日总罢工。回浦镇后，6日夜晚，王荷波召集两浦党员及工会骨干开会，会议决定发动两浦工人举行大罢工。2月8日晨起，两浦工人相继罢工，当晚，王荷波发动工人瘫掉252号机车，堵住机务段的总道岔，用以阻止其他机车出库。9日上午，一列煤车在266号机车的牵引下，从蚌埠驶进浦口，266号机车在浦口刚刚停下，机务段长就急调266号机车牵引着客车北上，还派10多名警察保护列车。王荷波闻讯后，率领几百名工人冲向浦镇车站，王荷波率领工人躺卧在冰冷的铁轨上，这样，工人用身体使津浦铁路南段交通全部卡断。在王荷波的统一指挥下，浦口长江水路的工人也参与了这次大罢工，浦口的水陆交通一时间全部陷于瘫痪。随后，军阀齐燮元命令驻扎在浦镇的1000多名官兵前来镇压，王荷波指挥2000多名工人严阵以待，最后迫使他们与工人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当局被迫答应了王荷波代表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这些答应的要求中包括：提高工人一成的工资，保障工人集会自由等，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很快，传来了“二七”惨案发生的消息，为保存工人革命的实力，王荷波宣布两浦工人复工。王荷波领导的两浦工人大罢工，有力地支持与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王荷波作为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前往广州参会。对此，同为“三大”代表的罗章龙，从1972年3月至1974年12月，接受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旧址调查小组近10次的访问时说：“一九二三年五月间，中共中央从上海来信，内容是关于召开中共‘三大’会议问题，会议时间初定一个月，要求北方区应按中央的规定，选派代表参加。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作过讨论，并下达一个通知到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的党支部，说明中央召开‘三大’的意义，要求各支部重视这一工作，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产业工人要派代表参加。”[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关于“三大”代表的条件，罗章龙在回忆中说得很详细：“中央规定参加‘三大’的条件：第一条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条是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不是都来；第三条是工运负责人。北方区决定派十二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北京、唐山、长辛店派产业工人党员代表，共青团组织亦派出负责同志参加。”[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关于“三大”代表名单，罗章龙也有回忆：“参加的代表约三十多人，有毛泽东，湖南区代表；李大钊，北方区代表；罗章龙，北方区兼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代表；史文彬，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委代表；王荷波，津浦铁路总工会党委代表；王仲一，津浦铁路总工会党委代表；何孟雄，京绥铁路总工会党委代表；邓培，京奉铁路总工会党委代表；孙云鹏，正太铁路总工会党委代表；朱绍莲，株萍铁路总工会党委代表；林育南，武汉工联会党委代表；项德隆，武汉工会党委代表；陈潭秋，湖北区委代表；恽代英，共青团中央代表；谭平山，广东区代表；刘尔崧，广东区代表；阮啸仙，广东区代表；陈独秀，第二届中央委员；张国焘，第二届中央委员；蔡和森，法国支部代表。至于徐茂坤、徐梅坤、于树德、金佛庄、王用章、刘天国、陈X涛、张德惠、陈天等人是否参加中共‘三大’，记不起来了。”[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74页。结合刘仁静的回忆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可以断定，王荷波是“三大”的正式代表，而且是津浦铁路总工会党委派出的代表，他来自于浦口。
产业在线监测数据显示：在9月产销攀登高峰后，10月洗衣机行业运行依然向好。洗衣机产量587.0万台，同比增长1.6%；销量594.8万台，同比增长2.1%。内外销市场均十分给力，内销量434.1万台，同比增长2.2%；出口量160.6万台，同比增长2.0%。
三、王荷波为何能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一)瞿秋白记述了王荷波以34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事实
瞿秋白是一位学者型的“三大”代表，“三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将会议代表意见集中整理后，先用英文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由瞿秋白、张太雷把英文打印稿译成中文，再发给代表进行讨论，所以，瞿秋白既是马林的助手，又负责会议相关资料的翻译与整理工作。1930年2月28日，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第五讲《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翔实地记述了“三大”前全国党员的数量及“三大”代表的地域来源情况：“三次大会时党员总数420(44人在国外，164工人，19妇女，110人在狱中)。一、二次大会至三次大会之间新加入200人，其中130为工人，地域：广东、上海、北京、长沙、安源、长辛店、唐山、济南、浦口、杭州、汉口、莫斯科——代表”[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最为重要的是，瞿秋白还记述了“三大”选举的情况及9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得票的数目：“第二届中央为：独秀、和森、国焘、仲(中)夏、君宇。第三届大会选举：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瞿秋白确切地记述了王荷波在“三大”上以34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事实。
(二)罗章龙的回忆说清楚了王荷波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原因
据罗章龙回忆，“在‘三大’中央选举前，国际代表召集了一部分代表谈了一次话，谈选举中央委员会有关问题，当时代表们对选举问题都有了准备，马林要求代表把意见拿出来，我参加了这次谈话会。另一次是召集个别的人，这次是重要的人员参加。经过了两次的谈话，才提名交全体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8页。由此可以看出，“三大”的选举是先提前由马林与部分代表谈话，拟出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然后再开会把拟出的名单提交大会，让参会代表举手表决。而提前进入草拟名单的人员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制定的，对此，“马林说，‘二大’的会议搞得匆忙。‘三大’要细致些，会议要开好。马林还说，政治路线是国共合作，组织路线则应尽量安排工人代表到中央，特别是党的中央常务要有工人代表，最好是参加工农运动涌现出来的分子。”[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而王荷波就具备马林所说的这些条件，王荷波于1916年夏进入英国资本家开设的浦镇机厂当工人，1917年与同厂工人高金财之妹高一德结婚，可谓是纯正的工人之家。“五四”运动时，王荷波开始投身工人运动，组织浦镇机厂工人罢工，并很快脱颖而出。1920年底，他领导工人开展反对工头侵吞工人年终“花红”(年终双薪)的斗争并取得胜利。1921年3月14日，王荷波筹备的浦镇机厂工会成立，并担任会长，同年6月，王荷波领导浦镇机厂工人开展反对英籍厂长压迫工人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因王荷波领导工人运动表现出色，1922年5月，“工友们赠予刻有‘品重柱石’金色大字的红漆木匾。”[注]陈晓声、张永和：《中国工运历史英烈传——王荷波》，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
后来，根据马林及共产国际的要求，推举“毛泽东、陈独秀、王荷波、罗章龙、蔡和森等五人为中央局委员”[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关于王荷波进入常务，在党内引起了一番争议。据罗章龙回忆：“王荷波当选常务，是经过一番争论的。王荷波是福建人，马尾造船厂工人，父亲也是造船工人，本人文化相当高，技术也高，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级技工，在工人中有威望，为了取得斗争胜利，宁愿被扣工资……王荷波曾参加组织‘二七’罢工等工作，国际代表提出北方区来一个工人当常务，所以批准他。”[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179页。由此可见，王荷波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及常务，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中共制定的选举规则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王荷波领导工人运动自身过硬的素质。
本研究共纳入6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质量等级均为“B”。随机方法上郭友华等[16]使用电脑分层随机，张裴景等[20]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均评定为低风险；包艳等[18]提及按入院顺序随机分组，但未对具体随机过程进行描述，评为不清楚；其余试验均只提及随机字样。6项研究均未提及使用分配隐藏和盲法，评定为不清楚。6篇研究数据均完整，评定为低风险。选择性报道中，刘惠惠[17]的研究存在结果报告不全的情况，评为高风险。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详见表2。
综上所述，从11位“三大”亲历者的回忆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已全方位、多角度地勾画出“三大”的全貌。但遗憾的是，在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徐梅坤、于树德、杨章甫、梁复然、谭天度8位亲历者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王荷波，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各自回忆的侧重点不同所致，如毛泽东的回忆重在强调“三大”召开的意义，而蔡和森的回忆重在“三大”争论的相关问题，杨章甫与梁复然的回忆重在广东代表产生的情况及广东代表名单，而谭天度的回忆仅是会场外望一眼的模糊印象；二是参会人员较多，有40余人，而且来自于全国各地，会期相处时间也就七、八天，不可能个个都很熟悉，所以回忆时就可能会把不熟悉的人遗漏掉；三是王荷波牺牲比较早，加上“三大”期间，王荷波又不是太引人注目，所以就出现了8位亲历者的回忆中没有出现王荷波的名字。好在刘仁静的回忆录帮助我们证实了王荷波是“三大”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及京汉铁路的调查记录，帮助我们证实了王荷波来自浦口，是津浦铁路总工会党委派出的“三大”代表；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记述了王荷波在“三大”上以34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事实。而王荷波的挚友、“三大”的亲历者罗章龙留下的珍贵资料，帮助我们系统、清晰地梳理出了王荷波为何能成为“三大”代表、是哪个地区派出的“三大”代表、为何能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等问题。
7）面层修复宽度应大于基层宽度，每侧宜大于200 mm。新、旧沥青路面面层的衔接应当紧密平顺，粘结牢固。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9)02-0062-08
[收稿日期]2018-12-1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共‘三大’代表研究”(项目编号：15YJA770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苗体君，男，河南鹿邑人，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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