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与外企的最大差距还是在管理上（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2]（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田蕊[3]（2020）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理念的深入贯彻,女性受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也日益彰显;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等,国内外妇女事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缩小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地位的性别差距、促进女性卓越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所在;而在促进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过程中,除了依靠政策、制度等外部社会力量外,作为型塑人格与培养价值理念的教育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13名企业管理层知识女性深度访谈,一方面,全面、生动地呈现了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态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基于她们职业地位获得的经历,反观她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同时,鉴于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具有连贯性,本研究很难割裂地分析某一种教育类型或教育活动对女性某一方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不同教育时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将“教育意蕴”解构为三个层面,即教育的动力作用、阻力作用以及提升路径。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知识女性自身特质（Attribute）,即“双性化”特征、坚韧性、自信心、进取心,和所具备的能力（Ability）,即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以及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是她们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的内在保障。在追求职业地位过程中,知识女性会展开一系列积极行动（Action）,包括物我互动——从容应对职场环境的“多重约束”、不甘于成为晋升“陪衬”、勇于尝试职场极限环境的挑战;人我互动——与领导之间“学会变通与坚持自我”的互动、与同事之间“获得工具理性与情感支持”的互动以及与下属之间“共促发展与相互支持”的互动;自我互动——冲破“玻璃天花板”、寻找“潜力发展区”与打造“核心竞争力”、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最终,知识女性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职业地位目标（Aim）,即“小我型”职业地位（物质性和精神性）和“大我型”职业地位（集体性和社会性）。第二,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本研究从动力来源、作用路径及作用结果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同时空的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力作用,具体地:（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知识女性通过家庭环境氛围的浸染、父母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训练,知识女性在模仿学习、自我内化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独特的性格品质、促进了情感的发展以及形成了基本的性别观念。（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她们通过专业学习掌握基本的生存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获得综合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避免自己在课堂上被“边缘化”并帮助自己建立强大自信。（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她们通过艰苦工作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通过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促进自我突破与持续前进,通过支持性人脉网络获得经验积累和情感支持。第三,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本研究从教育的负向功能视角,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产生的阻碍作用。具体地:（1）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以及建立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阻碍了女性积极情感的建立,同时,在无形中强化了她们的依赖性、弱化了独立性。（2）“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中,两性之间“均衡与同一”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并通过隐性校园文化对女性的性别观念进行了再塑造,同时,导致女性在课堂教学中的边缘化处境。这样的学校教育氛围使得女性忽视了性别不平等、强化了女性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导致女性产生“习得性无助”。（3）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中,企业文化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轻视”,两性员工之间的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不均衡,同时,女性员工普遍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最终导致女性员工无法充分提升能力水平、难以融入工作组织中的人际网络、缺乏工作和情感支持。第四,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本研究基于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教育动力和教育阻力,进一步从教育观念和教育行动两个层面,为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提升路径,以期更好地助力知识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在教育理念方面:不同的教育时空应构建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以及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在教育行动方面:（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父母通过开展基于日常语言与行为互动的“濡化式”教育,促进女性现代社会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的形成。（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基于秩序化学习时空,教师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课程设置,采用以“合作参与”为核心的教学法,并开展“关系性”教学实践;基于非秩序化学习时空,学校应为女性“参与学校各部门的管理工作、参与学生组织和社团的组织工作、参加社区和社会服务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企业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企业文化,通过文化氛围的熏陶,实现对知识女性性别观念和职业情感的教育;通过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的考验与磨练,促进知识女性“品格的次级社会化”,并推动她们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与持续学习;企业还应促进女性员工与工作导师以及“女性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使她们不断积累工作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职业能力以及持续获得情感支持。总之,知识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她们能够积极适应职场环境、始终保持学习状态并不断寻求突破,这与她们成长发展所经历的不同时空的教育密不可分。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动力作用并探寻行之有效的教育提升路径,对有针对性地开展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常腾原[4]（2020）在《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度量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承包商自1978年进入国际承包市场,经历了4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国际市场上的政治风险也给中国承包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国建造2035”战略推进,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将面临新一轮的增长和发展。如何进行有效的政治风险管理,已成为中国承包商最重要的议题。现有的政治风险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跨国企业管理、国际联营体等传统的国际商务领域,针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研究较少。在实践中,中国承包商的政治风险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缺少有效的政治风险的度量方法和应对体系。本文旨在识别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事件、行动者和传导要素,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法,深入揭示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在综合考虑国际工程项目的特点和“中国因素”,以及实用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运用木桶理论和脆弱性理论建立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集成度量模型;在识别政治风险的管理对策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前期决策模型,并开发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结果表明,项目东道国政府和东道国社会在整个风险社会网络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而内部脆弱性因素（与国际承包商和项目相关的变量）在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内部脆弱性因素既是企业遭受微观政治风险的主要起因,也决定着其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下的政治风险后果。在内外因素和木桶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国际机构发布的宏观数据和来自项目和承包商的微观数据,可以定量地度量国际工程的外部威胁性水平、内部脆弱性水平和政治风险的水平;木桶理论强调系统发生风险的下限,即项目的政治风险水平是由表现最差的外部威胁性指标和内部脆弱性指标所决定的。评价结果更利于风险预警,反应出系统面临的外部威胁和自身的薄弱环节。在风险度量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和选择相应的对策可以帮助国际承包商降低政治风险水平,更好地应对政治风险。本文综合采用风险管理理论、风险传导理论、脆弱性理论和木桶理论来分析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并建立针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度量方法,是对现有国际工程管理和政治风险理论知识的扩充;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的方法建立了国际承包商和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实践价值,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辅助中国承包商在海外运营时对政治风险的度量和管理。
汤梅梅[5]（2019）在《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伤预防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形成了企业完全承担责任的基本现实。政府通过实施工伤保险费率机制与职业安全健康项目,激励企业采取预防措施,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与保护职工安全健康。各国实践经验也表明了工伤预防管制已取得巨大的社会安全效益。作为劳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工伤预防管制工作,保护劳动者安全权益。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工伤预防、工伤待遇和工伤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形成,并主要通过工伤保险待遇修正依靠劳动市场无法完全补偿劳动者遭受风险损失的缺陷,保障受伤工人的医疗救治与基本生活。同时,政府设置激发企业内部动力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转变企业工伤预防理念。在政府干预和企业担责的协同作用下,截至2017年底,全国总工伤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6.2%和12.1%（1）;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607亿元,覆盖人数达22742万人,待遇水平稳步提高（2）。然而,经济全球化、技术革新加快,激烈的企业竞争引发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全球变暖与频发的极端天气恶化了工作条件等,使得工伤事故率与职业患病率居高不下,我国劳动者面临的工伤风险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职业安全健康的格局正发生着改变,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被打破,大量灵活就业的劳动者被排除在保障覆盖范围之外,加之工会组织无法形成与企业、政府进行集体协商的社会力量,使得受伤工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下,落后和产能过剩的企业正面临兼并甚至破产危机,考验着企业支付能力。如对于正处在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阶段的企业,在无过失责任原则要求下,他们必须承担工伤事故后的伤亡劳工医疗、误工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一系列经济费用,这必然会加重实体企业的用工成本。面对劳动安全保障不完全、企业经济负担重的双重难题,这就要求政府不能只强调工伤预防管制所带来职业工作环境改善的社会安全效益,而忽视企业经济发展。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文献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工伤预防管制目标内涵应当包括在改善职业安全与健康环境的同时,又提高企业经济绩效两方面。那么工伤预防管制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实现“共赢”局面的可能性?现阶段中国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如何?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工伤预防管制又如何影响企业经济绩效?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是否具有实现“共赢”局面的可能性?如何通过提高现有工伤预防管制效率,来实现“共赢”局面?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推进未来政府政策调控,实现工伤预防管制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对促进工伤预防管制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遵循从社会管制经济学理论中探索“共赢”的工伤预防管制作用机理—在现实中寻求“共赢”管制理论存在的可能性—以中国工伤预防管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为了实现“共赢”的工伤预防管制而深化改革的逻辑思路,并紧紧围绕理论与实证两大核心层面展开研究。（1）理论层面。基于风险工资理论、贝克尔理论、“波特假说”理论。首先,从社会管制经济学发展脉络的视角出发,追寻政府进行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缘由。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者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达到最佳安全保障。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保护受伤工人安全权益,政府通过工伤预防管制强制要求企业承担所有责任,保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对称的安全工作信息,以此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政府实施不适宜的管制强度使得企业对工伤预防管制措施不满,引致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叠错,加重了企业经济负担。为了消除政府与企业目标的异质性,政府调整工伤预防管制力度,激发企业形成安全激励机制,并通过提升自身安全技术达到“共赢”局面。然后,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当下的工伤预防管制体制,从社会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两方面剖析中国管制未实现“共赢”局面的作用机理。（2）实证层面。本文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发现“共赢”局面的关键是设置适宜的管制强度,引发高效率的工伤预防管制,从而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若管制强度设定过低,劳动者安全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若管制强度设定过高,企业则无法从工伤预防安排中获得经济效益。因此,研究选取工伤保险费率作为政府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代理变量（1）,基于分步评价的思路,先评估实施工伤预防管制已取得的安全效应水平,再对企业经济绩效评估,检验现阶段中国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原因是否由不适当的管制强度,引起微观经济主体安全投资行为的转变,进而导致宏观安全效应的下降。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分为8个部分,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然后以工伤预防管制发展路径为主线,按照其理论变迁及内在逻辑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归纳。研究显示,不合理的政府激励机制易引发道德风险,造成企业经济负担,降低了工伤预防管制效率。在政府优化管制资源的基础上,工伤预防管制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才是实现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共赢”局面的根本动力,并探讨了概念移植我国实现的可能性。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工伤预防管制的理论机制分析。本章首先清晰界定了工伤预防管制及其相关概念,并阐明其属性、特征及激励措施。然后基于风险工资理论、贝克尔理论、“波特假说”理论,探讨工伤预防管制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实现“共赢”局面的可能性。最后,通过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来研究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未实现“共赢”局面的作用机理。其中:（1）中国工伤预防管制安全效应的理论研究。基于企业生产成本理论与风险期望理论,本文建立企业利润与劳动者效用同时最大化的拉格朗日函数,在库恩-塔克一阶条件下,研究发现,目前“重补偿,轻预防”的工伤保险现状与不完善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不存在以最低工伤保险待遇获得最佳安全水平的临界点;相对高管制费率,政府实行低管制费率时,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低工伤伤害率的影响程度更大;且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是造成安全效应低的主要原因。（2）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经济效应的理论研究。基于将成本价格运用于索洛剩余估算的双重生产理论,本文建立企业成本最小化模型并结合谢波德引理,在对时间求导的条件下,研究发现,目前严格管制引发企业调整用工结构以此降低用工成本,且管制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与成本增长变化趋势相同。结果说明,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变化引起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第3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变迁、现状及成因。基于将政府间接市场激励手段扩展为工伤保险待遇的事后预防和工伤保险费率的事前预防的界定基础上,本章打破了固有工伤预防演化的路径,按照事后工伤预防管制—事前工伤预防管制—完善事前工伤预防管制的逻辑,将中国工伤预防管制体制划分为四个时期。在工伤预防管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中,阐述了政府如何引导企业从被动转向主动预防的管制过程,并探究现有工伤预防管制低效率的成因。研究发现,参保企业在面临更加严峻的工伤风险时,道德风险突出;统筹层次低与覆盖范围窄限制了企业预防的积极性;失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结构降低了企业激励动力;不精确的工伤预防激励机制无法形成企业内部动力;事前与事后工伤预防管制的脱离不利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造成目前偏向社会安全效益而忽略了企业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管制现状,其原因可能来自于工伤预防管制的立法、条例设置、机构设置、组织间互联性等。第4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安全效应视角。本章采用2006-2016年省级行业及地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综合工伤保险费率指标,使用门槛模型评估了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低工伤事故率而取得的安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实施低管制费率时,提高工伤保险待遇会显着降低工伤伤害率,而当管制费率超过0.15%时,安全激励系数不再显着,甚至出现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安全效应低的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限制了工伤保险待遇的预防作用发挥,事前名义道德风险不仅无法消除事后真实道德风险,反而加剧了企业道德风险程度。研究启示:遏制企业道德风险的根本途径是,完善工伤预防管制机制,激发企业进行安全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以及补偿受伤工人待遇构成的企业工伤保险成本。目前高水平的工伤保险费率抑制了企业内在安全激励动力,因而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可以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帮助企业减少劳动力损失和生产成本。如果政府降低保险费率幅度过大易扭曲企业安全投资行为;降低保险费率幅度过小,会造成工伤待遇资源的浪费。因此,适宜的工伤保险费率结合工伤保险待遇才能获得最佳安全水平。第5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经济效应视角。本章采用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面数据并且使用2011年中国《工伤保险条例》的修订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在一个标准β条件收敛框架下去检验工伤预防管制对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影响。研究发现,2007-2014年期间该修订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具有强烈的负效应,工伤预防管制对于生产效率没有滞后效应,其中国有企业相对私营和外资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受这次修订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政府实施严格管制,在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后,可能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并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延缓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研究启示:目前中国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设定造成了政府管制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异质性,不利于企业的技术革新或引发创新力度不足。提倡完善工伤预防管制体制构建,通过费率机制、奖惩机制与管理监督体制等调整政府管制强度。一方面不仅能提高企业参保的积极性,有利于避免现实中企业逃避参保或退保的现象。另一方面,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其生产率。当工伤预防管制与外部经济环境形成良好互动时,可促进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可持续发展。第6章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本章首先系统梳理了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伤预防管制模式后,发现目前主要形成了以劳动者与企业雇主充分参与的典型德国模式,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为一体的典型日本模式及联合私营与公共保障系统预防的典型美国模式。然后,通过比较分析了三个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模式的法律体系、激励机制、管理与监督体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伤预防管制均呈现立法层次高、立法详细、可操作性强和动态及时调整的特点;外部干预结合内部激励构成了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工伤预防管制绩效评估建立在社会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分析之上,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伤预防项目、工伤保险费率与工伤保险待遇等进行全面评估;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定位清晰、高自主程度及执法严格构成了统一的工伤预防监管体制。研究启示:重视工伤预防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前提条件,而完善的工伤预防管制立法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运行基础;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关键核心,是引发企业、政府、劳动者“共赢”局面的必要条件;工伤预防的绩效评估反映工伤预防管制政策运行问题,帮助并提高政府工伤预防管制效率,缩短达到企业、政府、劳动者“共赢”局面的进程;统一的工伤预防监管体制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保障,是达到企业、政府、劳动者“共赢”局面的坚实基础。第7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路径优化。为了达到“共赢”工伤预防管制制度,本文在借鉴典型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力求系统地将广泛且复杂影响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因素,归纳并整合在政府管制机制的设置之内进行综合考虑。在构建一个三维立体概念框架下,本文给出如下建议:第一,政府转变工伤预防管制理念,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意愿、机会与能力,工伤预防管制引发企业全新安全技术创新,以及劳动者充分参与是实现“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的前置条件;第二,通过健全工伤预防管制立法、整合组织机构、精确设置工伤预防激励机制与强化工伤预防管制监督体制是实现“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的基础设置;第三,通过动态调整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益,平衡不同规模企业的内部激励动力,强化宏观、中观、微观管制主体责任及营造良好的工伤预防管制外部环境措施,是实现“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的后置保障。第8章研究结论及展望,概括全文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研究内容创新:本文提出工伤保险待遇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补偿受伤劳动者损失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且具有预防事故的安全激励作用。将工伤保险待遇的激励作用纳入工伤预防中,以此区分事前与事后工伤预防管制,拓展了工伤预防管制内涵。基于“波特假说”理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工伤预防管制应当在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的同时提高企业生产力,深化了工伤预防管制目标。为了实现“共赢”的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政府应充分利用以降低费率使得企业获得短期利益的契机,实现以创新驱动的工伤预防管制模式的转变。因此,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工伤预防管制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边界。（2）研究视角创新:本文首先从政府管制的宏观效应出发,论证了安全效率低的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限制了工伤预防管制作用的发挥。然后,基于微观经济活动层面,刻画了保护人力资本安全减少工伤伤害的预防管制与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因管制政策的实行而降低,且短期内又无法通过安全技术创新内部化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与补偿受伤工人待遇构成的工伤保险成本,是扭曲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根本原因,最终造成了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的双重负面局面。在结合宏微观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三维立体概念框架,系统讨论了实现“共赢”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前置条件、基础设置及后置措施的优化路径,以期精确调整工伤预防管制的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达到在充分保障劳动者安全的同时,促进企业经济健康与持续发展的目的。（3）研究方法创新:第一,衡量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既有相关文献主要基于企业规模越大工伤保险费率越高的假设而展开研究。然而,实践中工伤伤害率会随着政府管制程度呈现非线性关系及区间效应,若遗漏某种企业规模或保险费率情形下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会造成估计结果偏误。因此,为了修正以企业规模作为管制费率代理变量的假设缺陷,本文作了进一步拓展,以中国各省区不同行业的工伤保险费率构建综合保险费率指标,并按照数据本身的特征采用门槛模型自动划分样本。第二,衡量工伤预防管制的经济效应。成本-收益法是评估工伤预防管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佳选择。然而,工伤预防管制的成本与收益测量值在实践中一般难以直接获得,且测算选取指标也可能存在遗漏或偏差。因此,本文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克服成本-收益法中遗漏变量和不利因果关系的缺陷。进一步,为了精确评估工伤预防管制对于微观经济绩效的影响,将企业间生产率呈现?条件收敛的趋势纳入其中,重新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
李涛[6]（2019）在《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我国住房公积金的基本属性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定性与定量研究,对我国住房公积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提出了改革路径。首先,本文就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基金理论来看,基金理论是住房公积金管理运作的基础,《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管理原则和基金管理模式基本一致,现有住房公积金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开放式、契约型基金;从互助理论来看,通过住房公积金缴存人之间的互助提高缴存人购房能力;从强制储蓄理论来看,通过强制缴存实现缴存人之间的互助,单一的强制储蓄政策导致不能与参与主体的收入水平进行挂钩,受损严重的群体无法得到更高的损失补偿;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住房公积金缴存者委托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支配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又作为委托人将部分住房公积金资金业务委托给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从公平效率理论来看,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公平因素缺乏,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得不到保障,中高收入群体则通过多缴的方式来避税,而且长期以来基金投资渠道狭窄;从公共决策理论来看,住房公积金的目标是降低缴存者的购房压力,缩小收入差距导致的购买力差距;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来看,要将市场激励模式和企业化管理运用到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当中。因此,需要对现有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骨子上的改革,我国在探索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改革路径时应当从分权和权力下放、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以及引入现代化管理技术等角度入手。第二章梳理了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史沿革以及现状,就该制度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伴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得到了建立和推广。经过20多年的完善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演变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基本制度安排。它在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加快机构职能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的应有之义。近三十年来,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浪潮而不断推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入而逐步展开,通过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自上而下的改进紧密结合,逐步调整制度本身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部分,渐趋完善和成熟,然而,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推动住房从福利分配向货币分配的转变,推进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促进房地产金融体系发展,发挥住房保障功能,促进住房保障和社会公平,促进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第三章基于北京市新市民住房问题的调研结果,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将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具有代表性和实际意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分析的研究假设,为研究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建立了分析模型。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住房公积金运作流程存在如下漏洞,即事业单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风险,增值收益使用途径存在法律质疑,低存低贷的利率规定致使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决策和管理机构定位不清、性质不当,法定职能不能有效履行,即住房公积金决策机构定位不清,导致其权责失衡、职能虚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性质不当,导致其功能错位、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监督体系主体难以很好履行监督职责,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包括住房公积金监督体系的主体受其部门职能的限制,难以很好承担监督责任,住房公积金的多头监督体制使得监督力量分散,协调配合不足;住房公积金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抗系统风险能力差,包括不同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差异较大,统一协调困难,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以城市为单位,系统风险抵抗能力弱;住房公积金覆盖面较窄,限制其住房保障功能的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效率低下,投资渠道较少,资金闲置严重,住房公积金管理方式及其增值利益分配方式不合理,损害制度的公平性。第四章结合英国建房合作社制度、德国住房储蓄银行制度、日本住房金融公库与住宅金融支援机构、美国一级二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等发达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以及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厘清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的实践以及各国住房政策。本文认为,各国住房发展政策普遍致力于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合理的住房需求,通过各种政策干预手段,使得中低收入家庭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来实现住房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和机构的发展,与住房市场和商业住房金融的发展相耦合,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政策特点。在商业住房金融欠发达时期,住房金融政策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进住房金融市场的发展,以使得居民住房融资的可得性能够得到提高。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选择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住房贷款市场;在传统发达国家,政府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或补贴促进住房合同储蓄、建房合作社等互助金融机构的发展,如德国的住房储蓄银行和英国的建房合作社。在商业住房金融发达的阶段,商业机构能够满足部分居民的住房融资需求,但是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只有商业机构融资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很难或难以承担商业机构的融资支持,因此对住房发展政策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提出新的要求,即其干预方式需要从直接提供贷款,转变为综合使用政策性保险、利率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中低收入人群融资成本。第五章总结了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性质和定位存在工资说、社会福利说、员工福利说等,从实然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住房公积金应该属于员工福利,但从应然的角度其应该定位为住房保障措施。否定目前存在的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合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后,按照渐进式改革原则列举了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可选择模式,并对于新时代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环境展开分析,总结并得出适合当下的最优模式。本文认为,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模式,可以选择组建法定机构、筹建信托机构和组建国家住房发展银行。本文认为应当建立更加规范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具有适应新机制的金融职能,搭建组织架构。以更加规范的金融管理体系来管理住房公积金,加快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也将有助于增强资金的安全性。随后综合考虑了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对机构改革的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路径展开研究分析,研究讨论总体路径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基本内容以及基本步骤,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出建议。本文认为如成立法定机构模式,但需要政府大规模集中的财政拨款,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较大的权力之下所要求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也要相应完善,因此需要较长时期的逐步变革过程。又如筹建信托机构模式,不仅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职责更加全面,而且对其防范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对银行与信托机构仍采取的是“分业管理”的方法,虽然银行的风险管理意识在不断增强,但能否维持和保障这一相对较为复杂的信托管理体系长期平稳和高效的运行,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考虑到住房公积金保留强制性储蓄特点,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保留行政职能的需要,要求地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接转变成国家住房银行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在综合考虑时间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实施可行性的基础上,赋予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金融职能,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变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成为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最优路径和模式。
裴玲玲[7]（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不断提高国内市场开放度,大量外资企业入驻河南,规模不断扩大,为当地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就业产生多方面影响。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为河南省专业人才提供培训机会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对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河南省就业。本文基于梳理国内外相关学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关系的研究,结合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现状,并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就业总量、就业的产业结构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试图从多个层面较为系统地探讨河南省FDI的就业效应。通过分析得出:首先,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总量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是河南省劳动力就业的格兰杰原因,对河南省就业总量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次,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量也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是不相同的。最后,在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现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现FDI对促进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但是河南省FDI对于促进就业方面还是存在如下问题:河南省外资企业就业规模小、河南省第二产业外商引资结构不合理、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均衡、河南省人力资源水平低影响外企就业增加、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影响就业规模增加。为了扩大河南省就业,FDI方向提出的如下建议包括:改善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扩大引资规模、优化结构强化河南省第二产业的就业影响、加大河南省财政支持加速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外资引进、提高河南省人力资源水平促进外资就业量增加、鼓励河南省外资企业进入关联度高的产业降低“负效应”。
薛天航[8]（2019）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在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受益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求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强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不仅是应对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上述背景,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成为经济转型时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围绕“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展开研究,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第一,构建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创新激励、要素替代、企业进入退出等角度阐述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并从融资约束和所有制角度解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第二,基于ACF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实证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第三,实证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影响差异,并从内部资金持有和外部资金成本角度解析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与此同时,在融资约束视角下检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机制。第四,实证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在证明存在影响差异的基础上,解析国有企业效率增长出现背离的深层原因,并从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等角度探讨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变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建立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创新激励、要素替代等路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并认为融资约束加剧企业生产方式变革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提高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进而抑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认为由于国企、民企和外企在资源获取能力、政策性负担和投资动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进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二,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着地促进了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企业要素替代的机制实现,而通过企业创新激励机制产生的积极影响较为微弱。经验结果同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抬升进入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但未迫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反而导致部分低生产率企业规模的扩张。此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能完全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产生的负担效应,中国企业利润率有所降低。第三,相较于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融资约束宽松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为积极的影响。企业内部资金越充足、外部融资成本越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强。经验结果进一步表明,当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超过一定门槛值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逆转为负。与此同时,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资产设备更新速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进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对称变动。第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力度依次递减,并且在重工业行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样本中,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差距更大,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差距。进一步分析显示,政策性负担导致国有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生产率和利润率增长出现背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越强,利润率下降速度越快;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率优势有所削弱,进而导致民营企业产出市场份额和就业市场份额的下降。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何种影响,为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供政策启示,即何种机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机制、如何进一步强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缺失;二是从融资约束视角解析影响机理并展开实证研究,较大程度拓展已有研究的分析框架;三是基于中国现实,厘清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影响,有助于全面把握转型时期各所有制类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特征。
范氏锦云[9]（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与越南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越南实施革新开放,特别是1987年《外国投资法》出台以来,流入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988年的3.41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255.72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驱动越南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力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不仅直接促进了越南产业结构调整,而且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管理现代化和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在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除了取得的成就外,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过于关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中央和地方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上存在分歧,缺少投资项目筛选机制,无法将投资导向重点及新兴行业,这导致了产业结构优化效果逐步减弱,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越南经济不能脱离世界经济,在如何发挥外商投资对越南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负向作用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在系统分析越南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相关理论,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越南产业结构的影响,取得了一些研究结果,具体而言,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首先,在分析产业结构优化意义的基础上,本文对该影响机制描述如下:首先,抑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效果,同时也阐述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向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现代化。其次,建立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指标。最后,通过效应分析以及传导机制分析,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合理的政策导向,可以使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第二部分,对外商直接投资与越南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19952016年越南统计总局（GSO）的数据,论文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分析:首先,建立三个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不同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影响,该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等问题;其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基于19952016年22年的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具体行业的影响。第三部分,介绍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本国产业结构优化的经验。这些国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与越南类似,外商直接投资从最初的大比重投资于采矿业到后期转向第三产业。因此,通过分析和总结东南亚国家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成功经验,借鉴和吸取有利于越南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深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越南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从长期来看对越南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着积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不同,对第二、第三产业的影响比较明显,而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比较小;（3）20052016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建筑业、金融和银行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房地产、娱乐行业及住宿餐饮业产生了负面影响;（4）产业结构调整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方向转变对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产生了持续影响;（5）越南的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突出;（6）越南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服务业（特别是房地产业）。综上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越南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产业结构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吸引外资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引发了各国之间激烈的引资竞争,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加快推进和改善本国投资环境,这种趋势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也出现在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越南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力,必须发挥外直商接投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越南应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与其它国家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进行竞争,在制定新阶段的外商投资政策时,需要采取新思路和新做法,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增加市场规模等,旨在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规模;其次,越南应出台引导和鼓励投资导向的相关政策,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方向调整的行业;最后,要提高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充分发挥溢出效应,提高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具有技术潜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越南经营的外资企业的研发优势。
程硕[10]（2019）在《机械类专业背景员工就业初期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通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机械类相关行业的两家企业的5位主管和10位处于就业初期的机械类专业背景的员工进行深入访谈,经过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核心式登录三个步骤,发现了机械类专业背景员工就业初期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本研究共有以下发现:第一,机械类专业背景员工在就业初期的职业流动呈现阶梯型的向上发展的趋势。第二,机械类专业背景员工就业初期的职业流动是在“自我价值实现”和“情感归属”两种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当企业能较好地满足员工的这两方面需求时,员工会选择留职,反之员工的离职倾向会增大。第三,机械类专业背景的员工就业初期的职业流动是在“企业现状”与“个人诉求”的角力中变化发展的:当“企业现状”与“个人诉求”契合度较高时,求职者将有机会进入该企业工作;当“企业现状”与“个人诉求”较为契合时,员工的稳定性较高并处于留职状态,而一旦出现两者契合度较低的情况时,员工会产生较强的离职倾向。第四,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大于对“情感归属”的需求;女性对“情感归属”的需求大于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本研究共分六章,各章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及拟解决的问题、核心概念的界定,并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第二章,对本研究的研究计划和研究实施进行介绍和说明。第三章及第四章,分别情境分析法和类别分析法,从多个角度对被访者的职业流动经历及过程进行呈现,分析被访者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及离职的动态过程。第五章,总结了研究结论,并进行了讨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我们与外企的最大差距还是在管理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们与外企的最大差距还是在管理上（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
| 二、研究问题与内容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职业地位的研究 |
| 二、关于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对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互动理论 |
| 二、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功能主义视角 |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抽样 |
| 三、数据搜集与分析 |
| 四、研究伦理与效度 |
| 第三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 |
| 第一节 目标(Aim):获得多层次的职业地位 |
| 一、“小我型”职业地位 |
| 二、“大我型”职业地位 |
| 三、“小我型”职业地位与“大我型”职业地位的关系 |
| 第二节 行动(Action):物我互动、人我互动与自我互动 |
| 一、物我互动:积极应对职场环境的挑战和阻力 |
| 二、人我互动:巧妙地处理人际关系 |
| 三、自我互动:在突破与超越中前行 |
| 第三节 能力(Ability):知识女性的核心竞争力 |
| 一、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 |
| 二、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 |
| 三、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 |
| 四、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 |
| 第四节 特质(Attribute):知识女性的“魅力人格” |
| 一、“双性化”特征 |
| 二、坚韧性 |
| 三、自信心 |
| 四、进取心 |
| 第四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 |
| 第一节 生活时空:知识女性获得的家庭教育 |
| 一、父母的“严格训练”塑造独特品格 |
| 二、父母的“身体力行”胜过一切 |
| 三、家庭环境氛围:培养独立与提供支持的土壤 |
| 第二节 学习时空:知识女性接受的学校教育 |
| 一、掌握生存的基本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 |
| 二、从零到“零”:能力的全面提升 |
| 三、积极的师生互动:“老师的关注拉了我一把!” |
| 第三节 职业时空:知识女性践行的职后教育 |
| 一、职场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 |
| 二、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突破与前行并存 |
| 三、支持性人际网络:经验积累与情感交流 |
| 第五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 |
| 第一节 生活时空: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 |
| 一、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 |
| 二、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 |
| 三、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女性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时空:“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 |
| 一、“均衡与同一”背后的性别不平等 |
| 二、隐性校园文化对性别观念的再塑造 |
| 三、课堂教学中女性的边缘化 |
| 第三节 职业时空: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 |
| 一、企业文化中对女性的“轻视” |
| 二、继续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
| 三、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 |
| 第六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 |
| 第一节 教育观念 |
| 一、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 |
| 二、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 |
| 三、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 |
| 第二节 教育行动 |
| 一、生活时空: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初步形成的家庭教育 |
| 二、学习时空:以“赋能”为基础的学校教育 |
| 三、职业时空:品格次级社会化与职业地位获得的职后教育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致可能参加此项研究的知识女性的邀请信 |
| 附录B:个人基本信息调查问卷 |
| 附录C:个人深度访谈的提纲 |
| 附录D:访谈协议 |
| 附录E:非参与式观察记录表 |
| 附录F:其他人员访谈的提纲 |
| 附录G:访谈资料一级编码(贴标签)结果汇总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度量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政治风险的研究综述 |
| 1.2.2 国际工程的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和概念的界定 |
| 2.1 国际工程的含义和特点 |
| 2.1.1 国际工程与国际工程市场 |
| 2.1.2 国际工程的特点 |
| 2.2 风险管理理论 |
| 2.2.1 风险的定义 |
| 2.2.2 工程项目风险 |
| 2.2.3 国际工程风险 |
| 2.2.4 风险管理方法 |
| 2.3 风险传导理论 |
| 2.4 脆弱性理论 |
| 2.4.1 脆弱性的概念 |
| 2.4.2 国际工程的脆弱性 |
| 2.5 木桶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承包商海外经营的政治风险现状 |
| 3.1 企业的基本情况 |
| 3.1.1 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
| 3.1.2 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
| 3.1.3 近五年业务涉及行业 |
| 3.1.4 近五年业务区域分布 |
| 3.1.5 未来五年海外业务规划 |
| 3.1.6 近五年项目的承发包方式 |
| 3.1.7 企业走向海外动因 |
| 3.2 关注的政治风险及因素 |
| 3.2.1 关注的风险类型 |
| 3.2.2 关注的政治风险类型 |
| 3.2.3 关注的汇兑限制风险因素 |
| 3.2.4 关注的汇对华关系风险因素 |
| 3.2.5 关注的政府违约风险因素 |
| 3.2.6 关注的政府征收/国有化风险因素 |
| 3.2.7 关注的战争暴乱风险因素 |
| 3.2.8 关注的行政监管风险因素 |
| 3.3 企业的政治风险管理实践 |
| 3.3.1 近五年经历过的风险事件 |
| 3.3.2 近五年经历过的政治风险事件 |
| 3.3.3 认为未经历政治风险的原因 |
| 3.3.4 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措施 |
| 3.3.5 意向采用的风险管控工具 |
| 3.3.6 过去五年采用的风险防范措施 |
| 3.3.7 过去五年风险评估的外部合作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分析 |
| 4.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识别与分类 |
| 4.1.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识别 |
| 4.1.2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分类 |
| 4.2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行动者分析 |
| 4.2.1 数据搜集 |
| 4.2.2 社会网络分析 |
| 4.3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传导路径 |
| 4.3.1 风险传导要素 |
| 4.3.2 解释结构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度量 |
| 5.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外部威胁性度量模型 |
| 5.1.1 变量的识别 |
| 5.1.2 问卷调查与指标评价 |
| 5.1.3 数据的初步分析 |
| 5.1.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1.5 外部威胁性变量的内涵 |
| 5.1.6 国别风险评价 |
| 5.2 基于大数据的外部威胁指数动态调整 |
| 5.2.1 模型的构建 |
| 5.2.2 网络爬虫 |
| 5.2.3 文本挖掘 |
| 5.2.4 案例演示 |
| 5.3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内部脆弱性度量模型 |
| 5.3.1 变量的识别 |
| 5.3.2 数据的初步分析 |
| 5.3.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4 内部脆弱性变量的内涵 |
| 5.3.5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脆弱性评价 |
| 5.4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集成度量模型 |
| 5.4.1 模型的建立 |
| 5.4.2 模型的验证 |
| 5.4.3 模型的特点 |
| 5.4.4 模型的作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对策分析 |
| 6.1 对策的识别与评价 |
| 6.1.1 对策的识别 |
| 6.1.2 重要性分析 |
| 6.2 对策的内涵与作用 |
| 6.2.1 因子分析 |
| 6.2.2 对策的内涵 |
| 6.2.3 对策的作用 |
| 6.2.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6.3 前期策略选择研究 |
| 6.3.1 理论模型 |
| 6.3.2 贝叶斯网络 |
| 6.3.3 结果和讨论 |
| 6.4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 |
| 7.1 需求分析 |
| 7.1.1 功能需求 |
| 7.1.2 具体功能 |
| 7.1.3 性能需求 |
| 7.1.4 系统管理 |
| 7.2 系统设计 |
| 7.2.1 系统结构 |
| 7.2.2 数据体系设计 |
| 7.2.3 数据的逻辑结构 |
| 7.3 系统实现 |
| 7.3.1 系统主界面 |
| 7.3.2 国别管理界面 |
| 7.3.3 项目管理界面 |
| 7.3.4 案例管理界面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世界各国的CRI及排名 |
| 附录二 中国承包商海外经营的风险及管控现状调研 |
| 附录三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影响因素及对策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案例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及学术成果 |
（5）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及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工伤预防管制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工伤预防管制的理论分析基础 |
| 2.1.1 工伤预防管制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工伤预防管制的属性及其特征 |
| 2.1.3 工伤预防管制的激励措施 |
| 2.2 工伤预防管制引发“共赢”局面的逻辑演化 |
| 2.2.1 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美好愿景 |
| 2.2.2 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设定困境 |
| 2.2.3 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机制调整 |
| 2.3 现阶段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作用机理 |
| 2.3.1 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 |
| 2.3.2 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经济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3.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变迁、现状及成因 |
| 3.1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变迁 |
| 3.1.1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萌发期 |
| 3.1.2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确定期 |
| 3.1.3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调整期 |
| 3.1.4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完善期 |
| 3.2 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现状 |
| 3.2.1 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现状 |
| 3.2.2 工伤保险基金运行现状 |
| 3.2.3 工伤保险费率机制现状 |
| 3.2.4 工伤预防管理体制现状 |
| 3.2.5 试点地区的工伤预防现状 |
| 3.3 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
| 3.3.1 工伤风险严峻,道德风险突出 |
| 3.3.2 失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结构 |
| 3.3.3 不精确的事前工伤预防激励机制设置 |
| 3.3.4 脱离的事前与事后工伤预防管制 |
| 3.4 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问题成因 |
| 3.4.1 不完备的工伤预防管制立法 |
| 3.4.2 不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组织设置 |
| 3.4.3 不适宜的工伤预防管制实施力度 |
| 3.4.4 单一的工伤预防管制效率评估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安全效应视角 |
| 4.1 门槛模型构建 |
| 4.1.1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4.1.2 门槛值选择 |
| 4.1.3 门槛回归具体模型 |
| 4.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与分析 |
| 4.3 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1%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3.2 0.9%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3.3 0.75%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3.4 不同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比较 |
| 4.4 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实证分析 |
| 4.4.1 1%管制强度下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4.2 0.9%管制强度下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4.3 0.75%管制强度下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4.4 不同管制强度下预期与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比较 |
| 4.5 低安全效应的内在作用机理 |
| 4.5.1 机理分析与模型构建 |
| 4.5.2 低安全效应的估计方法 |
| 4.5.3 企业事前与事后道德风险的边际弹性 |
| 4.6 本章小结 |
| 5.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经济效应视角 |
| 5.1 双重差分模型构造 |
| 5.1.1 双重差分模型选择依据 |
| 5.1.2 双重差分基本模型 |
| 5.1.3 微观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 5.1.4 重新构造双重差分模型 |
| 5.2 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2.1 TFP测算方法选择 |
| 5.2.2 状态空间具体模型 |
| 5.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选择 |
| 5.3.3 变量统计描述 |
| 5.4 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1 自然实验性质的检验结果 |
| 5.4.2 1%管制强度下模型估计结果 |
| 5.4.3 1%管制强度下的滞后效应 |
| 5.4.4 0.9%管制强度下模型估计结果 |
| 5.4.5 0.9%管制强度下的滞后效应 |
| 5.4.6 不同工伤预防管制强度下经济效应比较 |
| 5.5 稳定性检验 |
| 5.5.1 不同体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 5.5.2 剔除人力资本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 5.6 本章小结 |
| 6.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6.1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模式 |
| 6.1.1 工伤预防管制的背景 |
| 6.1.2 工伤预防管制模式的类型 |
| 6.2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法律体系 |
| 6.2.1 “完全政府”工伤预防管制法律体系 |
| 6.2.2 “自我”工伤预防管制法律体系 |
| 6.2.3 “协同”工伤预防管制法律体系 |
| 6.3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激励机制 |
| 6.3.1 工伤保险待遇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
| 6.3.2 工伤预防项目及其激励效应 |
| 6.3.3 工伤保险费率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
| 6.4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4.1 “民主自治式”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4.2 “偏重政府主导式”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4.3 “完全政府主导式”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5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体系 |
| 6.5.1 绩效评估作为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依据 |
| 6.5.2 奖惩机制作为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手段 |
| 6.5.3 制衡机制作为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力量 |
| 6.6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经验与借鉴 |
| 6.6.1 高度重视工伤预防管制 |
| 6.6.2 完善的工伤预防管制立法 |
| 6.6.3 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 |
| 6.6.4 全面的工伤预防管制绩效评估 |
| 6.6.5 统一的工伤预防管制监管体制 |
| 6.7 本章小结 |
| 7.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路径优化 |
| 7.1 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三维立体概念框架 |
| 7.1.1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时间维度 |
| 7.1.2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管理层次维度 |
| 7.1.3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事故因素维度 |
| 7.1.4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双重管制方向 |
| 7.2 “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前置条件 |
| 7.2.1 政府转变工伤预防管制理念 |
| 7.2.2 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意愿、机会与能力 |
| 7.2.3 工伤预防管制引发企业全新技术创新 |
| 7.2.4 劳动者充分参与工伤预防管制 |
| 7.3 “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基础设置 |
| 7.3.1 健全工伤预防管制立法 |
| 7.3.2 整合工伤预防管制组织结构 |
| 7.3.3 精确设置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 |
| 7.3.4 强化工伤预防管制监督体制 |
| 7.4 “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后置保障 |
| 7.4.1 动态调整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益 |
| 7.4.2 平衡不同规模企业的内部激励动力 |
| 7.4.3 强化宏观、中观、微观管制主体责任 |
| 7.4.4 营造良好的工伤预防管制外部环境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相关术语界定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六节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理论研究总结 |
| 第二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作用 |
| 第三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基于北京市新市民住房问题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调研设计与实施 |
|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数据统计 |
| 第三节 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问题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改革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沿革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改革实践 |
| 第三节 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实践研究总结 |
| 第五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性质和定位 |
| 第二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可选择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1.2.1 国外文献回顾 |
| 1.2.2 国内文献回顾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框架与主要观点 |
| 1.4.1 框架结构 |
| 1.4.2 主要观点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效应的理论综述 |
| 2.1.1 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就业理论 |
| 2.1.2 刘易斯等人的投资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理论 |
| 2.1.3 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2.1.4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吸收效应”和“挤出效应”理论 |
| 2.1.5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路径 |
| 2.2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及就业现状 |
| 3.1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
| 3.1.1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
| 3.1.2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区与投资方式 |
| 3.1.3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与行业结构 |
| 3.1.4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地域分布 |
| 3.2 河南省就业现状 |
| 3.2.1 河南省就业的规模变化 |
| 3.2.2 河南省就业的行业分布 |
| 3.2.3 河南省就业的区域分布 |
| 3.2.4 河南省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及工资情况 |
| 第四章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
| 4.1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总量的影响 |
| 4.1.1 模型的建立、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来源 |
| 4.1.2 实证检验分析 |
| 4.1.3 实证分析结论 |
| 4.2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产业就业的影响 |
| 4.2.1 数据选取及变量说明 |
| 4.2.2 实证检验分析 |
| 4.2.3 实证分析结论 |
| 4.3 总结 |
| 第五章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5.1 河南省外企就业规模小 |
| 5.2 河南省第二产业引进外资结构不合理 |
| 5.3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均衡 |
| 5.4 河南省人力资源水平低,影响外企就业增加 |
| 5.5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影响就业规模增加 |
| 第六章 扩大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的对策建议 |
| 6.1. 改善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扩大引资规模 |
| 6.2 优化结构,强化河南省第二产业FDI的就业影响 |
| 6.3 河南省加大财政支持,加速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外资引进 |
| 6.4 提高河南省人力资源水平,促进外企就业量增加 |
| 6.5 鼓励河南省外资进入关联度高的产业,降低“负效应”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8）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搞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视角的释源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数据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数据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回顾 |
| 2.1.1 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提出 |
| 2.1.2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
| 2.2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生产率变动的研究 |
| 2.2.1 国际经典理论回顾 |
| 2.2.2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原因 |
| 2.2.3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经济影响 |
| 2.3 中国企业融资约束与所有制理论的研究 |
| 2.3.1 融资约束的一般性成因 |
| 2.3.2 融资约束与所有制的关联 |
| 2.4 文献评述 |
| 3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机理研究 |
| 3.1 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般机理 |
| 3.2 融资约束视角下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
| 3.2.1 融资约束视角下的机理分析 |
| 3.2.2 融资约束视角下的理论模型 |
| 3.3 所有制视角下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
| 3.3.1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差异下的调节机制分析 |
| 3.3.2 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差异下的调节机制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
| 4.1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演进 |
| 4.1.1 基于ACF法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4.1.2 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布特征 |
| 4.1.3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 |
| 4.2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检验 |
| 4.2.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4.2.2 回归结果与经验分析 |
| 4.2.3 稳健性检验 |
| 4.3 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检验 |
| 4.3.1 创新激励效应检验 |
| 4.3.2 要素替代效应检验 |
| 4.3.3 企业进入退出行为检验 |
| 4.4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否对冲成本负担效应的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证研究 |
| 5.1 融资约束的度量 |
| 5.2 融资约束视角下的影响效应检验 |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处理与统计特征 |
| 5.2.3 回归结果与经验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融资约束视角下的影响机理检验 |
| 5.3.1 内部资金持有的调节效应 |
| 5.3.2 外部资金成本的调节效应 |
| 5.4 融资约束视角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检验 |
| 5.4.1 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约束与企业资本投入强度 |
| 5.4.2 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 |
| 5.5 本章小结 |
| 6 劳动力成本上升、所有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证研究 |
| 6.1 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特征比较 |
| 6.2 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差异检验 |
| 6.2.1 回归结果与经验分析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6.3 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下子样本的经验分析 |
| 6.3.1 进一步区分子样本的原因 |
| 6.3.2 区分所有制和行业的经验分析 |
| 6.3.3 区分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回归分析 |
| 6.4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差异的拓展分析 |
| 6.4.1 基于国有企业效率增长背离的分析 |
| 6.4.2 基于民营企业生产率优势降低的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启示 |
| 7.1 基本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外商直接投资与越南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本文框架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本文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FDI与资本形成 |
| 2.2 FDI与经济增长 |
| 2.3 FDI与技术外溢 |
| 2.4 FDI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 |
| 2.5 现有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内涵 |
| 3.1.1 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 |
| 3.1.2 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内容 |
| 3.1.3 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2 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2.1 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效应分析 |
| 3.2.1.1 FDI的资本关联效应 |
| 3.2.1.2 FDI的技术关联效应 |
| 3.2.1.3 FDI的产业关联效应 |
| 3.2.1.4 FDI的竞争效应与示范效应 |
| 3.2.1.5 FDI的产业集群效应 |
| 3.2.2 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传导机制 |
| 3.3 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制约因素 |
| 3.3.1 被投资国的产业转移承受力 |
| 3.3.2 跨国公司的产业控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越南产业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4.1 越南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 4.1.1 越南产业结构现状 |
| 4.1.2 越南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2 外国对越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4.2.1 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
| 4.2.1.1 越南投资法的演变过程 |
| 4.2.1.2 越南目前对外国投资的主要规定分析 |
| 4.2.2 外国对越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发展趋势 |
| 4.2.3 外国对越直接投资结构分析 |
| 4.2.3.1 外国对越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
| 4.2.3.2 外国对越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4.2.3.3 外国对越直接投资对越南经济的影响分析 |
| 4.2.3.4 越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 外国对越直接投资对越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
| 4.3.1 FDI流入对越南产业结构调整的正面影响 |
| 4.3.2 FDI流入对越南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国直接投资与越南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外国直接投资对越南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分析 |
| 5.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1.1.1 模型设定 |
| 5.1.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1.2.1 协整分析 |
| 5.1.2.2 VAR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
| 5.1.3 研究结论 |
| 5.2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2.1.1 面板数据定义 |
| 5.2.1.2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5.2.2 实证分析与检验结果 |
| 5.2.2.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5.2.2.2 面板协整检验 |
| 5.2.2.3 面板模型选择检验 |
| 5.2.2.4 面板随机系数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2.3 研究结论 |
| 第6章 东盟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借鉴 |
| 6.1 新加坡的利用外资政策 |
| 6.2 泰国的利用外资政策 |
| 6.3 印度尼西亚的外资政策 |
| 6.4 马来西亚利用外资政策 |
| 6.5 对越南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启发 |
| 第7章 全文总结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FDI结构 |
| 7.2.2 提升FDI技术含量 |
| 7.2.3 增加FDI项目规模 |
| 7.2.4 改善越南的投资环境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的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机械类专业背景员工就业初期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职业流动的概念 |
| 1.3.2 职业流动的分类 |
| 1.3.3 职业流动的理论研究 |
| 1.3.4 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5 职业流动的多种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 |
| 1.3.6 文献综述小结 |
| 第2章 研究计划与实施 |
| 2.1 研究计划 |
| 2.1.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2 研究问题 |
| 2.1.3 研究对象 |
| 2.1.4 研究方法 |
| 2.2 研究实施 |
| 2.2.1 抽样 |
| 2.2.2 访谈 |
| 2.2.3 资料的分析 |
| 第3章 情境分析 |
| 3.1 规划:L的点—线—面的技术发展路径 |
| 3.1.1 第一份工作:“点”——做产品,学技术 |
| 3.1.2 第二份工作:“线”——做开放,学流程 |
| 3.1.3 第三份工作:“面”——带项目,广接触 |
| 3.1.4 下一份工作:“体”——立整体,看全局 |
| 3.2 文化:Y自由灵魂者的异域文化之旅 |
| 3.2.1 广州——上海——香港的求学之旅 |
| 3.2.2 选工作,企业文化很关键 |
| 3.2.3 要不要去日本工作? |
| 3.2.4 “我”与异国文化的蜜月期——挣扎期——质疑期 |
| 3.2.5 不做“外来人”,回国新发展 |
| 3.3 女性:P的自我价值实现与女性传统意识的妥协 |
| 3.3.1 追求自我:考研与出国深造 |
| 3.3.2 与家人团聚:错过秋招 |
| 3.3.3 为落户上海:进入校企 |
| 3.3.4 拒绝安逸:跳槽外企 |
| 3.3.5 为了宝宝:暂时蛰居 |
| 3.4 男性:M的证明自己与个人情感的羁绊与牵扯 |
| 3.4.1 叛离:逃离父母,异乡求学 |
| 3.4.2 学习只为证明自己:大学时期的拼搏与迷茫 |
| 3.4.3 不想离家太远:第一份工作 |
| 3.4.4 优秀业绩下的自我成就感:职场初体验 |
| 3.4.5 职业困境与情感受挫:选择离职 |
| 3.4.6 离家更近:进入外企 |
| 3.4.7 回到父母身边:未来规划 |
| 3.5 情境分析小结 |
| 3.5.1 L:规划合理、层次鲜明的职业流动发展路径 |
| 3.5.2 Y:企业文化与深根其中的民族文化对员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
| 3.5.3 P:技术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与女性传统意识的不断妥协 |
| 3.5.4 M:男性在证明自我价值与个人情感之间的羁绊 |
| 3.5.5 机械类相关员工就业初期职业流动路径发展规律 |
| 第4章 类别分析 |
| 4.1 企业入职要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 |
| 4.1.1 岗位胜任力 |
| 4.1.2 稳定性 |
| 4.1.3 薪资要求 |
| 4.2 员工入职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 |
| 4.2.1 地域 |
| 4.2.2 行业前景 |
| 4.2.3 成长机会 |
| 4.2.4 工作属性 |
| 4.2.5 企业文化 |
| 4.2.6 薪资福利 |
| 4.2.7 情感因素 |
| 4.2.8 需求变化 |
| 4.3 员工留职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 |
| 4.3.1 自我价值实现 |
| 4.3.2 情感归属 |
| 4.4 员工离职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 |
| 4.4.1 自我价值实现 |
| 4.4.2 情感归属 |
| 4.5 员工职业流动各类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
| 4.5.1 企业入职要求与员工入职选择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
| 4.5.2 员工入职选择与离职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
| 4.5.3 员工留职与离职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
| 第5章 研究结论、讨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职业流动呈阶梯型向上的发展趋势 |
| 5.1.2 职业流动主要影响因素类型 |
| 5.1.3 职业流动影响因素作用的内在机制 |
| 5.1.4 职业流动影响因素作用的性别差异 |
| 5.2 研究讨论 |
| 5.2.1 “三年是个坎”——离职高峰期 |
| 5.2.2 机械类专业背景的员工更看重技术成长——“靠技术吃饭” |
| 5.2.3 不同影响因素在职业流动不同阶段的作用程度不同 |
| 5.2.4 机械类专业背景的女性职业现状的发现和思考 |
| 5.3 研究建议 |
| 5.3.1 对企业的建议 |
| 5.3.2 对个人的建议 |
| 5.4 研究反思 |
| 5.4.1 抽样优化 |
| 5.4.2 效度检测 |
| 5.4.3 类别设定标准化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我们与外企的最大差距还是在管理上（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3]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D]. 田蕊. 天津大学, 2020(02)
- [4]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度量与对策研究[D]. 常腾原. 东南大学, 2020(01)
- [5]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研究[D]. 汤梅梅.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0)
- [6]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D]. 李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D]. 裴玲玲. 延边大学, 2019(01)
- [8]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薛天航. 浙江大学, 2019(01)
- [9]外商直接投资与越南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D]. 范氏锦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10]机械类专业背景员工就业初期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研究[D]. 程硕.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