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鉴忠:心理痛苦的内涵种类、心理机制与调节干预策略——认知重评视角下个体主观幸福感提升新路径论文

王鉴忠:心理痛苦的内涵种类、心理机制与调节干预策略——认知重评视角下个体主观幸福感提升新路径论文

[提要]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增强生活幸福感,是健康中国、幸福中国的题中之意。促进国民心理健康,建设幸福中国,提出有效可操作性的心理痛苦情绪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次基于人的生命意志和心理需要视角,将心理痛苦划分为“需要受阻型、价值丧失型、意志侵害型和需要匮乏型”四种类型,并依据情绪认知理论,探究了心理痛苦生成的“非理性信念、负面思维和悲观解释风格”三种认知误导心理机制,提出了四种可操作的“认知重评”策略,即“性质重评、正性重评、乐观重评、理性信念重评”来对心理痛苦情绪进行有效调节和干预,最终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获得幸福。

[关键词]心理痛苦;心理机制;认知重评;调节干预策略

一、引言

建设幸福中国,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除了要在“收入、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不断努力并提高外,还必须加强个体自身积极心理健康人格的培育,以多向度提升国民的健康幸福指数。幸福感主要由社会幸福感和主观心理幸福感构成。主观心理幸福感与个体的“自我接纳、自我决定、环境掌控、人生目标意义”息息相关。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揭示心理痛苦的内涵与生成机理昭示人们,主观心理幸福感的提升重在自身心理素质和能力的提升,而不是由外部环境、负性事件所决定。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了人们个体的心理障碍,以致出现抑郁、自杀等危害个人生命和健康的现象。如何使个体化解心理痛苦,渡过生命的艰难时刻,避免人格心理“脆断”导致可怕的后果正是当下积极心理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之一。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的生存意志所形成的欲望本身的不满足和匮乏感即是痛苦。每个人的内心都带有这种痛苦的永久泉源[1](P.206-218)。叔本华的观点固然过于悲观,但不可否认的是,心理痛苦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可能遭遇和面临的一种挑战。Verrocchio(2016)[2]、Montemarano v(2018)[3]的研究发现,心理痛苦是自杀行为和自杀意念最重要的预测因素。心理痛苦是人的基本情绪之一,而情绪与人们的思维认知性质与能力高度相关。许多事实证明,心理痛苦不可怕,关键是能否做到对痛苦事件的“意义重建”。作家史铁生20岁意外瘫痪,在轮椅上度过了一生,可他却将痛苦化为了创作的灵感和幸福的快感:“当生命以美的形式呈现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二战时期失去了亲人,身陷万劫不复、痛苦不堪的纳粹集中营,可他凭借“意义疗法”不仅化解了心理痛苦,而且活出了生命的意义。美国认知行为疗法的创始人阿伦·贝克研究认为,假定痛苦事件已经发生,这时在削弱和调节消极情绪的策略中,认知改变策略具有首要性。矫正患者的想法和信念系统,会带来情绪和行为上持久的改变[4]。基于此,本研究首先根据人的意志和心理需要特点来界定心理痛苦的内涵、类别,再从情绪认知理论的视角进一步探索心理痛苦的心理机制,并据此提出化解和干预心理痛苦的具体策略,以对当下“健康中国”的深入实施包括对国民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3.与临时监护人存在隔膜。因为很多学生的监护人年龄较大,担负着各方责任,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给予的关注度不足。还有些父母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他们的年龄较大,很少有心力全面照顾学生,加之学生易出现逆反心理,会养成偏激的性格。在亲友家寄宿的孩子与其家庭成员并不和睦,很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如“寄人篱下”的感觉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留守儿童出现了并不健康的心理。

二、心理痛苦内涵界定及其主要类别

根据英文维基百科全书上的解释,心理痛苦是指一种源自于心理而非生理上的不舒服的感觉或痛楚[5]。心理痛苦一词在英文文献中有多种不同的描述,如“Psychache”“Psychological Pain”“Mental Pain”“Psychic Pain”“Emotional Pain”和“Psychic Suffering”,均可翻译成“心理痛苦”、“情感痛苦”、“心理痛楚”等,它不同于身体其他类型真实的疼痛。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心理痛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内涵界定,代表性的观点有:Frankl(1963)有关生命意义匮乏的“空虚观”、Herman(1997)所言的创伤引起的“失落感知观”、Bolger (1999)负面归因所致的“感情破碎观”、Shneidman(1998)提出的心理需要受挫所致的“精神痛苦观”、Mee(2011)提出的“心理失序痛苦观”等等[6]。本文综合以往学者有关心理痛苦的研究,从广义上相对于生理痛苦展开,即主要从人的生命意志和心理需要视角对心理痛苦的内涵进行如下界定:心理痛苦是指因人的生命意志和心理需要受阻、原有价值丧失、自由意志被侵害剥夺、需要匮乏而引起的内心秩序被扰乱,精神熵(精神紊乱度)增加,内心焦虑、无助、绝望所致的心理抑郁、不舒服以及痛楚的心理状态。本文根据上述人的“生命意志和心理需要”呈现出的“受阻、丧失、侵害剥夺、匮乏”四种形态,将心理痛苦划分为“需要受阻型、价值丧失型、意志侵害型和需要匮乏型”四种类型。

1.需要受阻型心理痛苦。也可称之为“需要受挫型”心理痛苦,这是人们遭遇到的最常见心理痛苦类型,如同佛学里所说的因人的“贪欲”而引起的“求不得”之苦。这种心理痛苦是个体感知到的自我理想和实际之间的差距而产生的一种消极情感状态[7],是个体维护自身整体性和社会统一性的心理倾向被打破后的一种负面心理状态[8]。以研究自杀而知名的学者Shneidman认为,心理痛苦是一种因心理需要受挫,内心秩序被扰乱、破坏,所引起的被内疚、恐惧、焦虑、孤独、绝望等包围的强烈的精神痛苦状态。当痛苦达到较高程度而又无法预测将来的变化时,自杀者就会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9]。Shneidman所提出的心理痛苦观点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心理需要受阻型”的真实表现。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普通人常常遇到的基本生存安全需要受阻所产生的“一般世俗痛苦”;二是社会精英遇到的自我实现需要“受挫”所致的“成长痛苦”;三是一些堪称杰出的英雄人物常遭遇到的精神“超越性需要”“受阻”所致的“精神痛苦”。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德国哲学家尼采,闯入思想禁区,疾呼“重估一切价值!”而不被世人理解时,孤独、痛苦便将他的生命击倒了。正如尼采自己所言:“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10](P.3)。”

2.价值丧失型心理痛苦。这是指人们拥有的、自己喜爱的有价值的东西意外丧失后产生的“心痛”或“心碎”的负面情绪状态。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心理痛苦源于个体对其丧失的东西所产生的心理反应[11]。心理痛苦是一种真实且被感知到的丧失所导致的无助的心理倾向[12]。Orbach视这种心理痛苦是一种对丧失之物产生的特殊的悲痛和思念[13]。“价值丧失型”心理痛苦较为严重的当属“创伤事件”,实质上是一种对自我发生的消极变化的感知。这类心理痛苦多是不可抗的外力,以及自身的心理素质不足以应对使然,而不是被人为强行的剥夺所致。“价值丧失型”心理痛苦的程度与丧失物的价值高低和个人的珍爱程度成正比。

译文1保留了原文的心理过程“我们将种定义为”对应译为We define a species as,更像是一个普通文章的译文;而译文2将原文的心理过程转化为关系过程,省略掉了明显带有主观色彩的动作发出者we,将主观的心理过程隐喻化为关系过程,更加强调客观事实,从而使译文表达更加符合译语环境的表达且更加客观明晰。

4.需要匮乏型心理痛苦。主要是指个体因为缺乏生命意义和内在动机心理需要所致的思想意识失序,精神熵不断增加,进而引发心理空虚、无助、抑郁直至痛苦的消极心理状态。这又可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生命意义匮乏型。是指个体缺少生活目标、找不到人生方向、体验不到生命价值和意义所致的心理痛苦。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认为,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其主要动机。这种生命的意义是独特的,并且只能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生命意义源自于人的责任与使命[14](P.118-133)。生命意义感是影响个人与组织环境契合,实现个人抱负的关键因素[15]。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知道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一切。Ajit k认为,生命意义对人类提供生活目标、行为价值判断,以及对生活事件的控制感、自我价值感产生作用[16]。因此,一个人如果失去生命意义感则会对个体心理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如自杀、反社会行为等[17]。二是内在动机匮乏型。这是指个体的生命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动机,而不是基于兴趣、好奇心、使命感等内在动机,因此即使取得了外部世俗的成就也会引发内心空虚、无助、抑郁所致的心理痛苦。研究表明,内在动机不仅有助于个体创造力的激发、工作绩效的提升[18],而且能使个体经历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一种忘我的幸福感[19]。外在动机则难以为人们持续提供生命动力,久而久之,在人们学习、工作和成长的过程中,一些原本所具有的、超越世俗功利的兴趣、求知欲、形而上的精神品味等就会陷入匮乏状态,从而引发心理问题。

3.悲观解释风格的误导。“悲观解释风格”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研究习得性无助的成因提出来的。塞利格曼研究发现,悲观解释风格是造成负性情绪和身体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悲观解释风格是指个体在遭遇负性事件时会在“时间、空间和人格”三个维度上进行自我伤害式的归因,即认为负性事件的影响是“永久的、普遍的,由自身人格特质决定的”[31](P.43)。例如,面对负性事件“考试失败”,有人会习惯性地作悲观解释,认为自己一直都是这样(永久性)、干什么都不行(普遍性)、脑子笨智力差(人格化)。塞利格曼研究表明,悲观解释风格会导致以下后果:容易抑郁、无法发挥潜能、免疫机能下降影响健康、生活灰暗等。其实,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痛苦往往都是悲观解释风格误导使然,并非实际的负性事件所致。

对本科院校图书馆的学历需求进行统计,结果见表3。普通高校图书馆需求本科、硕士、博士的比例分别为 24.3%、61.5%、14.2%。 可见由于高校招聘政策的统一以及图书馆业务开展的需要,普通高校图书馆入职需求集中在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在高水平大学图书馆中,需求本科、硕士、博士的比例分别为 26.5%、51.0%、22.5%。可见高水平大学图书馆中对博士研究生的需求较普通高校图书馆多。

排除标准:(1)伴有肝肾功能疾病、感染性疾病;(2)血液系统疾病;(3)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免疫功能调节剂;(4)恶性肿瘤、甲状腺功能疾病。

幸福感的对立面是心理痛苦,若要提升幸福感,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运用有效的心理调节策略化解痛苦。依据上述心理痛苦的类型和认知心理误导机制,结合Gross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中的“情境认知关注策略”,本文主要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视角提出“认知重评策略”来对心理痛苦进行调节干预。该策略认为,要调节心理痛苦情绪就得转换我们的认知,即认知重评,就是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赋予情绪事件对个体新的意义或认识。认知重评是情绪调节方式中被公认的一种极为有效的策略[32],其实质是对负性事件进行“意义重建”,即试图以一种更科学、更理性、更有智慧的方式,通过转换“视角、焦点、参照系”等,对事物认知在“性质、倾向、风格、信念”四个方面进行重建,调节和化解人的心理痛苦从而提升人的心理幸福感。

三、心理痛苦生成的心理机制

情绪是一种对所发生的特定刺激的功能性反应。心理痛苦作为人的一种基本情绪有其独特的生理基础和心理过程。神经语言程序学创始人Bandler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被“锁”在痛苦中,主要是因其认知模式“概括化”(Generalization)以及“删除(Deletion)和扭曲”(Distortion)的缺陷所致,但当事人自己却认为是“绝对的事实”[22](P.19)。美国认知疗法研究者博恩斯认为,人的痛苦情绪均源自于扭曲的消极思想,并且认为存在10大认知扭曲的具体思维形式[23](P.38)。鉴于人的认知模式对心理痛苦情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情绪认知理论以及认知误导的视角探究心理痛苦生成的心理机制。

钢板桩水上施工技术在航道加固工程中的应用…………………………………………… 段志刚,陈义刚(12-218)

1.认知性质重评。认知性质重评是指人们对自身遭遇的心理痛苦情绪事件的定义与理解进行重新认定,使得原先不当的扭曲、删减的理解变得合理化、正常化,从而减轻和化解心理痛苦。一个人在遭遇心理痛苦时,如果能够提升和扩展对“负性事件”理解的“长度、广度、高度、深度”的能力与智慧就能调节心理痛苦。如,即使遭受反常的“欺骗、背叛、伤害”都能视作对方只是“人格疾病”或是“社会情境”使然,即“无常即是正常”时就会大大减轻心理痛苦。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绝不会在意一个“精神疾病的疯子”其所作所为。简言之,认知性质重评能够化解心理痛苦是人类的一种智慧,也就是要学会把遭遇的负性事件重新定义并理解到这样的层次,即“无理‘合理化’、反常‘正常化’、无常‘有常化’”。此时,心理痛苦就会大大减轻。当然,这绝不是意味着放纵邪恶,而是要学会正视“苦难”,不应过于陷在心理痛苦中不能自拔,要理性且智慧从容地积极应对负性事件,渡过难关。

2.正性重评。正性重评就是关注负性事件中隐含的积极因素,也叫“意义发现”[33](P.141)。也就是说,从认知思维的习惯倾向来看,人们对遭遇的负性情绪事件由原来习惯性的“负面思维”或“灾难思维”转变为“正面思维”。正面思维是指个体在任何情境下,特别是在负性事件体验中,无条件地选择性注意正面信息对自身遭遇到的事件进行描述、解释、分析,发现有利于个体健康成长的积极因子,并作出正面认知评价的一种思维方式[34]。如同Gross研究表明的,通过选择注意引发情绪的情境、事件或刺激的不同方面来调节情绪[35]。 Hanley等研究表明,正面思维结合冥想练习可以有助于个体创伤后成长[36]。正面思维对心理痛苦的调节可概括为以下“三观”:①失得祸福观。主要是针对“价值丧失型”痛苦而言,一旦“失去”某物和“灾祸”发生时,个体要学会抑制自动化负面思维,对情绪事件进行正性重评“正面思维”,即主动发现和注意其中隐藏的“收益”与“好处”,如老子所言“祸之福之所依”。②挫败成长观。这主要是针对“需要受阻和匮乏型”心理痛苦而言,当人们求胜的欲望如竞赛、创业失败,抑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体验不到存在的人生价值”而陷入痛苦之中时,就要学会正面思维,从而获得“创伤后成长”。创伤、危机及悲剧发生的形式有千百种,但人们依然可以从中获益:使你挺身面对人生的挑战,激发自己原本潜藏的能力,让未来的人生更能从容面对一切压力。逆境是帮助我们磨砺道德与精神的利器[37]。③伤害宽恕观。宽恕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当受害者受到不公正的伤害时,能够消除对侵犯者的愤怒和憎恨,呈现出正面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并以同情、仁慈和爱的方式来对待他(她)的过程[38]。其主要是针对“意志侵害型”痛苦而言,在一个人遭遇“欺骗、诬陷、冤屈”等尊严方面伤害时,除了理性“公正”应对外,还应学会正面思维并选择宽恕处理的办法来面对伤害过你的人,努力发现负性事件中可能孕育的正向因子,从而将“恨”的消极情绪转化为“理解、包容、慈悲、宽恕与爱”。研究表明,宽恕有助于被冒犯者从痛苦情绪中恢复过来,减少自杀行为[39],能够提升积极的情绪,降低愤怒、抑郁、焦虑等情绪[40]。宽恕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诸多积极的作用[41]。

2.自动负面思维偏好的误导。认知疗法学者朱迪·贝克认为,个体对情境的解释会影响个体的情绪、行为和生理反应,这些解释常常以自动思维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体的认知模式,在“情境事件—情绪、行为反应”中间的心理机制就是人的“自动思维”。自动思维是一连串的想法、思想流[27](P.157)。具有消极情绪心理痛苦的人其自动思维不仅会有偏差而且还有偏好。心理学家海特曾指出,人类痛苦的一大原因即是“负面思维偏好”。负面思维偏好是指人们会更多的注意负面信息和事件。人类的心理对坏事的反应要比对好事的反应更快、更强烈、更持久[28](P.36-37)。以研究抑郁症著名的学者贝克发现,具有抑郁情绪的人往往会习惯性地以负面思维看待世界、自身和未来。这些涌入脑中的消极想法和观念形成的负面思维偏好常常不受自己控制,具有自动性和随意性。而自动负面思维偏好会直接导致人的抑郁和痛苦[29]。自动负面思维认知曲解主要体现在有关“自我的负性信念”上,它有三种类型:一是“无能类”,如“我没用、不能胜任、没力量”等;二是“不可爱类”,如“我不讨人喜欢、丑陋、有缺陷”等;三是“无价值类”,如“我毫无价值、是个废物、我不配活着”等[30](P.26-27)。创伤性负性事件既能导致应激障碍,也能使人从逆境中获得成长。如果总是选择性注意各种负面信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其他有价值意义的正面的积极信息,形成固化的负面思维模式将会误导人们陷入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

3.意志侵害型心理痛苦。也可称之为“意志或需要剥夺型”心理痛苦,是指人原本享有和珍视的价值实物被强行剥夺、损害,或者精神上的自由意志被人为扭曲、否定、剥夺导致的冤屈、无助所形成的痛苦负面情绪心理体验。“意志侵害型”心理痛苦根据被剥夺侵害的内容、性质和程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般性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心理痛苦,如财物被抢,遭遇嘲讽、嫉妒、欺骗、侮辱、无故解雇等。二是部分有良知、富有正义感、不懈追求真理、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遭到不公正的异化力量所致的心理痛苦。如一些科学家为了传播真理、捍卫科学,遭遇到不公正待遇等造成的心理痛苦。“意志侵害型”心理痛苦往往与个体思想意识、自由意志的深度、强度、高度成正比。较为典型的如殉道者布鲁诺所遭遇的“意志侵害型”痛苦,虽然他为捍卫科学真理而献身,但其却散发着崇高的悲剧美学光芒。

四、心理痛苦认知重评调节干预策略

生命意义和内在动机属于人的超越性心理需要,二者互为因果、交互影响人的心理情绪。如果这种超越性心理需要匮乏,会使人们陷入与“习得性无助”一样的消极心理状态,就会患上如马斯洛所说的“超越性疾病”,主要症状有“冷漠、无聊、厌倦、丧失生活激情、无意义感、精神疾病和危机、绝望和痛苦”[20](P.290-29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刘春杨在读博期间,常常晚上玩游戏,精神空虚,于2019年1月31日最后投水自杀[21],这实际上都是因为其内在动机和生命意义缺乏,形成了典型的“需要匮乏型”心理痛苦,最后导致放弃生命的极端表现。

至于情绪认知的代表性理论,无论是Arnold的“评定—兴奋说”,Schachter的生理唤醒与认知理解的“两因素理论”,还是Lazarus的“意义反应论”,都认为是人的情绪受到了认知评价的影响。刺激情景并不直接决定情绪的性质,情绪的性质取决于经过对刺激的估量和评价后,人们主观上作出的有利还是有害等“关系意义”的反应[24]。特别是Lazarus的“意义反应论”观点,更加强调了情绪是对意义做出的反应。也就是说,人的消极还是积极情绪不取决于事件本身,关键取决于人们主观上对“事件”的认知评价。美国应用心理学家Ellis认为,乐观的人主要运用理性信念思考各种问题,悲观的人则相反。只要你感到烦恼,你就很可能正以一种荒谬愚蠢的方式在思考、感受和行动[25]。所谓的意志或需要“受阻、丧失、侵害、匮乏”导致的心理痛苦,在很大程度上与扭曲的思维认知误导有关。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负性事件如“考试失败(需求受阻)、失恋被弃(价值丧失)、恶言中伤(意志侵害)和空虚无助(需要匮乏)”等导致的心理痛苦,起始情绪反应会受到生理机制的影响,但后来持续的心理痛苦的发酵实质上都是认知误导机制作用的结果。个体在遭遇负性事件时,由于受到主观上认知评价的误导,如非理性信念、错误的意义反应与因果归因、悲观解释风格、负面思维习惯等,就会引发或加深个体的心理痛苦。具体而言,引发心理痛苦的认知误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理性绝对化信念的误导。这是指一种过分情绪化的、缺少科学理性、极端、偏执、单向度的、非逻辑、绝对化的认知方式,具有攻击性和自我伤害性的信念。这种信念常常会误导人们产生心理痛苦情绪。根据埃利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理论[26](P.57-76)分析可知,非理性的绝对化信念表现为以下几点:①要求的绝对化。即个体在“自我成长、与他人关系和生活环境”三方面必须如己所愿,一旦“需要受阻”就会导致心理痛苦。②推论过度化。这是指人们在对负性事件进行评价时,往往把个别的痛苦事件当作某种普遍模式的证据,以偏概全,过度推论,乱贴标签。比如,员工被企业主一次恶意解雇,就过度推论为“当老板的没一个好人”,从而误导人们产生心理痛苦情绪。③后果恐怖化。这是指人们遭遇某一负性事件后便非理性地夸大糟糕程度,认为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如一次车祸,身体局部残疾就认为一生都被毁掉了。④忍受夸大化。个体遭遇负性事件后,将自己的不幸以及痛苦程度过分夸大,认为是自己无法忍受的一种状态。如年轻人失恋,常常有人就觉得“太痛苦了!我要疯了!”,有的人甚至因为这种误导性认知竟然要愚蠢自杀或报复对方。⑤事实抗拒化。人们对已经遭遇和发生的负性事件,固执地非理性拒绝承认与接纳。如天灾人祸、上当受骗等,总是习惯性地抗拒事实,不断反问“这是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倒霉,遇到了这种事?”既然已发生的事件无法改变,越拒绝接纳,心理就会越痛苦。

3.乐观重评。就是个体遭遇负性事件时由原先自我伤害式的归因,转变为乐观积极的解释。比如,当我们遭遇“比赛失利(需要受阻)”、“企业破产(价值丧失)”、“生活空虚无意义(匮乏)”以及“朋友骗钱(侵害型)”等心理痛苦时,要学会用积极乐观的思维风格去解释上述负性事件,在时间维度上应看成是“暂时的”;在空间维度上应看成是“特殊、偶然的”,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如此不幸;在人格维度上应看成是“并不是自己的愚蠢或人格缺陷所致,而是运气不好,人心难测”等造成。乐观解释风格一旦形成就会让个体能够从负性事件带来的心理痛苦中解脱出来,能够抗击无助、失败,不容易变得抑郁,也不会轻易放弃,免疫系统也会更强健。

4、理性信念重评。理性信念重评就是要把非理性信念矫正过来,在对负性事件的认知上重建理性的信念,从而化解人的心理痛苦。认知疗法的诸多学者如Ellis(1962)的理性情绪疗法、Haye,Follette(2004)的接纳疗法、Beck(2011)的认知疗法等都旨在通过改变人的认知信念来调节人的情绪。具体表现为,要针对前文中的五个非理性信念逐一进行认知重建。

①要求相对化。即要认识到个人成长追求受挫、工作生活环境未能如愿、人际关系感情破裂等心理需要受阻是极为正常的,即使失败,是生命本身可能经历的,从而无条件地接纳并平和地面对它。②推论合理化。即对遇到的负性事件客观理性地看待、推理,不贴标签,不以偏概全。比如,虽然有一次被人欺骗,但要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值得信任的”。③后果“正常化”。凡事皆有因果,我们遭遇的每一个负性事件,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是意外的,其实放在整个人类社会、自然法则、宇宙天体运行的背景下来观照,诸如地震、海啸、车祸、疾病等都有一定规律可循。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称之为后果“正常化”。这样就会大大缓解我们的心理痛苦。④ 忍受适应化。当我们遭遇负性事件所致的心理痛苦来袭时,要增强自己的挫折与痛苦容忍度,相信时间是最好的疗愈者。正如美国心理学家Haidt所言,人都有一个心理的“适应原则”,即“当人类认识到自己碰到极端情况时,就会去适应,而且不只是习惯,还会自我矫正。”“从长远来看,人生际遇如何其实并不重要,不管是好运还是厄运,最后都会回归自己的幸福起点,即大脑默认的快乐程度,这基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28](P.99-100)因此,即使遭遇突发负性事件,如果你能明白、相信和遵循了科学理性的“适应原则”时,你的痛苦就会大大缓解。⑤事实接纳化。就是无条件地对已经发生的任何心理痛苦事件,以不批判、不抗拒的态度,平和、全然地接纳它,同时积极筹划明天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正如从事身心灵研究的张德芬所言,事实就是最大,因为发生了的事情已不能改变。如果不接受它,就像拿头去撞一面墙却希望把它撞开一样,会无济于事、徒劳无功。生活留给我这样一个巨大的创伤,而我不会继续在上面撒盐。我会努力让伤口好好愈合,使自己的情绪和心灵恢复健康[42](P.154-156)。

根据上述的论述可知,心理痛苦可以通过个体的认知重评来进行调节。学术界的诸多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Gross研究表明,认知重评是一种有效且健康的情绪调节策略。当人们学会重新评价一些令人难受的刺激时,痛苦程度都会显著降低[43]。高认知重评倾向的人确实可以更好地调节心理痛苦、愤怒等消极情绪,并且在主观体验和生理反应方面都有更适应的表现[44]。上述认知重评调节干预心理痛苦的策略,其具体操作方法如下:根据Lazarus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模型可知,刺激事件A(Adversities)→认知评价B(Beliefs)→情绪C(Consequence)。要化解心理痛苦就要学会用D(Disputation)反驳不当的认知B(Beliefs),使其转变成合理、高级的认知B’,从而将原来可能产生的心理痛苦情绪及后果C转变成具有积极情绪的后果C’,即:A→B’→C’。这意味着,个体认知重评如果具有较高的知识、能力、境界、智慧来构成B’,所生成的C’中积极情绪就会增加,心理痛苦便会降低,幸福感才会不断提升。当然,如何才能拥有较高的认知智慧B’,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学习、修炼和累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牢狱之灾、追杀恐惧、无端陷害,与其长期的学习、修行儒释道思想,努力化解心理痛苦情绪并看破生死,最终躺在石椁里悟出的“心学”分不开。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环保领域如大气污染治理、水处理和土壤治理与修复等方面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支持,未来钢渣作为环保材料利用的途径和规模将有显著的提升空间,也是解决钢渣处置难题、提高钢渣利用附加值的重要途径。

上述认知调节心理痛苦情绪的理论模型见图示:

图示 提升幸福感新路经:心理痛苦认知调节理论模型与操作方法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总之,为了提升我国国民的主观心理幸福感水平,推进国民心理健康建设,建设幸福中国,除了要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推进法治建设、加强社会保障、改善生态环境等外,还应当从积极心理学的新视角出发,提升国民对负性事件的再认知能力和水平,促进人的心理健康。个体掌握心理痛苦情绪的自我调节原理和策略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心理痛苦负性事件的产生并不可怕,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决定了人即使在遭遇不可控的负性刺激时,也绝不是一个被动地遵循“刺激—反应”生物法则的承受者,相反,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可以将任何“痛苦事件”进行“意义重建”,将自己的“小我”杀死,达到吾心即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时,就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风雨雷电,宠辱不惊。那么,也就能像苏东坡那样即使一生不断遭遇坎坷和痛苦,也能把它酿成酒、化为诗: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文献:

[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刘大悲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

[2]Verrocchio M C,Carrozzino D,Marchetti D,etal.Mental Pain and Suicid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16, 7(1): 215-230.

[3]Montemarano V, Troister T, Lambert C E, etal. A four-year longitudinal study examining psychache and suicide ideation in elevated-risk undergraduates: A test of Shneidman's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18, 74(10):1820-1832.

[4]Beck A T.Cognitive therapy:a 30-year retrospective[J].Ameracan psychologist, 1991:46(4):368-375.

[5]Barnett R.C.,Raudenbush S. W.,Brennan R. T.. Change in Job and Marital Experiences and Change i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ual-Earner Coupl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5) : 839-864.

[6]Mee S, Bunney B G, Bunney W E, etal. Assessment of psychological pain in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1, 45(11):1504-1510.

[7]Joffe W G, Sandler J. On the concept of pai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epression and psychogenic pain[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967, 11(1):69-75.

[8]Rui C C, Gomes M, Holden R R, etal. Does psychache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distress and suicide ideation?[J]. Death Studies, 2017, 41(4):241-245.

[9]Shneidman E S. Commentary: Suicide as psychache[J]. 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ease, 1993,181(3):145-147.

[10]周国平.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Freud, S. .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In Selected writings[M]. New York: W. W.Norton,1997:417-419.

[12]Bakan D. Disease,pain,and sacrifice:toward a psychology of suffering[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1968, 19(1): 120-125.

[13]Orbach I, Mikulincer M, Gilboa-Schechtman E, etal. Mental Pai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uicidality and Life Meaning[J].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003, 33(3):231-241.

[14][美]弗兰克.活出生命的意义[M].吕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15]Hong Z, Chen K, Chen C, etal. Personal Aspirations, Person-Environment Fit, Meaning in Work, and Meaning in Life: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8,5(1):1-17.

[16]Ajit K. Frankl and the Realm of Meaning[J].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2011, 36(4):199-211.

[17]Littman-Ovadia H, Steger M.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well-being amon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Toward an integrative model[J].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0, 5(6):419-430.

[18]Moon T W, Youn N, Hur W M, etal. Does employees' spirituality enhance job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job crafting[J]. Current Psychology, 2018,5(1):1-17.

[19]Lombas A S, Esteban M. The Confounding Role of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Between Self-Determined Motivation and Well-Being[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8, 19(10):1-23.

[20][美]马斯洛.人性达到的境界[M].曹晓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21]周小琪,顾开贵.中科大失联博士的最后人生[N].新京报,2019-02-19.

[22][美]班德勒.神奇的结构[M]. 王建兵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3.

[23][美]伯恩斯. 新情绪疗法[M].李亚萍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

[24]Lazarus R S. Progress 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46(8):819-34.

[25]Ellis A. Changing rational-emotive therapy (RET) to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REBT)[J].Journal of Rational-Emotive and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 1995, 13(2):85-89.

[26][美]埃利斯.心理自助法[M].李迎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7][美]朱迪·贝克.认知疗法基础与应用[M].张怡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

[28][美]海特.象与骑象人[M].李静瑶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29]Beck J S, Tompkins M A. Cognitive Therap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6(11):51-63.

[30][美]朱迪·贝克.认知疗法进阶与挑战[M].陶璇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

[31][美]塞利格曼.活出乐观的自己[M].洪兰译.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10.

[32]Xiaofei Wu, Tingting Guo. Role of Creativity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1-9.

[33][美]施塔.卡拉特.情绪心理学[M].周仁来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

[34]王鉴忠. 乐观教育:正面思维内涵、形成机理与习得维度[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2).

[35]Gross J J, John O 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and well-be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 85(2): 348-362.

[36]Hanley A W , Garland E L , Tedeschi R G . Relating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contemplative practice, and positive reappraisal with posttraumatic cognitive coping, stress, and growth[J].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 Policy, 2017, 9(5):526-536.

[37]Tedeschi,R G, Calhoun, L G.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empirical evidence[J]. Psychological Inquiry,2004,15(1):1-18.

[38]North J. Wrongdoing and Forgiveness[J]. Philosophy, 1987, 62(242):499-508.

[39]Dangel T J , Webb J R , Hirsch J K . Forgiveness and Suicidal Behavior: Cynicism and Psychache as Serial Mediators[J].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7,152(2):77-95.

[40]Dangel T, Webb J R. Forgiveness and substance use proble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sychach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hopelessness as mediators[J]. Journal of Substance Use, 2018,23(6):618-625.

[41]Wade N G,Hoyt, W T,Kidwell,E M,&Worthington, E L,Jr.Efficacy of psycho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forgivenes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J].2014,82(1):154-170.

[42]张德芬.遇见未知的自己[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43]Gross, J J.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J]. Advances in Eating Disorders,2015, 3(1) :115-117.

[44]De Castella K , etal. Beliefs about emotion: implications for avoidance-based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J].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17:1-23.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10—021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得性乐观视角下创业企业家创业失败的情绪修复研究”(17BGL229)、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教育规划项目“生命意义教育视角的大学生空心病成因、预防与干预策略”(JG17DB2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鉴忠,辽宁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龚璐雪,辽宁大学商学院研究助理,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宋君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心理资本。辽宁 沈阳 110136

收稿日期2019-07-20

责任编辑 程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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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鉴忠:心理痛苦的内涵种类、心理机制与调节干预策略——认知重评视角下个体主观幸福感提升新路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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