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就国际法规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双方进入关系僵持甚至对抗时期。由于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欧洲区域问题，作为欧盟“发动机”的德国，开始在乌克兰危机中主动承担斡旋和调解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德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尤其在克里米亚危机中的行为，现存欧洲和平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如何在双方互信基础达到冷战后最低点的严峻情况下，共同磋商，重新建立欧洲和平新秩序，是当务之急。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从理论上界定了“欧洲和平秩序”的定义、回顾了冷战后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过程、探讨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欧洲和平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本文认为，冷战后的“欧洲和平秩序”是以《巴黎宪章》为起点和初始设计方案，但在现实政治操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北约和欧盟为主导机构、以大西洋共同体价值观为指导理念、以东扩为推广模式的多边化安全合作机制。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并未成为该和平秩序的平等建构者，而是逐渐被边缘化。乌克兰危机的出现，是俄罗斯对这种制度安排不满的集中爆发。如何在“包含俄罗斯”的情况下，重构欧洲和平秩序，是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所面对的关键性问题。①
关键词：欧洲和平秩序； 乌克兰危机； 德国外交； 俄罗斯外交
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入紧张相持期。克里米亚事件后，西方国家更是对俄罗斯口诛笔伐，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是对国际法的严重破坏，是不尊重乌克兰主权、试图分裂乌克兰、破坏地区稳定的做法。相反，俄罗斯方面则称，克里米亚通过自决脱离乌克兰，正符合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人权”价值观，国际社会理应予以尊重。简而言之，双方针对乌克兰危机所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俄罗斯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规范”，是一个“合法性”问题。
虽然乌克兰危机引发了国际法层面上的全球性探讨，但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区域问题。美国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乌克兰事件属于欧洲问题，欧洲应作为主导力量解决这场危机。①克劳迪娅·马约尔、雅娜·普格利林（Claudia Major, Jana Puglierin）：《一个新的秩序：乌克兰危机成为欧洲安全的拐点》 （Eine neueOrdnung: Der Ukraine-Konf l iktstellt die Weichen für Europas Sicherheit），载《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e Politik），2014年第11期，第66页。而在欧洲层面的探讨中，尤其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德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冷战后一直在建构中的欧洲和平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如何在双方互信基础达到冷战后最低点的严峻情况下，共同磋商，重新建立欧洲和平新秩序，是当务之急。
团队战斗力是一个部门对外竞争的重要支撑。培训公寓作为培训学校主要的后勤保障部门和重要的对外“窗口”之一，要想具备较高住宿接待能力必须具有较强的团队战斗力和团队意识。
2014年12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周日世界》杂志的采访时指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最终目的在于，重新树立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由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进犯和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作为，这个目标迟迟未能实现”。②《可信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Verlässlichkeit ist ein sehr hohes Gut），2014年12月7日，德国总理官网， https://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DE/Interview/2014/12/2014-12-07-merkel-wams.html，访问日期：2018年12月3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更是直接了当地指出，乌克兰危机“使欧洲和平秩序岌岌可危，我们现在必须阻止欧洲的重新分裂（neueSpaltung）”，“我们遇到了冷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危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损害了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③《捍卫欧洲和平秩序》（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 bewahren）, 2014年12月5日，德国政府官网，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4/12/2014-12-05-ukraine-russland-putin-rede.html，访问日期：2019年2月3日。“数十年以来建立起来的互信在短短几个月内丧失殆尽”。④《德国外长在21届欧安组织理事会上的讲话》（Rede von Auß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eim 21. OSZE-Ministerrat in Basel），2014年12月4日，德国外交部官网，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Reden/2014/141204_BM_Ministerrat_OSZE.html，访问日期：2019年2月2日。
认为“乌克兰危机威胁到了欧洲和平秩序”的不仅仅是德国政界。自2014年以来，德国学界从此次危机出发，探讨“欧洲和平秩序的重建”的文章不断见诸笔端。学者普遍认为，“乌克兰危机使原有的欧洲和平秩序受到了持续冲击，北约、欧盟和欧安组织现在必须建构出一个新的和平秩序，并在与俄罗斯合作，而非排除俄罗斯的情况下重建该秩序”。①哈尔拉德·米勒（Herald Müller）：《建构一个新的欧洲和平秩序》（Konturen einer neuen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载《政治杂志》（ZfP），2015年第3期，第306—322页。
上述德国政治家和学者提及的“欧洲和平秩序”，主要指的是“欧安会”于1990年11月在巴黎克莱贝尔特别首脑会议上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下称《巴黎宪章》）中所宣告的“从温哥华到海参威的和平秩序和安全秩序”。该宪章同时认为：“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告结束”，欧洲已经进入“民主、和平和统一的新时期”。②陈乐民：《“冷战”后的欧洲若干问题》，载《西欧研究》，1992年第06期，第27—29页。
乌克兰危机表明，这样的欧洲和平秩序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实现。欧洲不但未如《巴黎宪章》的设想实现整体欧洲的安全，而是形成了“以北约为首的强势西方”“弱势的俄罗斯及其势力范围”和“缩小的中部（schrumpfendes Zwischeneuropa）”格局。③哈尔拉德·米勒（Herald Müller）：《建构一个新的欧洲和平秩序》（Konturen einer neuen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载《政治杂志》（ZfP），2015年第3期，第311页。这样的格局是随着美国主导的北约安全框架东移而逐渐形成的，与美国希望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愿望相符，但并不完全符合德国对于欧洲和平秩序的设想。因德国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认为一个繁荣稳定的俄罗斯是实现欧洲和平的前提条件。上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就已经使德国意识到，没有俄罗斯的合作，欧洲大陆上的和平和稳定难以实现；现今乌克兰危机的事实也证明，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对于维护德国的东面外部安全环境至关重要。因此，俄罗斯问题对德国设想下的欧洲和平秩序而言，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如何在包容俄罗斯的前提下重建“欧洲和平秩序”，是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所面对的关键性问题。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养猫，也养狗。农村人不会拿猫狗当宠物，养猫是为捕鼠，养狗是为守夜。今天的城里人，基本上都是将猫儿狗儿当宠物养。宠物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不妨说，当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饲养宠物，这个社会就开始走向现代化了。
一、何为“欧洲和平秩序”
虽然乌克兰危机出现后，“重建欧洲和平秩序”的命题在德国反复提及，但值得指出的是，在表述上，德国政界和学界不同人士所使用的概念是有所出入的。德国政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表述是“欧洲和平秩序（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①上文所引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长施泰因迈尔关于“欧洲和平秩序”的论述。此外，德国政府官方新闻发布会上也使用了“维护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这样的表述。可参见：《捍卫欧洲和平秩序》（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bewahren）, 2014年12月5日，德国政府官网，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4/12/2014-12-05-ukraine-russland-putin-rede.html，访问日期：2019年2月3日。少数情况下也使用“欧洲安全秩序（Europäische Sicherheitsordnung）”，②例如，欧洲议会副主席、德国自民党议员亚历山大·格拉夫·兰姆斯多夫（Alexander Graf Lambsdorff）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作为违背了欧洲安全秩序的基本原则”（参见：《通过军事手段无法在乌克兰危机中取胜》（Ulkraine-Konf l iktist militärisch nicht zu gewinnen），2015年2月3日，https://www.liberale.de/content/ukraine-konf l ikt-ist-militaerisch-nicht-zu-gewinnen，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日）。此外，施泰因迈尔也于2014年12月9日在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的讲话中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为损害了欧洲安全秩序中的基本原则”。或者将“欧洲安全秩序”和“欧洲和平秩序”并列，作为同义词使用。③例如，德国驻比利时大使鲁迪格·吕德金（Rüdiger Lüdeking）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先后称乌克兰危机应使冷战后建构“欧洲安全秩序”和“欧洲和平秩序”重新被审视（参见：鲁迪格·吕德金（RüdigerLüdeking）：《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安全秩序的考验》（Der Ukraine-Konf l ikt - die Bewährungsprobe für di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ordnung），2016 年 1 月 20 日，http://www.bruessel.diplo.de/contentblob/4733218/Daten/6306410/NamensartikelUkraineKonf l ikt.pdf，访问日期：2017年6月20日）。德国自民党（FDP）联邦委员会在2015年1月19日针对乌克兰事件作出的决议中也称，“俄罗斯的合作对于一个稳定的欧洲和平和安全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参见：《自民党联邦委员会决议（PDF）》（Beschlussdes Bundesvorstands der FDP），2015年1月19日。
德国学界使用的表述更为广泛。哈尔拉德·米勒（Herald Müller）称之为“欧洲和平秩序”，克劳迪娅·马约尔（Claudia Major）称之为“欧洲安全秩序”，卡斯滕·福格特（Karsten Voigt）同时使用“欧洲和平秩序”和“欧洲安全秩序”，而米夏埃尔·伯恩特（Michael Berndt）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则一直使用“欧洲安全架构”的表述。④米夏埃尔·伯恩特（Michael Berndt）：《新“欧洲安全架构”：欧洲安全、为了欧洲的安全、还是防卫欧洲的安全？》（Die, “Neu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Sicherheit in, für und vor Europa?），威斯巴登：社会科学出版社（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7年版。
2014年3月1日，云南昆明发生严重恐怖暴力案件，社会治安面临严峻考验。谢清森坐不住了，他接连几天思考斟酌，总觉得应该也有能力为社会做点什么。
选取我院2017年2月～2018年5月收治的急性期脑梗塞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和依达拉奉治疗组，各40例。常规护理组当中有男22例，女18例，年龄56～84岁，平均（71.5±8.4）岁；依达拉奉治疗组中存在男21例，女19例，年龄58～85岁，平均（72.4±8.5）岁。本文两组患者均被诊断为急性脑梗塞可得出，在一般资料方面，两组患者未表现明显差异。
1. 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是俄罗斯问题；
随着“生态文明”被写入政府报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理念的提出，地下水环境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下一步应继续加强地下水监测工作，全面提升监测能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 俄罗斯在乌克兰事件中的作为破坏了冷战后德国设想并努力建构的欧洲和平秩序（或者叫安全秩序、安全架构）；
3. 重新建构欧洲和平秩序是解决俄罗斯问题的可持续性出路；
（三）欧洲和平秩序在乌克兰危机中受到损害
再细致探究相关言论或著述，笔者发现，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表述，但德国政界和学界对于乌克兰事件中，被俄罗斯“破坏”的欧洲和平秩序的实质性内涵有着高度一致的认知。
尽管使用的表述有所不同，最终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但德国政界和学界在对乌克兰问题发表意见时，普遍赞成下述观点：
（一）秩序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
无论是被称为“秩序”还是“架构”，所指的都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Institution）。这种制度通常拥有一个社会目标，由“稳定的、被重视的、循环发生的行为规范”①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World Politics, Vol. 17, No.3, 1965,p. 394.所构成，并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群落（community）中为在其中生活的个体行为进行管理，通过调整行为准则的方式来影响个体行为和意图。②Stand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ocial Institutions,” First published Jan 4, 2007, substantive revision April 9, 2019,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social-institutions/，访问日期：2019年5月3日。制度是有层次的，也是有范畴的。在层次上而言，可以区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在范畴上而言，则可以区分为“国际制度”“区域制度”“国内制度”等。
如上所述，乌克兰危机说明，欧洲和平秩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描述的那样，国际秩序的活力在于合法性与权力的动态平衡。而“当平衡被打破，限制消失，国际社会出现了代价高昂的声索和难以和解的竞争对手时，混乱就会随之而来，直至一个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为止。”③R. 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47页。
（二）和平秩序是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制度
“和平秩序”，指的是一种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制度。它指明国际社会的行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行为体都会尊重该准则。树立和平秩序的目的是：规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使它们之间的地位差异（Positionsdifferenzen）不致升级为武力对抗。和平秩序应孤立出个别国家间的动武情况，并应当帮助尽快重建二者之间的和平状态。①哈尔拉德·米勒（Herald Müller）：《建构一个新的欧洲和平秩序》（Konturen einer neuen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载《政治杂志》（ZfP），2015年第3期，第307页。因此，国家是“和平秩序”所针对的主要行为体，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则是“和平秩序”的主要社会目标。
“欧洲和平秩序”指的是被欧洲国家所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是一种区域性国际关系制度。而按照制度本身的特征，欧洲和平秩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其首要社会目标是什么？它针对的群落区域在哪里？它能规范的行为体包括哪些？为了执行这种制度，并在过程中符合其社会目标，能使用的工具有什么？因此，米夏埃尔·伯恩特认为，要回答“如何建构欧洲安全架构”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四个问题（见图1）。
因此，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摒弃那种以成绩论英雄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文化建设中重视学生人文素养与健全人格的培养，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为社会培养出学业过硬、心智健康的健全人才。
图1 建构欧洲安全架构的四个问题②米夏埃尔·伯恩特（Michael Berndt）：《新“欧洲安全架构”：欧洲安全、为了欧洲的安全、还是防卫欧洲的安全？》（Die “Neu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Sicherheit in, für und vor Europa?），威斯巴登：社会科学出版社（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7年版，第132页。
4. 必须在与俄罗斯合作，而非排除俄罗斯的情况下重建欧洲和平秩序，“边缘化”俄罗斯是不可取的。
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德国政界和学界所一再提出的，“被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事件中所破坏的欧洲和平秩序”，其主要合法性来源文件包括：欧安会于1990年11月在巴黎克莱贝尔特别首脑会议上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于1994年2月在布达佩斯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和俄罗斯和北约首脑于1997年5月在巴黎签署的《俄罗斯—北约关系文件》。德国普遍认为，虽然冷战结束之后，并未出台一个被各方承认的、规定冷战后秩序的“和平条约”，新的国际秩序和欧洲秩序并未有明确界定，但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在上述三个标志性文件中已被确立下来，即“欧洲国家边界的不可侵犯”“不使用武力、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冲突”和“对欧洲国家主权的尊重”等。①克劳迪娅·马约尔，雅娜·普格利林（Claudia Major, Jana Puglierin）：《一个新的秩序：乌克兰危机成为欧洲安全的拐点》 （Eine neue Ordnung: Der Ukraine-Konf l ikt stellt die Weichen für Europas Sicherheit），载《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e Politik），2014年第11期，第62页。而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尤其是克里米亚事件中的行为对上述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造成了破坏。
XU Sheng-qun, CUI Xiang-guo, DING Xiao-xu, CHEN Yu, YANG Huai-an
综上，欧洲和平秩序是一种规范欧洲各国、以维护欧洲整体和平为主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导、管理、约束欧洲各国国际行为的区域制度。从冷战结束后，德国就在积极参与建构这种新秩序，但乌克兰事件使目前为止所形成的制度进展受到了结构性挑战，导致德国政界和学界开始反思该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呼吁应当重建“欧洲和平秩序”。
为了客观探讨未来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路径，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冷战后欧洲和平秩序的理念和建构模式进行梳理，以探讨乌克兰危机之前，欧洲和平秩序的背景、进程和暂有框架，进一步分析在原有的欧洲和平秩序框架下，为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分歧和对立，为何俄罗斯问题会成为欧洲和平秩序建构中的结构性难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应当如何“重建”欧洲和平秩序，以解决这一难题。
（四）安全环境的复杂化。目前，国际安全格局远未成型，新型威胁层出不穷。单一的美国和北约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所有类型的国际冲突。仅就乌克兰事件而言，俄罗斯在事实上帮助了克里米亚的独立，造成了东乌克兰的冲突和动乱，但由于俄罗斯采取了非传统的支援形式，而未发动传统战争，北约也不能做出任何实质性行动。目前为止，以德国主导的谈判、多边合作、经济制裁、国际仲裁机构介入等危机处理方式才是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更重要手段。
二、冷战后：对欧洲和平秩序建构的尝试
针对这次东移，俄罗斯做出了强烈反应，欧洲和平秩序因此受到冷战以来最大挑战。它不但挑战了欧洲和平秩序的重大合法性来源文件，而且究其实质，这还是俄罗斯与几乎所有西方对手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它将影响欧洲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权力转移和格局重构。②冯绍雷：《乌克兰危机长期延续的原因和影响》，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2页。
冷战结束之后，欧洲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原有两极格局的崩塌、欧洲新兴国家的出现、俄罗斯的转型、欧洲地缘上的分裂局面被彻底改变，同时源于冷战期间西欧国家在新型国际关系上的探索，欧洲开始致力于建构特有的区域和平秩序。
在这个和平秩序建构之初，欧洲人还沉浸在欧洲统一的喜悦中，提出了一个持中间立场的承诺，即欧洲政治与安全架构接纳俄罗斯，俄罗斯也承诺愿意纳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1990年11月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③R·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51页。但很快，这个“从温哥华到海参威的和平秩序”被证明是不现实的：美国为首的北约并未因为华约的解散而走下历史舞台，反而逐渐开始转型、扩大，主导欧洲安全事务；欧洲在经济联合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政治和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停滞不前，“欧安会”沦为论坛性质的安全事务讨论平台，影响力低下；俄罗斯地缘优势一再被挤压，在欧洲逐渐被边缘化，欧洲大陆上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和平框架”。④同上。
这种美国主导下的欧洲非对称和平秩序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了极大挑战。这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欧洲精英对“欧洲模式”具有世界先进性的认知。尽管欧洲战后秩序一直受到美国主宰，但西欧国家也在探索独有的欧洲模式。在国际关系层面上，欧洲学者和政治精英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尝试改变各国边界的性质，以促进资本、人口、商品和观念的自由流动，①伊万·克拉斯蒂夫等著：《破碎的欧洲秩序之梦》，袁超编译，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23日第7版。同时建立“规范性”价值，试图通过机制和法理的力量规制欧洲秩序，乃至影响全球安全格局。在欧盟区域内部，这一理念被广泛接受，欧盟内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区域社会，遵从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基本实现了没有战争、不动用武力、国家边界稳定等和平秩序所要求的主要目标。他们相信，这种模式具有可移植性，应该在全欧范围内进行推广，甚至影响世界。因此，虽然从现实上，欧洲同意北约的东扩，但这一方面是由于北约东扩从客观上能够塑造传播欧洲价值的地缘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欧洲在安全防务事务上对北约的依赖性，这并不代表欧洲同意美国的传统安全理念，即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以达到遏制俄罗斯的目的。事实上，欧洲人更感兴趣的是，转变俄罗斯的价值观，共同建设欧洲模式的和平秩序。欧美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价值认知差异，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越性是赢得冷战的关键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的军备竞赛将苏联推向失败的边缘，但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西方国家能在冷战中获得最终胜利主要源于欧洲的自由理念和传统。②同上。这就导致了欧洲人在充分依赖北约提供的安全保障之余，从未放弃欧洲自身安全机制的建设。
（二）俄罗斯的崛起和因此导致的认知改变。冷战的非对称性终结，使西方的机制和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把俄罗斯及其对新世界秩序的诉求放在一边。③R·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54页。这种诉求在冷战刚刚结束时，被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的需要遮掩下去了，但从未真正消失。在俄罗斯转型之后，又重提该诉求，这就向当下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和平秩序提出了挑战。
（三）全球战略重点的转移。尽管欧洲一直只是美国拥有利益的众多地区之一，但在目前全球战略重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域转移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显得更加明显。欧洲有理由担心，美国不把欧洲的安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考虑，甚至为了获取其它区域的利益而牺牲欧洲的稳定和和平。例如，目前就有不少欧洲媒体认为，欧洲难民问题从根源上是美国的战争政策所导致的，美国为了维持它在中东的利益，罔顾周边国家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①泽维林·维兰德（Severin Weiland）：《美国和难民：一个超级大国隐藏起来了》（Die USA und die Flüchtlinge: Eine Supermachtverstecktsich），2015年9月7日，明镜周刊网页版，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a-1051444.html，访问日期：2019年5月1日。与此同时，美国则批评欧洲在安全防务方面毫无投入。
在继“中银财富之夜-同一个梦”“中银理财爱理财爱生活－琴韵之声”系列活动的基础上，2018年11月15日,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特邀西班牙吉他大师班尼斯举办了“中银财富之夜-烈焰”客户专场音乐会，回馈广大客户对云南中行的大力支持。活动当天，近千名中国银行客户到昆明剧院现场感受音乐会。在西班牙吉他王子班尼斯的带领下，大家共同享受着西班牙弗拉明戈，古巴萨尔萨、巴西桑巴、巴黎华尔兹的浪漫之旅。
3)当锚固段长度较小时，处于弹性变形阶段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可近似认为是均布的。随着锚固长度的增加，锚固始端最大剪应力值逐渐降低，界面剪应力分布不均匀程度增加。
因此，在安全防务层面主要依赖美国和北约之余，欧洲人也在以自己的理念建构更为错综复杂的欧洲和平秩序，并逐渐形成了以“相互交织的机制”（interlocking institutions）为核心要素的新型和平秩序。②米夏埃尔·伯恩特（Michael Berndt）：《新“欧洲安全架构”：欧洲安全、为了欧洲的安全、还是防卫欧洲的安全？》（Die “Neu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Sicherheit in, für und vor Europa?），威斯巴登：社会科学出版社（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7年版，第128页。在这种“相互交织的机制”模式下，转型后的北约占据主导地位，而欧洲则在更加“欧洲相关”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而为了能够达到“欧洲人解决欧洲事”的目的，欧洲先后在政治实践中建立了不同功能、不同目标的安全机构（例如西欧联盟、欧安会、欧盟内部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等）。但事实上，上述机构目前都不具备实质性的危机解决能力，欧洲安全事务依然需要依靠北约解决，欧洲人建立的组织只具备辅助性或者论坛性作用。
这种理念和现实的差异导致了欧洲所设想的“相互交织的机制”正在往“相互妨碍的机制”（interblocking institutions）方向发展，③米夏埃尔·伯恩特（Michael Berndt）：《新“欧洲安全架构”：欧洲安全、为了欧洲的安全、还是防卫欧洲的安全？》（Die “Neu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Sicherheit in, für und vor Europa?），威斯巴登：社会科学出版社（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7年版，第131页。北约和欧盟相关机构共存于建构中的欧洲和平秩序框架下，却欠缺明确的功能或者地理分界，拥有在很多层面上都相互重叠的任务目标。在执行同一个任务时，不同机构经常派出来自同样几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或维和部队，但彼此间并不存在正式规范的信息共享、安全保障或合作模式。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也存在许多批评的声音，但直到乌克兰事件之前，“相互交织的机制”依然是欧洲和平秩序的制度建设方向，以美国主导，欧盟国家为辅的跨大西洋联盟也依然是欧洲和平秩序的核心建构者和规则的制定者。而在这种和平秩序框架中，俄罗斯一再被边缘化，它被动地接受西方国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无法实现自己的秩序诉求，外交空间逐渐被挤压。有学者甚至指出，冷战中存在的东西分割线并没有消失，只是东移了，乌克兰危机则再次引发了隐形“分界线”的移动。①戴启秀：《乌克兰危机对德俄关系及全球格局的潜在影响》，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2期，第112页。
“二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出台相应的“和平条约”，而是形成了“人为的、反自然的、非法的”世界和欧洲的分裂。①J. 库洛普卡(J. Kuropka)：《战后秩序——和平秩序：论“二战”的问题和欧洲稳定》（Nachkriegsordnung— Friedensordnung: Zur Frage der “Ergebniss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und der Stabilität in Europa ）(PDF)，2003年10月10日，http://www.kas.de/wf/doc/kas_3527-544-1-30.pdf，访问日期：2019年5月2日。在这种分裂和对抗的局面下，形成了高度武装的世界两极格局。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威慑下的长期和平”状态。②［德］汉斯·冈特·布劳赫等：《全球化和环境挑战：21世纪的安全观重构》，张晓萌译，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在冷战期间，世界格局是较为清晰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德国为中心点分割了世界，双方意识形态高度对立，通过结盟、军备竞赛和核威慑等手段客观上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社会秩序角度来说，其规则的制定者（美苏两国）、执行方式（结盟、军备竞赛、核威慑）和主要目标（扩大势力范围、力图压制对方）这些基本函数是相对固定的。与此同时，由于世界上形成了压倒性的两极争霸格局，欧洲区域也被这个国际秩序所支配，尽管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在不断试图探索欧洲特有的和平秩序，但成效不大，且无法脱离两极格局的固有思路。
方案二：OLED 液晶显示屏，可用于显示汉字、字符和图形，其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功耗极低，采用3.3V 电源供电，便于与匹配MCU 的I/O 口电平。OLED 可以自身发光，而LCD 则不能，因此OLED 比LCD 更亮。
三、欧洲和平秩序中的“俄罗斯问题”
“国际秩序”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建构一种由国家所构成的社会（a society of states）或者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并在这个社会中实现特定的行为目标，如维护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外部主权以及追求和平等。同时，要像广义的社会一样，限制暴力、信守承诺以及尊重财产所有权。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可以通过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和大国管理等方式来进行维持。③钟准：《内战、干预与国际秩序》，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3期，第79页。例如，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便是一种通过大国管理方式所维持的国际秩序。随着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该秩序也就失去了有效性。
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作为“难以和解的竞争对手”，对现有欧洲和平秩序做出结构性挑战，这是因为经过冷战后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俄罗斯仍然无法融入现有的欧洲——大西洋安全结构体系之中，它过于庞大和独立，难以成为“大西方”（an expanded west）的一个部分。①R. 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48页。但它同时也不甘于被边缘化，有着建构欧洲、乃至全球新秩序的诉求。而原有欧洲和平秩序自身的局限和矛盾在遇到外部挑战时被凸显出来，也开始反思应如何构建新的和平秩序，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俄罗斯问题。2015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便以“崩塌的秩序，不情愿的保护者”为主题，将乌克兰危机视为对后冷战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其主要要解决的就是俄罗斯对旧秩序的挑战问题。
PTA（Primary Trait Analysis，简写PTA）即基本要素分析，是一种用于学生作业，尤其是开放性作业的评分工具。PTA量表的理论假设是：任何一种行为表现，包括行为的和认知的，都会有一系列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构成学生学习某些知识、技能或行为表现的基本单元。教师只要将学生在这些基本单元的行为表现进行评定，则学生在完成这些具体任务时的总体特征就可以得到适当的评定。
综合来看，俄罗斯的行为对现有欧洲和平秩序造成了如下关键性挑战：
（一） 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合法性之争
概念教学一般应遵循“从生活中来—抽象成数学模型—到生活中去”的过程，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寻找“倍”概念的纵向或横向联系，形成概念系统，使教材中的数学知识转化成为学生头脑中的认识结构。
乌克兰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和媒体纷纷谴责俄罗斯破坏了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以及战后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前者主要指《新欧洲巴黎宪章》中所确定的“欧洲国家边界的不可侵犯”“对欧洲国家主权的尊重”和一个“民主、和平、团结的新欧洲”，后者则主要指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中所规定的不使用武力、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以及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中所保障的乌克兰独立和领土完整。②吴志成：《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的影响》，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22页。在西方国家看来，俄罗斯的行为违反了冷战结束以来不以武力改变、整治边界的行事规则，因此，使西方国家所致力建设的合作性欧洲安全秩序的基石受到破坏，开启了欧洲内部对抗和不稳定的新时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表明，只有当西方国家制定的秩序和规则没有侵犯俄罗斯的原则利益时，俄罗斯才会予以遵守，一旦与其基本安全利益相悖，俄罗斯将悍然违反这种规则，破坏现有秩序。俄罗斯不愿失去它的影响力，在欧洲和平秩序层面，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所追求的秩序目标是不相符的。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即使乌克兰危机最终缓和，一旦有类似情况出现，俄罗斯还将做出相同的选择：对现有秩序提出挑战，以完成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新秩序诉求。③克劳迪娅·马约尔，雅娜·普格利林(Claudia Major, Jana Puglierin)：《一个新的秩序：乌克兰危机成为欧洲安全的拐点》 (Eine neueOrdnung: Der Ukraine-Konf l iktstellt die Weichen für Europas Sicherheit)，载《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e Politik)，2014年第11/12期，第62—63页。因此，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属于“修正主义国家”。①在国际秩序的语境下，“修正主义国家”指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受到现状的阻碍和压迫，从而要求条约、边界和领土变化，以便重新分配权力的国家。与它相对的概念是“现状国家”，即对现行国际制度满意的国家。参见：钟准：《内战、干预与国际秩序：重新审视乌克兰冲突》，载《国际关系研究》， 2016年第3期，第79页。
针对这种看法，俄罗斯方面则认为，西方国家目前所建构的欧洲和平秩序，本身就是对冷战后初期设想的一种修正，是与《巴黎宪章》中所规定的“一个民主、和平、团结的新时代”有着本质区别的。俄罗斯为摆脱冷战所做的努力，没有在制度安排上得到认可，众多的理念，如建立欧洲安全议会等新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管控潜在冲突等都未能落实。西方国家以“建构新欧洲和平秩序”为幌子，实际上是在促使西方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占领空间，以实现“大西洋一元主义”，使欧盟成为欧洲主导性的政治机构，北约成为首要的安全机构，大西洋共同体的价值观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②R. 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51—54页。
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界定国际秩序的修正国家和现状国家，也不能由于美国和欧洲是当前主流欧洲和平秩序的制定者，俄罗斯是崛起国，就认为俄罗斯一定是修正主义。因为全球或地区性的霸权势力也有可能借助其实力优势，进一步改变现状，使其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③钟准：《内战、干预与国际秩序：重新审视乌克兰冲突》，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3期，第79页。冷战后欧洲和平秩序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乌克兰事件前所建立的欧洲和平秩序，以及其未来潜在的发展方向无疑有利于美国和欧盟，但它与冷战刚刚结束时《巴黎宪章》中所规定的欧洲整体和平规划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并未成为欧洲和平秩序的平等建构者，只成为了大西洋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随着俄罗斯的崛起，它的诉求越来越难以被忽视。因此，乌克兰事件究其实质，是对冷战后欧洲地区的原有安全制度设计的一次拷问，是欧洲和平秩序未来发展前景的分水岭。建立一个新的、对俄罗斯具有吸引力的欧洲和平秩序，已经成为欧洲安全日程上的核心工程。④马克·伦纳德、伊万·克劳斯提夫：《让欧盟团结·让俄罗斯后帝国化·让土耳其欧洲化》，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5月3日第15版“多极化欧洲的幽灵”。
（二）和平秩序的实现路径之争
乌克兰危机中凸显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欧洲和平秩序的各保障机构中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在面对俄罗斯时更加尖锐化了。针对这样一场完完全全属于“欧洲事务”的危机，美国认为，应当由欧盟作为主导力量。此外，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更多使用非传统军事力量，而北约的优势在于传统军事力量，对于混合性危机应对能力不够，而由于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与欧盟国家利益太过息息相关，欧盟内部对如何应对乌克兰事件意见并不统一，造成行动力低下、政策执行不坚定、且几乎不可能采用军事手段的局面。欧盟与俄罗斯经济上的联系和交流并未实现“以经济促改变（Wandeldurch Handel）”的既定目标，反而是欧盟国家在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使欧盟的经济制裁效果大打折扣，“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4.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系统仿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模拟环境，使学员沉浸到该环境中。网龙网络公司研发了红色革命教育题材VR（虚拟现实）体验项目“飞夺泸定桥”，带上VR 眼镜，就能真实感受红军长征中的战斗场景。同时该公司还开发了《星火相传》《古田会议》等VR 课程，旋转手机场景也随视角改变，立体真实的画面给学员带来身临其境之感。
从俄罗斯的角度而言，由于俄罗斯对于欧盟和北约的信任早已大打折扣，俄罗斯本身的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观也更认可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因此，俄罗斯更愿意与国家，而非机构打交道。到目前为止，真正在乌克兰危机解决过程中起到实质推动作用的只有国家间政治谈判，且主导谈判的国家除事件直接参与国外，均为全球或地区强国。无论是欧盟、欧安会、还是北约，在该过程中均只起到了次要作用。
综上，根据赫德利·布尔所提出的国际秩序的五种维持方法论，乌克兰事件的解决目前依靠的主要是传统外交和大国管理的方式，而非欧洲所设想的，在国际法和区域秩序框架下，基于多边机制共同合作解决。事实上，就连德国这个最为强调多边秩序的国家，在面对俄罗斯时，都更多采取国家首脑间一对一交流、以及国家间互访和谈判等传统双边外交模式。有学者指出，乌克兰危机使得国际事务中的“再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sierung）”倾向抬头，①克劳迪娅·马约尔，雅娜·普格利林(Claudia Major, Jana Puglierin)：《一个新的秩序：乌克兰危机成为欧洲安全的拐点》 (Eine neueOrdnung: Der Ukraine-Konf l iktstellt die Weichen für Europas Sicherheit)，载《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e Politik)，2014年第11/12期，第67页。而这对于目前在军事力量和安全驻防上已经完全弱化的欧盟国家来说，是一种危险的趋势。如何设法加强欧洲团结，明晰各安全机构和国家层面的分工，使冷战后建立起来的欧洲多边和平机制不至因为乌克兰危机而从根本上被动摇，是俄罗斯给欧洲和平秩序提出的另一深层次问题。
（三）欧洲和平秩序建构者内部矛盾的凸显
乌克兰危机实质上是俄罗斯从外部对原有大西洋模式的欧洲和平秩序提出的一次挑战，但它却同时将大西洋盟友存在的矛盾摆到了台面之上，这其中包括欧美矛盾，也包括欧盟内部的矛盾。有学者认为，在面对俄罗斯时，美国和欧盟的秩序建构目标是不一样的。欧盟国家更害怕俄罗斯为欧洲带来安全威胁，更希望能够通过与俄罗斯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维系欧洲和平。因此，尽管北约和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对于欧洲秩序的存续至关重要，但它同样也威胁到欧洲的内部整合。①伊万·克拉斯蒂夫、马克·莱昂纳多：《破碎的欧洲秩序之梦》，袁超编译，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23日第7版。与此同时，即使在欧盟内部，中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针对如何应对俄罗斯的问题也有千差万别的回答。
此外，俄罗斯对于战略多元主义的呼唤对原本占主导地位的大西洋共同体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世界新兴力量的权力重构诉求，也推动了原有秩序利益既得体内部的反思。甚至有西方学者都认为，西方所谓的“规范性工程（das normative Projekt des Westens）”不过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试图为整个世界代言”，一种“历史性的狂妄”，它不是建立在“更高的道德标准”，而是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之上。②雅各布·奥格斯坦恩（Jakob Augstein）：《西方的再生？》（Auferstehung West?），2014年4月21日，明镜周刊网页版，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augstein-kolumne-auferstehung-des-westens-in-derukraine-krise-a-965390.html，访问日期：2019年5月2日。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只占少数，但乌克兰危机后，对俄罗斯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西方政治精英应当反思自身做法的欧洲人不在少数。③李微：《德国眼中的俄罗斯形象》，载《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德国与欧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9—103页。
四、结论
欧洲和平秩序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为了顺应新的全球及欧洲国际环境及政治的变化，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行为体逐步建构起来了规范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旨在实现欧洲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区域社会原则。它以《巴黎宪章》为起点和初始设计方案，但在现实政治操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北约和欧盟为主导机构、以大西洋共同体价值观为指导理念、以东扩为推广模式的多边化安全合作机制。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并未成为该和平秩序的平等建构者，而是逐渐被边缘化了。
乌克兰危机的出现，说明原有欧洲和平秩序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一个以俄罗斯为敌、或者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欧洲和平秩序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和设想。与此同时，欧洲安全框架的现实情况表明，德国不可能摆脱北约和美国的影响、独自肩负重构欧洲和平秩序的责任。因此，德国一方面不放弃与俄罗斯的对话和交流，一再强调，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重筑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互信是解决冲突的最终途径，并致力于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对话和合作机制，探讨和发展双方共同利益，谨慎处理关键性地缘政治矛盾，以实现和平共赢；另一方面，利用德国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扮演“中立的声音”，以“斡旋者”的形象出现，充当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后苏联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络人。一旦德国能够缓解、甚至解决美俄、欧俄之间的矛盾，德国就能拥有主导欧洲安全框架建构的筹码，并最终实现其设想中的欧洲和平秩序。
作者简介：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德国外交、欧洲关系。（北京，100083）
作者简介：D5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19)04-0136-16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德国文化外交特点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意义”（编号：FRFBR-18-009A）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史泽华）
标签：欧洲论文; 俄罗斯论文; 秩序论文; 乌克兰论文; 和平论文; 《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德国文化外交特点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意义”(编号:FRFBR-18-009A)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