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汶川灾区乡村重建社区的跟踪调查，发现自然灾害影响下乡村社会大体经历稳定社会关系断裂、临时性非常态过渡、社会关系网络重组三个阶段，分阶段乡村社会关系内涵也出现相应转变：社会向度上转向新产业分工、资本向度上转向新生产模式下资本流动与再分配、空间向度上转向集中后的相对分散。审视此类转变所引发的新产业分工下同业竞争异化、社会关系联结度不高、资本再分配差异显著、群体性公共空间缺失等社会问题，并提出响应机制：合理确定分工规模，实现多元差异化商品供给；调整产业模式，推动资本分配的群体公平参与；增加外部公共空间，营造和谐开放的交流环境。
〔关键词〕灾后重建；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网络；产业分工；资本分配；公共空间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地质灾害发生率居高不下，统计数据显示仅烈度六级以上地震就达近40例，受灾总人数超2亿人次。[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台网。强地质灾害负效应对我国城乡建成环境、经济生态、社会结构、居民心理等带来了巨大破坏，灾后重建及恢复提升成为一项社会性议题。社会关系作为影响乡村个人、家庭及组织社会交往、资本运作的强大动力，〔1〕成为学界研究灾后乡村恢复建设的重要内容。林聚任(2008)从社会学视角提出灾后乡村恢复重建的核心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应借助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力维系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2〕孙施文(2008)认为灾后乡村重建规划应重视市场及社会关系力量的作用，〔3〕胡玮(2015)在对比汶川及芦山震后重建模式基础上提出应充分考虑乡村社会关系发展变量与诉求，实现重建社区的最优化空间布局。〔4〕同时，社会关系作为 “看不见的手”作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之中，将货币流通、商品交易、市场运营等经济行动嵌入其内，〔5〕决定着重建社区内整个生产系统的社会性质。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经历三年灾后援建与六年自主恢复历程，汶川乡村地区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比地震发生前后至今的乡村社会关系变革，发现地震影响下断裂的乡村社会结构实现了重组，乡村社会关系也发生了质性转变。这类变化在推动乡村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资本、空间等向度上的社会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依据成都市都江堰及彭州两市乡村重建社区的社会调研，研究乡村社会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内涵演变，审视当前重建社区的社会问题，这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及研究价值，为后续灾后乡村重建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路边的香樟正换新叶，蜡质的老叶子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安静而舒展地躺在地上，远看去，像一地鲜艳的红花。敦礼不舍得踩碎这些落叶的梦，小心翼翼地尽量挑空的地方落脚。
4.4.1 预约时段和人数 因为患者特殊用药需求、急救、照顾老弱病残患者、节假日等情况，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适时动态调整预约的时间段和预约人数。点击系统菜单下的“预约设置”，再点击“设置时段”，在该窗口，可以添加、修改、删除时段，也可以对选中时段的最高人次限额做调整，点击“确认”即保存修改。另外有的患者因为某些缘故不能按照预约的时间输液，系统提供修改或者取消预约的功能。具体操作是:刷卡在预约列表中找到该患者，点击“修改预约”，可以修改全部预约日期，也可以修改某一天的预约日期时段。这一措施减少了输液患者的爽约，提升了输液预约的资源空间。
二、乡村社会关系内涵框架解析
社会关系是社会学科领域用以描述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马克思在阐述社会关系理论时提到：社会关系是人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通过交往而产生的一种联系网络，并具有再生产性、不可还原性及复杂特殊性等特征。〔6〕乡村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群体或不同利益集团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关系，〔7〕因乡村发展阶段、社会有机体及人类活动的差异而具有复杂性特征，并交织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复杂性直观表现在社会(分工)、资本(货币)、空间三维向度上(详见表1)。
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市场经济主体的首选必然是利益。市场经济是中国迅猛发展的内在动力，必须承认并激发人们的追求经济利益和其他正当社会利益的合理性。民办高校的工作收入明显地低于公办院校。更多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民办高校教职员工的离职率较高。民办高校党建要求党员更多地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院校的整体长远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两者之间必然形成矛盾。寻求一种既努力提高党员自觉的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先锋意识，也合理保障民办高校党员业务能力发展、工作收入提高的办法现实至关重要。
表1乡村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空间三维向度内涵解释框架
内涵向度向度特征社会向度社会支持网络劳动分工下的不同社会分层的相互关系资本向度资本合作资本流动与分配的合作型契约关系资本竞争人际对抗、相互竞争的经济型社会关系空间向度土地场社会关系内部作用在土地层面的二维映射关系场复杂性社会关系交互作用下的立体网络时空域社会有机体在自然更新下的迭代效应
1.社会向度：劳动分工体系下社会支持网络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是由三次社会大分工所推动的。社会分工作为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意味着生产条件和劳动者在不同生产领域和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8〕通过对社会成员的岗位分配，基于生产活动的互动行为搭建社会关系网络，并以社会关系为基础促进社会成员的利益交往，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发挥社会合作生产的最大效用。长期以来，我国乡村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导，形成等级鲜明的代际分工体系，在家族制管理体制下，社会成员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相互支持、联系、交流，形成具有一定分工特征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在这种支持网络的作用下，乡村社会得以有序生长。同时，由于分工差异，乡村社会出现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分层，如官、农、士、绅、商等社会阶层，在代际更替传承中固化，导致出现阶层分化的差序社会结构。
李国瑞(通信作者) 男,1980年7月出生,山西夏县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物联网、优化算法.
2.资本向度：市场催化下的经济型社会关系
案例：彭州市小鱼洞镇
3.空间向度：场域建构下的复杂性社会构型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研究社会空间时提出社会“场域”的概念，认为场域是由存在于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构型，〔9〕也即由复杂性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空间形态，并承载着社会分工与资本交流等人类活动。从空间向度来看，乡村社会关系作为维系 “家-族-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纽带，在聚居群落形态及社会阶层划定下，表现出一种对城乡空间的支配效用。〔10〕在这种支配作用下，形成了分形化的乡村社会场域(空间)，如集市场域(市场)、祭祀场域(祠堂)、家庭场域(院落)等。这些场域成为承载乡村社会交往、映射复杂性社会关系网络的物化空间，也是乡村进行各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实体场所。同时，作为一种复杂社会建构(Social Constuct)，〔11〕乡村空间包含土地场、关系场以及时空域三个层次，其中土地场是社会关系内部作用在土地层面的二维映射，关系场是复杂性社会关系交互作用下的立体网络，时空域是社会有机体在自然更新下的迭代效应。在多维度乡村场域上，各类乡村社会关系不断发生并交织形成了复杂的乡村社会构型。
三、“稳定-过渡-凝聚”：地震影响下社会关系变革历程及其表征
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完成，社会救援力量有序退出，重建社区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安置社区居民从救济生存模式转向劳动就业生存模式，逐渐形成以劳动产业分工为主导的社会分工体系，构建重组型社会支持网络(详见图5b)，向新产业分工时代社会结构转型。
图1地震影响下乡村社会关系变革历程
1.稳定态：情感与契约关系维持的乡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认为：“我国传统乡土社会关系是一根根私人关系联系构成的社会网络，是建立在亲缘、血缘、地缘等关系缘基础上的差序社会结构”。〔12〕由关系缘所联结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维持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纽带。近代以来，乡村土地、经济改革及改革开放等社会变革以资本介入的形式在乡村社会中广泛缔结各类契约关系，增强乡村居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及流动，削弱了宗族关系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力，推动乡村向“理性化”“原子化”“公民化”转变。〔13～15〕乡村社会关系呈现出内部情感依附、外部理性交易的状态，传统亲缘、地缘关系在货币介入过程中逐渐松散，〔16〕从而形成两类关系范式，一类是建立在亲缘、地缘等关系缘基础上的情感依附关系，另一类是建立在货币(资本)介入下的契约关系。
(1)关系缘支撑的情感依附关系。在2008年以前，受地域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川西乡村以宗族式的林盘及地缘式山村为主要聚居形式。其中，宗族式的林盘是指以单姓或多姓家族为聚居单位，有机融合自然木林、竹林、河流等要素形成的农村聚居形态，其主导社会关系是由个人、家庭、宗族等单元所构成的情感依附关系网络，依托亲缘、血缘等宗亲关系维持乡村社会结构(详见图2a)。地缘式山村是指在川西丘陵地区，受山地地形限制，选择有限的山林适宜用地建设而成的自然山村。其主导社会关系是以地缘属性下的个体、邻里、村集体为核心，形成地缘情感关系网络，包括邻里关系、朋友关系、治理关系等(详见图2b)。
苏：白天要做活路，晚上才有时间跳沙朗。以前没有电灯时，火塘篝火点起，围着跳，所以叫“篝火晚会”。那阵子大集体做活路，或者分土地下户，今天在你家，明天在我家，只要沙朗舞一跳，一天的疲劳啥子一下子就没有了，现在想起来那阵子真是安逸！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去了，村子里的人少了。我把上武村的广场弄起来了，我要跳出原汁原味的沙朗舞！为此，我专门去了茂县学习，不加音乐，尖声尖气地唱。我的声音在跳沙朗时会发出很高的音调，呈现开放的状态。
(2)资本介入下的货币契约关系。随着市场化交易在乡村社会中的普及，旧时“以物换物”“宗族赠送”“亲情交换”的资源获取渠道不再适用，货币成为维系社会人情交往的纽带，〔5〕乡村社会支持网络逐渐向利益化转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乡村企业振兴为乡村带来巨大的社会资本投入，城乡之间资本流通及货币交易行为增加，社会流动速度显著加快。乡村居民为谋求自身利益试图与邻里、商人、政府等多角色利益主体建立契约性关系，以维系双方之间建立在货币交易基础上的利益关系，包括雇佣关系、合作关系、交易关系等。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前，川西乡村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社会资本多以农产品交易、小商品交易、生活性服务等形式流通，规模稳定，对象明确，政府、企业、个体户及农民之间的货币契约关系相对稳定(详见图3)。
对于以上各能力培养方面，设计评价表格，同时要求学生开展自我评价和学生匿名互评，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他人。各类评价结果及时通过座谈、微信、QQ等多种方式反馈给学生，以便学生及时修正存在的问题。形成性评价改掉了学生学习中常出现的惰性，克服了应付心理，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图2关系缘支撑的情感依附关系(左：2a；右：2b) 图3资本介入下的货币契约关系
2.过渡态：临时性非常态社会关系的集合
临时性非常态社会关系与日常状态下稳定的乡村情感及契约关系不同，是指在特定事件(如自然灾害、特殊政策等)下，因社会有机体性质转变、社会关系支持网络突变、多成分短时间相互联结而成的社会关系，因作用时间较短而具有临时性特征。
三要加强移民安置规划设计管理，提高前期工作水平，对移民安置实施工作的监管，充分发挥稽察、审计和监督评估的作用，切实做好移民安置验收工作，确保移民得到妥善安置。
汶川特大地震的发生对川西乡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不仅破坏了当地自然环境及建成环境，也改变了当地长期以来的乡村社会秩序，灾区进入非常态社会状态。在政府应急处理过程中，大体经历了抢险救灾、过渡安置、规划重建三个阶段，而不同阶段因社会有机体不同、社会利益需求阶段性差异而呈现不同的临时性社会关系特征。
为开展应急救援，中央及地方政府、社会团体迅速组织救援力量赶赴灾区，短时间内大量救援团队涌入，灾区呈现出以政府及社会救援团队同灾区受灾群众之间的临时性救援关系为主导的社会关系，一直持续到紧急转移及挖掘式抢救结束，持续时间三个月左右。
公元前481年，田常在民众的支持下，打败了齐国当权贵族监止，并杀死了齐国奴隶主贵族的最高代表齐简公。从此，以田氏为首的齐国地主阶级势力反对奴隶主旧有阶级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史记·田敬仲世家》记载，在田常杀死齐简公以后的五年，即公元前476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由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姜齐政杖已名存实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地主政权——田齐政权建立起来了。
(1)抢险救灾：关系断裂下的临时救援。在地震负效应作用下，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分化，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崩塌瓦解，建立在亲缘、血缘、地缘等关系及货币契约上的社会关系断裂，乡村居民流离失所，丧亲失友，乡村社会关系主体退化为毫无联系的独立个体，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呈现破碎化现象。
(2)过渡安置：互助关系下的疏离与竞争。在争分夺秒的挖掘式抢险救灾及紧急转移之后，如何妥善安置灾后幸存及转移人群成为救援团队的首要工作，截至2008年7月31日，成都市已全面完成受灾群众过渡安置，全市共建成集中安置点1543个，过渡安置房19.86万套。在安置过程中，受灾居民受社会救助团队的鼓舞和感动，自发形成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良性社会关系网络，成为维系安置点稳定的主要社会支持网络。
但是，在紧急安置的现实要求及政策约束下，受灾群众无法按照震前社会关系进行安置，从而造成安置人群因自我社会属性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同时，因为社会属性不同导致安置居民普遍出现不熟悉、不交往的疏离性个体特征，〔17〕导致安置点内居民互助关系弱化，不利于过渡社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安置点数量有限，导致安置点人口规模较大，平均每个安置点容纳近400转移人口。如何合理分配救助资源，避免出现因争抢救济资源而出现恶性竞争关系成为重要问题。
(3)规划重建：政府市场双作用下的重组型邻里。灾后的过渡安置为永久性社区选址、制定重建规划、建设安置社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2008年6月，笔者在救灾通道疏通后第一时间携团队进入重灾区彭州市通济镇开展重建规划编制工作，在政府部门、规划团队、幸存灾民的多方协作下，完成了大量安置社区规划编制工作，并于同年度12月开始施工建设。重建规划的时效性要求在短时间(1～3年)内受灾地区完成大量的安置住房建设，至2011年底，受灾地区采用统规统建、联建、自建、原址重建、加固维修等多种重建模式，基本完成了全部安置社区建设工作。
随着居民从临时性安置点有序迁移进入永久性安置社区居住，新型社区关系网络开始萌芽，与震前社区居民长期交往形成的稳定型邻里不同，安置社区因居民异质性而呈现复杂性特征，形成由多属性社会主体交往形成的重组型邻里关系。同时，在建设安置社区过程中，由政府引导、社会企业支持的市场化交易行为逐渐进入社区，如建设用地指标换房、企业联建式安置小区等，初级货币交易关系逐渐在重组型安置社区中出现。
3.凝聚态：社会关系支持网络的重组与再生
2012年1月，汶川特大地震三年灾后恢复重建结束，汶川灾后社区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后重建时代。随着参与救援的政府及社会团体撤出，安置社区(村庄)内社会有机体回归到由居民、社区管理、基层政府构成的垂直型治理结构，为了维系邻里和谐，居民开始依托新社区邻里的地缘性、产业合作发展的新业缘等特征构建新型社会支持网络。
(1)新地缘邻里关系。在充分享受政策红利的基础上，自组织建立社区管理体系，构建新型社区内部居民互助关系，从而打破原有的疏离性个体特征，增加居民日常交往频次，以社区为单位加强居民活动建设，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频次、情感强度、亲密度、信任度以及融合度，从而搭建新社区生活下的新地缘邻里关系。在彭州市小鱼洞镇安置社区，基层政府及社区组织开展如社区文化节、公益放电影、居民运动会等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安置社区内居民内部交往率，并取得良好效果。[注]笔者对小鱼洞镇安置社区进行抽样调查(问卷66份、访谈24人)，重点关注社区文化、娱乐及居民心理活动建设，整理后发现：88%的安置社区居民认为以社区为单位的文化娱乐活动加强了自己与社区邻居的互动，也让自己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得到提升。
(2)新业缘经济关系。在解决好自身住房需求问题时，就业、设施供给、福利享受等与自身利益相关问题成为居民的关注目标。灾后乡村开始出现新一轮市场化经济行为，自2011年以来，汶川灾区(尤其是都江堰及彭州市)在各级政府主导的“一村一品”“旅游大发展”等政策推动下，大力推动现代农业、手工制造、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并取得良好成效。据统计，2016年成都接待乡村游客1.02亿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260.91亿元，直接或间接带动超过200万城乡居民就业，其中彭青线乡村旅游市场占比达22%，乡村旅游发展势头强劲。安置点开始以社区(村集体)为单位，挖掘自身优势资源，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互惠共赢，形成良性友好互助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同时，社区内部出现经营性交易行为，居民之间开始出现买卖、合作等非正式经济关系。在彭州市通济镇黄村，其立足于自身特色农产品种植，打造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休闲农家乐、旅游观光等产业化经济链，相互协助，分工合理，形成良好的居民内部及对外的经济交易关系。
哦。王树林想起来了。那天半夜，酒后的辛娜呈现出一种久违的主动，这让王树林颇有微词。他们为此别扭了好些天。此刻，辛娜再提此事，让王树林有些意外。不过，他记得当时自己掩饰得不错，并没有显得过分在意的样子，而是一副专注菜品滋味的神情。但他的耳朵一直竖在辛娜的嘴边。
四、地震影响下乡村社会关系内涵向度之变
在地震影响下，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经历“稳定-过渡-凝聚”的变革历程，分阶段下乡村社会关系在三维向度内涵上也表现出不同特征(详见图4)。
户外的环境需要通过动画来表现，与样板房产生关系的有周围的交通环境、商铺的类型极其分布情况、社区的人流量、周边的绿化环境等。另一部分动画用于表现样板房各部分灯光进行智能的调控，对室内的窗帘进行控制，以提供合适的遮阳效果；展示防盗、报警、监控、电锁、门禁、对讲等安全措施；动画控制模拟相应的展示效果可以真实地展现智能家居和样板房设计的相关概念，从而全方面展现样板房的设计理念。
图4分阶段社会关系三维向度内涵特征解释
1.在互助型社会关系支持网络的支持下，从代际分工向产业分工时代转型
地震灾害的发生使得传统家族制、地缘式代际分工体系下的乡村差序社会结构崩塌，乡村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断裂。随后在救援重建恢复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救助力量，如救灾部队、援建团体、社工及志愿者等纷纷介入，在政府协调下形成合理的救济分工体系，承担着不同的社会救援职能，从客观工具性直接援助到主观精神安慰等多维度搭建社会救援的外部支持网络。受灾群体内部也自发形成了自组织社会救助团体，幸存者救助受伤人员，形成有一定分工特征的内部互助关系，与外部社会有机力量一起共同组成“互助型”灾后社会关系支持网络(详见图5a)。
汶川特大地震的发生导致我国川西地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突变，原有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断裂。而随着应急救援、恢复重建等工作的开展，乡村社会关系又逐渐从非常态临时性网络向常态化转变。综合梳理地震发生前后、重建过渡期再到现今等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关系发现，受灾地区乡村社会关系大体经历了从稳定到过渡到再凝聚的变革历程(详见图1)。
图5地震影响下乡村社会支持网络转变(左：5a/“互助型”；右：5b/“重组型”)
2.社会生产重构，从救助资本积累转向新生产模式下资本流动与再分配
自然灾害的发生阻滞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生产行为，以及村民向灾民的社会身份转变，使得社会流动资本从交易货币(包括商品)转向救助资本。随着海量的社会救助资源的涌入，以及自身资源的培育挖掘，灾区获得了巨大的资本积累，在分工合作体制下，实现对重建资本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当然，救助资本的群体分配过程也会出现个体竞争现象，这是人类利益行为的必然选择，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已经有市场化交易行为出现，这些行为依托货币补贴、土地置换等安置政策，在重建社区内维持着社会契约的正常运行。随着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以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为主导的新生产模式成为主流，推动着资本从单向救助性分配向多项流动转变，并按照新的劳动产业分工实现资本再分配。
3.传统乡村场域破碎，从临时集聚下的空间混合转向集中后的相对分散
长时空迭代更替下形成的广场、祠堂、公共场地、家族院落等稳定的乡村土地场在地震后发生破裂，原有的维系乡村日常生活行为的关系场也轰然崩塌。在社会救助团体进入后，在临时安置点上建立的互助型社会支持网络营造了新的乡村土地及关系场域，在这种临时性救援模式下，实现乡村空间在破碎后的重组与再造。但由于用地紧缺，原来分区明确、分散布局的乡村场域必须集中安置，每个安置点都承担了居住、交往、互助等多种空间功能，呈现功能混合式空间利用特征。
随着安置社区的日常化发展，新安置社区的场域进行再一次的时空迭代演变。与震前乡村场域不同的是，新居住社区实现了社区场域的垂直集中，这种集中虽然推进了集约型建设，但削减了社区公共活动空间，降低了社区居民交往的频次，加剧了社会空间分异，导致社区内邻里交往、资本流动等逐步呈现相对分散状态。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肌僵直、动作迟缓等运动症状和麻木疼痛、睡眠紊乱及焦虑抑郁等非运动症状[1]，目前主要认为是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受损，导致脑内多巴胺介质缺乏，造成胆碱能和多巴胺能系统间的失衡。四肢和躯干部主要肌群肌力下降；坐位和站立位平衡功能下降；行走时起步困难、步幅减小、不能随意骤停，转身困难，动作缓慢[2]，严重影响患者步行能力和日常生活。本文使用功能性肌力训练带后拉绑法对PD患者进行康复训练，以探索其对平衡功能训练疗效的影响。
五、后重建时代乡村现实问题特征及其响应机制
进入后重建时代，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秩序正常化，乡村重建社区社会、经济、生态等有序复苏，呈现稳定的良性发展态势。囿于灾后重建的紧迫性、时限性、绩效性等特征，灾后重建规划、建设、管理等过程中出现偏差，导致在乡村重建社区内出现社会、资本、空间等向度上的现实问题。
1.社会关系视角下后重建时代乡村现实问题特征
(1)新产业分工下同业竞争，社会关系联结度弱化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把维系社会成员的本质归结为生产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资本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有效的资本积累能够提升社会关系联结度，促进社会关系的稳定发展。当代我国乡村社会在大量的外部资本涌入下，形成了以劳动分工体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配置模式，资本释放的外部效应催生了乡村市场，并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内部稳定的市场贸易行为。在市场催化作用下，乡村内部形成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型社会关系。但另一方面，资本占有的竞争优势也暴露在社会成员面前，造成社会生产向物态化、利益化、货币化转变，在利己主义驱使下，物质化的生产同人性感知发生冲突，呈现出人际对抗、相互竞争的经济型社会关系。
小鱼洞镇位于彭州市北部山区，是成都彭青线乡村旅游的重要节点乡镇之一，凭借生态农业种养、特色农产品加工及乡村旅游等产业支撑安置居民的生活就业需求。近年来，在农旅融合的政策下小鱼洞镇乡村旅游态势强劲，据统计，2015年全镇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以上，最高峰日过境游客数达1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3000万元。强大的旅游市场吸引安置居民纷纷投入旅游服务行业，仅2016年，全镇新开农家乐162家，总计超300家，从事农家乐生产劳动的就业人口高达1300余人，占全镇总就业人口的37%。这些农家乐沿彭白路大量集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同行业内部利益竞争，这些农家乐老板之间互不来往、互相较劲、竞争客源，既破坏了市场，也削弱了社会联系，导致社区内部交流减少、邻里关系冷漠、社区内部矛盾增加，社会支持网络不稳定。
产业分工体系下，行业内外的利益大小成为影响居民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高经济值的产业往往成为人们竞相争夺的就业领域。同业竞争作为优势产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环节，在安置社区内部也有出现。由于缺乏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管控，同时行业内部分工不明晰，在严重的同业竞争下，争抢客源、互相压价、挤压市场等恶性竞争行为不断发生，直接导致安置居民日常互动频率、亲密信任度、信息共享度、情感联系强度等降低，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呈现联结度弱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其他灾后安置城镇同样存在，如彭州市白鹿镇、都江堰市聚源镇等。
(2)统建模式下居民失地失业，资本再分配差异显著
太平新居是都江堰安龙镇2008年统规统建的安置社区，全社区共495户，2000余居民，居民离原住地距离基本在1.5～10km之间，相对较远。政府在筹建时采用指标换住房模式，即引进社会开发商建设安置社区，受灾村民以原有宅基地产权置换新居住房。这种模式下虽然村民住进了新房，但是他们失去了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部分村民还需支付一定的房屋购买金，增加其经济压力。同时，按政府规定，统建模式下居民不能以自家住房从事农家乐、旅馆住宿等商业行为，而原有生产型土地距离较远，导致居民失地失业。而救助政策的三年期已过，居民没有了可以保障生活的救助资本，只能外出务工，其资本获取量小，居民收入较低。统计结果显示，2016年太平新居的居民人均年收入仅为3.5万元，远低于周边自建社区平均收入水平(6～7万元/年·人)。
案例：都江堰市安龙镇太平新居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及省市地方政府所制定的灾后重建政策、对口支援政策、产业补助政策等有效期限都是三年，在2012年宣告进入后重建时代以后，各类社会支援退出安置区，安置区从救助资本积累转向新生产模式下的资本流动与再分配。但是，长达三年的政府及社会无偿资本支援(资金、住房、产业、公共服务等)，使得安置社区内形成了一种资本支援依赖性，从而出现支援退出后的社会不适应问题。尤其是统建模式下的居住社区，在土地指标换房及用地限制下，居民失地失业，只能间接从事现代农业、旅游服务等产业，无法直接参与新生产模式下的资本分配，处于社会资本流动的底层。这种社会资本的分配差异直接影响了社区社会关系的发展，也导致统建模式下社区居民出现相对剥夺感与不平衡心理。根据笔者调查，汶川灾区内超过35%的统建安置社区居民表示后悔当初选择指标换住房的统建模式，[注]笔者在汶川重灾区(都江堰市及彭州市)内，选择太平新居(都江堰市安龙镇)、彭家院子(都江堰市聚源镇)、大楠村(彭州市小鱼洞镇)、石梯村(彭州市新兴镇)、桥楼村(彭州市通济镇)等5个统建社区进行入户抽样调查(样本户数388，总体户数2342)，调查结果显示35%的居民对土地指标换住房表示不满意。更提出要求政府退还土地，从而让他们参与旅游开发。
编后：本文选自《打工》，文中方勋梅系化名。经作者同意，编者对原文作了一些改编，基本事实和故事情节保留原状。本文题旨和作者观点不代表编者和本刊立场，编者只是客观编发，向读者推介一篇有趣文章，说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千秋。
(3)集中模式下群体性公共空间缺失，居民交往频次低
案例：彭州市新兴镇止马村
止马村安置社区位于彭州市新兴镇西北部，原有村庄所在地被震毁，因此灾后重建时全村沿彭白路往北集体搬迁重建，于2010年建成，社区内安置住户350余户，以4～5层统建小区住宅为主。在安置建设时为尽快落实居民住房需求，统规统建过程中缺少对居民社会交往需求的预判，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迫使居民上楼，建设过程中只留有两处群体性公共空间。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居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以晾晒农作物、停车等为主，交往型使用则相对较少。有居民表示：“上下楼不方便，一般下了班就直接回家了，广场舞现在不能跳了，说扰民，被投诉好几次了都……也就认识对门的，楼上楼下的不太熟。”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住房重建虽然形式多样，但受用地制约，多数安置社区选取以单元楼式联排住房作为主要安置形式，在“集中上楼”与“紧凑安置”模式下，能够提供给村民日常生活交往的群体性公共空间往往较少，而且单元楼式的住房也阻碍了村民的日常交往，呈现出“村改居”过程中的类似问题：垂直高差中的交往困境、社会交往频率较低以及外部公共空间的缺失。〔18〕同时，社区内仅有的公共空间也未能发挥实质效用，社区邻里联结度不高，居民交往频次较低。
2.应对多元乡村问题的响应机制
为缓解乡村重建社区内所出现的社会问题，本文从分工规模、资本参与、公共交往等角度提出响应机制，以实现乡村重建社区科学合理生长。
(1)合理确定分工规模，实现多元差异化商品供给。在乡村重建社区内出现恶性同业竞争问题的根源是社会分工的重叠不清，致使产业内部攀比竞争、商品趋同。作为以特色资源做商品供给的乡村地区，尤其是农业生产及旅游服务型乡村重建社区，极易出现恶性同业竞争问题。因此，针对此类地区现实发展诉求，应在充分发挥特色产业优势的情况下，合理确定不同分工规模，从商品供给视角实现多元、差异化生产，以维系正常的市场供应秩序。
以彭州市小鱼洞镇为例，市场管理者应对社区农家乐数量及从业结构进行合理控制，针对不同类型社会群体需求调整农家乐的商品供给，建立冷水鱼、生态鸡、生态菌等不同特色类型的农家乐，同时提供社区内住宿、娱乐等其他类型商品供应，增加社区产业链条化发展，从而实现社区内部多元差异化商品供给。
(2)调整产业模式，推动资本流动的群体公平参与。社会公平是维系社会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从资本向度来看，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结构的基础在于实现全人口公平参与社会资本流动与再分配，在合理确定分工规模的同时，推动全人口参与就业，搭建资本向全人口流动的投递平台。具体来说，基于统建、自建、维修等不同重建模式下的社区居民的现状特征，结合居民参与不同类型产业开发的就业诉求，对乡村重建社区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合理调整，搭建现代农业、新型工业、生活服务、乡村旅游及特色服务业等多元融合的产业结构体系，为全体居民提供择业、就业及创业机会，以消除救助资本退出、居民失地失业等状况带来的负效应，减小资本分配的群体差异，实现资本流动的群体公平参与。
(3)增加外部公共空间，营造和谐开放的交往环境。在建设用地指标有限的情况下，以多层联排式住宅为主的重建社区将成为趋势，传统乡村内部私宅院落、祠堂、戏楼等公共场域难以再现。因此，为增加乡村重建社区内居民交往频次，应增加广场、运动场、巷道等外部公共空间，营造和谐开放的人际交往环境，为社区居民提供可以开展广场舞、体育锻炼、打牌娱乐及日常交流等社会交往活动的外部场所，同时也为社区基层管理提供充足的户外空间，实现社区社会支持网络的重组与再生。
六、结语
自然地质灾害对于城乡建成环境及社会关系格局的影响巨大，灾害后期的转移安置过程中如何妥善构建新的城乡社会关系网络、营造良好的人际交往环境等工作理应引起社会重视。未来灾后重建工作则需要从安置居民的社会心理及行为心理出发，进一步审视人际关系网络与城乡物理空间的相互作用，构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新格局，推动城乡社会关系网络走向凝聚形态，从而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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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林 南.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G]∥周晓虹.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4.
〔2〕林聚任.论社会关系重建在社会重建中的意义与途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05).
〔3〕 孙施文，胡丽萍.灾后重建规划，为了现在和未来的责任[J].城市规划学刊，2008，(04).
〔4〕刘 玮，胡 纹.从“汶川模式”到“芦山模式”——灾后重建的自组织更新方法演进[J].城市规划，2015，(09).
〔5〕林聚任，杜金艳.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特征与问题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
〔6〕周志山.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多维解读[J].学习与探索，2007，(04).
〔7〕黄 玮.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新型社会关系的构建[D].福建师范大学，2016.
〔8〕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27.
〔9〕王 亮.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成与管理研究[D].浙江大学，2005.
〔10〕陈 宇，张 斌，孙红亮，李 新.社会交往与城市空间关系研究[J].中国名城，2016，(06).
〔11〕格利高里·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M].谢礼圣，吕增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4.
〔13〕苟天来，左 停.农村社会关系研究述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4).
〔14〕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8.
〔15〕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01).
〔16〕李路路，李睿婕，赵延东.自然灾害与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变革——对汶川地震灾区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5，(01).
〔17〕张 昱.灾后社会关系恢复与重建的路径探索——基于Q安置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18〕谷玉良，江立华.空间视角下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山东省枣庄市L村“村改居”为例[J].人文地理，2015，(04).
New Pattern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by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Based on the Survey of Villages in Chengdu
Geng Hong Li Yanqun
Abstract：Based on the follow-up survey of reconstruction communities in Wenchuan earthquake-stricken rural areas，it is found that rural societies under the earthquake generally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the break of stable social relations，the temporary and abnormal transition，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social networks.The connotation of phased rural social relations also changed accordingly：turn to a new industrial division on the social orientation，turn to a capital flow and redistribution in new production mode on the capital orientation，and turn to relative decentralization after concentration on the spatial dimension.Reviewing the social issues such as the alienation differences of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the low social connection，the significant redistribution of capital，and the lack of mass public space in the new industrial division caused by the disasters，The response mechanisms is put forward.Firstly，formulate a reasonable division of labor to realize the diversified supply of goods.Secondly，adjust the type of industry to promote fair participation of groups.Thirdly，increase external public space to promote social interac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Key words：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social relations；social support networks；industrial division；capital allocation；public space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2-0011-13
〔作者〕 耿 虹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武汉 430074
李彦群 博士研究生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 王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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