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伍非百对古名家篇籍《中国古名家言》的校释与研究，一以贯之地执行着对比法，不仅得到了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也系统化了其名学思想。其运用的对比法主要有“对比校释而择优选之”“对比校释而新校遗误”“对比研读而以典释典”“对比修正而自我完善”四种类型。这些对比法以及伍非百的其他典籍整理手段对于我们今天研读、校注、研究古籍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对比法
现存的古名家篇籍年代久远，在流传过程中，有些书简或部分丢失或字句脱落，导致内容残缺不全，还有些字句在流传中产生了歧义，另外这些书简本身编排简单，造成了其中篇籍更加艰深难懂。因此研读这些古名家言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但伍非百则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伍非百(1890-1965)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墨学家和逻辑学家，其在逻辑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持广义名家观，首次完整地、系统地研究了名家思想，其专著《中国古名家言》是名学研究集大成之作，其中《墨经》是其研究名家学说的一部分。伍非百在《墨辩校勘记》序中，曾提及他对《墨经》的校勘工作。他认为古籍的校勘，首先需要有古善本，其次则需要旁书徵引。因此，他对《墨经》的校勘依据了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本，同时参考了毕沅、张惠言、王引之、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各家的校注本，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读书札记。可见伍非百对《墨经》的校释是集众家所长。在整个《中国古名家言》的校释、研究中，伍非百大量运用“对比”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虽然对比法是最为常见的校释、研究文献的方法，但伍非百将对比法贯彻运用得较为彻底，且形式多样，对于其他古籍的校释、研究具有借鉴作用。具体来说，他运用了四种类型的对比校释方式。
一、对比校释而择优选之
在校勘过程中，如遇几家校改意见不同，就择录其认可者，并略述采用的理由及论据。
⑥争取将水资源费作为汉江中下游生态补偿的稳定资金来源。目前，国务院正在积极筹备出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管理条例”，水利部也正在制定“跨流域调水管理办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资源费的收取与使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建议积极向中央呼吁，将收取的水资源费的部分资金采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用于对汉江中下游的生态补偿，解决汉江中下游治理工程运行费问题以及相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并以条款的形式纳入上述条例与办法当中，使之成为汉江中下游生态补偿的稳定资金来源。
例如对《经说》“体也若有端”条的校注，先列张惠言校注：“五字属下，乃释体之文。”后列梁启超校注：“‘体也’为句，以五字为本章之说。”
当前的旅游行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创意十足、内涵创新、形式丰富的行业。在旅游建设日益深化的时代环境下，围绕该行业形成的经济形态日益多元化，在生态循环经济日益被大众所认同之后，将该理念与整个管理活动相结合，必然能够实现高效发展。因此，在旅游经济管理机制全面创新的过程中，企业要坚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需求点出发，通过融入循环经济意识，推动整个旅游行业进行升级转型，真正意义上让生态循环经济发展成为该管理策略全面优化的动力。
对于这两家，伍非百较认可梁启超的校法。并补充道：“但‘若’下当补‘尺’字。下文‘二之一，尺之端’，是其证。‘若尺有端’，与‘若见之成见’对文。两‘见’字亦当作‘尺’，草书尺、见，形近而误。”[1]251
如《公孙龙子·通变论》这一篇，主要是讲名实之变。大意是说：对于一“实”来说，既已谓之彼，就不能再谓之此。既已谓之此，就不能又谓之彼。也就是说“实”变，那么“名”也应该随之改变，不能以“故实”与“今实”同一加减。就如“二”这个名，指的是两个“一”的和而言的，既然称之为“二”，就不能又称之为“一”。如果将“二”分开得“一”，只能称其为“一”，不能因为它曾经是“二”的一部分，而称之为“二”。
对于这两家的校法，伍非百认为孙诒让用大小故对举，这种校法比较合理。但他认为孙诒让增加“无之必不然”一句则又不当。因为“大故无”即“小故有”，已包含在第一句中了，若“大故无”即“小故无”，则又为第二句所包含，所以不当另立“大故无”这一句。伍非百指出孙诒让增加“大故无”这句，是因为“孙氏不考名家言，仅据文句文例相校”所导致的误校。
伍非百又指出梁启超认为此处的“无”为衍文，也是不当的。他认为此处的“无”应为“兼”或“体”的形误，并且此处上下文颠倒了，后面脱“也”字。两个“见”字应作“尺”字。这条《经说》文应是以“体兼”两义来说明大小两故，“体也”“兼也”是对举文。第一句为：“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第二句为：“大故有之必然，兼也。”第一句用“若尺有端”来说明，第二句用“若尺之成尺”作说明。前后句相互对举为文[1]252。相比较而言，伍非百立足于名家本义，此校则更为合理。
二、对比校释而新校遗误
原文有误，但各家在校注过程中没有注意，或注意了但校改还是不妥的，那么就另作新校，并加按语。
伍非百指出：“凡一学术之行也，必有所本。其兴也，于何受之？其成也，于何传之？而同时必有驳难之者，又必有称述之者。”[1]204他发现名家当中多“訾应之语”，可互相对比，因此其在研读中，就大量采用了对比研读之法。
《墨经》中出现“彼是”之名。其“经”曰：“惟吾谓，非名他，则不可，说在彼。”(《经上》)其“说”曰：“谓此霍可，而由之非夫霍也，不可。谓‘彼是’是也。谓者勿唯乎其谓。彼若唯乎其谓，则吾谓不行。彼若不唯乎其谓，则彼谓不行也。”(《经说上》)伍非百认为“彼是”是两家共同的说法，能成立则都成立，不能成立则都不成立；《墨经》中的“彼是”可以理解为：“谓彼为非，则此也为非；谓此为是，则彼也有是。”“是非互观，彼此同具”，因此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伍非百认为两人所校都不准确。他认为“若”为“后”的伪字，如东魏《敬史敬君碑》有“女后称制”，因此“后”现在很少见，所以误认为“若”。伍非百还指出《管子》中“事有适，无适而后适。觿有解，不可解而后解”(《管子·白心篇》)，这句第一个“后”字就曾被误认为“若”字。另有《墨子》中的“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为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墨子·兼爱下》)，也曾有版本认为是“必为万民之身，若为其身”，所以也是“后”误为“若”。相比较而言，伍非百的校注更有理有据。
上文仅仅从法律和行政管理的维度介绍了“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实施依据，除此以外还有权责统一、公开公正等其它原则，在此不一一列举。
又如《经上》“忠以为利而强低也”一条，张惠言根据《诗》有‘维周之氐’之说，认为：“低当作氐。氐，根也。”孙诒让则认为张惠言的校有误，“低”应为“君”，因为“君与氐，篆形相似，转为低也”，并指出荀子有类似的说法：“有能比智力，率群臣百姓，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荀子·臣道篇》)，此句中的“强君”与此文“以为利而强君”义同。
伍非百认为古时候说“忠”并非是专对君主而言，而且墨家《尚贤》《尚同》《天志》《明鬼》中的“忠”，尤其与“忠事一人”这个意思不合。所以伍非百认为“低”疑为“聒”，是因篆文字形相近而误。因为墨家志利天下，上说下教，逢人强聒。其所谓“忠”，即曾子“为人谋而不忠”的忠。墨家“忠”的含义应为尽忠于社会，尽忠于群众。庄子论墨家宋钘、尹文之道曰“天下虽不听，强聒之而不舍也”(《庄子·天下篇》)就是其义。
另外《墨经》中还有关于“彼此、同异”的论述，可以帮助理解《齐物论》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因此可见《齐物论》与《公孙龙子》《墨经》都有相互訾应之语，几篇相互参照研读，可帮助理解其意。
另外伍非百在校勘中还遵循了“旁行”“牒经”“引说就经”等原则，并且他指出按照这些公例去校，则《墨经》大部分可以校对。
三、对比研读而以典释典
如《经说上》“君以若名者也”，梁启超认为“若名”应为“约名”，指出是音近而伪。张纯一认为“若”应是“群”的伪字，“群”字去“羊”存“君”，与“若”相似而伪。
庄子有“彼是”之说，伍非百指出其大义为：“是非生于彼此，彼此相生，循环无端；是非相出，亦卒始无穷。彼非此是，可转易为彼是此非。”[1]652因此“彼是”即“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在具体师资培训模式上，可以借鉴国外已有经验。欧洲、澳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以建立ESP专业相关的全日制学习、业余学习和远程教育。其中，在非英语国家菲律宾在ESP教师培训上较具借鉴意义，菲律宾马尼拉德拉萨大学与英国政务委员会以及兰卡斯特大学合作启动ESP教师教育硕士学位项目，为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ESP教学的教师提供学习ESP专业知识和某学科领域知识。（高战荣,2012）。
伍非百认为公孙龙与墨子是中国古代名家两大论宗。他指出公孙龙的书，处处与《墨经》为论敌，如果不懂《公孙龙子》，就不能读懂《墨经》；如果不懂《墨经》，也无法了解《公孙龙子》。所以研究这两家的思想，应当将这两家的著作相互对比、相互参考，然后才能理解其中含义。
又如《经说上》有“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条，孙诒让认为此处疑为“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与上文“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文正相对。今本第一句中脱“然”字，第二句脱“之必不”三字，于是此句不通。梁启超则认为此句疑作“大故有之必然”。“无”字是衍文。
而《墨经》中的“二与一亡，不与一存”之义，则与此篇相互发明。其“经”曰：“一，偏弃之谓，无固是也，说在固。”其“说”则曰：“二与一亡，不与一存，偏去未有。有之实也，然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假与义。谓是则是固义矣，谓他则是非义。无谓则无报也。”(《经说下》)此条所说大概为，“名”是用来命“实”的，这个“实”如果不存在了，这个“名”也就不能用来命这个“实”了。在约定俗成之前，“名”不必止于此“实”；但一旦约定俗成后，此“名”就止于此“实”了。此与《通变论》的解释大致相同，因此两者可相互参照理解。
再如《齐物论》与《公孙龙子》《墨经》对比研读。
《齐物论》历来注释很多，但大多数学者是从佛道两家教义来解释的。伍非百在校释名家墨家古籍的时候，“发现《齐物论》中全是用名墨两家术语，而破诘百家之说，也多是从‘名辩学术’攻入”[1]15。因此伍非百觉得庄子书中的“儒墨之辩”“杨墨之辩”都是针对他们的“名辩”而言的，并不是泛论一般的学术思想。《齐物论》是与《公孙龙子》、墨子《墨经》彼此对立、互为论敌之名家学说。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一家学说，就不能理解其他两家的学说；如果没有理解其他两家的学说，也不能理解另外一家的学说。
围绕稳定密云水库、改善官厅水库，加强城市备用水源地保护和农村分散水源地保护等3个目标，统一规划，把小流域治理规划与大流域和区域发展规划相衔接，服务区域功能定位。
公孙龙的《指物论》《白马论》等篇，通过宾主之间六七问答，所想要证明的是“非指”“非马”，而用来证明则是“指”“马”。大概因为没有“指”“马”，就不能证明“非指”“非马”。伍非百指出公孙龙既“主‘非指’、‘非马’而说有‘指’、‘马’，是无异于说‘有指、马’而取证于‘非指、非马’也。”[1]662证明者转语间就变为被证明者，这样就陷入循环证明了。
因此庄子就认为：“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庄子·齐物论》)也就是说以“指”喻“非指”，不若以“非指”喻“非指”。以“马”喻“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非马”。
《公孙龙子》中客以“非指”喻“指”，公孙龙就以“指”喻“非指”；客以“非马”喻“马”，公孙龙则以“马”喻“非马”。如此循环立论，彼此相生，是非无己。所以不如以“指”喻“指”，以“非指”喻“非指”，以“马”喻“马”，以“非马”喻“非马”，各得其当。由此可见庄子与公孙龙互为论敌。
如《公孙龙子》与《墨经》对比研读。
医学文献检索是医学科研工作者获得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医务人员通过我馆举办的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数据库文献检索应用培训，极大程度提高了医学信息获取能力，提升了甄别和分析信息能力[11]，我院科学研究水平多年来一直处于省内的领先地位，近五年来，累计发表论文2 000余篇，SCI（即《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论文收录100余篇，其中部分发表在包括New Engl J Med、Lancet、Blood、Am J Hum Genet等国际顶级期刊上。获批国家级、省级课题近210项，获批经费近1 400万元。2012年至今获国家级、省级科技成果奖17项，为医院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相比较而言，孙诒让和伍非百的训诂比张惠言的理由更充足一些，虽前两人都认为是形近而误，但伍非百从墨家之义来解，似乎比孙更有说服力。
不限于此，在谈到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时，伍非百也打破了传统上以法说法、以墨说墨、以道说庄、以儒说荀的局限，把各家学术结合起来，相互校释，相互补充，相互比较，因此提出很多创见，可以有效地弥补因典籍残缺或内容艰深带来的理解困难，这也是他对名家研究在具体方法上的突破。
四、对比修正而自我完善
伍非百在后期对其著作《中国古名家言》不断作出修正，对前期没有充分说明的章节作了补充说明，对前期训诂不当的章节作了改正，前期没有训诂的章节则新加了训诂，使各章节的训诂更为合理，整部论著学术意味更为严谨。就1949年版本与1983年版本的《中国古名家言》比较而言，具体差异有多方面，下面就按语的补充、按语的修正、按语的删减各举一例来说明。
(一)按语的补充
1983年版的《中国古名家言》除删除了一些与政治挂钩的内容外，还补充了一些按语，使其论据更为充实，说明更为充分。这种改变比较多见。如《墨经》第47条“止”(按伍非百1983年版的标注)后加按语：
“《墨经》动止两条均似针对当时辩者惠施、公孙龙、桓團等‘不止不动’之论而发。二家相訾相应之辩；其详如何，今不可考。据庄子《天下篇》‘镞矢’句下司马彪注云：‘形分止，势分行。形分明者行迟，势分明者行疾。目明无形分，无所止，则其行有间。矢疾而有间者，中有止也。质薄而可离，中有无及者也。’似有割断空间，脱离时间，孤立质点为言。与今所存《公孙龙子》中《坚白》、《白马》、《通变》诸篇论旨悉合。当为公孙遗说而仅存者，司马彪尚及见之。玩其旨归，皆属‘离宗’之论，故《墨经》特举‘止以久’之义破之。而《经说》又双举‘有久之不止’与‘无久之不止’两说分疏而并存之。皆为中国古代辩‘运动’遗说之仅存而可实贵者。详研比证，予愧未能，姑著其略于此，以俟读者。”[1]46
这条按语是伍非百对“止”条经过详细释义后所加，他从综合的角度考察古代学者对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关系认识后，再次溯本求源，探求“止”学说的本源，为后人研究指出方向。
(二)按语的修正
伍非百在对《中国古名家言》作修改时，除了添加了按语外，还作了一项修改，即对按语的修正。如《经上》第39条“宇”“宙”，1949年版的按语原文是：
“‘宇’‘宙’超知识界以外，‘时’‘所’在知识界以内。故凡言有始终内外者，皆以‘时’‘所’言也。读《墨经》‘时空论’者不可不知此义。”[2]15
而在1983年版中则认为：
“‘宇、宙’具有无限性，‘时、所’则为有限性。但有限与无限，同体而异相。认识有限，即可渐近至于无限。遮拨无限，则有限亦无所凭依。故凡言‘宇、宙’性能者，不可不同时根据‘时、所’；而计‘时、所’存在者，亦不可不同时承认‘宇、宙’也。《墨经》言：‘宇，弥异所也。久弥异时也。’《经说》曰：‘宇，冢东西南北。久，合古今旦莫。’《经》以时所明宇宙，《经说》以宇宙总时所。是一非二，互证益明。故知凡言无终无始无穷无尽者，皆指宇宙之无限性而言，而计有终有始有穷有尽者，则指时所之有限性而言也。读《墨经》时空论者，不可不同时兼知此二义。”[1]37
通过这种改变可以看出，伍非百对“宇”和“宙”条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1949年版中把“宇”“宙”看成是超知识界之外的，这显然是认为“宇”“宙”是不可认知的。在1983年版中，则认为“宇”“宙”是可认知的，并将“宇”“宙”和“时”“所”相联系。很显然通过这种修正，可以看出伍非百对“宇”“宙”的认识是逐渐趋向于正确的。
道路交通信息在已有的导航中便可以获取，通过综合该信息与充电站的分布情况便能绘制出专用于电动汽车充电路径规划的道路简化模型。此模型是实现最优路径规划的基础。
(三)按语的删减
伍非百对《中国古名家言》的修改，还表现在对一些不合适的按语的删减。如1949年版的《经上》第73条“为”的训诂后有按语，原文为：
(1)虚与实。通过多样的灯光照明的合理应用，加强展示空间中的虚实，从而强调展品，吸引参展者的注意。灯光照明分为明光和隐光，合理恰当的运用明光和隐光，能自然合理的衔接空间的虚实关系。例如珠宝展示空间，常常采用明光与隐光的结合，形成一种虚实结合的平衡视觉效果，从而营造一种高端、精致的气氛，强调展品的质感和吸引力。
其次，注重课程的供给侧改革。专业课程要引导学生的兴趣就要从课程本身入手，采用微课，慕课，微信订阅号，蓝墨云班课等形式，把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运用到课程当中来，让学生多元化，全方位接触课程本身。课堂形式的多样性同样能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让学生直接参与到课堂当中来，这样也有利于教师对学生所掌握的知识的整体把握，更有利于因材施教。另外，还要将与专业相关的最新成果搬到课堂上来，让学生看到专业的前途与方向，这也能让学生对专业更加自信和自豪，进而投入更多的精力。本专业最新的研究成果还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专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体会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与价值，这样更能让学生直观的产生对专业的兴趣。
“‘为’以‘知’为前导，‘知’以‘为’为键钥。二者皆求遂其‘欲’也。无欲则可以绝知去为。庄、荀、墨三家所论各异。庄子主弃世，求绝其欲，故‘知’‘为’皆绝。其言‘知’，以为‘知止于所不知至矣’。其言‘为’，以为‘知天之所为者至矣。’荀、墨主用世，求遂其欲，故‘知’‘为’皆重。然二家所论，亦略有不同。荀子以‘知’为主，其言曰：‘以一知万，以近知远。’又曰：‘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弗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兹而论久远，踈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道其序。’墨子以为‘为’为主，其言曰：‘为穷知而县于欲也。’又曰：‘养脯而非智也，养牆而非愚也，所为与所不知为相疑也，非谋也。’一则‘知’重于‘为’，一则‘为’重于‘知’，吾人今日对于知识当如荀子之‘知’而辅以墨家之‘为’，庶乎切于实际，达于空想，而新知得以日进无疆。此章论‘行为’与‘知识’及‘欲望’之关系。精当绝伦。”[2]38
从这段按语大意来看，是伍非百对荀、墨、庄三家“行”与“知”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有不当的地方，因为荀子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是认为“行”高于“知”的，他曾指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伍非百在后期修改中，可能发现按语中认为荀子“以‘知为主’”“‘知’重于‘为’”说法不妥，因此删去了此按语，1983年版则无此按语了。
王的回答，好像是给了个谜语要你猜，月明衣湿怎么扯上萧何韩信呢？天南地北不着边际，牛头马嘴有点错乱。不过，好像也带点禅机。
水汽提塔塔底废水主要来自丁醛单元丁醛异构物塔受槽的倾析水、丁醇单元丁醇预精馏塔受槽倾析水、辛醇单元丁醛回收闪蒸槽产生水、辛醇预精馏塔受槽产生水、精馏系统真空包凝液和水汽提塔层析器废水，进入喷射器冷凝液槽，然后再经水汽提塔进料泵送入水汽提塔。在水汽提塔的底部，直接加入低压蒸汽汽提进料中的有机物。塔顶流出物经水汽提冷凝器冷凝进入水汽提塔层析器。层析器中的有机相送成品罐区的残液罐，水相返回喷射器凝液槽。水汽提塔塔底排出的废水，废水排放量为3.35m3/h，主要污染物为COD，去全厂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以上按语的修改完善，以及大量释语的修正、添加、删减工作，使得《中国古名家言》对经文的大义解释得更准确，在削弱了政治性的同时增强了学术性。
伍非百除了运用对比法贯彻其校释、研读、研究《中国古名家言》外，他还对名家典籍进行了“断章句、详训诂、明大义”等一系列整理工作。特别是对《墨经》的校释，他遵循“旁行”“牒经”“引说就经”等原则，对《墨经》进行经文次序调整、经文训诂以及整体章节划分，使《墨经》进一步条理化。在文本校释上补充并校正了前人的遗漏和误解，而且他对名家典籍也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如对《邓析子》篇章的考证，确定此书系伪书；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考察，确定《公孙龙子》中的《迹府》篇系伪书；并对《公孙龙子》余下五篇次序重新安排，使其五篇系统明确，结构紧凑；并指出史上曾有两个公孙龙，现存《公孙龙子》不能明确系谁著。伍非百还收集并整理了先秦诸子学中关于“名”的言论，集成了《形名杂篇》。通过伍非百这些详细而又有条理的整理，使得《中国古名家言》成为规模、系统的巨著，为后人留下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
伍非百运用多种典籍整理手段校释、研读、研究《中国古名家言》，不但对名家及名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研读、校注、研究古籍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特别是贯穿于整个校注、研究全过程的对比法，借鉴意义更为明显：通过对比校注而择优选取，可以避免观点的片面化；通过对比校释而新校遗误，可避免校注的粗疏遗漏；通过对比研读而以典释典，可避免观点的主观化；通过对比修正而自我完善，则提醒古籍研究者应注重自我积累，不能求一时之功。
参考文献：
[1]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南充：南充益新书局，1949.
WuFeibai’sMethodofComparisonandContrastfortheStudyofMingxue
LUYun-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Wu Feibai’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on ancient Mingjia (logician) works have always been involved with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hich has not only produced some new and original insights， but also systematized his thoughts on Mingxue(study of Logic).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for him：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selecting the best，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amending errors，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the way of “interpretation by other ancient classics”， and “comparative revision and self-improvement”. These techniques and other means of sorting out ancient classics are helpful for us to interpret，annotate and study ancient classics today.
KeyWords： Wu Feibai； ZhongGuoGuMingJiaYan(Ancient Chinese Logician Analects)；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SJB0353)
作者简介：卢芸蓉(1974-)，女，安徽无为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逻辑史、语言逻辑研究。
中图分类号：H1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5-0060-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5.010
(责任编校：李秀荣)
标签：按语论文; 名家论文; 校注论文; 荀子论文; 中国古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唐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SJB0353)论文; 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