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分工理论阐述最为集中和完整的一篇著作。马克思从分工的起源入手，论述了“真正的分工”产生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剖析了分工与所有制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阐释了由于分工所导致的私有制、国家和“异化”的产生。马克思分工理论对于建设美好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工理论；现实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进行初步系统阐释的著作，主要通过在批判“黑格尔哲学解体以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潮过程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第57页）。其中包括对施蒂纳极端利己主义的批判、对以赫斯、格律恩为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唯物史观。而分工理论正是贯穿其中的线索，是“整个唯物史观的基石”[2]。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分工的研究才得以发现唯物史观的秘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形态》中的分工理论进行梳理与阐释，从而更好地把握马克思对“真正的分工”产生与发展、所导致后果以及发展前景的相关理论，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充分了解《形态》中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而且能为我们建设美好中国提供指导性建议。
一、分工的起源及“真正的分工”的产生
首先，马克思考察了分工的起源。“分工”一词并不是马克思所创造的，也并不是马克思最先开始研究的，在他之前的古代思想家柏拉图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都对分工进行了自己的阐释，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人更是提出了“消灭分工”的设想。但是，他们大多都将分工当做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认为分工是一个永恒存在的概念或范畴。马克思扬弃了前人的思想，他将分工置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实践当中去加以考察，认为分工不是天然的永恒存在，而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在《形态》中，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现实的个人”置于社会关系中对唯物史观进行考察。这个“现实的个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是历史的、有生命的、从事一定物质资料生产的个人。为了生存，个体就必须进行劳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以满足基本吃穿住行需要。这个生产活动，实际上就是对身为“异己”存在的自然界进行改造和利用。但这种活动单靠个人努力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每个个体都需要“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而结合的方式就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团结协助。
而后，马克思界定了“真正的分工”概念的内涵。在原始社会中，由于性别、天赋（如体力）等不同或偶然性因素导致了分工的产生，但马克思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3]（第162页）由于性别和天赋不同，导致“男性和女性在身体生理构造上有着不同的特点，这就决定了特别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二者所能参与的劳动活动上的差异，以此形成了性别的分工。”[4]一方面，在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由于男性更为强壮，所以负责进行危险困难的狩猎活动，而女性则更多的是作为食物的采集者，以收集野果野菜为主；另一方面，在进行种族繁衍时，由于生理功能的不同，女性作为生育者肩负的责任更重。这是原始社会初期原始的分工。这种分工是“动物式”分工，不是马克思分工概念意义上的分工。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分工”是以一定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准，才能在创造出满足自身生理需要物质资料的同时还有剩余，以供给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人群；也只有当一批人从物质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精神劳动，实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分工才得以真正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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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工的发展：与所有制和生产力的联系
一方面，马克思论述了分工与所有制之间的联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3]（第148页）
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揭示世界发展的规律，还在于指导实践。”[6]因此，“我们每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存和发展面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状况，但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和智慧去认识这个世界。”[7]对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进行新的梳理和解读，对于正确的认识当今社会存在的分工，认清社会矛盾的本质以及为建设美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阐述了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加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了。”[3]（第162页）在马克思看来，分工的发展，是与生产力提高、意识发展和人口增多为前提的，其中最为关键的也是影响其他两个前提的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总之：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3]（第215页）分工是与生产力相辅相成的，生产力的高低决定了分工的发展阶段，分工的不断发展反过来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3]（第147页）这就是说，分工的程度直接显示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从分工的广度和分工的深度两个层面都可以判断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一方面，就分工的广度而言，生产力越是发展，分工所包含的内容就越多、体现的范围就越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从性行为的分工发展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直至当今社会的现代分工；从局限于家庭内部的分工发展为涵盖整个社会的分工。分工的广度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下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就分工的深度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表现为分工的不断细化。例如，生产一张弓，起初一个人就能完成，而后发展为两个人，一人制弓背、一人制弓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如今一张弓的制作需要数十个不同部门的人配合才能完成。当然，分工的两个层面往往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分工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5]
第三，分工导致了“异化”的产生。马克思指出，自从分工诞生以来，就像基督教的“原罪说”一样，任何人天生就背负着一具枷锁，他有着一定的活动范围，也就是说他必须作为一名渔夫、畜牧者或批判家而存在，否则他就将失去他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单个人的实践活动凝聚起来成为改造世界的社会力量，但是其中每个人的实践活动都是被迫进行的，这种凝聚起来的共同活动不是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异己的、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而存在。它压迫并制约着人的发展，它将人禁锢于一处，所以人只能片面的、不完整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只要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没有实现统一，即分工仍然处于自然分工而非自愿，那么这种压迫和制约就会一直存在，人就难以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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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是考察最多的，也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考察最多的。这个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在工场进行集体生产的工场手工业以及以机器为标志的大工厂工业。在大工业时期，分工发展最为发达。一件产品往往被分割为若干生产工序进行生产，人成为机器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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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古典时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在此阶段，分工有了较大的发展，动产及不动产的私有制也发展起来，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内部之间以及公民与奴隶之间的冲突对立开始凸显。
第五，共产主义时期。共产主义所有制是人类社会最高的所有制形式，是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未来的所有制。在此阶段，分工已经被消灭了，或者说自然的分工已经消灭了，存在的只是由于爱好、职业等产生的自愿的分工。
三、分工的后果:私有制、国家以及“异化”的产生
从上面的探讨，马克思引申出对分工后果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分工的不断发展，才导致了所有制、国家和“异化”的产生。
首先，分工产生了私有制。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随着生产力与分工的发展，存在于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扩散至整个社社会，“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3]（第163页）马克思认为，早在原始社会初期，家庭中就存在着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而这就是最初的所有制，即经济学家所定义的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所表达的是同一件事，前者是就获得进行述说，后者是从活动的产品进行述说。
其次，分工还导致了国家的产生。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私有制确立之后，作为个体独有的私人利益与社会所有成员公有的公共利益产生矛盾。由于这种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矛盾的不断冲突，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社会发展遭遇阻碍，特殊的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于是，国家诞生了。国家一开始就具有阶级性，它作为这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其实质是一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3]（第164页）马克思指出，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在于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存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和其他利益联系，尤其是在“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3]（第164页）这就造成，为了实现共同利益的国家成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共同利益被置换成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各个人在追求各自的利益时会发现，自己的利益是同“共同利益”所不相符合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共同利益”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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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3]（第150页）农业因小块土地的耕作而被束缚和禁锢，制约了分工的发展；手工业产品从制作到成型，几乎都是单个人实现的，因而不存在分工。与此对应的是各阶级关系的复杂化：乡村中封建等级确立，城市中工会制度也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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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工理论对建设美好中国的现实意义
第一，部落所有制。原始部落时期，人们主要依靠畜牧或耕作为生，分工极为落后，只是从家庭分工延展至部落分工，即由家庭中的父权制发展成为部落的首领制，由对家庭成员的掌控发展为对部落成员的管辖。
第一，马克思分工理论指导我们正视我国现阶段不合理分工现象的合理性存在。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生产力相比于改革开放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但依旧没有改变我国正处于社会初级阶段的国情。现阶段，中国生产力仍旧不太发达，分工也存在一些问题：区域间，东部沿海地区因地理、政策等优势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城乡间，城市凭借其集聚效应，从乡村中吸收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实现飞跃发展，远远超过乡村；体脑劳动间，脑力劳动获取的酬劳是体力劳动的几十上百倍；等等。马克思在《形态》中明确指出，分工只有在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前提下才会被消灭，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工则会继续存在。在此阶段，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必须作为工人、农民或其他职业进行劳动，此时的劳动还只是人维持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由此必然会出现各种差别。
量变导致质变，我国许多的发明创造都离不开一定的知识积累，学生对于语文的创新能力需要大量丰富的语文知识作为基础，没有足够的知识，就算有再多的训练，也不会具备创新的能力。对语文内容的了解，不只是表面文字的表达，还是对于表面文字更深入的思考探究。教师要在讲解课标要求传授学生的内容外，还要多扩展课本外的知识。学生只有对旧的知识进行充分熟悉后，才能在旧的知识基础上进行创新，了解新的语文内容，扩展自己的思维。
第二，马克思分工理论揭示了理性看待我国当前社会存在各种差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如何理性看待我国当前社会存在各种差别，不因各种差别的存在而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学界对此保持了高度关切但未能达成充分的一致。笔者以为，作为指导性原则我们至少必须做到两点：其一，必须秉承唯物史观，围绕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两大方面持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其二，我们不能迎合放任自由主义，过度迷信自由竞争，而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来不断抵消其负面影响。
第三，马克思分工理论促进我国保持经济建设发展定力、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一方面，马克思分工理论启示我们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应成为长期国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是发展生产力。从《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的高低决定了分工的程度，而要消灭分工实现共产主义，同样必须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促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互融合，两大劳动之间的裂痕逐渐弥合，尤其在高新技术产业。”[8]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智能机器人等高新科技的出现和应用，我国劳动生产率已经并将继续得到极大提高。人们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时间进行再创造的生产实践。同时，人们也有了更多时间用来提升自我的劳动能力，促进自我更全面的发展，由此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分工理论启示我们必须致力于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但是我们可以从改善生产关系方面主动作为。因为生产关系的改革更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而且生产关系对于消解分工造成的不平等也具有明显的成效。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税收制度，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在财富的再分配中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等等手段，调和人与人因分工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第四，合理运用马克思分工理论能够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形态》中，马克思更多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出发来论述分工，揭示并批判了分工压迫和制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也论述了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积极的一面。应该看到，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分工有着明显的区别。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分工将人禁锢在某个领域，使其片面的发展，而在我国则不同。一方面，分工虽然使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片面发展，但不是拘泥于某个固定的领域，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一定的措施推动人的多方位发展，例如大力推动成人教育、鼓励大家报考第二学历，通过多种手段和办法为人的多方位发展成为可能而努力。可见，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合理运用马克思分工理论大有可为。
第五，马克思分工理论指导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国际分工地位。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转移和分工使作为产业输出地的发达国家，向产品高级化和高附加价值化方向发展。我国目前处在实施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指导是我们的不二选择。有鉴于此，我国在迈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适应国际产业分工新形势，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合理布局经济资源，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引导企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挺进。“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我国也正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促进国内区域间产业分工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合理对接，以区域间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为新产业、新动力拓展空间，并以国际竞争压力推进国内产业发展与世界科技创新趋势，以提升我国目前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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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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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磊,杨谦.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碰撞与融合[J].学习论坛,2016,32(6).
[作者简介]周偎，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牛俊伟，哲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5-3980.2019.05.001
[文章编号]1005-3980（2019）05-0005-05
收稿日期：2019-06-30
[责任编辑 邓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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