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杨树增、马士远《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全面审视了发展的儒学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影响，以新的视角开拓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其视角之新，在于作者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萌芽、形成及阐释中与文学关系的梳理，揭示了发展的儒学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影响；其拓展之新，在于作者具体而宏观地揭示了儒学传统影响下各时期中国散文的精神品格与审美特点。
关键词：儒学；古代散文；书评
在2018年刚刚开始的时候，读到了杨树增、马士远先生的大著《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首先便被这选题的视角和宏大的篇幅震动了。本书没有微观地局限在某一时段、某一思想，也没有宏观地整体考察彼此关联，而是既细微地考察每一时段的儒学特点及其与当时散文创作的关系，又以96 万余字的篇幅全面审视发展的儒学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影响，以新的视角开拓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首先，作者选择了儒学不是儒家的角度，关注的是在儒家思想的萌芽、形成及阐释中其与文学的关系，注意发展的儒学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影响,从而使这种考察具有了流动性。儒学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及其历代解读的学说，其存在的形态，作者认为有四种情况：“一是体现儒家主要思想的‘六经’元典；二是对‘六经’的传注训释学；三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各儒家学派的学说；四是儒学与其他诸子之学及外来文化特别是佛学相融合的新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以此作为纵的线索，系统论述了儒家兴起、发展及阐释过程中与中国古代散文的关联，得出了许多新的认识。“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理论的核心。以此去考察，作者认为，中国远古社会的神话传说中已经饱含了儒家的仁爱基因，其中的自然神往往具有向善的精神，体现出为民、惠民的仁爱精神和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道义品质；夏、商、西周“三代”之时，其经典被儒家奉为圭臬，其中体现出来的以人为本思想、大一统观念、道德认知，不仅是“三代”散文的理性意识，也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是儒家得以确立的时期，仁爱德政、中庸哲学、礼法修为，是儒学的根本；儒学在汉代确立了正统地位并从此成为主流意识，其思想在汉代的阐释下形成了经学，经学仍然崇仁尚礼，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儒释道交融，形成玄学思潮，但作者认为“玄学应是儒学的一种独特形态”，本期散文体现出玄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以道解释儒渐变为以儒解释道的过程；隋唐五代，儒家道统复兴，其仁义道德的内涵系统在新的形势下得以重新阐释；宋元明时期，儒学哲学化，由传统儒学、正统经学演化发展，又充分吸收了佛、道的哲理思想、思辨方式，成为理学；清代前期，重新强调儒学的“经世致用”精神，进而主张“实言、实修、实风、实践、实征、实用、实业、实政、实功”，形成了实学思潮。
本书关注的是儒家与散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特殊的意义。如果说儒、释、道互补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那么儒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可以说，儒家文化在阐释与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并且必然体现在各个时代、各种文体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许多方面，因而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文体无疑都具有重要影响。作者最初的学术设计也是从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联系上，进行系列研究，其中包括儒学与中国古代诗歌、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儒学与中国古代戏剧、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五个专题。但是正如作者《后记》中所说：中国古代散文“受儒学的影响更为深刻，因为散文强调的是‘文以载道’，儒学不仅是古代散文的思想指导，而且儒家思想往往以散文这种形式直接表现出来。”儒学与散文的关系无疑最为切近，作者梳理了这个过程，揭示了各时期中国散文体现的儒学传统的流播与变异。
儒学以“仁”为核心，在其萌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状态，其作用于文学，使各时代的文学既有相同的精神，又有不同的风貌。本书的拓展之新，在于作者具体而宏观地揭示了儒学传统影响下各时期中国散文的精神品格与审美特点。
因为人类生活的环境具有相似性，所以在交际过程中存在双方互明的共知环境，也就是相互认知环境。在电影字幕翻译中，如果新信息与译语观众过去的知识或经验是一致的或相关的，那么译语观众就可以理解源语作者的信息意图。心理学家巴特利特（Bartlett）将“对过去的反应和经验的积极组织”定义为图式。[5]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通过激活译语观众的相关图式，从而使他们把握源语作者的信息意图，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我们来看《英伦对决》电影中相关情况的一些例子。
首先，本书十分注重精神层面的开掘。作者认为，以“仁”为核心，儒学的最高人生追求是泛爱众而济天下，主张作家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并用文学的形式来抒写济世救民、治国平天下的志向，讴歌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事业，提出补偏救弊的方略，批评统治者的失政腐败与人世间的不公，怜悯民生的苦难，抒发忧国忧民的忧患之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作家们直面现实人生，作品中表现出可贵的现实批判精神，久而久之，形成了我国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因而春秋战国儒家形成时期历史散文中的“记言说教”和哲理散文中的君子形象，汉代经学时期散文中的儒士精神和文人品格，儒释道交融下魏晋南北朝散文无论清俊通脱还是哀怨伤感、无论随任自然还是寄托遥深，隋唐五代复兴儒家道统下古文中的深重忧患和责任担当，宋元明理学影响下的散文对“文以载道”的坚守和慷慨激昂的强音，实学思潮中的清代前期散文经世致用的高扬和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的主张，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历代散文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反映出各历史时期主流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作者还注重对中国古代散文现实价值的挖掘。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代散文是古代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重要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中国古代散文的现实价值。中国古代散文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重视以人为本，提倡以和为贵，主张以“仁”与“和”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作者指出，其中“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国与国之间和睦，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它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民生，这恰是建立和谐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和平共处建设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精神指导，也是治疗在商品经济体制中一些人只顾个人物质追求，而精神信仰空虚、漠视社会及他人利益弊病的良药。”既发掘文化遗产，又充满现实情怀，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为现代化国家的文化事业服务，这不仅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应尽责任，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目的。
其次，注意儒学思想下中国古代散文审美特点的概括与分析。在本书第三章中，作者着重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散文的思想品质与艺术价值，对历史散文《春秋》《左传》《国语》的人物刻画、语言锻炼、史事叙评等等，对哲理散文《论语》《孟子》《荀子》塑造的君子形象、哲理语言、严密逻辑、论证体制等等这些审美艺术的特征，都进行了儒学的审视，同时对儒家与其他各家散文的差异与关系也做了审美分析。本书第四章“经学笼罩下的汉代散文”中，作者在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及其在汉代的嬗变为背景下，论述了儒士精神的形成及其在文人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在审美意义上分析了儒学渐变为正统思想时期政论散文的犀利实用、经学逐渐神化时期说教散文的荒诞神异与移檄之文的辞刚义辨、儒学影响下历史散文对人价值的肯定与塑造。作者就是这样，在儒学文化的兴起与发展的背景下，剖析了其与中国古代散文的联系，探讨了历代散文对艺术审美的新追求。
正是由于视角的新颖和领域的新拓，论著提出了诸多新见，如认为散文的最初形态是神话，“散文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形式之一”，而非仅是诗歌形式；中国古代散文从神话开始，至鸦片战争之际的小品文、时文、骈文等古代散文结束，其儒家仁德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中国古代散文是儒学最好的文字载体，儒学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内核与灵魂；中国古代散文造就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人格和仁爱大众、兼济天下的人生价值观等等。这些新见深入地揭示了主流意识对散文演变的作用与意义，不仅构成本书创新的有力支撑，而且必将推动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多维开展。而本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参证的研究意识、横向时代把握与纵向历史分析融通的整体构架、宏观文脉梳理与细致文本分析相结合的论述方法等等，都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定义两个坐标系，惯性坐标系OXYZ，质心O为地球中心，以赤道平面为基准，Z轴垂直于平面，Y轴进行右手系方向；小行星轨道坐标系LVLH（oxyz），质心在小行星的中心，轨道平面为基准，z轴垂直于平面，y轴进行右手系方向，如图2所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9-0159-02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张庆利（1962-），男，黑龙江东宁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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