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
一、《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1]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毫无疑问，凝聚“新的理论”“新的著作”，标志“第二次结合”，开辟“正确道路”，形成“战略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系列历史定位的集中体现。正如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2]《论十大关系》的新思想构成了党的八大的主题。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3]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就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4]《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至4月24日，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开篇所说的那样，“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5]概括起来，十大关系及其对应的方针政策如下：
目前相当多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业务范围单一，只包括项目建设某个阶段，甚至只是某个阶段中的一部分，业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工程招标控制价的编审、实施阶段的预算和结算审核上，前期的投资策划及决策、可行性研究及工程项目后评估方面没有涉及。服务手段落后、造价咨询服务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应该是全过程的，工程实施阶段对造价的有效控制空间只有20～30%，而投资策划、投资决策阶段对造价的有效控制空间可达70～80%。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
按照表1中的材料性能对比分析来看，整个材料的充填过程中，其对应的材料充填性能变化和膏体自身的变化粒径存在着明显的关系，要想保障整体充填工艺应用的质量得到保障，就应该注重在集料优化过程中，及时的按照对应的集料优化控制去处理对应的集料[2]。同时按照膏体充填工艺的选择需求，在进行对应的充填工艺应用过程中，及时的针对充填工艺应用中的粒径变化进行对应的粒径变化曲线绘制，整个曲线绘制结果如图2所示，按照该图中的曲线粒径变化关系来看，整个充填工艺运行中，对应的充填集料的变化和整个材料的粒径变化性能是具有明显关联性的，只有保障将对应的材料充填粒径变化范围控制好，这样才能满足整体的材料充填应用需求。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党和非党的关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Study on yiel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arch from different varieties of sweetpotato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一定要分清敌我。
是非关系：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4.税务局的信息化建设应继续加强。税务局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尽快普及个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网上电子税务局等途径代开发票，这样可以省去必须到税务局代开发票的麻烦，支付方凭借打印的电子发票即可进行税前扣除。
总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结尾中再次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八大前后陈云参与了十大关系的提出、落实、充实与拓展
图2为该器件的转移特性曲线(反向栅压扫描)和输出特性曲线,器件的最小亚阈值斜率为0.95 V/dec,具有约6.5个开关比,器件的最大迁移率约为3 cm2/(V·s)。该器件的输出特性曲线如图2(b)所示。在坐标原点附近,其转移特性曲线基本呈直线,表明该器件的源、漏金属/半导体接触质量较好;但仍有微小的整流特性,表明源、漏接触区域存在一定的肖特基势垒。通过适当的退火或其他优化处理,可以进一步减小肖特基势垒[8]。
3月2日下午，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听取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负责任的汇报。
3月4日下午，同毛泽东、周恩来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
二是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上充斥着大量虚假新闻、虚假事件以及损害他人利益、损害国家名誉等的不良信息，影响公众对舆论的判断力。一些违法分子甚至在网络上发布凭空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件，煽动公众情绪，尤其是煽动公众损害他人利益的信息、影响政府声誉的信息、甚至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对社会公共安全形成威胁。
3月15日凌晨，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听取罗瑞卿汇报。
3月26日下午，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商业部负责人汇报。
3月19日、20日、21日，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听取国务院五办汇报财贸工作。
3月27日下午，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外贸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10日下午，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听取财政部负责人的汇报，后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4月9日下午，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李先念及财政部其他负责人的汇报。
岩矿石标本电性参数的测量，是为了了解矿体与围岩电性(电阻率、极化率)的差异，为矿区使用地球物理勘查手段提供前提条件，也是成果解释的物理基础。实践表明，合理的测量和利用电性参数，可以提高激电成果的解释水准和地质效果[1]。
陈云年谱（中卷）显示，陈云先后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调查研究的记载如下：
4月18日，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的设想的汇报。
4月11日下午，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以上表明，一方面，在毛泽东酝酿十大关系的整整两月、涉及三十四个部门的系统性调查研究中，陈云前后参加听取了近十次、十个部门的汇报工作，集中在财政、金融和工商业方面，凸显了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掌门人”的历史地位。
以毛泽东论及的十大关系为序，陈云的对十大关系的相关贡献如下：
1955年10月14日，邓小平审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等关于八大召开的三个文件，并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核阅后定稿”。这之后到党的八大前，陈云的许多讲话涉及面广、见解独到，为十大关系的提出、落实、充实、拓展作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党的八大会上作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比较完整、富有创建的构想，更是从一个新的方面发展了十大关系的相关论述。
所以，1956年9月13日下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被提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在发言中讲到陈云时指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6]陈云之所以“尖锐”“抓住要点”，在于陈云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既是不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部斯大林式之教科书的理论勇气，也是毛泽东在近两月调查研究中不断“交换、比较、反复”的调研认识，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个最大之实的科学总结。
在类比推理中，始源S和目标T是两个具有特定结构的概念体系。用概念网络，可以将两个系统细致地描述出来。这个过程也是知识表达的过程。
三、陈云对《论十大关系》的独特贡献
另一方面，在八大前后，陈云的许多谈话与报告涉及的内容也与十大关系有重要交集。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是自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1956年4月1日至6日，应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邀请，陈云对越南进行为期五天的不公开访问。会谈中，陈云介绍中国发展工业、农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经验，对越南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关于工业化道路问题，陈云指出：“工业化不外三条路：重轻并进，先重后轻，先轻后重。就越南现有资金、技术、干部的条件来说，第一条路没办法走，第二条路也走不通，可选择的只有第三条路。先搞轻工业，是为了搞重工业，可考虑日用工业品、有原料有销路的出口品工业、必须和可能搞的重工业这个次序来使用力量。农业生产增进后，农民要向国家多购买日用品，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多生产日用品，也是为了发展农业。日用工业容易办，得利大，收效快”。[7]陈云的这一段介绍，既是对越南的分析与建议，更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总结与思考。陈云的这一建议与思考，后来更简洁地表述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思想。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56年2月10日，陈云出席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陈云指出：“民用工业如针织等不要再扩建了，如果内地供应不足，可把工厂由上海搬到内地，不要让上海工厂空闲又在内地扩建。”[8]之前，陈云也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他指出：“有些小厂设备落后，某些在沿海大城市的行业生产能力过剩，要进行全行业生产安排，就必须在大小之间、地区之间进行进一步的改组”[9]。这些论断表明陈云已经敏锐地触及到沿海和内地工业布局和协同发展的新问题。
稀土监测主要采用无人机航测生产的厘米级高精度数字正射影像图进行精细解译，实景三维模型作为辅助对山谷等隐蔽处的稀土开采进行多角度观察。因此在数据精度方面，本文主要关注影像分辨率和平面精度，而对高程精度没有太高要求。无人机航测数据主要采用ContextCapture软件进行处理，添加少量外业控制点进行绝对定向，以保证平面位置精度。最终生产的数据主要有数字正射影像图和实景三维模型。图3为监测区无人机航测生产的数字正射影像图(局部)，影像分辨率为0.06 m。从图中可以看到，影像清晰，单棵细小树木都能被区分，树底下的沉淀池也能被很好地解译。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1955年10月29日，陈云出席毛泽东邀集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座谈会，在会上作主题发言。陈云指出：关于私营工商业安排和改造的方法，几年来取得了六点经验：一是生产安排必须按行业进行全国统筹。二是要全行业安排就必须进行企业改组，该合并的合并，该淘汰的淘汰。三是由于企业改组牵涉的面很大，许多行业必须全行业合营。四是在全行业合营的情况下，要有计算利润的新方法，对资方人员也要有适当的安排。五是必须组织专业公司来领导安排生产、企业改组和合营。六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有一个全面规划，要计算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定出改造的速度和步骤，在工商界和工人中进行教育。[10]虽然陈云论及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问题，但充分体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的统筹兼顾与利益协调。其后，同年11月1日，陈云出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就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再次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强调“统筹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办法，是取得胜利的原因。”[11]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年谱显示陈云没有明确的论述，但陈云这一期间众多关于国家计划、国家经营与自由生产、自由市场的区别与联系的论述，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就是《论十大关系》在此所体现的两条腿走路的思想。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1955年12月15日，就批转中共商业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几年来民族贸易工作的基本情况核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陈云为中央起草致有关部委、地方党委的电报。电报指出：“几年来，国营商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机构，扩大购销业务，对促进各民族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增进民族团结，是有重要作用的。但由于很多地区对这方面工作缺乏专门研究，常常机械地套用在汉族地区的做法，比较普遍地流于一般化的工作方法。根据目前情况，把民族地区大体上划分为几种类型，规定各种不同的工作方针和方法是适宜的。望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加强领导，具体布置，并积极地、认真地培养民族贸易干部。”[12]“促进各民族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增进民族团结”“根据当地实际”和培养民族干部等，是促进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
党和非党的关系：1956年7月2日，陈云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及相关各部、局、专业公司负责人座谈。陈云在讲话中指出：今后要定期邀集工商界人士座谈。强调：有反对派监督我们有好处，苏联没有反对派，什么事都共产党说了算，结果吃了亏。[13]这里的“反对派”应该是一个借喻。陈云关于“反对派”的提出，实质是强调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应有的民主监督问题。
者也，所谓圣贤之月也。［3］卷七《月轩序》，25叶b-26叶a由上可知，庄昶坚持的文道一体之说，不是指所有的文，而是指圣贤之文，非文人、诗人之文。理解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庄昶会说出“莫怪不知杨万里，草庐文字子思心”［3］卷一，15叶a这样的话。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1956年3月15日凌晨，陈云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听取罗瑞卿汇报。罗瑞卿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6月28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发表陶里亚蒂答记者问的全文及镇压反革命、处理阶级对抗性矛盾等问题。这两次会议表明陈云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与参与。
是非关系：如上所述，在1956年7月2日的座谈会上，陈云进一步指出：大家当面提意见不要脸红，标准在于讲的是不是真理。只要讲得对，就应该接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缺点，批评他不接受，将来一定要在政治上跌跟斗。愈怕丢脸，一定丢脸。凡是不能自我批评，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人，都是个人主义，早晚要跌跤。[14]这里关于真理与面子问题，实质也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深刻地论述了真理与面子的关系，指出共产党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15]
由表4可知，实验8周后，只有在群体交往一致性方面实验组和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总体凝聚力及凝聚力其他3个维度方面实验组和对照组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任务凝聚力方面实验组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具体表现为，实验组成员实验后，对课程教学目标和任务更加清晰，团队归属感和荣誉感增强，愿意为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刻苦训练；同学们交往也更加密切、融洽。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1956年7月2日的座谈会上，陈云在讲话中分析了中苏两党、两国政府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差异，指出：我们财贸有些章程过去搬苏联一套，应该从中得出教训，批判地吸收，这不等于反对社会主义。[16]所以，在同年8月19日出席全国新公司合营企业工资会议的讲话中，陈云再度强调：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学习苏联是对的，但也要学习和吸取我们自己原有的好经验。[17]正如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委汇报时所指出的那样：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有些东西，他也不学。[18]毛泽东之所以肯定陈云的“也不学”，既有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有深刻的现实考量。毛泽东、陈云两人实际上都以鲜明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在独立自主地艰辛摸索“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
综上所述，毛泽东论及的十大关系，除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在这一时点没有记载，其余九个方面的关系陈云都有不同程度的触及与论述。最富有创新价值与深远影响的观点，就是1956年9月20日在中共八大上陈云作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中“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的提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19]“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与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的两分法思想是一致，体现了辩证的对立统一。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提出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有深远的影响。
《论十大关系》的中心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陈云这期间的讲话、报告乃至批语中也是比比皆是。1955年10月19日，陈云签发中共中央为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两年来农业税工作情况和对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致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电。指出：在征购粮食总数三年不变的基础上，再将征收农业税的数字稳定下来，将更加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规模发展造成有利条件。[20]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是陈云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前提。在陈云看来，“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21]陈云曾经指出“支部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2]。这些“问题”，对党的支部来说，就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群众的日常问题愈解决得好，支部及党员在群众中愈受拥护，则一切动员工作就愈能顺利完成。”[23]
总之，党的八大前后，陈云以其深厚的实践、深刻的认识和深邃的远见，从方法论、指导思想和具体关系等诸方面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进而对党的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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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陈云文集（一九二六—一九四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6.
[22]陈云文集（一九二六—一九四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2.
[23]陈云文集（一九二六—一九四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2.
作 者：本刊编辑部教授
责任编辑：胡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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