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提高西部地区中小建筑企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冷超[2](2021)在《技术创新视角下建筑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研究》文中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的新常态阶段,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发展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下降,给建筑业的发展带来了外部压力,导致建筑业增加值的增速呈下滑趋势,建筑业不能再依靠资本投入促使生产要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来带动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对建筑业发展提出了高质量的要求,表现为转变高投入、高能耗的为驱动要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快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与传统建筑业的融合,全面提升建筑节能减排水平,实现建筑业可持续发展。建筑业要继续成为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的角色,必须要进行自我革新,转型升级发展。通过对建筑业发展的现有文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是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因此,在技术创新的视角下探究建筑业转型升级存在哪些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会作用到哪些转型升级效果,以及作用效果程度如何,这些问题成为技术创新驱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点,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所以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建筑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和转型升级绩效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分析与研究。本文首先对技术创新和建筑业转型升级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技术创新、建筑转型升级、技术创新与建筑业发展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其次从技术创新视角对建筑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及绩效指标进行分析,构建了建筑业转型升级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创新发展外部环境、政府政策导向、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管理,及其建筑业转型升级效果指标,即资源有效利用水平、技术升级产出水平、可持续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在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和转型升级绩效之间初步做出16个研究假设。在研究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方程假设模型,外生潜变量为影响因素,其观测变量17个;内生潜变量为转型升级效果,其观测变量16个。通过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四个维度的17个题项以及转型升级效果的16个题项问卷发放及结果收集,并进一步采用SPSS26对问卷回收数据进行了质量分析。最后,将样本数据导入结构方程模型,采用AMOS23对模型进行拟合与修正,逐步验证建筑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1)建筑业转型升级资源有效利用水平方面,技术创新发展外部环境、政府政策导向和技术创新管理对其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关显着系数分别为0.375、0.258、0.234;(2)建筑业转型升级技术升级产出水平方面,技术创新发展外部环境、政府政策导向和技术创新投入对其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关显着系数分别为0.301、0.466、0.178;(3)建筑业转型升级可持续盈利方面,政府政策导向、技术创新投入对其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关显着系数分别为0.264、0.471;(4)建筑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方面,政府政策导向、技术创新管理对其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关显着系数分别为0.307、0.474。文章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从资源有效利用水平、技术创新产出水平、可持续盈利、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对建筑业转型升级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张芳[3](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姜宝中[4](2020)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建设的超大规模综合性城市新区。国家级新区具有多元的战略目标,即承担着解决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各类系统性问题,也肩负着探索区域和城市有效发展路径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示范区和试验区,发挥了带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从国家级新区发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缺乏良性互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创新要素培育与累积逐年减缓等问题。选择合适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探索国家级新区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以及对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对破除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促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本文以城市地域空间理论、城市网络理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级新区发展现状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国际级新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给出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依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首先,基于2006-2018年城市经济发展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拉大了城市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进一步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异质性时,实证结果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存在区域异质性,也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着,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促进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非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行政等级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2016年中国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在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显着,而对中西部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非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不显着。最后,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量”和“质”两方面的衡量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展: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对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则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地区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效果,但对其“质”的升级产生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非直辖市城市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对其“量”的升级作用不显着。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均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行政等级异质性。同时看到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放缓,且国家级新区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为此,需要在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以及加强国家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难题,发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沈婕[5](2019)在《智慧专业化视域下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一轮高新技术和产业革命持续演化,全球经济格局正面临新的变化,创新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竞争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区域经济发展在大国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应该充分考虑区域情景和区域前提,立足区域特色,挖掘区域资源,利用区域基础,建设知识网络,通过优势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和区域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当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创新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区域分化就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如何将国际创新发展理论和创新发展潮流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对接,从中观层次解决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理论需要,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智慧专业化作为一种国际新兴的创新理论,是欧洲当代区域创新政策的关键特征和重要指征,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智慧专业化开放性维度有效支撑区域资源集聚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相关性研究,从资源内存性和外向性、资源的技术和经济属性以及资源的支持程度三个方面论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来源以及动力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而解释区域创新资源集聚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表现的影响作用。资源的内存性本身并不能直接转为动力,是对这些内存型资源的利用过程使得相关资源成为动力来源;资源的外向性主要依托于资源的交互性,这进一步取决于资源的区位分布和独特的历史条件;资源的经济技术属性则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来源的持续性提供依据;资源支持程度则从区域文化、区域政府信任和区域人才结构3方面进一步强化区域创新资源集聚的创新驱动作用。基于智慧专业化的非中立维度,区域创新发展需要有偏好性,即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可以通过市场机会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和价值链优势的“三角网络”结构识别区域优势,优化区域创新布局。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智慧专业化创新优势识别结构,提供一个三种优势内在协同配合度测算公式,并尝试性提出“紧密协同配合型”、“带动支撑配合型”和“松散被动配合型”三种理想测算状态下的区域优势组合类型,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优势识别进行整体分析和研究。现行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缺乏内容清晰、层次明确和结构科学的目标体系,容易导致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导向不明、效果弱化等问题。基于智慧专业化方向性维度,从结构目标层面,要以知识经济为发展核心,促进知识经济贡献率持续稳定增长;发展多元化创新参与主体,补充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内涵;创新孵化培育机制的完善与优化,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保障、推动和规范作用;功能目标是对结构目标在实践层面的详细阐释,具体从基本功能目标、经济功能目标、文化功能目标和政府功能目标四个方面展开;阶段目标层面引入经济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建议设定周期,以提高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目标制定的合理性。创新驱动发展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在区域层面尤为突出。透过智慧专业化选择性维度,理性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应在本土化原则、差异化原则、包容发展原则和合作开放原则指导下,在一元产业主导、多元产业共存和产业互联网络三种路径中做出针对性的选择和努力。研究分析表明,一元产业主导路径适合创新落后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多元产业共存路径能较好的匹配处于追赶发展阶段的区域;产业互联网络路径则能与创新领航区域有效配适。结合区域创新驱动发展需要,进一步描述从路径变异到路径匹配再到路径留存或复制发展的全过程,解释和分析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路径选择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提高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路径选择的有效性。创新驱动并非只是一个理念问题,还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机制和政策给予约束和支撑。整体上,智慧专业化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结构分析提供了一套新的政策制定逻辑,从政策组合、资本体系和监管模式3方面,构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支撑体系。灵活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政策组合是在区域特征的驱动下,推动“小区域”创新发展、支持“变革型”创新项目、借助“数字化”实现转型和培育“跨边界”合作治理;高效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资本体系是通过投融资组合的有机融合,评价工具的精准运用,解决投资“死亡之谷”和“雾化投资”问题,具体可根据“五步骤”设计方案开展实践;而清晰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监管模式,从明确划分创新主体权责范围、建立结果导向型评价体系和循环迭代的全过程监督,在结构上建设具有完备性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制度支撑体系。
丁宇[6](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李翠兰[7](2018)在《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年平均约9.63%的速度增长,在全球经济体中居世界第二的水平。在社会生活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与提升。在2017年“十九大”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一方面肯定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说明当前在我国存在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区域、城乡)的现状,使得人们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本质上就是旺盛的需求与供给的不足和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居民的消费能力总体在提升,消费结构随之升级,但与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相匹配的供给却不足;特别是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不均衡使居民无法得到满足。如何化解这一供需矛盾成为我国当前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财政的基本职能决定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和重要的支柱作用。在“促增长,保民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调整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引导技术创新以提升产品的质量,从而弥补当前产品供给的不足,满足当前居民消费的需求;可以通过采用倾斜性财政支出政策增加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来弥补城乡间与区域间的不均衡现状,提高农村及落后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可以通过扩大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投入来减少居民预期不确定性支出;可以通过政府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共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得以满足,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和实现。多年来,我国主要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4万亿的投资驱动,主要包括增加民生建设支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环境保护建设投资等,通过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来拉动国内居民消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015年后,我国改变经济改革思路是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从供给方面(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入手,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最终达到全方位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二十年间,财政支出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是否促进居民消费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一直存在(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种不同流派的争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之争没有统一的结论。同时在实务界财政支出的扩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际效果没有一致的定论。因此在我国“新常态”时期的背景下,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当下,本文基于当前居民消费的现状,结合我国多年来财政支出的发展与现状,从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途径和效果,为更好地促进居民消费提出财政支出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入手,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然后介绍了我国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再次,通过多年来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实际影响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程度和动态及空间影响大小,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和理论杠架,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现状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居民消费现状与财政支出的现状。前者主要从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城乡居民与不同区域间居民消费的差异,最后归纳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在对我国财政支出现状分析时,分别将近三十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变化进行描述与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立足于我国居民消费的整体水平与城乡、区域差异,从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分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分析。在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中,首先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方法检验了 1978-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与影响程度;接着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1998-2015年的地方财政支出与东、中、西部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进行空间动态影响实证分析。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选用1978-2006年的数据,采用VAR方法实证检验了全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再运用动态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 2007-2015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关于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结论。第一,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结果来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以下几组关系: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为格兰杰原因,他们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财政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和利率都会产生影响,证明乘数效应、利率效应在我国是有效的。居民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也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与影响。第二,从脉冲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的结果看出,居民消费对自身产生了最大的正向冲击影响,消费习惯和上期收入对居民消费起重要影响。第三,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从总体上来看是产生了挤入效应,但存在城乡差异,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产生了挤入作用,农村居民消费受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不显着。第四,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还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居民受财政支出规模影响作用为显着的正向作用,财政支出有利于东部居民消费的提升,财政支出以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对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还产生了负向作用。第五,从空间计量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外溢作用,财政支出不仅作用于本地区居民消费,同时还会影响邻近地区居民消费;从作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来看,直接效应作用还是更为明显,效果更好。第七,无论是从动态面板模型还是空间模型分析出的结果得出居民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居民收入和前期居民消费,这两个作用效果特别的明显。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第一、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冲击影响的结果是,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都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是呈负相关,维持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从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中看出,仅居民消费和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冲击,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并不明显,社会性支出则有负向的冲击作用。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存在滞后影响,同时消费习惯是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是最大的因素,维持性支出的影响程度也较大,贡献率最小的是经济性支出。第三,从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的结果看,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抑制着居民消费,而经济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从其他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居民收入,税负,抚养比和预期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着的影响,其中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第四,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来看,维持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产生了挤出作用,而社会性支出则对城乡居民都产生了挤入作用。经济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用有所不同,它对城镇居民消费作用为负,且不显着,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五,从区域差异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维持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性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性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作用为负,仅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第四,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维持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是经济性支出更多有益于本地区居民消费的增加。基于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对比的基础上,借鉴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带给我国的启示包括如下几点:加大对社会性支出的投入,增强居民消费的信心;控制经济性支出规模,这类支出的效果作用时间短,不具备可持续性;注重对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引导,使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相匹配;注重地区间与城乡间的平衡发展,采用倾斜发展模型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最后一部分是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建议,主要从政策建议与优化途径两个方面提出。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和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现状,提出财政支出政策的优化应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分别做好需求的提振与供给的调整,由此共同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的优化途径方面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合理的安排适度的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维持性支出的结构,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和增加对社会性支出投入,以期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
王晨[8](2018)在《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创新活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技术原创动力不足、核心技术缺失,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仍不尽人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所在的区域软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表现以及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行为的支持力度存在显着差异。识别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区域软环境要素,进而深入剖析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理,对于提高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水平、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相关概念辨析与理论解析。界定和辨析了包括区域与区域软环境、高新技术企业的内涵与特征、创新能力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等在内的相关概念。对研究所涉及到的理论如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资源依赖理论、网络嵌入理论等进行了梳理与阐述,并结合论文研究主题进行了相关解析,构建了论文总体分析框架。第二,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态势分析。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年份和区域两个层面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核密度分解,考察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态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趋势。第三,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区域软环境要素识别。通过构建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区域软环境要素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包括区域科技环境、区域市场环境、区域金融环境、区域政府环境、区域法律环境、区域文化环境等在内的各区域软环境要素的指标权重,通过权重排名,识别了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区域软环境要素。第四,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资源依赖理论,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分别就区域科技环境、区域市场环境、区域金融环境、区域政府环境、区域法律环境、区域文化环境对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及在不同地区的影响效果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跨层次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网络嵌入理论,以318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为研究样本,采用跨层次模型分析法分别就关系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构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区域科技环境、区域市场环境、区域金融环境、区域政府环境、区域法律环境、区域文化环境分别在关系嵌入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间的调节作用,区域科技环境、区域市场环境、区域金融环境、区域政府环境、区域法律环境、区域文化环境分别在结构嵌入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间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将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理的实证结果与政府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优化区域科技资金配置水平、规范区域外商企业引入制度、完善区域融资平台体系建设、提高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效力、推进区域产权保护深入落实、培育区域创业精神落地生根、强化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加紧高新技术企业内部环境建设等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马艳霞[9](2009)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修正与路径问题研究 ——基于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分析》文中提出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都比较突出,农业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收入低于全国水平,生活恶劣于全国水平。对于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交通闭塞、思想封闭、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落后、信息不对称、民族文化习惯制约等因素影响,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体现出难度大、成本高、进展慢、收入低等限制。如何根据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高度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特征、劳动力素质等特点,寻求一条能够有效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推进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普遍受到三大难点问题的困扰:一是“劳动力转移悖论”,即转移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流出,形成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愈加扩大这一恶性循环。二是“城乡就业怪圈”,即在相对发达的工业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使城镇就业概率越高,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就越多,从而形成“城镇现代部门扩张得越快,就业机会创造得越多,失业率就越高”的怪圈。三是“异地转移难题”,即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以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各大中城市流动为主要途径,这一模式不仅带来“民工潮”等诸多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劳动力自身生活质量水平提高的问题,也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等带来了一定隐患。本文认为,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具有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宗教与文化拉力强大等特色,围绕上述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经济,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领域就近就地向旅游产业转移,实现“离业不离家”式的生产结构而非生活地域的转移,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和甚至解决上述“三大难题”:一是可以有效吸收民族地区高素质旅游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解决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和农村产业空心化现象,缓解城镇就业压力;二是可以通过旅游投资项目和旅游消费吸引资金回流农村,从而实现资本积累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三是旅游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城乡收入预期差异,从而改善农村劳动力长期异地转移给城市社会、就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发展旅游经济是解决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题的最佳劳动力转移模式。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目的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特征与影响因素、经济效益、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价旅游经济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若干重要影响以及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探讨通过发展旅游经济扩大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途径。论文按照“文献综述”→“理论局限”→“模型修正”→“模式选择”→“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证。首先,论文在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和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该地区当前劳动力转移中面临着若干重要理论局限和现实难题,必须探索一条适合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性转移模式。其次,论文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对经典“推-拉”模型、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和重述,证明大力发展以旅游经济是有效解决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难题的重要有效途径。随后,论文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重特征、转移效应、现实障碍三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并从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旅游扶贫、社区参与、人才培训等多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范卿泽[10](2008)在《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西部城镇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间在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主要是由不同地区的城市在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决定的,而后者又是与区域城镇化水平紧紧相连。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能不研究城镇化问题。论文系统归纳了城镇化理论的相关观点,重点对城镇化发展模式、城镇化与企业集群关系研究、我国城镇化的功能作用进行了述评和概述,提出了缩短区域差距、推进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必须以实施城镇化战略为主线和突破口,着力解决西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走出一条符合西部区情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衡量与比较不同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标准不能是一个单一指标,而应该是能够反映这种复杂过程、反映各种主要因素变化的指标体系。论文从构建区域城镇化指标体系、建立数学模型入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各项指标的差距中,最大的是西部地区城镇体系不够完善、产业城镇化水平不高。完善城镇体系、发展城镇经济,是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重点在于适当增加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积极构建城镇集群。无论是城镇数量的增加还是规模的扩大,都要依赖于地区经济尤其是城镇经济的发展。发展城镇经济,关键是要选择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组织模式。中小企业集群以其特有的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创新优势和扩张优势,宜作为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经济的首选。论文介绍了中小企业集群的理论和优势,分析了城镇群形成的产业背景,提出企业集群模式是中小城镇经济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只有立足于培育企业集群,才能实现大城市的空间转型、增强中小城市竞争力、重点发展小城镇。没有企业集群,就没有中小城(镇)的发展动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就不能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重要目标是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或城镇群),在其内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相互联系,协调发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城镇体系中城镇群协同的基础和实质是资源互补和企业集群间的协同,如果城镇之间的产业不互补,城镇群中各城镇功能的合作互补就无法实现。因此,企业集群是城镇集群的基础,城镇集群是企业集群的载体。突出重点,统筹兼顾,通过企业集群与城镇集群的互动共生,走集聚式城镇化道路,是促进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也是西部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颇具特色的产业经济组织形式。中国的地方中小企业集群正在迅速崛起,将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论文对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可行性作了全面分析,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吸收了诸多发展道路的优点以及大量理论研究成果,依托其突出优势和广泛适应性,可以从西部地区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身优势的企业集群,从而以企业集群为基础,构建城镇集群成为可能。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是需求条件、要素条件、相关支撑产业条件、社会网络、文化传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企业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地方政府居于核心地位,在中小企业集群培育与发展中应积极发挥作用。论文构建了政府在培育区域中小企业集群中的“钻石模型”,提出了培育发展中小企业集群、建立企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的对策建议。论文最后以渝蓉经济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运用多种学科的相关理论,采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西部城镇化路径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论证。研究成果主要是构建了区域城镇化指标体系,通过实证分析找到了东西部城镇化的主要差距,为不同区域之间比较分析城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构建了西部地区城镇化路径模型,提出了走企业集群与城镇集群互动发展的集聚式城镇化道路是促进西部城镇化的现实路径;构建了中小企业集群优势与西部地区特征耦合模型,认为企业集群在西部地区有培育发展的可行性,有力佐证了西部地区走集聚式城镇化道路的可能性,也丰富和完善了企业集群理论;构建了政府在培育区域中小企业集群中的“钻石模型”,提出了培育发展中小企业集群、建立企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机制的对策建议。
二、对提高西部地区中小建筑企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提高西部地区中小建筑企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技术创新视角下建筑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1.3.3 .研究方法 |
2 论文研究相关概念及理论方法 |
2.1 论文研究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技术创新 |
2.1.2 建筑业转型升级 |
2.2 论文研究理论方法 |
2.2.1 因子分析 |
2.2.2 结构方程模型 |
2.3 本章小结 |
3 技术创新视角下建筑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及绩效指标分析 |
3.1 技术创新视角下建筑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1 技术创新发展外部环境 |
3.1.2 政府政策导向 |
3.1.3 技术创新投入 |
3.1.4 技术创新管理 |
3.2 建筑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指标构建 |
3.2.1 资源有效利用水平 |
3.2.2 技术升级产出水平 |
3.2.3 可持续盈利能力 |
3.2.4 可持续发展能力 |
3.3 .本章小结 |
4 技术创新视角下建筑业转型升级影响作用路径实证分析 |
4.1 研究假设及作用机制模型构建 |
4.1.1 研究假设 |
4.1.2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及识别 |
4.2 调查问卷分析 |
4.2.1 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
4.2.2 样本分布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3 样本数据质量分析 |
4.3 结构方程模型作用路径的拟合与修正 |
4.3.1 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4.3.2 结构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4.4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建筑业转型升级对策建议 |
5.1 资源有效利用水平方面 |
5.2 技术升级产出水平方面 |
5.3 可持续盈利能力方面 |
5.4 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 |
5.5 本章小结 |
6 结论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研究展望与创新点 |
6.2.1 研究展望 |
6.2.2 论文创新点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调查问卷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7.2.1 理论假设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7.2.4 假设检验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 |
1.3.2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1.3.3 关于城市国家级新区建设的相关研究 |
1.3.4 研究述评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和不足 |
1.6.1 主要创新点 |
1.6.2 存在的不足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经济特区 |
2.1.2 开发区 |
2.1.3 城市新区 |
2.1.4 国家级新区 |
2.2 理论基础 |
2.2.1 城市地域空间理论 |
2.2.2 城市网络理论 |
2.2.3 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 |
2.2.4 区域创新理论 |
2.3 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2.3.1 国家级新区推进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 |
2.3.2 国家级新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作用机制 |
2.3.3 国家级新区引导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 |
2.3.4 国家级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第3章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效分析 |
3.1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 |
3.1.1 新区设立与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9年) |
3.1.2 扩大政策实验阶段(2010-2013年) |
3.1.3 进一步增设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3.2 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 |
3.2.1 营商环境显着改善 |
3.2.2 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
3.2.3 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
3.2.4 逐步发展成为宜居宜业新城区 |
3.3 国家级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3.3.1 体制机制创新面临严重制约 |
3.3.2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面临重大困难 |
3.3.3 招商引资面临巨大竞争和困难 |
3.3.4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逐渐减少 |
第4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
4.1 研究方法阐释 |
4.1.1 基本思想 |
4.1.2 模型设置 |
4.1.3 模型使用条件 |
4.1.4 模型检验 |
4.2 假说提出 |
4.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4.3.1 模型设定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4.3.3 共同趋势检验 |
4.4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结果分析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4.4.2 安慰剂检验 |
4.4.3 稳健性检验 |
4.5 异质性检验 |
4.5.1 区域异质性检验 |
4.5.2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5.1 研究假设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5.2.3 共同趋势检验 |
5.3 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5.3.2 安慰剂检验 |
5.3.3 稳健性检验 |
5.4 异质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6.1 假说提出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6.2.1 模型设定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6.3 产业结构升级“量”的检验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6.3.2 异质性检验 |
6.4 产业结构升级“质”的检验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6.4.2 异质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相关政策建议 |
7.1 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 |
7.1.1 重点向主要城市群核心城市倾斜 |
7.1.2 适度照顾中西部地区大城市 |
7.1.3 新区选址应该与原城区相互衔接 |
7.2 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 |
7.2.1 全力做强做优主导产业 |
7.2.2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
7.2.3 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7.3 加快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 |
7.3.1 加快提升国家级新区的治理能力 |
7.3.2 积极探索国家级新区治理新模式 |
7.4 积极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 |
7.4.1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7.4.2 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7.5 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
7.5.1 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的制度空间 |
7.5.2 在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7.5.3 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7.5.4 在融资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条件 |
第8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智慧专业化视域下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 论文创新点 |
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3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分析框架 |
3.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3.2 研究的逻辑分析框架 |
4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资源集聚 |
4.1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资源内存性和外向性 |
4.2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资源经济技术属性 |
4.3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资源支持程度 |
4.4 本章小结 |
5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优势识别 |
5.1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市场机会优势识别 |
5.2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产业基础优势识别 |
5.3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价值链优势识别 |
5.4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综合优势识别 |
5.5 本章小结 |
6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定位 |
6.1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结构目标 |
6.2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功能目标 |
6.3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目标 |
6.4 本章小结 |
7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选择 |
7.1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选择原则 |
7.2 三种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分类 |
7.3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路径选择策略 |
7.4 本章小结 |
8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支撑 |
8.1 构建灵活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政策组合 |
8.2 构建高效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资本体系 |
8.3 构建清晰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监管模式 |
8.4 本章小结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科研成果 |
(6)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研究意义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1 基本概念 |
1.3.2 研究范围 |
1.3.3 研究对象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内容 |
1.5.2 技术路线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2.1 相关理论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2.2 相关研究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2.2.4 研究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3.5 本章小结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4.2.1 人口城镇化 |
4.2.2 经济城镇化 |
4.2.3 整体城镇化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4.4 本章小结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5.2.1 土地资源 |
5.2.2 淡水资源 |
5.2.3 矿产与能源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5.4 本章小结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6.1.2 专业化程度 |
6.1.3 运输距离 |
6.1.4 运输成本 |
6.1.5 运输能耗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7.4 本章小结 |
8 结论 |
8.1 主要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理论分析 |
第一节 相关概念概念范畴的界定 |
一、财政支出的相关概念界定 |
二、居民消费的相关概念界定 |
第二节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依据 |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基础理论 |
二、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 |
第三节 财政支出作用于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分析 |
一、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二、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三、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第二章 居民消费现状与特征分析 |
第一节 居民消费水平总体特征 |
一、居民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
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低于投资对经济的贡献 |
三、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
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明显 |
五、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均低于东部地区 |
第二节 居民消费的结构特征 |
一、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 |
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显着 |
三、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 |
第三节 形成我国居民消费现状的成因分析 |
一、收入水平 |
二、预期的不确定性 |
三、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与水平 |
四、城乡间、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
五、消费环境 |
第三章 财政支出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现状分析 |
一、财政规模总量的衡量指标 |
二、财政支出规模的绝对规模持续增加 |
三、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对量呈U型变化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结构现状分析 |
一、维持性支出变动波动大 |
二、经济性支出随经济变化而波动 |
三、社会性支出逐渐增多 |
第四章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一、财政支出规模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二、模型的选择与介绍 |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动态分析 |
一、理论模型 |
二、模型介绍与设定 |
三、变量选择与说明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第五章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一、模型选择与设定 |
二、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
三、实证结果与证明 |
第三节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空间动态影响 |
一、模型设定 |
二、模型的变量设定与数据处理 |
三、实证分析与基本结论 |
第六章 财政支出对促进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
第一节 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 |
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占比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其他国家差异明显 |
三、我国居民消费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处于较低层次 |
第二节 对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的国际借鉴 |
一、美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二、德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三、日本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第三节 国外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经验与启示 |
一、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 |
二、给我国的启示 |
第七章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总体结论 |
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第二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 |
一、增加居民消费的能力与意愿 |
二、提高产品的有效供给 |
第三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途径 |
一、合理安排财政支出规模,有效促进居民消费 |
二、优化维持性支出结构,奠定居民消费的良好基础 |
三、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
四、加大社会性支出投入以减少居民预期支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8)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1.1.2 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区域软环境的相关研究现状 |
1.2.2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现状 |
1.2.3 区域软环境要素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相关研究现状 |
1.2.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 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
1.3.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2章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辨析 |
2.1.1 区域与区域软环境 |
2.1.2 高新技术企业的内涵与特征 |
2.1.3 创新能力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解构 |
2.2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理论解析 |
2.2.1 区域经济学视角的理论解析 |
2.2.2 经济地理学视角的理论解析 |
2.2.3 资源依赖理论视角的理论解析 |
2.2.4 网络嵌入理论视角的理论解析 |
2.3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态势分析与区域软环境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
3.1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现状的回顾 |
3.1.1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现状 |
3.1.2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3.2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态势描述与分析 |
3.2.1 方法选择 |
3.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3.2.3 核密度估计的实证检验 |
3.2.4 核密度估计的结果分析 |
3.3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区域软环境要素识别 |
3.3.1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区域软环境及要素构成 |
3.3.2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区域软环境要素指标体系构建 |
3.3.3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区域软环境要素指标评价结果分析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4.1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假设 |
4.1.1 区域科技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假设 |
4.1.2 区域市场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假设 |
4.1.3 区域金融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假设 |
4.1.4 区域政府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假设 |
4.1.5 区域法律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假设 |
4.1.6 区域文化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假设 |
4.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与研究设计 |
4.2.1 模型构建 |
4.2.2 变量定义 |
4.2.3 数据来源 |
4.3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4.3.1 数据平稳性检验 |
4.3.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4.3.3 模型选择与实证检验 |
4.4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结果分析 |
4.4.1 全样本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4.4.2 四大地区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第5章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跨层次影响机理分析 |
5.1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跨层次影响的假设提出 |
5.1.1 关系嵌入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研究假设 |
5.1.2 结构嵌入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研究假设 |
5.1.3 区域软环境调节作用的研究假设 |
5.2 跨层次模型的建立 |
5.2.1 跨层次模型方法 |
5.2.2 跨层次模型的基本形式 |
5.2.3 跨层次模型的构建 |
5.3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跨层次影响机理的研究设计 |
5.3.1 问卷设计 |
5.3.2 问卷预试 |
5.3.3 资料预检 |
5.3.4 同源偏差检验 |
5.3.5 信度与效度检验 |
5.3.6 聚合检验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跨层次模型检验 |
6.1 网络嵌入的主效应跨层次检验 |
6.1.1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零模型检验 |
6.1.2 关系嵌入的主效应跨层次检验 |
6.1.3 结构嵌入的主效应跨层次检验 |
6.2 区域软环境在关系嵌入与创新能力间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2.1 区域科技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2.2 区域市场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2.3 区域金融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2.4 区域政府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2.5 区域法律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2.6 区域文化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3 区域软环境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能力间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3.1 区域科技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3.2 区域市场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3.3 区域金融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3.4 区域政府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3.5 区域法律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3.6 区域文化环境的调节效应跨层次检验 |
6.4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跨层次实证结果分析 |
6.4.1 网络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主效应的结果分析 |
6.4.2 区域软环境调节效应的结果分析 |
6.5 本章小结 第7章 促进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
7.1 优化区域软环境的政府对策建议 |
7.1.1 优化区域科技资金配置水平 |
7.1.2 规范区域外商企业引入制度 |
7.1.3 完善区域融资平台体系建设 |
7.1.4 提高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效力 |
7.1.5 推进区域产权保护深入落实 |
7.1.6 培育区域创业精神落地生根 |
7.2 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的企业对策建议 |
7.2.1 强化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
7.2.2 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自身能力建设 |
7.2.3 加紧高新技术企业内部环境建设 |
7.3 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致谢 附录 |
(9)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修正与路径问题研究 ——基于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基本概念 |
1.2.1 西部民族地区相关概念 |
1.2.2 劳动力转移相关概念 |
1.2.3 旅游经济相关概念 |
1.3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框架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假定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假定 |
1.5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1.5.2 研究不足 |
2.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2.1 西方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综述 |
2.1.1 西方早期劳动力转移理论 |
2.1.2 马克思的人口迁徙思想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
2.1.3 “推—拉理论”及后人对人口迁移理论的发展 |
2.1.4 二元结构论——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阐释 |
2.1.5 以舒尔茨、斯塔克等为代表的其他劳动力转移理论 |
2.2 国内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综述 |
2.2.1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重特征研究 |
2.2.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
2.2.3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研究 |
2.2.4 文化和宗教因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
2.3 旅游经济与劳动就业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2.3.1 旅游经济效应 |
2.3.2 旅游乘数理论 |
2.3.3 TSA与OECD旅游就业模型 |
2.3.4 旅游经济与劳动力就业理论 |
2.4 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相关研究 |
2.4.1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 |
2.4.2 民族地区旅游经济 |
2.4.3 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劳动力转移 |
2.5 文献综述分析与评价 |
2.5.1 劳动力转移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导向问题,经济利益是决定劳动力转移的根源,也是解决劳动力转移难题的根本出路 |
2.5.2 劳动力转移没有普适性的固定模式,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应充分结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实际情况,探索一条特色化的最佳模式 |
2.5.3 劳动力是社会、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劳动力转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现象,必须全面考虑宗教、文化、社会等对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影响 |
2.5.4 必须认真研究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和民族特色,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设计能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模式和转移路径 |
3.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与理论修正 |
3.1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3.1.1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现状 |
3.1.2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现状 |
3.1.3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现状 |
3.1.4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就业现状 |
3.2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 |
3.2.1 区域环境的特殊性 |
3.2.2 城乡差异的特殊性 |
3.2.3 宗教文化的特殊性 |
3.2.4 制度背景的特殊性 |
3.3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局限 |
3.3.1 民族地区“推—拉”力量格局特殊 |
3.3.2 民族地区异地转移的负面因素突出 |
3.3.3 民族地区“成本—收益”决策复杂 |
3.3.4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合成悖论” |
3.4 均衡城乡就业流动推拉力量格局——对劳动力转移经典“推—拉”模型的修正 |
3.4.1 经典的“推—拉”机制劳动力流动理论 |
3.4.2 推—拉模型应用于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
3.4.3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反推拉”模型 |
3.5 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力转移经典二元结构模型的修正 |
3.5.1 刘易斯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模型 |
3.5.2 刘易斯模型应用于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
3.5.3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城乡二元分割”模型 |
3.6 改变城乡就业“收入—成本”预期——对劳动力转移经典托达罗模型的修正 |
3.6.1 托达罗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劳动力流动模型 |
3.6.2 托达罗模型应用于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
3.6.3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收入—成本”模型 |
4.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模式的选择与旅游经济发展 |
4.1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发展与历史进程 |
4.1.1 第一阶段(1979—1983年)向农业深度发展转移阶段 |
4.1.2 第二阶段(1984—1988年)高速转移阶段 |
4.1.3 第三阶段(1989—1991年)已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回流 |
4.1.4 第四阶段(1992—1996年)超常转移阶段 |
4.1.5 第五阶段(1996—1997年)调整重组阶段 |
4.1.6 第六阶段(1998—今)劳动力转移新阶段 |
4.2 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点与现实挑战 |
4.2.1 如何将西方劳动力转移二元结构理论与我国转型期社会经济相结合 |
4.2.2 如何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多重不平衡问题 |
4.2.3 如何解决我国劳动力转移中农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出的悖论 |
4.2.4 如何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失业的两难问题 |
4.2.5 如何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异地转移为主向异地、就地转移相结合 |
4.2.6 如何结合“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寻求民族地区等欠发达地区最佳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
4.3 发展旅游经济——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与模式创新 |
4.3.1 从转移地域看,会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异地转移”向“就地转移”转变,减少城乡社会矛盾和城镇就业压力 |
4.3.2 从转移产业看,将引导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充分发挥旅游业吸纳就业的潜力,推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
4.3.3 从转移模式看,能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其自身“造血机能”培育和“后发优势”建立 |
4.3.4 从转移主体看,可吸纳民族地区不同性别、年龄和层次的社区居民参与,避免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流出和“农村空洞化”等社会矛盾 |
4.3.5 从转移效果看,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三农问题”解决和新农村建设,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
5.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重特征 |
5.1 阶段特征 |
5.1.1 人力资源素质随时间推移逐步提高 |
5.1.2 产业结构由单一逐渐向多元化发展 |
5.1.3 地域结构由中心集中逐步向周边扩散发展 |
5.2 人口特征 |
5.2.1 性别比例比传统转移方式更加均衡 |
5.2.2 年龄构成突破高度集中的传统分布 |
5.2.3 就业人员受教育培训程度相对较高 |
5.3 地域特征 |
5.3.1 以本区域就地转移和周边民族地区异地转移为主 |
5.3.2 民族地区旅游景区和旅游小城镇成为异地转移重点 |
5.3.3 与周边或其他地区间跨区域流动呈双向或多向关系 |
5.4 地位特征 |
5.4.1 旅游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规模仍然偏低 |
5.4.2 旅游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工作收入有所增加 |
5.4.3 劳动力转移旅游经济中的城乡差距相对较小 |
5.4.4 旅游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后续矛盾较为缓和 |
6.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转移效应 |
6.1 经济效应 |
6.1.1 增加经济收入 |
6.1.2 调整产业结构 |
6.2 社会效应 |
6.2.1 改变就业结构 |
6.2.2 影响人口结构 |
6.2.3 影响教育结构 |
6.2.4 影响婚姻家庭结构 |
6.3 文化效应 |
6.3.1 促进文化交流 |
6.3.2 实现文化保护 |
6.3.3 推动文化发展 |
6.4 生态效应 |
6.4.1 保护自然环境 |
6.4.2 节约自然资源 |
7.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障碍 |
7.1 旅游开发浅层性明显,劳动力有效吸纳不足 |
7.1.1 旅游产品的相似性和低层次竞争 |
7.1.2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低容量限制 |
7.1.3 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和风险隐忧 |
7.2 旅游产业关联度较低,旅游就业乘数比较小 |
7.2.1 产业水平较低,以旅游为主的三产发展不足 |
7.2.2 产业联动不足,产业结构和质量有待升级 |
7.2.3 旅游设施滞后,影响产业发展和就业转移 |
7.3 旅游经济总体规模小,劳动力吸纳总量不大 |
7.3.1 旅游经济规模小,拉动就业作用有限 |
7.3.2 旅游开发难度大,吸引投资力度较小 |
7.4 旅游发展区域不平衡,就业分布及结构不均 |
7.4.1 不同地区间就业分布及结构不均 |
7.4.2 同一地区内就业分布及结构不均 |
8.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
8.1 推进旅游产业深度开发,有效推动劳动力转移 |
8.1.1 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 |
8.1.2 延伸旅游产业链,发挥旅游经济乘数效应 |
8.1.3 加速旅游产业发展,扩大旅游就业规模 |
8.2 重视旅游城镇建设,打造劳动力转移平台 |
8.2.1 科学规划,完善旅游城镇支撑服务功能 |
8.2.2 打破城乡分割,健全政策制度保障体系 |
8.2.3 依托城镇发展特色经营,充分吸纳就业转移 |
8.3 实施旅游扶贫联合化,优化劳动力转移分布及结构 |
8.3.1 合理定位,找准最佳旅游开发类型 |
8.3.2 因地制宜,选择最佳旅游扶贫模式 |
8.3.3 适度引资,最大化就地转移的拉动效应 |
8.3.4 多方培育,充分发挥旅游扶贫主体作用 |
8.4 加强人力培训及政策支持,提升劳动力转移续动力 |
8.4.1 加快知识化进程,提高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 |
8.4.2 转变思想观念,促进就业转移与信息分享 |
8.4.3 加强旅游就业引导,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
8.5 重视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保证劳动力转移可持续发展 |
8.5.1 重视社区参与的意义与作用,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
8.5.2 充分重视社区利益主体,鼓励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 |
8.5.3 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分配机制,保证对社区的就业拉动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西部城镇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区域发展的理论基础和选题背景 |
1.2 研究思路和内容安排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2 城镇化的理论 |
2.1 研究轨迹 |
2.2 城镇化理论的有关观点 |
2.3 城镇化发展模式述评 |
2.3.1 大城市重点论 |
2.3.2 中等城市重点论 |
2.3.3 小城市重点论 |
2.4 城镇化与中小企业集群关系研究综述 |
2.4.1 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关系研究概述 |
2.4.2 城镇化与企业集群关系研究概述 |
2.5 我国城镇化的功能 |
3 东西部城镇化的差异性分析 |
3.1 区域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
3.1.1 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指标 |
3.1.2 区域产业城镇化水平指标 |
3.1.3 区域城镇发展水平指标 |
3.1.4 区域内城镇体系完善程度指标 |
3.2 区域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数学模型 |
3.2.1 基本方法 |
3.2.2 指标处理 |
3.3 东西部城镇化综合指标的分析 |
3.3.1 人口城镇化指标的分值 |
3.3.2 产业城镇化指标的分值 |
3.3.3 地区城镇发展水平指标的分值 |
3.3.4 地区城镇体系完善程度指标的分值 |
3.3.5 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的分值及差异程度 |
3.4 东西部城镇化综合水平的评价与政策意义 |
3.4.1 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
3.4.2 产业城镇化水平的差距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
3.4.3 城镇发展水平的差距与人口城镇化的差距 |
3.4.4 城镇体系完善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差距 |
3.4.5 城镇化各项指标的对比分析与结论 |
4 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西部城镇化路径 |
4.1 中小企业集群的理论 |
4.1.1 分工与专业化理论 |
4.1.2 规模经济理论 |
4.1.3 产业集聚理论 |
4.1.4 新产业区理论 |
4.1.5 竞争优势理论 |
4.2 城镇群形成的产业背景 |
4.2.1 世界城市群形成的产业背景分析 |
4.2.2 中国城镇群形成和发展的产业机理 |
4.3 西部城镇化路径选择 |
4.3.1 城镇集群的内涵本质 |
4.3.2 西部地区城镇化路径 |
4.3.3 西部地区培育中小企业集群的途径 |
4.3.4 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
5 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可行性 |
5.1 中小企业集群的兴起 |
5.1.1 中小企业的优势 |
5.1.2 中小企业呈集群发展的趋势 |
5.1.3 中小企业集群的重要作用 |
5.2 中小企业集群广泛适应的理论依据 |
5.3 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特征 |
5.3.1 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特征分析 |
5.3.2 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成因分析 |
5.4 西部地区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可行性 |
5.4.1 西部地区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条件分析 |
5.4.2 中小企业集群在推动西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
6 政府在培育中小企业集群中的作用 |
6.1 中小企业集群的规划引导 |
6.1.1 集群规划的目的与功能 |
6.1.2 集群规划编制的基本框架 |
6.2 促进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对策建议 |
6.2.1 加强对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金融与财政支持 |
6.2.2 推进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升级与创新 |
6.2.3 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与民间行会组织 |
6.2.4 注重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空间环境与人文环境建设 |
6.3 建立健全区域企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 |
6.3.1 建立区域整体协调机制,促进企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 |
6.3.2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推进企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 |
6.3.3 健全区域支撑体系, 提供企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基础保障 |
7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实证分析——以渝蓉经济区为例 |
7.1 渝蓉经济区的范围界定及基本概况 |
7.1.1 渝蓉经济区范围 |
7.1.2 渝蓉经济区基本概况 |
7.1.3 渝蓉经济区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
7.2 渝蓉经济区的发展现状和主要特点 |
7.2.1 发展现状 |
7.2.2 主要特点 |
7.3 渝蓉经济区的中小企业集群培育 |
7.3.1 空间发展战略 |
7.3.2 产业发展重点 |
7.3.3 围绕战略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培育中小企业集群 |
7.4 渝蓉经济区城镇集群的构建 |
7.5 渝蓉经济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
7.6 渝蓉经济区发展的对策措施 |
7.7 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典型案例分析 |
7.7.1 龙水五金产业的演变历程及特征 |
7.7.2 龙水五金产业集群成长路径与存在问题分析 |
7.7.3 龙水五金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探索 |
7.7.4 促进龙水五金产业集群成长的建议 |
8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成果及得奖情况 |
四、对提高西部地区中小建筑企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2]技术创新视角下建筑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研究[D]. 冷超. 西华大学, 2021(02)
- [3]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4]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姜宝中. 吉林大学, 2020(01)
- [5]智慧专业化视域下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结构研究[D]. 沈婕.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6]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7]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D]. 李翠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研究[D]. 王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05)
- [9]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修正与路径问题研究 ——基于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分析[D]. 马艳霞. 西南财经大学, 2009(04)
- [10]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西部城镇化路径研究[D]. 范卿泽. 重庆大学, 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